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读书笔记(汇总5篇)

知道吗，这几天，我独立一本书，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怎么样？看过吗?我可是很喜欢的哦！独立一边又一遍，直到读懂为止。这本书中的语言都是以前古代的时候的人们读的。不过还好，编辑社的叔叔阿姨们把我们看不懂的文字，翻译成方便我们阅读的文字。这样才好让我勉强看懂。

《女娲补天》讲了：古时候天上出现了一个黑黑的大窟窿，大地上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为了拯救受苦的人们，女娲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难险阻去采集五彩石补天。她不怕困难，甘于奉献的精神和勇敢、善良的皮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看吧，古时候的人们是多么的伟大，难道我就不能和他们一样成为伟大的英雄吗？不会的，只要努力，坚持不懈，冤枉就会变成现实，变得再也不是令人期待的愿望了！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专记南唐轶事。北宋郑文宝撰。郑文宝(953～1013)字仲贤，一字伯玉，汀洲宁化(今属福建)人，父郑彦华，为南唐右千牛卫大将军。文宝以荫授予奉礼郎，迁校书郎。入宋，补广文馆生，登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累迁陕西转运副使，官终陕西转运使、兵部员外郎。文宝好谈方略，以功名为己任。久在西边，参预兵计，心有余而识不足，又不护细行，所延荐属吏至多，而未尝择也。其子在家乡扰民亦疏于管教。能为诗，善篆书，工鼓琴。有集二十卷，又撰《谈苑》二十卷、《江表志》三卷。善篆书，工琴，以诗名世，风格清丽柔婉，所作多警句，为欧阳修、司马光所称赏。著有《江表志》、《南唐近事》等。

《南唐近事》有一卷、二卷、三卷本，内容基本相同。书成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97)。作者痛惜南唐覆亡，史事湮没，故为此作。其自序称：“南唐烈祖、元宗、后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福丁酉(937)之春，终开宝乙亥(975)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余，史籍荡尽，惜乎前事十不存一。”本书虽多传闻，但有一定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提要》评为“虽浮词不免，而实录终存，故马令、陆游《南唐书》采用此书几十之五六，则宋人固不废其说”。则是研究南唐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料。

《南唐近事》有明万历本、崇祯本、《四库全书》、《续百川学海》、宛委山堂《说郛》本、《宝颜堂秘笈》、《唐宋丛书》等本存世。

今有：《南唐近事》中华书局1991年版;《南唐近事》张剑光点校，郑州大象出版社“全宋笔记”20xx年版。该书是以《四库全书》二卷本为底本，参校明万历本、崇祯本、《宝颜堂秘笈》本、《唐宋丛书》本等，并据陈尚君辑录成果续辑得佚文一卷。

历史轶事故实笔记，专记唐代历史轶事、风俗民情、名物。宋代王谠撰，字正甫。生卒年不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宰相吕大防之婿。曾为京东排岸司。元祐四年(1089)任国子监丞。后改少府监丞。

《唐语林》共8卷，末有辑佚一卷。仿《世说新语》体例，按内容分门系事，并将《世说新语》原有的35门(按今本《世说新语》共36门)，扩大为52门。书中材料采录自唐人50家笔记小说，资料集中，内容丰富，广泛记载唐代的政治史实、宫廷琐事、士大夫言行、文学家轶事、风俗民情、名物制度和典故考辨等，对研究唐代历史、政治和文学，均有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说：“是书虽仿《世说》，而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由于其中很多著述今已失传，故经此书采录而保存下来的资料殊为可贵。不足的是，卷首虽附采录书目，但所采各条未注明出处。

《唐语林》原书在明初散佚。清代编《四库全书》时，据明嘉靖初齐之鸾刻残本及《永乐大典》所载，加以校订增补，以后各丛书所收多用此本。今传有聚珍板本、《惜阴轩丛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据《守山阁丛书》本标点排印。

今有：《唐语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据《守山阁丛书》本标点排印;《唐语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唐语林》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三编，20xx年版。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欧阳修撰。欧阳修简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欧阳文忠公集”。二卷，凡一百十五条。欧阳修晚年辞官闲居颍州时作，故书名归田。此书之体例略近李肇的《国史补》，多记当代朝廷轶事，兼录士大夫诙谐之言。其自序云：“《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馀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唐李肇《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记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余之所录，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以谓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君子之志也。览者详之。”书中大多系亲身经历、见闻，史料翔实可靠。如太宗知李汉超、仁宗恭俭、陈尧咨、卖油翁等条，含意深刻。卷一记仁宗朝屡改年号的原因，卷二记大宴时枢密使侍立殿上等宋代典制，均足补史阙。《归田录》与司马光《涑水记闻》中有的记载雷同但情节有出入，这可能是当时传闻本身就有出入。

