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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幻想小说的类型与演进的探究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演进绩效较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面临许多挑战，其主要原因是产业问题和制度问题的双重制约，为此，继续推进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和制度变迁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东北；产业结构演进；经济绩效。

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是建国以后形成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国有经济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最完善的经济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战略发生重大改变，宏观环境的改变使东北地区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面临巨大压力，产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成为改革以来东北地区最艰巨的任务。但实践表明，改革以来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演进绩效较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仍面临许多挑战。

一、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经济演进的绩效。

1、经济增长相对缓慢且效率低下。在1978―间，全国gdp年均增长9．7％，而东北地区为8．7％，低于全国1个百分点。从要素贡献看，高资本投入仍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20年中，东北地区的资本贡献率为80％，劳动贡献率为11．5％，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为12．1％。其中辽宁和黑龙江的资本贡献率超过90％，吉林为53．5％；全要素生产率吉林较高为29．7％，辽宁为6．5％，黑龙江最低为-0．17％。可见，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和效率低下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

2、产业演进停滞。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的结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反而日益严重。首先，传统的资源型产业丧失比较优势。由于多年开采和粗放使用，煤炭、黑色金属、石油等资源储量减少，资源枯竭和开采成本上升，使建立在这些资源基础上的东北地区原材料工业日益陷入困境。这在黑龙江的鸡西、鹤岗等煤炭基地城市尤为突出。其次，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低下。市场经济中，产业的发展关键取决于产业市场竞争力。而竞争力低是东北产业发展的最直接制约。目前东北地区除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这三个行业外，其余的行业市场占有率均在10％以下。许多传统优势产品由于竞争力低，市场日益萎缩。最后，新兴产业发展缓慢，产业演进断层。改革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主要靠传统产业推动，新兴电子、通讯及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缓慢，比重较低，无法成为主导力量。从改革以来增长率大于1的产业个数看，广东、山东、福建等省份都在20个以上，其中广东为30个，且这些产业主要是新兴电子、新兴机电。东北地区高增长行业仅为5个，且为传统产业即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采选业、电力工业、木材加工业。其中黑龙江最少，仅有电力工业，吉林的汽车工业也发展较快，但对整个东北地区贡献相对较小。因此，产业结构绩效低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最直接表现。

3、结构调整面临巨大退出障碍。东北地区产业调整由于缺乏相应的体制条件，往往使调整无法有效进行。首先，社会保障体制落后是东北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主要障碍。在东北地区，国企下岗规模最大的地区是辽宁，19下岗职工58．9万，黑龙江为52．8万，吉林为34万，东北三省下岗职工占全国的1／4。而同时社会保障基金严重不足，东北地区的失业保险在200元以下，辽宁为168元，黑龙江为166元，吉林为168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社会保障体制的制约，使劳动力结构成为东北地区结构演进中最滞后的因素。在1978―间，东北地区国有经济产值比重年均下降1．5个百分点，而同期国有从业人员比重年均下降0．8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产值比重变化。其次，东北地区的重化工业和原材料的资产具有专用强的特点，产业退出需要巨大的费用，目前仅靠地方无法拿出这笔基金。最后，缺乏资本市场和民间及外资主体，也限制了产业进退。

4、投资结构相对单一和日益严重的财政困境并存。改革以来，非国有经济在东北地区投资比重逐渐上升，但国有经济比重仍较高，年三省为67．45％，而同期广东为43．58％，江苏为39．5％。从投资来源看，国家预算内资金比重已居于次要位置，仅占3％以下；自筹成为主导来源，占68％左右，外资仅占11％左右。而同时东北三省的财政赤字自改革以来逐年上升，19，辽宁财政赤字为112．4亿元，黑龙江为83．0亿元，吉林为84．9亿元。这样，以高资本投入为特点的增长模式、地方自筹为主的资金来源格局，在地方财政困境下日益难以维系。

5、所有制结构变动缓慢。改革以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和产值比重的高低成为决定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改革以来，东北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变动相对缓慢，非国有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1978―年间，全国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下降了52．1％，年均下降3．3个百分点；而同期东北地区仅下降了27．8％，年均下降1．6个百分点，大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所有制结构变动大大滞后于全国进程。目前东北地区的国有经济工业比重仍在50％以上，而全国为25％左右。从各工业所有制增长贡献看，尽管非国有经济发展快于国有经济，但由于比重低，对增长的贡献有限，国有工业仍为增长的主体。在1978―1997年间黑龙江的非国有工业的产值贡献率为43．5％，吉林为39．8％，辽宁为53．6％。目前非国有经济已成为决定中国工业增长速度和效率的主导因素，但自90年代末中国非国有经济增长进入低增长期，同时国有经济绩效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未来内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东北地区发展靠什么主体来推动是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

6、东北地区开放结构变动的低增长性。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的增长和外资的大量进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东北地区开放的特点是开放度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首先，从开放度看，1997年辽宁为21％，吉林为9．2％，黑龙江为6．1％，整个东北地区为12．1％，大大低于全国的20．3％平均水平。其次，外资比重低。如在1998年基本建设投资来源中，外资比重辽宁为12．2％，吉林为6．6％，黑龙江为5．7％，而同期广东为21．2％。第三，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低。东北地区的外资企业普遍规模小，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少。外资产业分布主要在房地产业、轻工业等领域中，与东北地区产业关联性较弱。90年代后，外资的规模、速度和对增长的贡献都呈下降趋势，其中黑龙江90年代以来出口的增长贡献为负数。

二、东北地区发展面临的挑战及问题。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仍是东北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最艰难挑战。改革至今，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尚未步入良性阶段，未来10年内产业发展困境会进一步加剧，理由是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有四大障碍短期难以突破。首先，结构演进产业缺口严重。改革以来支撑东北经济增长的主要是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的比重在10年内难以超过传统产业。而同期内目前东北地区支撑经济增长的五大传统支柱产业的发展环境会进一步恶化。其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采选业、木材加工业的资源条件将继续恶化，生产成本将会上升，丰富资源基础上的竞争优势日益丧失。汽车、机械、石化等原本技术落后，竞争力不强，在加入wto后的国际竞争中会日益表现出来，经济增长靠什么拉动较难回答。其次，产业发展主体缺位。目前东北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仍在50％以上，非国有经济10年内对增长的贡献难以达到主导优势，尽管比重会超过50％。同时国有经济的退出不会明显改变，比重下降幅度有限。在产业分布中，目前东北地区非国有经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优势，但在资本装备率高、规模经济高的产业并不具有优势。产业发展靠国有经济、外资还是民营难以回答。第三，再就业空间狭窄。劳动力结构调整的体制条件仍将限制劳动力的流动，再就业的产业空间有限。第四，资金缺口严重。在中央财政投入减少、地方财政赤字增加和民间、外资比重低的情况下，资金短缺仍将是一个重要制约。

面对艰难的挑战，东北地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对下述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1、发展非国有经济具有增长效应吗?近年来许多人认为在东北地区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具有重大的增长效应，只要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就会带来地区经济增长，非国有经济是国有经济的重要替代。但现实是改革以来，支撑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并非是非国有经济比重快速上升的产业，相反却是那些国有经济比重大的资源型垄断产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不仅体现为比重结构，还体现为行业布局结构，笼统的提出发展非国有经济并不会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在所在制结构调整中，非国有企业并非是国有企业的替代。在重化工业等沉淀成本大、中间需求占主导和产品关联性强的产业，仅仅试图通过发展非国有企业实现对低效率企业的替代，即试图通过发挥所有制形式的替代效应来实现经济增长，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且非国有经济形式的增长空间也会受到限制。所以，东北地区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不仅要发挥非国有经济的替代效应，而且施过高效率非国有经济形式的进入、重组原有的分工体系，以高效的非国有企业进入，实现整个产业链的效率提高，这是效率促进效应。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如何通过对原有的生产分工体系的重组，重点发挥非国有经济的效率促进效应，具有特殊的意义。

2、制度差异下的市场竞争具有增长意义吗?改革以来，渐进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深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最重要力量。因此，市场竞争具有重要的增长意义。但在区域制度演进不均衡的条件下，全国的市场竞争程度的深化对于制度演进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是一种悲剧。市场竞争越强越充分，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越容易陷入困境。在制度差异化下的市场进入，会加剧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产业绩效的不平衡性。这种制度差异下的区域增长不平衡性，在地方分权体制下往往会诱发各种形式的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和行政干预，落后地区的行政性产业保护无疑会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解决区域产业的不平衡性，推进区域市场化进程，必须消除区域制度差异。东北产业问题与制度问题联在一起且不可分割，产业约束和制度约束的结合成为东北地区转轨中最大的难题，而解决这个难题必须将产业调整和制度创新有机结合，寻求二者的互动效应，单方面的解决模式不会取得成效。

3、开放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吗?东北地区的'现实说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和外资的进入并非必然导致产业增长绩效的提高。如果对外贸易和外资不能打破原有的生产分工体系，外资在地区主导产业体系中的局外进入和局部进入并不会促进产业增长绩效的提高。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和外资的进入需要和产业内的生产分工体系特点相结合，否则不仅不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反而会降低产业增长的绩效。如何在中国加入wto的条件下，利用外资和跨国公司解决东北地区具有高进退壁垒的重化工业和部分资源性产业的产业发展和资产重组，是一下步东北地区产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与政策选择。

产业问题和制度问题的双重相互制约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低绩效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是，继续推进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和制度变迁，其中关键是构建二者相互促进的动态优化演进机制。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和完善，为劳动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并多渠道解决下岗再就业问题。

第二，构建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中的国有经济退出机制和非国有经济的进入机制，通过不同所有制形式双重进退机制的建设，实现所有制结构的优化。其中，关键是发展资本市场和促进大的非国有经济主体的生成。

第三，放弃产业的行政区域概念、产业的民族概念，打破传统的生产分工体制，将加工工业纳入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实现产业的大重组和大优化。

第四，产业部门结构调整主要是实现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和有重点的发展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并大力推进衰退产业的顺利退出。

主体说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观的论文

随着我国十几年前的高等教育大扩招及其教育产业化的发展，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级的教育转化成大众化的教育了。高校里的学生已经是原来的好几倍,高校的教育资源的增长速度却很难翻倍增加。高校的教育质量不断下滑，学生知识掌握的熟练程度,开展自学能力，与人交往的能力、人生观、价值观等各个方面都出现的很多问题。这种高校的教育质量令人担忧，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二、转型挫折。

这种高校教育质量的下滑也引起了高校自身的重视，很多高校都在积极探索一种全新的提升教学质量管理手段和方式。上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叫做全面的质量管理思想进入高校管理者的视野之中。这种管理模式主要是用于企业生产，其基本理念就是按照企业的管理目标,进行全方位的经过管理,对影响生产的各种问题进行有效的改进和克服。这种管理模式的关键在这个“全〃字上,所谓的”全“包括了几层含义,首先是全方位,就是指对产品生产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干预。其次是人员的全面调动。就是指积极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使其都参与到企业的发展,产品的升级改造上,员工的企业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最后,整个过程控制。就是指企业对产品的生产整个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和有效的干预。

生产企业这种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照搬照套的移植到高校的教育质量的提升工作上来，还是出现一些问题。高校教育管理注重的是自由发展,松散化的管理模式,很多时候教授们的研究课题可能实用性不是很强，更加偏重于学科的深入性方面的研究，这种管理的严苛性,约束性将对高校的这种崇尚自由，无拘束的发展方式和属性有些背道而驰。由于高等学校与生产企业还有一个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生产企业是以产品的升级改造为手段，以企业的利润为目的的发展模式。而高校的发展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一种公益事业,是对人类文化程度和思想素质升华的地方。很多的教学过程和研究的课题不是马上就有成效的，对学生的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对社会的贡献有时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成果,没有实际的应用价值,但是社会意义巨大。因此这种适用于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照搬照套的移植到高校的教学和管理之中是不太适应的,违背了高校的教学目的，禁锢了高校的教学思想,使得研究方面更加具有功利性。

国内一些高校将这种管理模式移植进入校园，只能在学生的档案管理，图书馆的管理,学生宿舍的管理等周边的辅助的管理工作上试点使用这种管理模式,在这些领域,这种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有效地提升了高校后勤的服务质量,提高了教师学生的满意度,但是在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方面,这种全面的质量管理摸式还是没有过多的涉及。总而言之，这种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只有经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才能适应高校的教育和管理过程。

三、发展思考。

现在的高教工作已经不是从前的精英式的教学过程了，学生的心态，自处超然，处世坦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我们经营好自己的身体,拥抱大自然,健强体魄我们经营好自己的家庭,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陪同爱人，带上笑容带上祝福，常回家看看我们不抱怨生活,学会永远感恩,教育好自己的学生,活出精彩的素质也没有从前那么高了，现在的教学资源也没有从前那么多了。因此，高校要想继续发展,取得发展中更大的突破，需要思考如何适应现在的现实情况，需要思考如何进行管理管理的转型升级，需要思考高校的发展方向和以后的出路在哪里。其实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的引入就是一种高等学校进行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发展的有益尝试。

(1)高校进一步坚定质量是关键的理念。高校的教学质量关系到学校以后的命运。教学质量上不去，以后报考学校的学生将会逐年下降，学生的素养也将不断下降，学校将进入一种越教越差,越差越教的恶性死循环之中，最后导致学校可能出现降级处理等情况。高校的管理者、教育者要坚定质量就是生命的发展理念,每一个人都要围绕这种思想开展自己的本质工作，老师要认真备课，努力寻找适合教学的各种方式方法，提高学生接受知识的效率，学校的管理者要认真思考，大胆创新,破除阻碍学校发展的各种陈旧的制度和管理模式,是，共同努力，为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做出自己的贡献。

（2）高校进一步提升质量文化氛围的营造。其实,管理工作和任务是相通的，管理具有普遍性和差异性，但是绝大多数是相通的，由于应用领域的不同会出现一些管理的差异性。因此企业管理和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也有相通之处,针对那些差异之处,高校的管理者可以通过进一步改进管理模式,不断调整,从而适应高校管理的要求。其中这质量氛围的营造就是高校管理和企业管理的相通之处。作为一个文化氛围较为浓厚的大学校园来说,老师学生的文化素养相对都比较高，都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大学的管理质量的提升可以通过文化氛围的营造来实现。企业的那种强制的质量管理模式不适应大学崇尚自由的发展理念。对于大学来说,接受可能较为困难。质量文化的营造则是一种较为温和的管理摸式,更加适合大学的这种管理需求。从质量的文化宣传入手,坚定师生的教学质量就是生命力，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我为荣等理念。强化学生老师热爱学校，主动成为学校管理质量提升的参与者、实践者。将提升管理质量的思想融入教学的方方面面,将质量文化氛围的营造形成一种新常态，对老师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管理质量的提升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温和过程。这种管理模式将长效持久的推动高校的教育质量之提升。