《归田录》对后人影响颇大，朝请郎庐江朱定国仿此著《归田后录》十卷，清代梁章鉅作《归田琐记》八卷。

《归田后录》通行本有《稗海》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等。

今有：《渑水燕谈录·归田录》吕友仁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20xx年再版;《归田录》，林青校注，三秦出版社20xx年版;《归田录》，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一编，20xx年版。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北宋司马光撰。司马光简介见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资治通鉴”。

《涑水记闻》通行本16卷，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北宋从太祖到神宗六朝(906-1070)的国故、时政、内忧、外患，反映了许多社会问题，为后世留下极其珍贵的史料。据说司马光打算杂采实录、国史、异闻，编撰《资治通鉴后纪。这部《涑水记闻》就是他搜集的材料。司马光为山西省夏县涑水乡人，故以此作书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杂录宋代旧事，起于太祖，迄于神宗，每条皆注其述说之人，故曰《记闻》”。书中各条大都注明何人所说，采自它书者，亦标出处于后。其中故事，一般皆详述本末，颇近史体。如卷一载太祖用赵普之谋，削夺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兵权;记太祖死后，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赵德芳，继隆竟召太宗赵匡义嗣位;卷二记太祖长子魏王赵德昭在从太宗征幽州时，因遭太宗斥责而畏罪自杀，全是宋初宫廷轶闻，可看出当时的宫廷矛盾。其他记载，与”正史“传闻不同者，也足资参考。

今有：《涑水记闻》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唐宋史笔记丛书，1989年版;《涑水记闻》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xx版;《涑水记闻》大象出版社“宋人笔记”第一编，20xx年版。

北宋一部涉及天文、历法、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文学等多方面的综合类笔记，二十六卷，沈括撰。沈括(1031～1095)，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科学家、政治家。1岁时南迁至福建的武夷山、建阳一带，后隐居于福建的尤溪一带。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进士。神宗时参与王安石变法。熙宁五年(1072)提举司天监，次年赴两浙考察水利、差役。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出使辽国，驳斥辽的争地要求。次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整顿陕西盐政。后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元丰五年(1082年)以宋军于永乐城之战中为西夏所败，连累被贬。晚年以平生见闻，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梦溪笔谈》。

沈括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精研天文，首先研究并改革了浑仪、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他所提倡的新历法，与今天的阳历相似;物理学方面，他记录了指南针原理及多种制作法;发现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欧洲早了四百多年;又曾阐述凹面镜成像的原理;还对共振等规律加以研究。在数学方面，他创立“隙积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法)、“会圆术”(已知圆的直径和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长的方法);地质学方面，他对冲积平原形成、水的侵蚀作用等，都有研究，并首先提出石油的命名;医学方面，对于有效的方药，多有记录，著有《沈存中良方》(得称《良方》)，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均有涉猎，如提及秋石之制备，论及四十四种药物之形态、配伍、药理、制剂、采集、生长环境等。其《良方》由后人与苏轼之《医药杂说》合并，成《苏沈良方》，现有多种版本行世。此外，他对当时科学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情况，如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金属冶炼的方法等，皆详为记录。沈括文武双全，不仅在科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且为保卫北宋的疆土也做出过重要贡献。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担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和军器监长官期间，他攻读兵书，精心研究城防、阵法、兵车、兵器、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编成《修城法式条约》和《边州阵法》等军事著作，把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功地应用在军事科学上。同时，沈括对弓弩甲胄和刀枪等武器的制造也都作过深入研究，为提高兵器和装备的质量做出了一定贡献。

《梦溪笔谈》大约成书于1086年-1093年，包括《笔谈》、《补笔谈》、《续笔谈》三部分，收录了沈括一生的所见所闻和见解。《笔谈》二十六卷，分为十七门，依次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补笔谈》三卷，包括上述内容中十一门。《续笔谈》一卷，不分门。全书共六百零九条(不同版本稍有出入)，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水利、建筑、医药、历史、文学、艺术、人事、军事、法律等诸多领域。在这些条目中，属于人文科学例如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音乐等方面的，约占全部条目的18%;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约占总数的36%，其余的则为人事资料、军事、法律及杂闻轶事等约占全书的46%。