四、结语。

改革转型的路上有困难、有挫折,但是高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刻不容缓,转型发展的决心不能动摇。只有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持之以恒的毅力，坚定不移的决心，高校教学质量提升的道路上,我们才能走的更加顺利。

张恨水小说的文化特征与独特价值论文

图形创意作为视觉传达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图形创意过程中，如何才能牢牢抓住观者的眼球是图形作品成功传递信息的关键。本文所探讨的视错觉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以“新奇”“独特”著称，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独具特色的创作观念和表现形式能给图形创意课程的教学与实践带来重要的价值。

常言道“眼见为实”。然而，有些情况下，眼睛并不是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其实是人的视觉错觉在作怪。人们通常把与物体的形状和色彩有关的错觉称为视错觉。具体而言，视错觉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特殊的视觉感受，是在外界刺激物的作用下，知觉判断的视觉经验或思维推理与所观察到的事物特征之间产生了视觉误差。而对于这种特殊的视觉现象早就被艺术家和设计师们发现并将其作为一种独特而有效的艺术手段，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皆取得了奇妙而富有震撼力的视觉效果。人们在欣赏那些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作品时，往往会由外在的视觉引力，迅速转为一种内心的主动探索，这就是视错觉的魅力。这点与图形创意所寻求的“打眼入心”的传播效果不谋而合。正如国际著名的视觉大师福田繁雄所说：“我的作品，无论是平面的、还是立体作品的创作核心，都是围绕着以视觉感官的问题为前提来进行思考。”由此可见，它对今天的图形创意课程教学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创造性思维是学习图形创意课程的基本要求，也是关键因素。它是学生今后进行设计与创作所必备的能力之一。长期以来，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往往沿用习惯的思维模式，从固有的图形形式本身出发进行思考与表现，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创造性思维潜能的发挥。因此，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学会开辟独特的设计蹊径，学会举一反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创作热情，活跃课堂的教学气氛，使学生对这门课保持长久的新鲜感。

视错觉艺术以其生动有趣的视觉语言和自身极大的视觉刺激性，深深地触动了人们的视觉方式，丰富了人们的视觉体验，将这一视觉原理引入到图形创作中，让学生懂得图形创意的表现应该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外在形象表现。另外，研究表明，人类大脑的潜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激发创新思维的关键在于如何来挖掘这些潜力。就创造性思维的特点而言，关键就在于善于变换不同的视角，产生新的发现。这种不断变换视角来观察世界的方法是培养创意思维的有效途径，它可以扩展创意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这对图形创意设计来讲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图形创意教学中，要引导给学生只有破除思维枷锁，改变创作视角，才能创造出不同寻常、引人注目的视觉形象。

视错觉作为一种特殊的视觉现象，将其用于图形创意中不仅能够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视觉形象，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吸引观者的视线，使作品更具生命活力和独特的存在价值。人的视觉过程是视觉生理活动与相应心理经验联系起来互相起作用的，它不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完全是一种积极探索。“它是有高度选择性的，不仅对那些能够吸引它的事物进行选择，而且对看到的任何一种事物进行选择。”因此，我们在观看一个物象时，并不是把视点平均投向画面的每一部分，而是“有选择性的”集中于某一点。这种集中来自主观选择时的兴趣。由此可见，具有刺激性和趣味性的视错觉艺术，正是以其主动出击的视觉形式，为它们成为视觉选择的重点提供了机会，从而增强了观者视觉生理和心理的刺激程度，同时也为在纷繁芜杂的图片信息海洋中实现快速有效地传播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例如福田繁雄在1975年京王百货举行个展的宣传海报，巧妙地利用图底反转的错觉原理令作品中图形的视觉效果妙趣横生，产生了奇特的心理效应。这种将现实与幻想、主观和客观有机地统一，以营造视觉冲突，深化传达内涵的图形形象，自然会在众多平淡的图形作品中出奇制胜，最终体现出视错觉图形魔术般的视觉魅力和传播效应。

空间是设计领域的永恒课题，人类在最初描绘物象时，就有了在二维平面上反映三维立体物象的意识。而在现代绘画和视觉传达设计中，有些画家和设计家却抛弃了古人留下的透视方面的遗产，又回到当初对透视没有正确看法的迷惘状态，进而形成了多维空间的构形方法。

视错觉图形作为一种多维空间形式的典型代表，打破了空间维度的界限，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将有限转化成无限，从而创造出全新的混维空间形态。这种混维空间的设计观念给图形创意带来了更多的启发与灵感。欧洲“视觉诗人”派的代表人物——招贴设计大师冈特兰堡曾经尝试使用空间视错觉手法进行创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福田繁雄相似，兰堡的艺术观也是视觉功能至上。戏剧表演《hamletmaschine》招贴中，悬空一本书，书的封面上有一只手，而这只手又同时拿着这本书，亦真亦幻，整个作品传达了知识本身的力量是无穷的深刻内涵。当我们在观看时，视角会不断地在二维空间和三维空间之间转换，进而看到一种真实空间中不可能存在的非现实状态的空间结构，给人一种超越时空的奇妙感，产生视觉悖论，从而构成一个趣味无穷的幻觉图形世界。对此，在教学中通过大量此类优秀图形作品的赏析，让学生体会与理解这种全新的空间设计观念所带来的视觉震撼，从而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拓展他们的创意思路。

总之，图形创意这门课程的教学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并能够将其与今后的专业设计很好地进行衔接。因此，在讲授内容的同时，更要注意上升到对学生设计思维的引导层面，使学生懂得从人的视觉与心理角度出发去创造新奇而丰富的视觉图形世界，从而加深对图形语言创作观念与表达方式的理解与探索。

艺术精神对京派小说的作用论文

3.1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的融合。

企业的目标、精神、理念和宗旨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它反映了企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即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发展为出发点。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决定了企业文化建设需要更接近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具体的企业目标，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感到只有企业的价值实现，才能实现自身价值。这种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正是思想政治工作所要达到的目的。

因此，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落实到企业的具体工作中去。

3.2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

企业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能够使全体员工得到价值认同和统一，由此形成核心竞争力。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一旦形成并成为全体员工的意识，就会转化成员工的自觉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现场主动、职业自觉”，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无尽资源。因此，我们要把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常抓不懈、持之以恒。通过企业精神、经营理念的凝练和培育，把思想政治中意识层面的内容贯彻到企业各项工作中去，变成企业的具体目标和行为规范。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能够帮助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其引领作用，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3.3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和外延。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进步，员工对企业的需求也变得更多，企业不仅要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也要提供给员工一个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企业文化建设倡导的企业精神、构筑的发展目标，使员工看到了企业发展的希望，不仅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和外延，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平台，同时也为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旧观念、旧模式、旧方法，实现创新提升提出了要求，创造了条件。

3.4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性。

全体员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企业文化建设的全员参与，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性。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对全体员工宣传教育、广泛发动的过程。广大员工变以往教育中的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自觉实践。当他们感悟到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目标的正确可行时，就会自觉地团结在企业周围，为企业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4建立学习型和动态的企业文化。

学习型企业文化关键在于通过不断学习和创新解决传统企业固有的分工、竞争和反应性三个基本问题。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关键是提高员工的文化素养，重视员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价值，尊重员工的独立人格，让员工畅所欲言，允许他们从各个角度提出问题与解决方案，鼓励员工对于现有管理模式提出建议和挑战并倡导他们去积极寻求改善的途径。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促进企业学习。

除此之外，保持企业文化的动态发展性。企业文化的稳定性也是相对而言，并非一成不变，作为核心竞争力塑造和发展的源动力，企业文化建设必须适应和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保持适度的动态机制，不断吸纳先进思想和理念，顺应历史潮流，体现企业的核心预见力。对企业文化的各层面做出积极、有效的变革和调整，以顺应企业管理发展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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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说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观的论文

自从黑格尔把近代哲学的原则规定为以笛卡尔的“我思”为基本定向之后，人的主体性问题便映入眼帘，即“凡是应当被认为确实可靠的东西，一定要通过思维去证实”。“我思”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思想史意义在于重新树立起人的主体性，以便与宗教实体相抗衡。但是，黑格尔并不满意这种以“我思”为基本原则的主观意识哲学，认为它仅仅是一种“主观的外部反思”，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黑格尔对主观意识哲学的批判，是在近代哲学建制原则上的改弦更张。

黑格尔对主观意识哲学的批判，是在澄清思维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黑格尔认为，主观意识哲学并不能够获得现实性的真理，而思想的根本问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和解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并陷入困境。如此一来，对思想客观性的证明，就成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毋庸置疑，在黑格尔之后，现代哲学也打着消除近代哲学主体性的旗帜，试图通过主体间性来弥补、缝合以至于解决主体性彰显的主客二分的困境。但深入看来，现代哲学不仅未能真正解决主体性的困境，反而由于在建构主体间性的基础上的晦暗不明，导致了在最好的情况下依然还在诉说着黑格尔的话语，在最坏的情况下退回到了笛卡尔那里。就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主体性哲学“按存在者的基本存在建构来解释存在者”，其结果导致在“‘基本的’开端处没有规定清楚的正是这个思执的存在方式，说得更准确些，就是‘我在’的存在的意义”。

1内在性之为主体间性的秘密。

如此一来，如何理解现代哲学试图超越近代哲学主客体模式，代之以主体―主体模式来弥补、缝合主客体的缺陷就成为必要。我们列举两位现代重要的思想家进行说明。首先，胡塞尔使用“移情作用”来建构“主体间性”，这里的“移情作用”的基础来自于笛卡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我思”。因为，在胡塞尔那里，这种从自己走向他人的途径，在先验的意识上表现为“类比的统觉”，也即在意识中使他人成为我，从而使我成为与他人共在的，以至于把他人理解为和我一样的生命有机体。进一步而言，在主体间性的建构上，胡塞尔把生活世界与主体间性两者看作为互为前提、相互依赖。对此，胡塞尔指出，“在这种共同生活中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到与其他人的生活中，因此，一般来说，世界不仅是为个别化了的人而存在，而且是为人类共同体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只是通过将直接与知觉有关的东西共同体化而存在”。所以，胡塞尔把主体间性牢牢地夯实在生活世界当中，从而确立“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生活在他周围的人的地平线中，他与周围的人可能时而发生现实的关联，时而发生潜在的关联，如同周围的人也能在现实的和潜在的共同生活中与其他人发生关联一样”。于是，一种基于先验的意识(直觉)的主体间性理论被构建出来。

其次，海德格尔一反胡塞尔通过纯粹直觉建立主体间性的路向，把“此在”作为确立主体间性的基础，建立起一种生存论路向上的主体间性理论。在海德格尔那里，主体与主体的联系与共同存在，首先并不是以意识本身为前提，恰恰相反，而是以“此在”的存在状态，“在世界之中”为基础而形成。海德格尔指出，“只因为此在如其所在地就在世界之中，所以它才能接受对世界的‘关系’”。因此，“这另一种存在者之所以能够‘同’此在‘聚会’，只因为它能够在一个世界之内从它本身方面显现出来”。如此看来，海德格尔不再从人的意识出发寻求主体间得以形成的基础，而是把此在的“在世界之中”作为主体与主体之间联系的中介，形成了以“此在”为基本本体论的主体间性理论。而这种主体间性理论，它说明海德格尔要从更为源始的根基处揭示主体间关系得以形成的原则，即此在的在世。可以看出，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主要代表的现代哲学，致力于建立一种主体间性理论，缝合近代主客体二分所带来的主体性困境。他们或者把人的先验直觉作为建立主体间性理论的原则，要么把人这个“此在”作为基本的建构基础，试图建立主体与主体共同活动的有效平台，从而达到人的真理性存在，消除近代哲学主体性的困境。但是，现代哲学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呢?断然不是。因为，按照黑格尔的意见，“对于一个哲学体系加以真正的推翻，即在于揭示出这体系的原则所包含的矛盾”。显然，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主要代表的现代哲学未能揭示出近代哲学的原则及其矛盾，当然也就未能超出近代哲学的解释框架，仅以各种新的形式重复着旧有的东西，其好的一面为破除主客体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而其坏的一面却倒退到了近代哲学的建制原则之中。

严格来讲，主体间性得以成立并被合理诉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对主体性进行一番剖析，把主体之为主体性形成的原则揭示出来，并把它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值得指出的是，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主的现代哲学虽说在这一方面做了深入的探索，但其主体间性的存在论基础依然晦暗不明。也就是说，他们未能就近代哲学体系的原则所包含的矛盾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予以最为彻底的瓦解，相反，就其他们依然遵循着思维的独立性而言，他们无不落入到近代哲学原则的范围之内。就像这种倒退必然要发生一样，它现在被黑格尔揭示为，即“思维、独立的思维，最内在的东西，最纯粹的内在顶峰，就是现在自觉地提出的这种内在性”。这在黑格尔看来，近代哲学最为根本的原则在于内在性。内在性昭示着思维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它从自身出发把自己设定为与对象不同的东西，并与之对立，其结果导致“凡是应当被认为确实可靠的东西，一定要通过思维去证实”。如此一来，内在性之作为主体的主体性基础，也就昭然若揭，或者说，主体之为主体性的存在论基础在于思维的独立性，也即是思维的实体性。

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主要代表的现代哲学，是否已经超出了黑格尔所指出的这个近代哲学的原则了呢?是否已经建立起了一种超越主体性的真正的主体间性理论了呢?在这个问题上，伽达默尔指出，在胡塞尔那里，“你们和我们，这两者本身都是多个的我，怎么能由一个超验自我构成?”而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他的“思想中所发生的与传统的决裂恰恰代表着一种传统的无与伦比的复兴”。这里传统的复兴，被伽达默尔描述为“一种真正历史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一种末世学的自我意识”。所以，在伽达默尔看来，胡塞尔没有，甚至海德格尔也没有完全从近代哲学的原则中超拔出来，亦没有解决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窘境，其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理论依然在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框架之内，只是做了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修修补补的工作而已，稍加点缀罢了。

2“感性活动”作为主体间性的基础。

现代哲学试图以主体间性克服主体性的困境，但由于其存在论基础仍然局限在近代哲学的基本建制原则，即内在性当中，结果是这种克服收效甚微。因为，无论是胡塞尔的先验论现象学路向，还是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路向，两者都在克服近代哲学原则的矛盾上，陷入到近代哲学的框架内，使得他们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理论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很显然，主体间性是以主体―主体的模式超越主体―客体的模式，从主体间性建构出一种人与人交往的理论。但值得指出，虽然现代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给哲学研究方式和方法上带来了更新，给予主体在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上更多的效力，但由于现代哲学在建构主体间性的存在论上倒退到了近代哲学的原则中，仍然沿用着纯粹的思维为出发点，致使这种主体间性理论仍然重复着近代哲学的话语传统，即“20世纪试图进行的对主体概念的批判不正是重复德国唯心主义所获得的成就吗?”

就像黑格尔所言，试图瓦解一种哲学体系，就必须揭示其哲学体系原则的矛盾，并超越它一样，从这方面来讲，黑格尔的意图正在于指出从哲学存在论基础上开始，追问其哲学体系形成的源始根基。可以说，在这方面只有马克思才具有实质性的进展，而这种进展说明，只有马克思才揭明主体间性的存在论基础，即人的“对象性活动”，或“感性活动”。可以认为，主体间性之为主体性的延伸，它指代的是主体与主体的交互作用，也可称为交往，而交往本身就是在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原则的基础上所建立主体间性的最为主要的形式。因为，一方面，如果要问及主体间性得以成立的前提，这个前提在马克思那里是这样表述的：“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直接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对他本身来说是人的感性。”毋庸置疑，马克思的感性揭示的是人与人关系成立的基础，因为人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亦即通过把别人也作为感性的存在，才能够使自己成为感性的存在。进一步而言，感性之为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必然是以人的对象性的活动，也即感性的活动为其依托，并贯穿始终。所以，马克思看到，唯一能够使得主体间性确立的原则就是人的对象性活动，而对象性活动恰恰是瓦解主体性的武器，它预示着整个近代哲学所由建立的主体性原则的瓦解。对此，马克思指出，“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创造对象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为，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可以看出，人与对象的关系的实质就是人在自己的对象性活动中产生的对象性关系，这个对象不仅设定自己为对象性的产物，而且也设定着产生它的人，或者说，正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确证着他自己与对象的'本质联系。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其实质就是“关于自己和关于人们的各种关系的观念和思想，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关于一般人们的意识，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这种关于关系的观念和思想，是以整个社会的意识为基础所形成，也就是说，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够建立起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意识。但这种关系意识，又是以人的感性意识为基本条件产生，它是感性意识在社会中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说，“感性意识不是抽象的感性意识，而是人的感性意识”，这种感性意识深刻地表现为人的社会历史，表现为“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所以，马克思把感性意识置放在了人的社会当中，置放在了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形成的历史当中，当然也就预示着整个近代哲学的建制原则坍塌，其准确表述为：“感性的，即意味着‘向外的’、‘在外的’、‘不是仅仅在自身之中的’。如果说在感性活动前提中同样承诺了意识的存在的话，那么，正因为这个活动是‘感性的’，所以这活动就不是意识因其内在性而生的自发性，相反，这活动所包含的意识，那是活动者对于自身之面对于不同他的他物这一点的意识。”

因此，在秉承意识内在性的近代哲学那里，当然也包括现代哲学，就像主体之为主体性的存在论基础的晦暗一样，主体间性的形成基础也是他们理解不了的。至此，我们能够认识到，对象性活动作为人与人关系最为根本的基础被揭示了出来，这种揭示它使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倒退到近代哲学的范围之内，不再像近代哲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那样仅仅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主体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对象性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感性意识，它使得关于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的观念、思维深深地扎根在人的现实感性活动当中，瓦解了近代哲学的原则即意识内在性，当然也就从根本上超越了现代哲学建构主体间性的那种抽象空洞的理论。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主体间性本质上是由人的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引起的主体与主体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随即成为社会历史的，而且一并被感性意识反映出来，进而被道说。

3道说主体间性的方向。

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过渡，从理论层面来讲，它是要批判近代哲学主客两分的困境，也就是超越以笛卡尔“我思”所建构起来的主体性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把主体封闭在自我之内，形诸为个人至上的主观主义;而从现实层面来讲，这种过渡揭示出主体在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仅仅把对象看做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主体―客体的模式高扬了主体性精神，而忽略甚至是主宰着它的对象，以至于作为主体的人无限膨胀自己的能力，包括科学精神、占有精神等等，而忽视了客观对象对其存在的反作用。就像胡塞尔所言，“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人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而海德格尔也不断地追问，“我们沉思现代科学的本质，旨在从中认识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何种关于存在者的观点和何种关于真理的概念为科学成为研究奠定了基础呢?”很显然，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看来，现代人的生存意义的消失，其缘由都是以主体性形而上学不假思索地抬高人的主体性造成的。

以马克思之见，在我们试图使用主体性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时，追问主体性的来历是澄清一切问题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马克思从未脱离现实世界来进行思考，而是在现实世界当中使主体之为主体性，同样使主体间之为主体间性获得自律。马克思认为，在使主体真正成为现实的主体上，我们首先需要确定的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个有生命的个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这就是说，人这个主体性的存在物，他一方面需要对象作为自己的欲望而存在，需要他的对象作为他存在的条件，作为他自身本质力量，抑或主体性力量的体现;另一方面，人这个存在物作为自然的、感性的和对象性的存在物，他又是一种受动的存在物，他需要在这种受动、受限制的过程中确认到自己的存在。这即是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这表明，主体之为主体性的根源不是自我意识，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主体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只有在这种能动与受动的双向运动中，主体的主体性才能够被揭示出来，进而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也才能够被深刻把握。

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主体性的规定，恰恰是以感性的受动性和活动的能动性的矛盾统一为理路而建构出来，这一建构无非要说明此人与彼人之间的互为制约、互为作用。因此，主体间性本质上是以领会主体之为主体性的进路而得到深切地表达，或者说，主体间之为主体间性本质上是以主体之为主体性为前提，而对这个前提的理解，关键在于马克思指出的要把对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即不是倒退到近代哲学的原则当中去理解，亦即倒退到以意识内在性为基础的主体性哲学那里去理解，它说明，在人与对象、人与现实、人与人的关系上，时刻把这些关系作为人的感性活动以及由此生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来理解。这种理解，以及由这种理解所开启的建构主体间性的方向，显现出马克思从来不会脱离现实，或者说，不是脱离现实的个人的活动来解释人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交往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能力来加以规定，避免了将交往看成纯思的逻辑本性所规定的思辨唯心主义本体论。”

值得指出，马克思为了强调主体间性以感性活动为基础，他特别地把人的语言作为阐释主体间性的依据。质言之，语言之为主体间性的表达，无非表明主体间性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体现，就在于它是“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语言在这里，无非表现的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如此一来，主体间性也就被明确地把握为以语言为纽带的现实的交往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所形成的语言，就很容易地被理解为“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这里，马克思让我们注意的是，语言其实就是由人的感性活动―――交往是它的根本表现形式―――为基础形成的感性世界，它是这个感性世界的表达，亦即这个感性世界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的见解是中肯的。“由于形而上学把事物的真实存在理解为直接被‘思想’所接受的本质，存在经验的语言性质就被隐蔽了。”他还指出，“凡在有人说语言的地方，语言都有它们的现实，或者说，凡在人们能够互相理解的地方，都有语言的现实”。伽达默尔对“语言的现实是人们理解的基础”的这种态度，在马克思那里深刻地表达为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即以感性活动为基础所形成的感性世界，与此同时，作为这个感性世界的语言也一并被揭示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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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小说的文化特征与独特价值论文

茶道文化是我国奉献给世界的一项瑰宝级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一个过程中，无论是从茶叶的.发现还是茶文化的推广，我国始终扮演了重要角色。从一种精神层面上来进行分析研究，我国的茶文化是和我国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千年前，随着鉴真东渡，日本也吸取了中国茶文化，在这一时间段，日本也吸取了当时中国的茶文化思想，与此同时，通过结合日本国内千年的历史变迁，日本的茶文化也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特征，成为了一种具有着自身独特魅力的茶文化，针对这样的情况，本文将从中日茶文化的不同点入手，进行日本茶道文化特征研究。

在我国，茶文化已经有了接近2000年的历史，作为我国传承千年的饮品，自古以来就和文人骚客有着不解之缘，这也是我国茶文化能够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我国的盛唐时期，中国的国力空前强大，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水平的要求也很高。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茶文化开始存在了和中国茶文化的不同，中国茶文化逐步向市民转移，开始逐步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与此同时，在日本的茶文化发展过程中，则是将茶文化和礼仪规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开始充分的重视到对于茶具的摆放和茶道礼仪的追求。

1.中国茶文化的起点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

从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发展起点来看，两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的来说，在中国，从秦朝时期茶叶刚开始发现作为药物的作用，到唐朝开始逐步盛行，再到宋朝的极盛，我国的茶文化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经过接近两千年的发展，我国的茶文化已经脱离了物质的范畴，成为了中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日本，茶文化的起源是通过唐朝时期的鉴真东渡实现的，在这一历史阶段，日本较为完整的引进了唐朝的饮茶精神文化，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本的茶道文化的精神起点是很高的。具体的来说，受限于唐朝时期的运输条件，能够进入日本国内的茶叶数量是很少的，这也就导致当时的茶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是具有着浓厚的精神色彩的文化。

2.中国茶文化的等级制度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

针对上文中提到的能够进入日本国内的茶叶数量很少的实际情况，这就导致在日本的茶道文化发展初期，能够接触到茶叶的日本人数量是很少的，只有日本的贵族阶层才有资格品茶并接受茶道文化。与此同时，在当时的中国，由于茶叶的种植方法已经普及到全国范围内，进行茶叶饮用的主体人群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针对这样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的茶文化和日本的茶文化的群众基础是截然不同的。

3.中国茶文化的性格和日本茶文化的不同。

从民族的性格来看，中国人民群众和谐中庸的性格和日本人严谨传统的性格对两国茶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由于人民群众善于将生活元素融入到茶文化中，这就让中国的茶文化具有了多元化色彩。在日本，人民群众则是更加严谨，乐意于遵守传统的习俗，这就让日本的茶道文化具有着传统的色彩，一直延续到了现实社会。

根据上文中所以提及到的中日茶文化的不同点，可以看出，相比较于中国的茶文化，日本的茶文化具有着文化延续性高、传统保存率高的特点，具有着更多的传统文化色彩。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的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的注意到吸取日本茶道文化对于传统的尊重，发扬光大我国自身的茶文化。我国的茶文化具有着接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但是，我国的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和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充分的注重到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相比较而言，更具有着传统化特性的日本茶道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了茶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日本的茶文化自从唐朝引进之后，就一直坚持结合自身的实际特点，并在明朝时期开始完全的脱离了中国茶文化对于日本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茶文化。总体的来说，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是世界茶文化的两种重要文化，两种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文化的核心思想都是“和谐”。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茶文化伴随着时间的发展，已经过分的重视了茶叶的生活化特点，而忽视了对于茶文化的精神文明的追求，导致我国现代的茶文化并没有形成自身的独特理念，已经陷入了茶文化发展的停滞时期，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的茶文化应当虚心的进行向日本茶文化的学习，促进自身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在继续发扬光大我国传统的茶文化的基础上，还要充分的注意到对于高雅的茶道文化的保护，不要过度的重视茶叶的实用化特点，也要充分的关注到对于茶文化的追求，重新让我国的茶文化焕发光彩。

江南幻想小说的类型与演进的探究论文

如今的管理者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近一个世纪的管理理论与思想演进的历史可以回顾,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发展创新。我们可以让历史告诉未来,可以“翻开过去的历史,为将来作好准备。”

管理自初步形成理论以来,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演变,从泰罗对于工厂的科学管理到今天对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的企业管理,其间凝结了无数管理实践者与思想者的汗水与心血,而我们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能发展创新。诚如丹尼尔・a・雷恩所言:“下面让我们翻开过去的历史,为将来作好准备。”

第一阶段:古典管理理论阶段(本世纪初到30年代)。

这一阶段是管理理论最初形成阶段。其间,在美国、法国、德国分别活跃着具有奠基人地位的管理大师,即“科学管理之父”――泰罗(f.w.taylor)、“管理理论之父”――法约尔(h.fayol)以及“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m.weber)。

泰罗重点研究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代表著作是《科学管理原理》(19),科学管理的理论要点具体包括: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必须配备“第一流的工人”,并且要使他们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对工人的激励采取“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工人和雇主双方都必须来一次“心理革命”,变对抗为信任,共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把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相分开,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方法为科学工作方法;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泰罗的追随者们依其理论进行了动作与工时等效率问题的研究;傅勒还首先提出领导的权力要与员工共享,而非加诸于员工,并把这个想法叫做参与式管理。

法约尔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他的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当中,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管理理论:企业职能不同于管理职能,后者包含在前者之中;管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工、职员与职权、纪律等管理十四条原则;管理五要素问题,其中,关于管理组织与管理过程职能划分理论,对后来的管理理论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马克斯・韦伯则主张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他认为这是对个人进行强制控制的最合理手段,是达到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形式,而且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他的这一套思想体现在其著作《社会和经济理论之中》。

上述三位及其他一些先驱者创立的古典管理理论被以后的许多管理学者研究和传播,并加以系统化。其中贡献较为突出的是英国的厄威克(l.f.urwick)与美国的古利克(l.gulick),前者提出了他认为适用于一切组织的十条原则,后者概括提出了“posdcrb”,即管理七项职能――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和预算。在实践上,各个公司开始将理论付诸于行动,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对公司的改组――采用集中控制下的分权制,建立事业部,成为分权的始作俑者。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对人的心理因素考虑很少或根本不去考虑。

第二阶段:行为科学理论及管理理论丛林阶段(30年代到60年代)。

代末到30年代初全世界出现经济大危机,在美国,罗斯福政府从宏观上对经济实施管制,管理学者们则开始从微观上研究“硬件”以外的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影响因素。