从内容上说，它以多于三分之一的篇幅记述并阐发自然科学知识，这在笔记类著述中是少见的。如《技艺》正确而详细记载了“布衣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活字印刷的可靠史料，深受国际文化史界重视。“辩证”门谈韩愈画像条使我们了解从北宋就产生并沿袭下来的一个错误：把五代韩熙载的写真当成韩愈的画像。此外，北宋其他一些重大科技发明和科技人物，也赖本书之记载而得以传世。如记载喻皓《木经》及其建筑成就、水工高超的三节合龙巧封龙门的堵缺方法、淮南布衣卫朴的精通历法、登州人孙思恭解释虹及龙卷风、河北“团钢”“灌钢”技术，羌人冷作冶炼中对“瘊子”的应用、“浸铜”的生产等，均属科技史上珍贵史料。因为沈括本人具有很高的科学素养，他所记述的科技知识，基本上反映了北宋的科学发展水平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

《梦溪笔谈》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已有多种外语译本。其中日本早在19世纪中期，就用活字版排印了沈括的这部名著，是世界上最早用活字版排印《梦溪笔谈》的国家。从1978年起，日本又分三册陆续出版了《梦溪笔谈》的日文译本。

《梦溪笔谈》最初刻本为三十卷，内容比今本要多，但早已散佚，仅二十六卷本经宋元明清刊刻，流传下来。北宋有扬州刻本，南宋孝宗乾道二年又曾重刻行世，惜宋刻今皆不存，现存最古的版本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元代大德九年(1305)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书在元代曾藏宫中，明太祖朱元璋灭元得之，赠与太子朱标，后又归宫中“文渊阁”。清代从宫中流出，为汪士钟的艺芸精舍、松江韩氏先后收藏。后为著名藏书家陈澄中收入囊中。陈澄中移居香港后，于1965年有意将包括这部《梦溪笔谈》在内一批珍贵善本出让。周恩来总理为避免珍贵文物外流，亲自过问，责成文化部指派专人前去洽办，在国家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斥巨资购回，成为书林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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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补天后，天地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原貌。据说从那以后，西北的天空，就开始略有些倾斜，因此太阳、月亮、星星都不自觉地要朝那边跑，落向倾斜的西天;东南的大地，陷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所以大川小河里的水，也都不由自主地要朝东南奔流，将水源源不断地灌注到那里，就成了海洋。

请不要发愁。据说在渤海的东边，不知道几亿万里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大壑，这个大壑之深简直无法预测，名叫“归墟”。百川海洋里的水，通通往这儿流。归墟里面的水，总保持平常的状态，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归墟里面，有五座神山，就是岱舆、员峤、方丈、瀛洲、蓬莱。每座神山高三万里，周围也是三万里。山和山的距离是七万里。山上有黄金打造的宫殿，白玉筑成的栏杆，是神仙们安乐的家。那上面所有的飞禽走兽都是白色的。到处都生长着珍珠和美玉的树，这些树也开花结果，结的果子就是美玉和珍珠，味道非常甜美，吃了能够长生不老。

仙人们都穿着纯白的衣裳，背上生有小小的翅膀。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小仙人，在大海的上面、在碧蓝的高空中，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着，往还于五座神山之间，探望他们的亲戚朋友。仙人们的生活是自由、快乐而幸福的。

在快乐幸福的生活中，唯有一件事情不妙：原来这五座神山都是漂浮在大海上的，下面没有生根，一遇风波，便会漂流不定。这对于神仙们彼此往来，颇有些不便。

有了这样的困难，他们就派代表到天帝那里去诉苦。

天帝知道了这种情由，也担心这几座神山会漂流到天边去，诸神无家可住。因而便叫海神禺强，派十五只大乌龟，去把五座神山用背驮起来。一只驮着，其余的两只便在下面守候着，六万年交换一次，轮流负担。

这样一来，神山果然稳定了，住在山上的神仙们，都快乐、平安地过了许多年。

不料有一年，龙伯国的一个大人来到这里，做了一次无心的捣乱。

他闲来无事，有些发闷，带了一根钓竿，到大洋中去钓鱼。走了没有几步，这几座神山便给他周游遍了。举起钓竿来一钓，六只大乌龟接二连三地被他钓上来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背着这几只乌龟，就回家去了。可怜岱舆和员峤两座神山，却因此漂流到北极去，沉没在大海里。住在这两座神山上的神仙们，都慌慌忙忙地搬家，带着箱笼帐被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累得大汗淋漓。