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对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效果)的影响作用。这些研究起源于以梅奥(g.e.mayo)为首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与西方电气公司合作进行的霍桑实验(1924-1932),该实验的结论――职工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存在霍桑效应等――引起了管理学者对人的行为的兴趣,从而促进了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该理论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到今天依然非常著名的理论成果包括:1.马斯洛(a.h.maslou)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求、安定或安全的需求、社交和爱情的需求、自尊与受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当某一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该需求就不再具有激励作用。在任何时候,主管人员都必须随机制宜地对待人们的各种需求。2.赫次伯格(f.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把影响人员行为绩效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前者指“得到后则没有不满,得不到则产生不满”的因素,后者指“得到后则感到满意,得不到则没有不满”的`因素。主管人员必须抓住能促使职工满意的因素。3.麦克莱兰(d.c.macleland)的激励需求理论指出,任何一个组织及每个都代表了实现某种目标而集合在一起的工作群体,不同层次的人具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主管人员要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来激励,尤其应设法提高人们的成就需要。4.麦格雷戈(d.m.mcgregor)的“x理论-y理论”是专门研究企业中人的特性问题的理论。x理论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而y理论是根据“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的假设,并归纳了马斯洛与其他类似观点后提出的,是行为科学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随着对人的假设发展至“复杂人”,又有人提出了超y理论。5.波特-劳勒模式由波特(l.)和劳勒(e.e.lawler)合作提出,该模式提出,激励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关系,人们努力的程度取决于报酬的价值、自认为所需要的能力及实际得到报酬的可能性,管理者应当仔细评价其报酬结构,把“努力-成绩-报酬-满足”这一连锁关系结合到整个管理系统中去。

战后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国势与经济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除了行为科学理论得到长足发展以外,许多管理学者(包括社会学家、数学家、人类学家、计量学家等)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对管理学的见解。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以巴纳德(c.barnard)为创始人的社会合作系统学派、西蒙(h.a.simon)为代表的决策学派以及德鲁克(p.f.drucker)为代表的经验(案例)学派等,到80年代初发展为十一大不同学派,孔茨(h.koontz)称其为管理理论丛林。

同一时期,还有个新的现象不容忽视,这就是对顾客需求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促使卖方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变,于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费根堡母(a.v.feigenbaum)首倡的全面质量管理(tqm)“始于顾客,终于顾客”的思想开始引起管理界的重视,并为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和接受。与其说tqm是质量管理,莫如说它是以质量为中心的企业管理,而质量好坏的评判是由顾客说了算的,因此需要首先从外部了解需要,然后实施内部质量控制,最后落脚于“顾客满意”。

第三阶段:以战略管理为主的研究企业组织与环境关系的时代(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经济内临石油危机,外遇崛起的日本及欧洲的挑战,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管理学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并获取竞争优势。较为突出的是,来自于战争的词汇――“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这一期间的管理理论有以下的发展:。

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开了战略规划的先河。待到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书中将战略管理明确解释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为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对企业全部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规划与指导”。他认为,战略管理与以往经营管理不同之处在于面向未来,动态地、连续地完成从决策到实现的过程。

的代表作,但其分析的问题亦是从长期角度看待企业如何适应环境,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组织应在稳定性、持续性、适应性、革新性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1980)可谓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书中许多思想被视为战略管理理论的经典,比如五种竞争力(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侃价能力、供方侃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三种基本战略(成本领先、标新立异和目标集聚)、价值链的分析等。通过对产业演进的说明和各种基本产业环境的分析,得出不同的战略决策。这一套理论与思想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竞争战略》与后来的《竞争优势》(1985年)以及《国家竞争优势》成为著名的“波特三部曲”,中国的管理学界以及很多实际工作者对此都不陌生。

第四阶段:企业再造时代(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

80年代,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企业管理,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企业组织愈来愈不能适应新的、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管理学界提出要在企业管理的制度、流程、组织、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创新。美国企业从八十年代起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重组革命”,日本企业也于九十年代开始进行所谓“第二次管理革命”。这十几年间,企业管理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类似脱胎换骨的变革。

实践先于理论的产生,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由迈克尔・海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champy)完成。他们在其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1993)中阐述了这一理论:现代企业普遍存在着“大企业病”,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激烈的竞争,要提高企业的运营状况与效率,迫切需要“脱胎换骨”式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回应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企业再造的的首要任务是bpr――业务流程重组,它是企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与生存活力的有效途径;bpr的实施又需两大基础,即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素质的人才,以bpr为起点的“企业再造”工程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工作世界。

在上述二人的合著出版前的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就发表了海默的文章《改造工作:不要自动化,而要推翻重来》,海默批评了企业在改造中常犯的错误,即运用信息技术加速已落后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工作流程,指出要对流程进行重新思考,并提出了改造的七项原则。由于其为再造工程所做出的理论贡献,海默本人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四大管理宗师”之一。

除海默之外,还有许多管理学家在为企业再造做咨询工作的同时,撰写文章。1993年11-1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特蕾西・高斯、理查德・帕斯卡及安托尼・阿瑟斯的《重新创业的过山车――为更有力的明天在今天冒险》,其中特别强调,改造不是改变现在已有的,而是要创造现在所没有的。

1993年底,小林裕以专著《企业经营再造工程》完成了日本管理学界对这一时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总结。

第五阶段: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管理(90年代以后)。

80年代末以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迅速席卷世界,跨国公司力量逐日上升,跨国经营也成为大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跨国投资不断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信息与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获取这些资源提供了可能;顾客的个性化、消费的多元化决定了企业只有能够合理组织全球资源,在全球市场上争得顾客的投票,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这一阶段的管理理论研究主要针对学习型组织及虚拟组织问题而展开。

1990年,彼德・圣吉(p.m.senge)所著的《第五项修炼》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旨在说明:企业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学习型组织正是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生命意义、实现共同愿望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蓝图;要想建立学习型组织,系统思考是必不可少的“修炼”。该书出版不久,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并于1992年荣获世界企业管理协会最高荣誉奖――开拓奖,作者本人也被冠以90年代的“管理学宗师”。

在阿里・德赫斯(ariedegeus)所著的《长寿公司》一书中,作者通过考察40家国际长寿公司,得出结论――“成功的公司是能够有效学习的公司”,在他看来,知识是未来的资本,只有学习才能为不断的变革做好准备;此外,罗勃特・奥伯莱(r.aubrey)与保罗・科恩(p.m.cohen)合著《管理的智慧》则描述了管理者在学习型组织中角色的变化――他们不仅要学会管理学习的技巧,也要使自己扮演学习的领导者、师傅和教师的多重角色。

除了学习型组织,90年代还有一个热点――虚拟组织。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第6期发表文章《公司核心能力》,作者建议公司将经营的焦点放在不易被抄袭的核心能力上,由此引发后来的“虚拟组织”热。虚拟组织与传统的实体组织不同,它是围绕核心能力,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与全球企业进行互补、互利的合作,合作目的达到后,合作关系随即解散,以此种形式能够快速获取处于全球各处的资源为我所用,从而缩短“观念到现金流”的周期;不仅如此,灵活的“虚拟组织”可避免环境的剧烈变动给组织带来的冲击。1994年出版的由史蒂文・l・戈德曼(n)、罗杰・n・内格尔()及肯尼斯・普瑞斯()合著的《灵捷竞争者与虚拟组织》是反映虚拟组织理论与实践的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完成了对近百年来管理理论与思想的演变历程所做的回顾之后,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各个阶段的年代划分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事实上,无论是行为科学、战略管理,还是企业再造依旧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二,无论哪一种理论或思想,都是围绕管理的核心问题“效果”(做正确的事)或“效率”(如何正确地做事)而展开,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没有哪一种理论过时或无用,应当结合自己“要做的事”,兼收并蓄,有选择地取舍,这样才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自我――这才是我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所在。

意境教育观和顶尖联带发展新说的论文

布鲁纳在1994年美国教育研究会的特邀专题报告中，精辟地了教育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主动性研究；第二，反思性研究；第三，合作性研究；第四，社会文化研究。其中，在学习观上，由强调学生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强调学生是知识的主动构建者，从注重实验室纯理论研究转化为重视教育实践的实际应用研究。

我国的教育工作者们也在不断地吸收国外先进的科研成果，结合自身教育的实际，开展了理论和应用研究，对教育教学实践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作为一名普通的基础教育工作者，我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和广大的基础教育科研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教学风格。从目标教学法到诱思探究教学论，从高阳模式到生本教育，很多专家、学者的教育新观念丛生，我们学习，我们成长，我们反思，我们也有自己的教育观念。

我反思自己的成长历程，发现：除了遗传、环境、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发展，还有自我教育意识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不能改变外部的决定因素时，自我觉悟是决定人生命运的法宝。

一、什么是意境教育观。

意境教育就是通过创设情境、激发灵感、解放思想、提升意境，达到自我觉醒、自我发现、自我认识的目的，从而进行自我参悟、自我教育、自我调节的教育活动。意境教育的载体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不局限于科学文化知识，也不仅仅在课堂教学中进行，而是围绕着受教育者开展的一系列的教育活动。

从内容方面来说，可以是关于课本知识学习的事，也可以是关于学生交往的事，还可以是关于家庭教育的事。比如：有的学生在某学科学习上不努力、不钻研，可以从学习态度的角度，进行批评教育，使其明确“做事要认真，做人要有积极的'心态，去除敷衍了事的坏习惯”等人生道理。再比如：有的同学乐于助人，注重和谐同学关系，可以从道德情操的角度，进行表扬鼓励，使其坚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等生活信条。可以说，意境教育提倡的不是教什么，而是怎么教，“教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怎么教；学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怎么学”，“不仅要注重结果，更要关注过程”。

从形式方面看，可以是交谈活动，也可以是实践活动，还可以是意念活动。比如：可以通过日本9.0级大地震，发表对“幸福”的看法，互相交流、沟通，对学生进行思想教导，让其进行自我反思，知道“安静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的道理，影响其人生观、价值观、幸福感。再比如：在篮球比赛中，同学们失败了，可以从失败的原因分析，使其明确“不经历风雨，就不见彩虹”、“没有团结就没有力量”等道理。这样说，意境教育提倡的不是一味的批评，而是一种启发，“表扬是一种教育手段，批评也是一种教育手段，最终的目的是激发状态，改变原来的行为习惯”。

从教育的类别来说，意境教育属于德育范畴，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使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形成“阳光、快乐、积极、感恩”的心态，达到提高自身境界、提升思想层次的教育。总结多年的教育实践，德育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中起着灵魂和统帅的作用，它决定了人的发展方向、人的生活层次，影响着生活的品质、幸福感指数。

“五个指头不一样长”，很多人误认为贯彻素质教育理念、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就是“平均发展”、“齐头并进”、所有学科“面面俱到”，这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尽可能充分地全面发展是共性，是对所有学生的共同要求。但每个学生都有其个别性，不同的认知特征、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欲望要求、不同的价值指向、不同的创造潜能，铸成了千差万别的每一个独特的学生。素质教育就是要求全面发展与个人特性发展的较好结合，既充分重视学生共性的发展，不但有统一标准、重视基础性，又有不同的评价方案，重视多样性。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很难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全优”人才，总是有或多或少的“偏向”，只不过在数学和英语方面，有较多的“偏科生”。以前我们总是在进行“纠偏”，即要求学生把有兴趣、有较高成绩的学科暂时“缓一缓”，集中精力把相对较差的学科进行“补偿”，而这种“补偿”往往是学生难以接受的。

我们能不能“逆向思维”，思考这个问题：通过建立和学生兴趣的联系点，从“强势”学科入手，积极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从学生真正喜欢的地方入手，将学习的能力发展到“顶尖”，然后，将这种学习能力发散到其他学科，乃至于“弱势”学科，甚至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达到“联带发展”的目的，使学生尽可能地发展自己的全面，成长为一个具有个人特性的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换个角度看问题，会有一番新天地”，我在教学实践中，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不断渗透素质教育理念。“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与其说是同学们喜欢我，喜欢我的教学风格，不如说是我更加顺应了学生的“喜好”，为同学们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服务”。首先，要通过和学生的长期接触和交往，了解他们的“发展需求”；然后，通过意境教育观的指导，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服务”；最后，通过各种活动和形式，展示学生的潜能和亮点，实现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觉悟”，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

教师尽快地让学生自己活动起来，去获得知识，去解决问题，把可以托付的教学托付给学生，这似乎是一种新的教育思路。此时，学生处在真正自主的状态中，他的潜能得到了激发，他的天性得到了发展，他的收获像鲜花怒放。我们把这样的依靠学生、为学生设计的教育和教学，称为生本教育体系。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写下了他的教育理想：“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乐及坚实的进步。”

我有我自己的“草根”教学风格：第一，体现生本教育理念：以生为本、以学为主、以学定教；第二，创设“意境教育”氛围：宣德教化、怡情智深、感悟创新；第三，使用“问学式”教学法：问题导学、论证演练、自评反思、意境升华。

“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努力在新世纪的教育改革实践中，开发出更多更好的素质教育案例，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素质教育的新理念。”好的教育是相对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绝对的、统一的“好”教育是没有的。好教育不能通过模仿和抄袭而获得，教育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我们只能根据特定的教育目的、教育场景、教育对象、教育任务和教育者自身的条件确定一种相对较好的教育行为方式，选择和创造自己认为好的教育。我的教育观念我做主。

参考文献。

[1]郭思乐《教育走向生本》.人民教育出版社，。

[2]袁振国《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

[3]陈至立《更新教育观念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先导》.上海三联书店，20。

张恨水小说的文化特征与独特价值论文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二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都具有文本性，从文本性出发，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政治性。

新历史主义；特征；文本性；政治性。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舶来品，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20世纪80年代，在渡过了西方“历史主义危机”之后，人们又重新追问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以反抗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征。

(一)历史是什么。从历史理论来说，新历史主义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历史观而言的，这最主要表现在它对历史的性质的再认识上。而对“历史是什么”的回答，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他的研究手段(“发现”)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如果历史研究者在把握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克服和排除主观因素，透明地运用其语言工具，他就能够再现般发掘出埋藏在时间风尘下的“史实”，并由此获得关于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发现。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上述的历史观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它本身就是非历史的。历史研究者的主体(“人”)和他的工具(“语言”)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具体的人在借助语言而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的视点和视野都已经被限制在某一现刻历史、语言的历史沉淀以及它们错综的复合影响之中。

展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他所看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以话语的形式存在，它是被写出来的。至于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由一些文本和一种阅读、阐释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