天帝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便把龙伯国的土地削小，把龙伯国人的身量缩短，以免他们再出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伏羲神农时候，这一国人的身量虽然已经缩短到无法再短的程度了，但据当时一般人看来，他们依然有好几十丈长。

归墟里的五座神山，沉没了两座，还剩三座，就是蓬莱、方丈和瀛洲，还叫那些大乌龟好好地用它们的背背负着，直到以后若干万年，再没听说出过什么乱子。

西湖断桥，最早叫段家桥。

很早以前，西湖白沙堤，从孤山蜿蜿蜒蜒到这里，只有一座无名小木桥，与湖岸紧紧相连。游人要到孤山去游玩，都要经过这座小木桥，日晒雨淋，桥板经常要烂断，游人十分不便。

桥旁有一间简陋的茅舍，住着—对姓段的夫妇。两人心地善良，手脚勤快，男的在湖里捕鱼为生，女的在门口摆个酒摊，卖家酿土酒。因酒味不佳，顾客很少上门，生意清淡。

一天，日落西山，夫妇俩刚要关门，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白发老人，说是远道而来，身无分文，要求留宿—夜。段家夫妇见他年老可怜，热情地留他住下，还烧了一条刚从西湖里捕来的鲤鱼，打上一碗家酿土酒，款待老人。老人也不客气，一连饮了三大碗，便倒在床上，呼呼入睡。

第二天早晨白发老人临别时，说道：“谢谢你们好心款待，我这里有酒药三颗，可帮助你们酿得好酒。”说罢，取出三颗红红的酒药，告别而去。

段家夫妇将老人的三颗酒药放在酿酒缸里，酿出来的酒，颜色猩红，甜醇无比，香气袭人。从此，天天顾客盈门，段家猩红酒名扬杭城，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段家夫妇拆了茅舍，盖起了酒楼。他们为了感谢白发老人，积蓄了一笔钱，准备好好答谢他。

岁月流逝，一晃三年。这年冬天，西湖大雪，白发老人冒雪来到段家酒楼。夫妇俩一见恩人来到，喜出望外，留老人长住他家。然而老人第二天便要告别。临别之时，段家夫妇取出三百两银子送给老人。老人笑着推辞说：“谢谢你们夫妇—片好心，我这孤单老人，要这么多银钱何用?你们还是用在最要紧的地方吧!”说罢，便踏雪向小桥走去。段家夫妇站在门口相送，只见老人刚跨上小木桥，脚下一滑，桥板断啦，老人也跌进了湖里。夫妇俩急忙跑去相救，忽见白发老人立于湖面，如履平地，微笑着向他们挥挥手，漂然而去。

段家夫妇这才知道，白发老人不是凡人。想起老人临别说的话，使用那笔银钱在原来的小木桥处，造起了一座高高的青石拱桥，还在桥头建了一座亭子。从此，游西湖的人，再不怕路滑桥断啦。

乡亲父老怀念段家夫妇行善造桥的好事，便把这桥称为段家桥。后来，因为“段”、“断”同音，便被称为断桥。

农历七月七日是民间的“乞巧”节，妇女们这晚在庭院中摆下酒脯瓜果，虔诚地向夜空膜拜，以盼望织女星赐予技巧。由于诗人的吟咏，画家的描绘，文人的铺排，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于是流传人间，缠绵绯恻，委婉动人，这便是牛郎与织女的故事。

《诗经》的《小雅》中有一首诗：

“或以其酒，不认其浆;鞙鞙佩璲，不认其长。

维天有汉，鉴亦有光;跤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服章;睨彼牵牛，不认服箱。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

大意是说天上的织女星，坐在织布机旁，无心织绢，却一心一意地想着银河对岸的牵牛星，而为之眷念不已。

可见在西周时代，就有了牛郎与织女爱情故事的想像与传说。《史记天宫书》和《汉书天文志》中，也都有牵牛、织女双星的记载。晋代宗怀的《荆楚岁时记》里，说织女是天帝的外孙女，七月七日夜晚与牵牛在银河相会，已经为这个恋爱的故事勾勒出一个鲜明的轮廓。到了南北朝时，任眆在《述异记》中记载：“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为妻，自此即废织紝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这项记载准确他讲是从“古诗十九首”中获得灵感，其中的一首描写《七夕双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携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儿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首诗比起《诗经》中的那首，更描绘得凄凄切切，道出了一对有情人，两地相思，愁昔满怀的悲凉况味。