对此美国文艺理论家海登·怀特说：“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在这里，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

因此，历史被看作一个文本。海登·怀特还进一步论证道：“不论历史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并且以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事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

历史是一种话语，或一种文本。这种历史观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社会的色彩，是后结构主义者历史观的延续。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把历史称为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正是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用福柯的话说就是，原先的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取代了，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历史。福柯的这种历史观正应和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信念，即人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思想和感知，而文本之外的世界对于人的思想来说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

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海登·怀特曾说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便是基于对历史文本的想象与虚构特质的理解而作的评论。这也就是说，历史从来就不能脱离想象而存在，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与此相关，所谓历史真实并不等于事实，它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绝对的真实，一种离开具体观念和阐释语境的真实。历史话语中的真实总是存在于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二)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当海登·怀特把历史的深层结构解释为“诗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在传统历史学家那里，历史的特质是“真实”，它记录的是真实的事件，而这种“真实”与文学的特质“虚构”恰成对比，两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新历史主义者打破了历史的“真实”假象，他们认为，历史文本的运作方式是“编织情节”，即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种编织情节的方式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在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文本被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那么，旧历史主义批评家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一种“还原”历史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通过把文学作品放到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试图再现出作者的原来的意义，从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义。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它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或者说历史是背景，文学作品是前景。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构成。在他们看来，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在新历史主义者眼里，文学与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复杂的相互纠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们所关注的，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那种虚构的、想象的、狭义的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换句话说，新历史主义批评从事的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在具体批评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用文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也能看到“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文学”。

当新历史主义用“文本性”和“互文性”填平了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间的鸿沟，拉近了历史客体与当代主体间的距离时，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文本理解成凭空捏造，新历史主义的目的是揭开作为教科书或史书的“历史”的神秘的面纱，让人看到其形成轨迹，发现文本的“历史性”。在这方面，它对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多有借鉴。福柯用“话语”连接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习俗等，这就使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指向社会历史。话语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总是体现着权力的关系。由此，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同时，福柯挑战现存历史定论的勇气也给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以莫大的鼓舞。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它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谱系研究中对它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研究断裂就是研究特定的话语、社会形态的形成条件，并由此对它进行批判，而不是认可；昭彰它异不仅否定了统一意识形态的神话，而且通过历史定论对它异因素的压制过程和方式可以透视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的机制运作情况。

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批判也就必然包含着对现今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不在于马上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在于对此制度所依存的原则进行质疑。新历史主义批评所关心的不只是主导意识形态所维持的表象，而更重要的是这表象下被压抑的它异和破坏性因素。

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上非常迷恋边缘文化，确信自身的边缘化策略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反叛，他们常常刻意把文学置于意识形态的边缘地带。通过对边缘状态的书写，新历史主义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现实的广阔背景上，对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了探索和说明。

可以说，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正是对文学意识形态性的重视和强调。这种做法突破了各种形式主义的束缚而确认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重视了文学与社会风尚、心理特征、国家机构、宗教形式、权力结构、传统惯例等文化现象之间的广泛关联，把文学重新植根于人类历史的沃野，这不仅纠正了对近一个世纪以来各种形式主义理论的学说偏执；同时，相对于传统文学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简单化处理，它对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性关系的充分说明，也是一次有力的矫正。

艺术精神对京派小说的作用论文

管乐艺术教育是通过对音乐作品的赏析、演奏和创作，从而达到审美教育的功效，是国家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大学生的培养和提高，不但可以依靠第一课堂教学来实现，第二课堂的训练和社团活动也是一种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一、管乐艺术教育可以拓展团队协作精神。

管乐艺术在表演过程中，不但有个体的单一演奏，还有多人的合奏与重奏。管乐合奏是通过多件乐器间的相互配合来演奏不同的声部，这就需要多人来协作完成。如果没有团队的协作精神，各自为政，那么演奏出的音乐将失去旋律的优美、节奏的统一、音色的和谐，从而失去人们精神的愉悦需求。高校大学生可以通过管乐团队训练活动，通过不同声部的演奏、人与人的共同协作，在完成音乐作品演奏和再创作的同时满足他们对实践操作环节的好奇心和兴趣。管乐艺术教育是一种具有创新性、趣味性、挑战性、思想性的素质拓展训练活动，大学生可以通过管乐的训练、演奏和创作，拓展团队协作精神、提升学习成绩、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

二、管乐艺术教育是高校美育工作的需要。

国家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就审美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出台了大量的文件。管乐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大学生在欣赏、表演和创作音乐作品的过程中，要对作品进行分析，并从中获得相关的人文信息，通过眼睛、耳朵、嘴、手的相互配合使用，使自身的罗辑思维、感性思维得到发展。高校教育不但要重视理性的理论教育，还要重视感性的感情教育。既进行了学科知识传授，又培养了大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管乐艺术教育以优秀的音乐作品为载体，使作品中蕴含的思想因素，通过审美实践活动，提高了大学生的思想素质；通过浅层显性的教育环节，挖掘和开发了对大学生深层隐性的教育；通过素质的拓展训练，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协调发展。管乐艺术教育在审美教育中具有了一定的优势。相对于钢琴、弦乐等艺术种类来说，管乐的学习周期较短，完全可以从零开始，通过一至两年的学习，就可以掌握一些基础的演奏技能，演奏一些简单的音乐作品。所以在高校中普及管乐艺术，能够使大学生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的愉悦和美的体验。

三、管乐艺术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

高校的审美教育直指大学生的心灵、情感，关乎生命状态。目前，社会各界对高校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一些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又有一定程度的不合理，许多普通高校都处在转型期间，育人环境令人担忧。目前，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处于一种不容乐观的态势，特别是大一学生适应不了与高中截然不同的大学生活，容易产生情绪郁闷低沉、缺失奋斗目标、自控力不足等负面现象。管乐艺术教育不仅是掌握一件乐器的演奏，或是一首乐曲的表演，而是通过学习实践的过程，进行情感体验，通过演奏过程展现自身的良好风貌，体现精神美与行为美，帮助学生在艺术活动中进行审美体验，产生愉快的心情、良好的精神状态，寻找自信心、自尊心，纠正一些不良的的身心行为。

四、管乐艺术教育是高校团学工作的需要。

当前，是“互联网+”的时代，高校大学生都沉浸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人与人的交际变为了人机互动，对现实社会活动缺乏融入感。高校通过组建管乐表演团队，开展演出交流活动，给予了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正确的导向和帮助，帮助大学生逐渐融入社会活动，丰富文化艺术生活，为艺术展示提供舞台，让其成为推动国民艺术教育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综上所述，国家大力开展审美教育、素质拓展教育，其目的就是通过高校教育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的人才，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和世界观。本文中分析了管乐艺术教育对大学生素质教育拓展的作用，希望高校在对大学生素质拓展的教育中能加强对管乐艺术的关注，使之成为美育的一种重要形式。

参考文献：

[1]何哲弦.高职院校管乐教育对大学生素质拓展的作用[j].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03).

[2]林华.音乐审美心理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艺术精神对京派小说的作用论文

通过对沈从文小说理论文字进行综合、系统的阅读和研究，我们发现他的小说理论以“人”为中心，并由此辐射到“人性”、“生命”、“神性”、“自然”、“民族”、时代乃至整个宇宙的方方面面，他在创作中坚持独立的人格，以及对“诗性”的追求，对生活“深度”的倾心，对小说“真善美”的永恒守护，其小说理论不仅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吸收了现代主义，这些特点与经验永远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因此可见，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对于繁荣二十一世纪小说理论无疑将具有珍贵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沈从文的小说理论是对传统小说理论的突破，成就了现代小说理论的辉煌。

传统观念是轻视小说的，认为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读书人心目中，只有诗、文、词才是正经的“文学艺术”。虽然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提高了小说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但小说在文学上的正宗地位，并没有得以肯定。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倡导时期，小说的文学正宗地位才得以确立。“五四”时期，沈从文和胡适一样，都是将小说视为文学的正宗的，不仅在理论上予以重视，而且用自己的创作来确立小说的文学的正宗地位。他后来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一文中说：“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做个‘抒情诗人’似不如做个写实小说作家工作扎实而具体。因为后者所表现的，不仅情感或观念，将是一系列生动活泼的事件，是一些能够使多数人在另外一时一地，更容易领会共鸣的事件。”[1]这是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出发点。在变幻莫测的小说理论世界，沈从文自始至终都认为艺术应该为人生、应该拥抱人生的宗旨。与当时文坛领军人物鲁迅重视用小说来改造国民精神不同的是，沈从文企图通过对人性的表达和对“生命神性”的探求，来获得“生命的明悟”，以缓解现实的痛苦，从而达到社会重造与生命重造的目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把“人性表达”看得超越于时代，却不脱离现实生活，避开阶级、政治、商业角度单纯刻画人性，这成为沈从文小说人性观的独特之处。

沈从文是个有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上勤于学习，勇于探索，从不墨守成规。在传统小说理论的基础上，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抒情小说这一体式，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或诗化抒情小说体。他实际上是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也就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及其审美的功能。他还表示，“将文学限于一种定型格式中，使一般人以为必如此如彼，才叫做小说，叫做散文，叫做诗歌”，这样的习惯观念会束缚住“自己一支笔，无从使用，更使一般人望而却步，不敢用笔，即用笔，写出来和习惯不大相合，也不成功！”短篇创作应当是“揉小说故事散文游记而为一”，“自成一个新的型式”。[2]沈从文是诗化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废名开创的诗化小说的传统，并在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达到大成。沈从文的小说风格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汪曾祺，而汪曾祺的小说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从废名始，这些作家的作品显示了诗化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发展进程。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存在的意义不是对既成现实作出准确的临摹，而是必须对存在作出判断和思考。”他提出了“情绪的体操”与“抽象的抒情”的创作方法，这体现出的是一种生存的焦虑，是作家对我们现实生活处境的深刻洞察，是对生命的诗性关照。

二、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大大推进了小说理论的现代化进程。

沈从文的小说理论既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某些观念和观点，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开拓，沈从文虽然没有正式进入大学学过西方文学理论，但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的大量经验和超凡的艺术感悟力，已使他的理论触及到了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的某些实质问题，这集中的体现在他声称所受契诃夫和屠格涅夫等作家作品的影响，但他从不拘泥于前人的认识和成果，而是“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6]却又依据自己的文化个性和审美趣味，取其精华，然后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两位作家对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关注与同情，对沈从文的理念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人物塑造上，沈从文主张“表现社会下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要求小说积极反映社会下层现实，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这无疑代表了某种现代意识的觉醒，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通俗、平易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及“社会文学”等观念的先声。屠格涅夫“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的叙事方法对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不过沈从文在此基础上作了更深的探索和发掘，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浪漫理论。他自称是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这种浪漫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对现实极端不满，在藐视中自觉地疏离现实，而他的小说不仅表现了一种田园牧歌情调，或呈现出诗意的风格，更是充满忧伤和艰辛的人生图景。另一方面，西方浪漫主义秉承希伯来文化的神秘、怪诞传统，拒绝理性、平凡，强调“真正的诗所唯一承认的东西，是令人惊叹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东西，神秘的东西。”[7]而沈从文所向往和一心希望建造的是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种与“人性”关联的其人其事其情并不荒诞也不神秘，都真真切切地来自现实生活，给人们一种亲切感。

三、对中国整个乡土小说创作、小说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当代小说理论的视野来看，沈从文小说理论涉及的方方面面，无不对中国整个乡土小说创作、小说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沈从文在小说题材上主张“乡土生活与民族精神”的结合，着重表现中国乡村恬静和谐的生活与淳朴率真的人性，既反映出东方文化的博大、淡远与时代的空灵和浪漫，又具有历史的悲剧和文化的反思，从而扩展了鲁迅以来乡土小说追求“乡土批判”的内涵。他主张的“乡土”一方面要表现当时乡土小说的一些共同特征，如乡民的生存状态、民情风俗、乡愁情绪等等；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湘西民众生存与异域情调的描述，倾尽全力地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是从来就有的，生生不息的，它融化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了一种人的道德、信念、人情、人性，或者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是边城独有的。在风俗画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就使这风俗画显得余味无穷，也使沈从文的“乡土”观念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从而形成了沈从文独特的现实视象。这对后来的许多作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韩少功、贾平凹为代表的寻根作家都“企图利用神话、传说、梦幻以及风俗为小说的架构，建立一种自己的理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观念”。这种风格的营造不难看出沈从文界定的小说即“人事现象和梦的现象”的混合影子。

沈从文对当代乡土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善于运用非常个性化的方言、土语，精心建造一个神秘莫测的美好的湘西世界，在小说的抒情诗手法和田园诗风格等方面取得了自己独特的成就。他对乡村现实的想象没有流于一般的革命模式，更富有抒情诗意味的地域小说比起吴祖缃、张天翼、沙汀和艾芜等人更具政治教化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给后来年轻一代作家带来了特别大的鼓舞。此后的很多作家诸如萧红等就受他抒情诗手法的影响，其小说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也在以后的文学创作尤其在建国后的寻根文学中得以继承。金介甫曾在《羊城的晚报》的访谈录中指出，沈从文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影响很大，包括台湾在内，新时期的年轻作家，像何立伟、古华、韩少功、孙建中、贾平凹、阿城，还有他40年代的学生汪曾祺，直接继承了他的田园牧歌风格。另外，寻根文学在审美上突出“善”和“美”，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其对文化功利性和文学艺术性的自觉追求表现出浪漫主义的风格，细细分析，不难发现这种审美特征受到了沈从文小说理论和创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414.

[2]钱理群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57.

[3]（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2.158.

[4]沈从文.沈从文小说[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

[5]（美）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沈从文.从文自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7]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30.

全新太阳系起源说收养说的论文

笔者大体上按照时代先后介绍包括600～700万年前的原初人和撒海尔人的最早期的人类、地猿、南方古猿、扁脸肯尼亚人、能人、鲁道夫人、格鲁吉亚的化石人、东南亚的`直立人、魁人和弗洛勒斯人、欧洲的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非洲的匠人、罗德西亚人.接着介绍中国的直立人(俗称猿人)的主要特征,并对中国其他人类化石作了简略的介绍.其后用具体资料说明人类进化早期身材逐渐增高,这种趋势停止于大约180万年,人类的脑量则一直存在着增大的趋势,后期增速更快.笔者还简单叙述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最后介绍关于现代人起源的争论,特别是从人类化石的形态,古文化遗物,古气候环境等方面的资料对中国现代人起源进行了讨论.