此外，晋代于宝的《搜神记》中把天上的牛郎与织女双星，说成是汉代孝子董永夫妇的故事。甫北朝时吴均的《续齐谐记》里记载：“桂阳成武丁，有仙道，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弟曰：‘何事渡河?’答曰：‘暂诣牛郎。’至今云：‘织女嫁牛郎也’。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记述唐玄宗与杨玉环，以牛郎织女为例，共誓白头之约。

宋代秦少游专门写过一首《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总之，以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为素材的诗词、戏曲，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牛郎与织女的凄美爱情故事，大约是发生在西周时代，当时的奴隶社会，等级十分严苛，这个故事就是一般人追求幸福的心声与饱受压抑的写照，托言天上双星，也就是人间的实情。

据说西周时齐地，也就是今山东一带，有一贫苦人家，父母早丧，幼弟依兄嫂度日，每日出外牧牛，人们都把他叫作“牛郎”。

牛郎渐渐长大了，他的嫂子一直不喜欢他，于是他牵着一条老黄牛流浪到一片荒山下结茅而居。一面垦荒，一面哭泣，泪珠点点滴滴落地上，不久后就生出一朵朵艳丽的牵牛花来。继而，有粉蝶双双在上面飞舞，小鸟在枝头碉啾和呜，叫个不停，田地里也长出了茂盛的庄稼。

老黄牛的来历不凡，它是天上的金牛星，因触犯天条而被谪降人间受苦受难，有感于小主人牛郎对它的饲养和爱护，除了感恩图报辛勤耕作外，还挖空心思想要为牛郎撮合一段美满的良缘。

终于，金牛星得知天上的七仙女，时常结伴到人间来溜达，甚至在东边山谷中的明镜湖里沐浴。于是便在夜间托梦给牛郎，要他第二天清晨天未明时到湖畔，趁仙女们戏水时，取走一件仙女挂在树上的衣衫，头也不回地跑回家来，便会获得一位美丽的仙女做妻子。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的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閤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狭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和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段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作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刺客列传》写荆柯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材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

总之，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司马迁是怎样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写人物的呢?我们且看他在《留侯世家》中的一句话：“‘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说明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侯赢、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世、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映，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一个故事：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

〈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最矣，然犹如此。

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划人物性格的例子。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落著作。

《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极为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称王后，陈涉旧时伙伴见他所居宫殿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陈涉故乡的土语，是多的意思，这里用以形容陈涉宫殿陈设的丰富;“沉沉”是形容宫殿广大深邃，又带有惊异的语气，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质朴性格。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还写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史记》还有一些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当时的精神状态。《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表现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分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对答和“请处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五)。《史记》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最后应该指出，《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正因为如此，《史记》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基本上是明白晓畅的。

《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名著。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尽管封建统治阶级把司马迁看成是离经叛道的人物，把《史记》看成是“谤书”，但他们都不能阻止《史记》的流传，取消《史记》的影响。尽管班固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对司马迁有不少贬词，但他也不能不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即“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不能不赞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班氏以下的史学家和散文家对司马迁几乎无不推崇备至，力图做到像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中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如项羽、信陵君、侯赢、鲁仲连、蔺相如等对后代人民特别是封建文士精神上也有影响。他们仰慕历史上这些英雄人物，并受到鼓舞和激励，如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诗歌中不止一次地把古代的侠义之士引为自己的同调，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番事业。

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有益的启发。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和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从《汉书》起，所谓“正史”，在体裁形式上都是承袭《史记》的。在文学创作方面如唐以后传奇文以至《聊斋志异》等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受《史记》的影响。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更无不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把《史记》的文章看成为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散文的简练流畅，纡徐唱汉的特点，深得《史记》的神韵，他的《五代史伶官传序》的格调，与《史记?伯夷列传》十分相似。而当古文家们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艰涩古奥的文风时，《史记》常常成为他们的一面旗帜。唐代韩愈、柳宗元，明代归有光都是这样。

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方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现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都为后来优秀的小说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史记》的人物传记在形成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风格中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至于小说或戏剧取材于《史记》的也很多，如《窃符救赵》、《楚汉春秋》、《琴心记》等，这些故事一直到今天还流传不衰，为广大人民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