作者：吴新智wuxin-zhi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100044刊名：自然杂志isticpku英文刊名：chinesejournalofnature年，卷(期)：32(2)分类号：q1关键词：人类进化身高发展趋势脑量发展趋势现代人起源

探求绘画艺术对小说的作用论文

绘画学习是幼儿身心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多媒体教学的出现能更好地促进幼儿绘画的兴趣,它是一种把图形、文字、形象、视频图像、动画和声音等运载信息的媒体集成在一起，并通过计算机综合处理和控制的一种信息技术，是信息领域的又一次革命，在教学中，它不仅能快速向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信息，又能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交互方式。同时，在绘画学习中，生动、鲜明的表现，能扩大教学信息量，拓宽幼儿的知识面，能激发幼儿主动感知、主动探索的欲望及兴趣，能使教学内容变得生动、形象。对幼儿来说，枯燥的形式缺少审美的感知，多媒体教学中能做到声色并茂、动静结合、高度智能化等优点，使传统教学中无法或难以表达的内容，形象直观地展现在幼儿的面前，不但帮助幼儿理解绘画内容，也培养了幼儿的爱美情感，同时也会提高幼儿的绘画创造能力。

一、多媒体教学能激发幼儿绘画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兴趣在孩子求知过程的重要性。兴趣是让孩子主动去探索，获得知识经验、扩大眼界的推动力。因此，幼儿园绘画学习的重点不在于培养美术教育的专业技能，而在于激发幼儿对绘画学习的兴趣，为未来的美术教育奠定基础。而多媒体教学综合运用了图、声、色等效果，创设各种形象生动、灵活多变的学习情境和教学情境，虚拟现实，再现生活物景，把静态知识动态化，抽象知识形象化，枯燥知识趣味化，从而营造了轻松、活泼、流畅、自由的学习氛围，吸引住幼儿的兴趣，陶冶幼儿的情操，推动了幼儿学习的能力。例如，中班绘画学习“美丽的花”，活动前，从网络中收集到许多鲜花盛开、蜜蜂、蝴蝶飞来飞去采蜜的动画，画面上各种鲜花竞相开放，形态各异，颜色鲜艳绚丽，再配上一段恬静优美的音乐，这让孩子们在通过视觉的感知及对丰富画面的喜爱，大大激发了他们对绘画的兴趣。只要绘画兴趣产生了，孩子就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身的潜力，这离教育的目的也近了。

二、多媒体教学能协助幼儿理解绘画内容。

在美术活动中，许多内容光凭教师讲解示范或让幼儿自主去画是不够的，幼儿的思维对许多抽象的概念是不容易理解的，因此要想把教学内容从各个层次、多个角度并形象、生动、鲜明地呈现在孩子面前，这就需要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利用图文、声、像并茂地加深孩子对绘画内容的理解，把原来一些较抽象、生疏、不够具体，难以理解，不生动的教学内容变为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具体的可观事物，让所学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使幼儿得到更多的认识，使绘画学习取得更佳的效果。例如，大班绘画学习《海底世界》，大海对本地区的孩子来说只有极少数人看到过，就算看到过大海也对海底认识不多，对此方面的经验甚少。因此，利用网络资源从网络上收集下载许多海底生物的动画，并结合相应的精美图片和一些优秀的作品，使幼儿对海底有了多层次、多方面的认识，把原来不清楚、抽象、深奥的内容变得清晰可见，这对幼儿在绘画中起到了具大的帮助作用。

三、多媒体教学能培养幼儿的爱美情感。

幼儿美术欣赏活动是幼儿园美术教育内容的重点之一，欣赏活动中让幼儿感受和欣赏美术作品、自然景物和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感受形式美和内容美、丰富审美经验，发展创造力和想象力，从而培养幼儿一定的审美情感。利用多媒体教学为美术欣赏创设理想的环境，营造美的氛围。例如，在欣赏我国国粹《京剧脸谱》时，首先收集一些精彩的京剧片段，让幼儿对京剧的音乐及装扮有一定的了解，并对京剧产生极大的兴趣，再通过多媒体手段展示各种面具，让幼儿了解面具的主要特征及色彩的搭配，使美术活动在音乐、影像中有机结合，让幼儿获得立体的、多元化的感受，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得到美的享受，爱美情感得到了培养。

四、多媒体教学能提高幼儿的绘画创造能力。

幼儿园《纲要》提出，幼儿美术教育重在幼儿的自我表现，抒发幼儿的情感，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促进个性的发展。可见当今的社会日新月异，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美术活动中，只会模仿，不懂创新的人是出不了优秀作品的，而多媒体教学能培养孩子的创新意识，提高创造能力。例如，在中班绘画学习《小青蛙》，幼儿在观看了课件上的青蛙，对青蛙有了很大的兴趣，也对青蛙有了更多的认识，但如果课件上除了青蛙外没有其它景物或情境，画面就会显得单调和乏味，慢慢的孩子对绘画就会失去兴趣，因此，教师提示引导孩子大胆想象，丰富画面，再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设计画面，如给小青娃画上池塘、荷叶，或是青娃的唱歌比赛，或青娃的宫殿等，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使画面更加生动，也让幼儿的创造力得到了提高。

多媒体教学已经成为幼儿绘画学习的一种手段，它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的需要，把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媒介整合起来运用，使幼儿绘画学习变得丰富多彩。多媒体教学不仅能活跃教学氛围，帮助突破教学重点难点，还有利于幼儿对美术的感受和理解，大大提高教学灵活性，大大激发幼儿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幼儿表现美、创造养的兴趣，使幼儿在美术活动中获得较大的满足。当然,在幼儿绘画学习中采用多媒体教学，需要广大教师认真学习、结合自己的实际努力提高软件的开发与应用水平，在教学中，不仅仅是教学设备现代化，更重要的是教学观念的现代化，教师素质的现代化。所以，幼儿教师必须不断学习新概念、新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积极推进现代化教育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认真研究课堂教学组织策略，把优秀课件与传统教学手段相互整合，有效地进行课后答疑，以提高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陶秀伟.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m].辽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杜玫.幼儿美术与创造性思维发展[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3]朱家雄.幼儿园课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承志诗性小说的特征论文

从鲁迅的小说《故乡》《祝福》《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沈从文的《长河》《边城》，到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等，构成了一幅壮观的“诗性”小说场面。于是，在此背景下，小说的“诗性”问题便成为一个重要论题，研究者纷纷从不同视角来关注和论证小说的“诗性”特征及其内涵。但是，截至目前，研究者更多的是从文体层面，即从诗的形式特征入手来认识“诗性”小说，他们主要关注小说外在形式特征的诗意与诗化，如语言的诗化、结构的散文化、象征性意境的营造、艺术思维的意念化和抽象化等。认为“诗性”小说就是将诗的某些文体特征吸收、消融到小说的创作中来，将小说用诗和散文的笔法写成，使其具有诗的意境和韵味，体现出小说与诗歌、散文的相互渗透。这种仅停留于文体学层面对小说的“诗性”进行解读，必将使其陷入概念歧义和片面化的误区。

如张箭飞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诗化小说是现代小说的一种形式，即用诗歌的方式组织叙事，为了最大限度的逼近诗，削弱散文小说叙述结构的统一感和逻辑性，作者需要利用诗歌的特色手段来替换或转化散文性叙事的形式技巧———诸如强调关键词语，有意重复某个意象，富有暗示意义的细节、节奏等”［3］。我们应该认识到，“诗性”这一概念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深度都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到了文学、美学、哲学、宗教等各方面内容。它“并不取决于华丽的语言，韵律的整饬层面，而诗主要体现在其反应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寻”［4］。

因此，在当前对小说的“诗性”问题研究时，不能仅仅从“诗性”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文本表层的外部特征进行区别与论证，而忽视对“诗性”内涵多元意义的解读，忽视对“诗性”小说的文学“主体性”精神的关照，将“诗性”内涵的两个层面分开解读，使各定义间相对独立或隔绝，特别是停留在文体形式层面只关注诗歌形式对文学的渗透，而忽略“诗性”本体论层面对人性、人生的探索。这最终会限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导致“诗性”概念的泛化和误读。

在文体学层面，“诗性”小说即对小说风格的诗化处理，指的是一篇小说作为完整的艺术世界所具有的诗的意境和情致。它与传统小说在语言的运用、结构的设置、叙述的方式及人物形象的刻画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追求目标和审美特征。在语言上，与传统小说相比，“诗性”小说作家将语言的诗化放在首要位置，语言具有明显的本位地位，语言的风格构成“诗性”小说风格的基础。其语言追求清新明丽，隽永含蓄及精炼自然，节奏感强，富有内在韵律，而且能构成抒情意象，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和音乐美。语言的“诗化”是“诗性”小说的最基本特征。在结构形态上，与传统小说相比，“诗性”小说不再讲究叙事的连贯性，情节的集中紧凑等特点，而采用了诗化、散文化的情调、情绪结构形态，不再讲究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严谨性，而是通过创造零碎的场景和强烈的主观抒情来淡化叙事情节，使小说结构趋于散文化，作者往往将“一种主情主义的美学意识带进小说当中”，以深层的内在意蕴将生活的片段、简单的故事情节以及复杂的情感思绪贯穿起来，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体现出“诗性”小说形散而神不散之美。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诗性”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它非常注重对人物的肖像描写和语言描写。在人物的肖像描写上往往不求精细，而是简单勾勒，甚至模糊不明。在人物的语言上也往往不求个性化，人物对话很少，甚至没有对话，却很重视对人物心理进行细致入微，感人至深的刻画。在叙事方式上，传统小说本来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为中心，而“诗性”小说却以意境的创造为中心。丰富深厚的象征意蕴是“诗性”小说的又一突出特征。人物、事件、环境不过是用来渲染气氛，烘托情感，寄托作者的某种心情。这样人、情、景相互交融，构成诗的意境。从而与一般抒情小说区别开来。

在文学本体论层面，“诗性”是人性深层对人生本源性的追寻和共通性向往，是诗人在“失落于历史之中，通过语言中介去寻访表现诗意、信仰、爱、追求人生皈依等本体性问题，从而诗化人生”［5］。中国“诗性”小说是在五四时期“人的主体性精神觉醒”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是对传统小说中“人的意识”的整体性缺失的补合。“五四”时期张扬“人性”、“人道主义精神”，使“为人生”的自觉、积极的诗性意义，成为小说的基本主题，使文学对传统形态下人性集体无意识进行自觉诉求。它实质上是潜伏在人意识深处的种种生命本能凭借着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获得升华，从而完成人性的解放，其本质在于作家对理想人生方案的寄予和表达。

综上所述，对于“诗性”这样一个具有丰瞻性的概念，我们不仅要从语言的诗化、节奏的整饬等文体层面去界定，更要从其反映生命的“内在精神”方面，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询等本体论层面去诠释。本文提出这一问题也就是意图引入一种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思路，突破对“诗性”小说概念化、形式化的研究，沟通现当代小说的形式研究与人文研究，以此深入地解释张承志作品艺术魅力常在的原因。这也有助于深化、提升“诗性”问题研究的对象，进而恢复“诗性”内涵的欲望、宗教、存在等意义。

在小说中采用诗歌的语言表现和散文的结构模式，用具有丰厚象征意蕴的意象营造一种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象征性场景，把浓烈的情感融入小说的叙事中，对生活中的人、事、物做诗化处理，从而使其小说成为“诗性”小说。他的小说作品，几乎都是激荡着生命热情、蕴意深刻的诗篇。可以说，“诗性”小说不仅是他的一种创作追求，更是一种强烈的内心情感倾诉的需要。小说所蕴含的，是全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所喷发出来的、充满牺牲精神的崇高诗情。对张承志小说的“诗性”研究，早在其作品刚刚发表的80年代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与追求。一直以来，评论界也有着较为持续而热情的关注。但是，截至目前，笔者发现，对张承志“诗性”小说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文体层面，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小说体诗”来研读和分析，而没有从小说“诗性”的内在精神、生命强力等文学本体论层面进行准确而深刻的探析，没有用一种整合的思路从文体学、文学本体论两个层面相结合来研究张承志小说的“诗性”特征及其内涵。因此，本文将从张承志小说的“诗性”外在表现特征及其对生命与人生的探寻两个层面入手，坚持从形式向内在深度掘进，全面探究和认识他的小说创作的“诗性内涵与价值意义。”

张承志的小说是“诗”的。他的创作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叙述语言连同整篇小说的发想、结构，应该是一个美的叙述。小说应当是一首音乐，小说应当是一幅画，小说应当是一首诗，而且全部感受、目的、结构、音乐和图画，全部诗都要依仗语言的叙述来表达和表现，所以小说首先应当是一篇真正的美文。”［7］他的“诗性”小说作为小说与诗相结合的产物，在文体上打破了小说最基本的规范，呈现出一般小说所没有的诗的外在特征。其在文体层面的诗性表述体现在诗的语言、诗的结构、诗的色彩三个方面。

1.诗的语言。

对“诗性”小说来说，语言不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所履行的不仅是媒介的功能，它的某种审美的有序构成本身就是一种特定内容的揭示。对于“诗性”小说，我们首先从其语言中就能感受到诗的韵味。语言的诗化，正是“诗性”小说突出的文体特征。张承志对小说的语言高度重视，“我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文字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的作家。我用十年功夫磨练了自己的文字语言。”［8］由于特殊的人生阅历，张承志有幸领触了皇城根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等亚文化的恩泽，也由此而形成了他艺术创作中独特的诗的语言风格。在张承志的“诗性”小说中，小说的语言不仅是载体、是形式，而且是内容、是本体。这种语言是经作者创作过的新鲜的、有活力的、有表现力的语言，而且富有丰厚的底蕴与深味。在张承志的小说中，语言节奏时而短促紧迫，时而舒缓绵长，富有内在韵律；句式上长短相错、灵活多变；标点符号时有时无，这些都成为人物内心世界的律动和情感起伏变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如《危险的生命》中的一段景物描写：“笔直下滑的黑黑斜坡上，生着一颗颗垂直的树。叶子枯黄，沐着阳光，美丽的如黄金薄片。如厉鬼肩上的花一般，那金箔般的叶子给了我如镂如刻的印象。在漆黑而滑向无底深渊的斜壁上，这种美丽的金黄真不可思议；我不断的联想到生命的危险”［9］。

这几个整齐匀称的排比句，将主人公瞬间涌上心头种种复杂而强烈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增强了节奏感，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激荡读者的心灵。由此可见，张承志“诗性”小说的语言，语句的长短、语速的徐疾随着情感的起伏跌宕而变化，长句舒缓，短句急促，长短有致，快慢徐疾交错变化，外在的语言节奏与主人公的情感的跌宕起伏相辅相成，使张承志的小说具有了独特的韵律感，给人以美的享受。

2.诗的结构。

综观张承志的“诗性”小说不难发现，作者非常习惯于以诗的结构模式来构思小说。他的“诗性”小说打破了小说的传统模式，不再追求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连续性、完整性与严谨性，不再囿于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而是采用了以大笔描绘客观世界与充分抒发主观情思相融合的符合传统民族审美趣味的主体构思。作者倾向走向内心、走向情感、走向主观的体悟，有感而发，而不是纯客观的叙述再现。以深层的内在意蕴将生活的片断、简单的故事情节以及复杂的情感思绪连缀贯串起来，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体现出形散而神聚之美。在张承志的“诗性”小说创作中，首先，他摒弃了传统小说以故事矛盾冲突进行结构的单一模式，也摒弃了以意识流动来结构小说的极端的情节结构，而是借鉴诗歌“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情绪流动的结构方式来组织心绪；通过人物内心世界发展的轨迹及情绪流动来组织结构，从而凸现出诗的抒情结构。比如：《黑骏马》的构架是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的爱情情感及索米娅艰难生活的命运。小说并没有对他们爱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做全面、详细的叙述与交待，作者只是用白音宝力格回忆的形式，作了粗线条的陈述，人物的外部特征和客观情境的描写也是粗疏的，但却把浓墨倾泼在主人公白音宝力格的内心感触上，重点刻画他在带着“缺憾、歉疚和内心创痛”重返草原，寻找他从前失掉的东西时，所留恋、所遗憾、所悔恨的沉重心理，更多把笔力投向人物的精神世界上。

小说中在“我”骑黑骏马返回草原的随想中，简单的故事情节被古老的草原牧歌《黑骏马》的曲律所分化和演进。主人公白音宝力格那反复不断的内心思索和反省，使小说从头至尾布满了种种的感触、思绪和联想，造成情绪的流动，形成情感的节奏。它们不仅充分揭示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使人物有血有肉、有灵有情地站立在我们面前，而且加深了作品质的深度，扩大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其次，张承志的小说，大多选择了一个简单的线索与结构，但这种情节简单性的缺陷往往被诗的内在激情所弥补。事件的过程和情节往往被“诗化”掉了，但结构的开放之中仍然有紧凑感，放任之中仍然有内在的统一感。这种结构的统一感来自于弥漫整个作品的诗意。这使得作品不致成为一些随机片断的随意堆砌。如《北方的河》的简单故事是我为了报考研究生及立志考察北方河流的志愿。这种简单的情节，如果不以诗的激情和思想激情去充实，有可能就是一种空洞的结构。但张承志却在这种简单的构架中容纳了十分复杂的生命内涵，从而使艺术作品充满着一种内在的张力。总之，张承志在创作中自觉追求小说的诗化结构，不再以完整的故事来架构框架。没有死板的开头、发展、高潮、结尾的明显的斧凿痕迹和故作惊人的悬念气氛。真正网络作品结构的，是作家的内心世界和特定激情在作品中的再现。

正如王蒙在评价张承志的《绿夜》时说“: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对任何人物和事件的来龙去脉的交代，没有静止的对于风景、环境、肖像、表情、服饰、道具的描写，不造成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境的逼真感，不借助传统的那些久经考验、深入人心、约定俗成的办法：诸如性格的鲜明性、情节的生动性、丰富性、戏剧性，结构的完整、悬念的造成、道德教训的严正……摆在你面前的，是真正的无始无终的思考悄绪的水流，抽刀也断不开的难解难分的水流。”［12］王蒙的这一评价不仅对《绿夜》，对张承志的其他小说也是比较贴切的。

3.诗的色彩。

张承志“诗性”小说中的色彩，是张承志对生命与人生的理解与显现，也是他特殊的情感体验在文学世界中的激情投射。对色彩的追求与迷恋，极大地增强了他小说的阅读美感。无论是读他的《北方的河》《黑骏马》《绿夜》，还是读《金草地》《心灵史》，我们都能在作者如歌如诉的描述中看到他向我们描绘的发射出强烈光彩的金黄的山川、一望无际的绿色的大草原、火红的太阳、高远蔚蓝的天空，感受到一种特有的悲壮、雄浑的力量。

比如在《黑骏马》中有一段描写：“……极远极远的、大概在几万里以外的、草原以东的大海边儿吧，耀眼的地平线上，有半轮鲜红欲滴的、不安地颤动的太阳露了出来。从我们头顶上方一直延伸东去的那块遮瞒长空的蓝黑色云层，在那儿被火红的朝阳烧毁了边缘。熊熊燃烧的，那红艳醉人的一道霞火，正在坦荡无垠的大地尽头蔓延和跳跃，势不可挡地在那遥远的东方截断了草原漫长的夜。”［13］这段景物描写，使人不禁联想到那波澜壮阔的草原静置于广袤无垠的天幕下的太阳雄壮与凝重。红、蓝、黑三种色彩的交相辉映，给人的视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除了视觉的享受，你还能感受到一种博大的情怀，它能带给你一个宽广的视野。在这样的地方呆上一阵，你更会觉得自然的伟大，人类的渺小。像这样美的画面在张承志的作品里还可以找到很多处。张承志对色彩的理解，也许是受到了梵高的影响。张承志在许多作品中都流露出了对这位艺术大师的崇敬和热爱。他作品中的色彩多少承袭了他的艺术风格。“梵高则让他懂得了线条与光泽的价值”［14］。

尤其是梵高的“我不是尽力想精确地复制眼前的东西，所以我可以更为武断地运用色彩，这是为了强有力地表现我自己”［15］，这种色彩观念对张承志的影响更大。不是“精确的复制”，而是“为了强有力地表现”自己，这种表现就是作家内在的感受和一种包含个人底蕴的精神活动。在张承志的作品一次次浓墨重彩的描绘中，我们看到他醉心于对七色光彩的追求，善于依据各种色彩的象征意义所伴生的情感特征来选择和描绘景物，使之与人物的心境相契合。

从文学本体论来看，张承志的“诗性”小说是其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宗教追寻精神的激情表达，其作品通体激荡着高亢的生命旋律和生命意志，表现了人类追求精神家园的执着以及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孜孜以求，同时又对病态悲观的生命形态进行积极的反驳。与此同时，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宗教追寻的“诗性”素质，使张承志的“诗性”小说充满了奇特的艺术魅力。

1.崇高的生命意识。张承志的小说创作，几乎都是激荡着生命热情的、内蕴深刻的诗篇。他在作品中探讨生命的价值，寻找人生的'意义，讴歌青春的理想，讲述民族历史的重荷、苦难人生的轨迹、青春的启蒙、爱情的呼唤、男性的粗犷与深沉、女性的温柔与母爱的伟大、社会人性的复杂及其光明的前途。他的“诗性”小说作品，是一部关于人生与人性的富有生命激情的奏鸣曲。比如在《北方的河》这部小说中，作者以第三人称独特的笔触展开叙述，展示了一位在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大河哺育和娇惯下长大的青年主人公“他”对河流的热爱以及在“河流”中破风斩浪、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主人公“他”作为一个充满着青春活力和英雄气概的人物，在高速运转的生活节奏中，仍然有着一颗不向命运屈服的赤子之心，他拼命地追回被历史耽误而流逝的青春，以英雄的气概和热情执着地追求理想，相信未来。朝着理想之路勇敢前进，成为“他”生活准则和生命的全部意义。河流的粗犷博大，养成了他自信、坚韧、不安分的性格。早在青春年少之时，他就无所畏惧地轻松横渡了黄河，并且把跟着的一位陕北老乡狠狠地甩在后面。当他青春流逝，再次面对黄河的时候，又不顾年轻女摄影记者的劝阻，再次畅游了这条正汹涌着大浪的喧嚣大河。虽然此时肉体背叛他开始衰老，但青春的理想依然存在。在专业方向的选择上，也显示出了他的执拗与自信。他本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优等生，本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但是，不听从众人的劝告，执意要考人文地理学研究生，而一旦主意已定，便不顾一切地着手准备。他下决心运用书本上的知识和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去“轰炸”那张考卷，让导师对他刮目相看。他也曾遇到许多困难和障碍：没有钱去黑龙江考察，母亲病重住院，手臂疼痛难忍，报名遇到了麻烦，准考证没有着落……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他向既定的目标冲刺。他那种志在必得的自信和燃烧着的不可遏止的激情，使读者无不受到强烈的感染，而且深信他一定可以实现他的奋斗目标。这个永不放弃与生命搏斗的好汉子，他的身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随时决心与命运“斗一场”。他相信青春，期待青春。他认为只要是青春就会是美丽的。他要奔跑着生活，以此来追回过去浪费掉了的宝贵青春，他的身体是累的，可是心里却是自由的、轻松的，充满了希望。由此，我们看到，这个被北方的河把勇敢和深沉、粗野和温柔、传统和文明灌注到血液中的年轻人，已经显示出了坚强的奋击者的性格，“他”从这些奔流不息、永不衰竭的河流中领悟到生命和青春的启示，“他”与辽阔苍茫、粗犷坦荡、深邃博大的北方大河精神容二为一。在这里，北方地貌河流无不成为人的生命激情的具象表现，成为整个民族精神的象征。

2.宗教追寻的“诗性”素质。张承志是一个有着虔诚信仰的作家。宗教信仰始终贯穿在他为文为人之中。这成为作家创作的“诗性”精神积淀。作为一个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徒，信仰已深深根植于其灵魂深处而无法回避。但要真正理解张承志的宗教，哲合忍耶却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他的宗教更多的则应是一种带有终极意味和具有超越性、普泛性的精神超越与价值意义，它贯穿于作家文章之中，形成一种无形且无边的诗意。张承志对宗教的追寻源于他对都市现实生活的清醒认识与反抗。“周围的时代变了，20岁的人没有青春，30岁便成熟为买办。人人姜缩成一具衣架，笑是假笑，只为钱哭。十面理伏中的我在他们看来是一只动物园里的猴，我在嘶讯时，他们打呵欠。”[16]美好的价值追求与现世的虚伪混浊，使得张承志变得愤怒和焦灼，为了寻找理想的人格模式，追寻纯真的人性，为了重建想象的净土和追寻“清洁的精神”，他选择了抛弃与流浪，抛弃那种世俗的龌龊的生活，在流浪中寻找自己“洁净”的精神世界。这种追求是对生命的强调和重新阐释：只有守卫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才能消除今日主体认同的危机感，获得完整的生命感受。

理想主义的张承志在流浪中苦苦追寻着理想的净土，找寻精神的依托，于是他的三大小说系列，即草原小说系列、北方小说系列和回民小说系列告诉我们：在那无际无涯的草原，在那贫瘠穷苦的黄土高坡，那村庄的古老和农民的淳朴，绿色的原野和金色的牧场，这里是心灵的憩园、清洁精神的栖息地。他的《绿夜》《黑骏马》等草原小说，悲壮而感伤。这些小说带有苦难的幸福观，充满宗教的意味。额吉的博爱精神和宿命地对待人生苦难的态度，很接近佛教和基督教的观点，《金牧场》中的男性主人公对待人生积极进取、“九死不悔”的“朝圣精神”，又是和儒家文化吻合的。这时张承志还没有某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宗教情感是基于个人现实阅历自然形成的，又由于张承志虽然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但在汉文化环境中生长，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宗教是复杂而丰富的，混杂了不同文化的因素。从《北方的河》开始，他的小说出现了一个父亲形象。他称黄河是“父亲河”，以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表现对父亲的感情，这种中国标准的祖先崇拜是最普遍的宗教主题之一。

但是，真正让张承志似乎找到了自己宗教追寻的终点，则是他的母族信仰。他高扬起生命意识，彻底的皈依宗教，当世人在的舞场和饭厅堕落和颓废时，张承志却选择远离都市灯红酒绿，远离世俗人群，走向了悲凉的哲合忍耶，在那里他看到了生命的坚韧，感受到了信仰的震撼。《黄泥小屋》中的苏尕三，17岁出门，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地漂泊迁徙，下死力气，日复一日的挥锄舞镰，就是为了一个“黄泥小屋”的念想，这黄泥小屋那么神秘，那么令人悠然神往。

在这里，张承志用一个实体的黄泥小屋象征着一个抽象的念想，一种对净土的憧憬，一种对精神的渴望。在第八次从大西北回来之后，他凝结了全部心血写出了自己文学顶峰的作品《心灵史》。《心灵史》则用文学与宗教联姻的方式，通过对回族哲合忍耶教派发展历史全景式的描述，再一次集中反映了回回民族灵魂不灭的历史。作品通过对宗教神秘主义的描绘，去揭示超乎一般宗教意义上的更深层的内容，心灵魅力，提高人们参与拔河运动的意识。通过各种渠道去宣传拔河项目，或通过重大节日去拓展拔河运动，使之成为全民健身活动的方式之一，通过组织拔河赛事为主要手段，可带动加工业、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体育设施、器材如拔河用的麻绳、拔河鞋等各种各样体育产品消费活动的发展，带动拔河相关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本文作者：苏茜、马斌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张恨水小说的文化特征与独特价值论文

：开展应用型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活动，应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用人需求，把握好人才培养定位，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本文对应用型汉语言文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分析，同时对该学科人才培养定位进行了探讨，以期达到提升人才培养成效的目的。

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其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为社会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满足社会和企业的用人需要。对于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需要对才人的培养作出科学的定位，这样才能明确人才培养需求，更好地让人才教育工作的价值得到体现，让学生在走出校门后，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现阶段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的问题，比如：职位不匹配，就业面过窄等。因此，为了有效解决当前的人才培养问题，人们要对应用型汉语言文学的学科特征进行科学的分析，同时做好人才培养的定位工作。

当前高等教育体系下，大众化教育已经成了主要的人才教育理念，不同领域学科专业人才数量大幅度提升，但是高端人才的数量和比例依然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尤其是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对于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继续进行深造和参与学术研究的学生数量很少，整体比例基本维持在千分之几的层面上，绝大多数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都是从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文字类工作。所以，在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教学活动过程中，人们应该要对学科设置状态进行明确，并且对社会用人需求进行充分的探究，在具体课程设置上，既考虑语言文化方面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的用人需求，增加更多应用型文学的内容。但是应用型汉语言文学本身的专业基础与其他理科专业和科研项目学科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具体学科领域和专业设置方面，当前集中于“广义文学”和“狭义文学”两种学科设置特点，对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说，以往教学活动更多地关注艺术化的“狭义文学”特征，而对实际社会生产方面的文字需求没有进行更加全方位的应对和考量。

第一，品德素养定位。在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要对学生自身的品行、道德、素养进行准确的定位，确保人才本身需要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事业观，这样才能确保人才可以在自身岗位工作中，踏踏实实地完成自身的工作任务，具备文明诚信、爱岗敬业、团结奋进的良好品质和较强的责任感。对于人才教育培养来说，良好的道德情操和修养，可以让自身不断地反思和内审，让人才自身的人格品质和道德意识得到不断的发展。“一方面具有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洞察与理解（知识层面），另一方面深受古典与现代人文精神的熏陶，能够在坚持个人的独立、自由中以天下为己任，担当国家、民族、社会以至整个人类的命运（精神层面）”。在人才培养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让学生能传承良好的文化精神，具备良好的人文品性，真正地站在社会文化的前沿，为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做新时代的新知识分子。第二，知识定位。对于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人才来说，其本身需要对于汉语文学的相关知识具有较高的掌握水平，同时具备开拓的视野和扎实的写作功底。在专业办学的过程中，应对本专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全面地跟踪，让学生具备良好的理论知识基础。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面主要集中在文字工作领域，只有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才能更好地应对实际社会岗位上的诸多需求。学校要科学地对自身的专业课程结构进行调整，融入更加科学的教育理念，切实地打造一套更加完善的理论知识教学体系。第三，能力培养定位。对于新时期的人才来说，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了一个优秀人才所必备的能力，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更是如此。在人才培养中，只有明确能力培养需求，才能不断跟随时代发展的脚步。人才需要具有较强的思考能力和质疑能力，对汉语学科的前沿问题有着浓厚的探索兴趣和探究能力。在日常工作中，可以对于不同领域的写作技能方法进行掌握，具有较强的信息处理和语言文字材料加工的能力。同时，人才也需要具有足够的沟通能力，可以在日常工作中胜任各类工作的需求。以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能力培养定位为基础，人们需要对于实践教学活动进行更好的创新，融入对学生素质和能力培养的全面目标。例如，在专业技能训练和具体实践活动中，通过展开与岗位结合紧密的实训活动，让学生自身实践能力得到很好的提升。在学生进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学生信息获取能力、文献检索能力、信息收集能力进行培养。在日常教学中，也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相关的技能比赛、专业技能认证，提升学生整体的综合素质。

总而言之，由于当前对于应用型汉语言文学学科特征了解不够深入，人才培养定位工作开展不够准确，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活动的开展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要想切实地落实好本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人们必须要对学科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目标，找准切入点，提升办学体系的科学性。

张恨水小说的文化特征与独特价值论文

戏剧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等形式将对人物间的故事叙述通过舞台表演艺术进行表演出来，它的表演形式层出不穷，主要包括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木偶戏等等。所以，一台戏要有合适舞台场景、优秀的演员，还要有室内的真实的布景、适合的道具、化妆师、灯光师、服装设计师，有的戏剧还要有背景音乐伴奏等等。这些背景都为戏剧的演出起到烘托作用。剧本不等同于戏剧，它是构成戏剧的基本因素之一，它是一种文学体裁，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阐述剧本的特点：

散文和小说的故事情节可以不受到空间和时间概念的限制，但剧本和小说、散文不同，剧本要求时间、人物、情节、场景要高度集中在舞台所承受的范围内。舞台的表演与时间关系密切，时间不宜过长，也不易过短，要符合观众的承受时间，所以剧本的篇幅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人们的语言表达也不能特别多，观众会有厌烦的心理，有些语言与表情是让观众去思考的，去想象的，因此，编写时还要考虑到时代背景，可用“前台词”“旁白”来承上启下，例如，张伟老师的《七步成诗》，旁白写道：东汉建安26年，曹操身死，其子曹丕继父之位。当此新老交替之际，内有外患，家国仇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旁白用简单精练的语言首先交代了这出戏发生的时代、主人公，并且引出了接下来要出场的人物和将要发生的事情。

剧本中的故事情节要求必须通过人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得以体现，剧本要比其他文学体裁更加集中地反映现实生活我们所能体会到的真实的冲突。剧本是通过表现矛盾冲突来展开情节和塑造人物，并且要以矛盾冲突作为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所以说，如果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只有冲突的呈现，才有戏剧的精彩，演员才有发挥的余地，例如张伟老师的《七步成诗》，以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人曹植《七步诗》创作的背景为依据而创作，“东汉建安26年，曹操身死，其子曹丕继父之位。当此新老交替之际，内有外患，家国仇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戏剧冲突反映着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有的情节变化以至于达到高潮都是需要人物的心理因素的构成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构成了剧本的主要情节结构，一般说，剧本的情节结构可以分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紧密联系的，缺一不可的，不然戏剧的可看程度就会减半，在大幕拉开的是瞬间，我们进去了故事情节当中，主人公的苦笑就会带领我们如何去和他们一样的生活，开端起着介绍人物关系和揭示矛盾冲突的作用，发展表达除了矛盾冲突向前不断发展的全过程，演出时从矛盾发生时就指引观众如何去感受当时的气氛，高潮是矛盾冲突发展到了最高的顶点，就是故事的最精彩部分，这时的剧情也最吸引观众、最扣人心弦的主要部分，也是戏剧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

剧本的主要内容就是靠剧中人物的语言魅力，语言就人物塑造成否的主要法宝，一句话，一个神态表情都贯穿着全文，所以语言很重要，还是就是选择演员是最重要的，只有适合的演员才能用真情实感把剧中人物的特征表达得淋漓尽致，才能让我们看起来大块淋漓，这样的戏剧才是成功的，才是观众喜欢看到的。例如，《七步成诗》，旁白写道：“东汉建安26年，曹操身死，其子曹丕继父之位。当此新老交替之际，内有外患，家国仇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剧本主要是通过台词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人物性格。因此，台词语言要求能充分地表现人物的性格，身份和思想感情，要通俗自然，简练明确，要口语化，要适合舞台表演。如《七步成诗》中，曹丕的语言，曹丕对华歆说：“先王刚刚去世，举国哀痛，民心不稳，千头万绪，你要处处小心谨慎才好，遇事多想想。”历史上曹操对人的残忍、猜疑，不下于其父曹操。曹丕的话可以表现出他性格猜疑，做事小心谨慎。曹丕对曹母说：“曹植是我的亲弟弟，我俩是您的亲生儿子，他还是父王生前的宠子，纵然他有天大的错，我也不会置他于死地的。”此台词充分表现了曹丕虚伪的性格，曹彰有战功，曹植有文名，对曹丕都是威胁，曹丕下毒毒死了曹彰，在《三国演义》七步成诗中看，看起来曹丕宽宏大量，放过了曹植，事实上曹丕曾多次陷害曹植。舞台也是一种表演，这种说明又叫舞台提示，也是连接着剧本的重要内容，给了剧本上的文字补充，舞台说明包括剧中人物表，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服装、道具、布景以及人物的表情、动作、上下场等，这些说明对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

格言新说

张恨水小说的文化特征与独特价值论文

彝族是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彝族非常著名的一个特征就是其音乐艺术和民间的歌舞，由于近些年来我国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使得对彝族音乐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本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彝族音乐的类型与文化艺术特征，并将彝族音乐做一个比较全面的阐述，这样对彝族地区音乐的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彝族;音乐;音乐类型;文化艺术。

彝族是我国一个非常古老的少数民族，由于近些年来，少数民族文化的开发和兴起，使得彝族的音乐得到了广大爱好者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我国的彝族人数比较少，并且大都居住在云南、贵州以及大凉山和小凉山等地区，很多研究爱好者忽略了川滇黔边境地区也有彝族人民的居住。为了对彝族的音乐文化进行更为全面的开发，现将彝族音乐的类型进行分类，从而对彝族音乐的文化艺术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

彝族发展的历史最早出现在汉代古籍中，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当时的四川安宁河流域居住着十个以上的部落，其中以“邛都”最大，后来到了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部落，叫作“叟”，而以上的邛都、叟等都代表的是现如今的彝族。自古以来，彝族人民能歌善舞的特点就广为流传，彝族音乐中有各种各样的曲调，例如迎客调、爬山调、娶亲调、吃酒调、进门调、哭丧调等，很多曲调中的词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彝族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即兴创作的。一般彝族的音乐分为女调和男调，并且不同地区的音乐会有本地区独特的风格。彝族人在进行唱歌的过程中也会利用乐器，彝族的很多乐器已经使用到了很多现代音乐的演奏中，例如笛、葫芦笙、马布、三弦、月琴、编钟、大扁鼓、巴乌等。彝族的舞蹈也很具有特色，主要有两种类型，就是独舞和集体舞，以集体舞偏多。彝族音乐的节奏感比较强，动作也比较欢快，通常使用月琴、三弦以及笛子进行伴奏。

(一)情歌。

在彝族人民的爱情发展中，情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有交往意向的男女或者是情侣会通过情歌对唱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对约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商定也是通过互唱情歌达成的。通常情况下，彝族的男女都是选择在田间劳作时、在放牧牲畜或者是在私下相遇时进行情歌对唱，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感觉和情愫。彝族音乐中的情歌也可以进行分类，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牵挂之情、倾诉自己对对方的爱恋之情、表达自己的择偶标准、抒发与对方永不分离的情感等，这样的情歌都具有感情直白、语言质朴的特点。一般彝族人们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歌曲有《啊呀马嘎》《古朱合》等，这两首歌可以说是在彝族爱情歌曲中名列前茅。很多表达爱情的歌曲有大致的曲调，但是其中的填词需要由唱歌的男女自由发挥，这样对唱的男女可以根据当时的情景自由发挥，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二)酒歌。

在彝族人们的饮食文化中，酒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彝族有谚语“汉家贵茶，彝家贵酒”，“无酒不成席，有酒便是宴”等，这说明了酒文化在彝族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彝族地区的酒歌大多是沿用原始彝族对酒歌，彝族人们在唱歌的过程中进行感情的抒发，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对彝族的酒歌进行分类，主要由歌颂前人、歌颂历史、欢迎宾客、行酒令、男女订婚期间通过酒歌了解对方家庭等。通常的酒歌由四句五字或者是四句七字，也有一部分酒歌不具有整齐的规则，随情随景，自由歌唱。彝族的酒会在不同的环节都会由有不同的酒歌，一般在酒会正式开始之前可以演唱“迎客歌”，在酒会进行的过程中可以演唱“摆菜歌”，在酒会进行到高潮的环节时可以演唱“敬酒歌”，这样一成体系的演唱，逐渐把酒会的氛围推向高潮。

(三)打猎歌。

由于彝族人民主要居住在高山地区，所以打猎是原始彝族人民生活中主要的组成部分，打猎歌也就由此而生。打猎歌一般分为平腔形式和高腔形式，高腔形式音域比较广，唱起来慷慨激昂，一般高于十二度音，甚至有高过两个八度音，节奏相对自由。高腔形式也会有不同的调式，有商调式、羽调式、宫调式和徵调式等，这样类型的打猎歌主要出现在男青年在打猎过程中;平调式的音调主要为抒情，曲调悠扬、音乐美妙悦耳，具有比较鲜明的节奏和节拍。平调式的整个音乐过程都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音域也不会很宽，大约为十度，这样平调式的打猎歌在各个年龄段都会出现，并且具有十分高的传唱度，形式也相对更加丰富。

(四)出嫁歌。

出嫁歌在彝族的婚俗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彝族的出嫁歌具有简明、质朴的特点，山野气息比较浓厚，曲调优美，给人一种清凉、舒适的感受。由于在彝族的婚俗文化中，新郎亲自登门娶亲是不吉利的，一般男方会选择善歌的青年才俊代替新郎求亲，这样女方同意之后，还需要新娘戒食几天，其间女方需要歌唱“出嫁歌”，以此来表示对女方出嫁的认可。在彝族最为流行的一首出嫁歌是《妈妈的女儿》，一般彝族的女孩在十二三岁就会学习这首歌，倘若在出嫁时不会演唱这首歌还会遭到嘲笑。出嫁歌中的主要内容是歌颂父母养儿育女的辛劳，并对新娘的美丽进行夸赞，让新娘在以后的家庭中勤勤恳恳，预祝一对新人今后的生活安安稳稳。其他的很多出嫁歌的歌词也不是既定的，一方面可以沿用他人的演唱，一方面也可以根据当时的情景自由发挥。彝族的嫁女通过演唱出嫁歌，表达自己的内心既喜悦又悲伤的情感，既是对美满爱情和以后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表达对家中父母的难舍难分之情。很多新娘演唱的出嫁歌感情真挚，内容广泛，所以很多出嫁歌的曲调比较拖长，引吭高歌，众人也可在新娘演唱过程中随声附和。

(五)新民歌。

随着彝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交往原来越密切，彝族人们在生活、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很多歌者在进行歌唱的过程中都会表现出新生活的变化，所以这称之为新民歌。新民歌是在沿用传统彝族民歌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些与现代音乐有关的音乐元素，这样使得彝族的民歌变得更加丰富，并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更具有多样化，目前很多彝族音乐也登上了舞台，歌者通过将彝族音乐的某个特点与现代音乐进行结合，将现代音乐中夹杂彝族音乐，使现代音乐更具有特点，并且彝族音乐也在不断发展中得到丰富，现代音乐与彝族音乐的结合，为彝族因素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元素。

彝族音乐文化的由来主要是由于其生活的环境和在这个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民俗活动，这对彝族音乐特点的形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彝族音乐特点形成的内部原因主要有彝族的语言、音阶以及彝族的审美意识等等。彝族音乐一方面体现了彝族人民的内心精神世界，也体现了彝族文化与外部文化相结合的结果，这是我国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彝族音乐来说，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进行钻研，对彝族地区的歌曲特点和色彩进行全面分析，从而为彝族民歌的传承起到促进作用，并且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扬光大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