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华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论文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论文集合(大全5篇)

时间:2023-09-23 12:13:02 作者:书香墨 2023年中华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论文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论文集合(大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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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论文篇一

(一)萌芽成型时期(夏、商、西周)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我国先后建立了夏、商、西周3个奴隶制王朝。这是中国奴隶社会从确立、发展到鼎盛的整个历史阶段,也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商代甲骨文、商周时期的金文中就有大量关于军事活动的记载。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虽早已失传,但这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由于对战争客观规律认识的局限,战争受迷信的影响极大,国家经常以占卜、观察星象等来决定战争行动,产生了以天命观为中心内容的战争指导思想;军队的治理以“礼”和“刑”为基础,“礼”主要适于上层的贵族和军官,讲究等级名分、上下有序,对下级和士兵的管理主要靠严酷的刑法。

(二)成熟繁荣时期(春秋战国)

公元前8世纪初到公元前3世纪末,即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这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大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古代军事大发展的时期。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化,使战争连绵不断,战争规模扩大,战争频繁而形式多样。许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兵书著作不断涌现,从战争论、治兵论、用兵论及研究战争的方法论等方面,全面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已基本成熟。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就是春秋末期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作,它标志着封建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成为后世兵书的典范。其他影响较大的兵书还有《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

(三)充实提高时期(秦至五代)

公元前3世纪初至公元10世纪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阶段。这期间主要经历了秦、汉、晋、隋、唐等几个大的王朝。其中,汉、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军事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秦以后进入了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骑兵成为战争力量的主角,舟师水军参战也更多了,这就要求作战指挥必须加强步、骑、水军的配合作战。从汉到隋曾多次发生如赤壁之战、测水之战等这样大规模、多兵种大集团的配合作战,在这些战争中,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结合,谋略与决策的运用,以及作战指挥艺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战争的发展使得战略战术的运用和指挥艺术都得到高度发展,战略思想也日臻成熟,诸葛亮的《隆中对》成为当时战略决策的代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总结军事斗争经验的兵书,其中汉初出现的《黄石公三略》和后来的《李卫公问对》等,是传世的重要著作。

(四)系统完善时期(宋至清前期)

公元960年到1840年,历经宋、元、明、清(前期)4个朝代,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火器逐渐普遍使用,使战争进入了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宋朝从建国之初,就面临着民族矛盾扩大、阶级矛盾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的局面,当政者为了维护统治,确立了兵书在社会上的正统地位,武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北宋中叶开始重视武事,开办武学,设立武举,发展军事教育。统治者为了教习文臣武将熟悉军事,命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总结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并颁布《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和《李卫公问对》为“武经七书”,官定为武学教材。武举的设立,武学的兴办,武经的颁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繁荣了军事学术。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历经漫长的丰富和发展之后,走上体系化的时期,成为我国古代兵书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主要表现是兵书数量繁多、门类齐全;兵书概括性强,自成体系。据《中国兵书总目》统计,宋、元、明、清(不含近代)兵书总共有1815种,占我国古代兵书总数的3/4以上,而且内容丰富,分门别类地概括了军事思想的各个方面,形成逻辑性较强的比较完整的体系。

(一)战争的起源、性质和作用

1.战争的起源

《吴子》认为:“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就是说引起战争的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争夺霸主地位;二是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三是积恨深怨;四是国家发生了内乱;五是国家发生了饥荒。

2.战争的性质

《吴子》指出:“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即禁暴除乱、拯救危难的军队叫义兵;仗恃兵强、征伐列国的军队叫强兵;因君王震怒而出师的军队叫刚兵;背理贪利的军队叫暴兵;不顾国乱民疲,兴师伐众而出征的军队叫逆兵。

3、战争的作用

《司马法》指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尉缭子》则明确指出:“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

(二)战争与政治

《孙子兵法》指出:“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尉缭子》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淮南子•兵略训》指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司马法》指出:“以义治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争,不出于中人。”意思是说采用符合正义的措施治理国家,这是正常的方法。用正常的方法达不到目的就要采取特殊的手段,特殊手段是以战争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以和平方式表现出来。

(三)战争与经济

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以巨大的物质消耗为代价的,这一点我国古代军事家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孙子兵法》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又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春秋时期的管仲也曾较深刻地论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因此,他明确指出:“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律;一战之费,累代之攻尽。”

(四)战争与主观指导

《孙子兵法》明确指出:“因利而制权……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因为“兵无常势”,指挥者必须不断根据敌情、我情的变化修正主观指导,采取克敌制胜的有效手段。《草庐经略》中则说得更明确:“夫敌情叵测,常胜之家必先翻敌之情也。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态万状,烛照数计,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状,或事机未发而预揣其必然。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一或不审,所失匪细。必观其将帅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掌握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指导作用,就能赢得胜利。

(五)将帅修养

古代军事家特别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为此,提出了将帅修养的标准。《孙子兵法》强调:“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吴子》兵法中则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武经总要•选将》提出考核将帅的“九验”:“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

(六)治军

一是法规法令的建设与实施。《尉缭子》中设有《重刑令》《伍制令》《勒卒令》《经卒令》和《兵令》等,就是为了“明刑罚,正功赏”,“鼓之,前如雷霆,动如风雨,莫敢当其前,莫敢蹑其后”,使军队“方亦胜,圆亦胜,错邪亦胜,临险亦胜”。二是教练。《吴子》指出:“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兵有略丛言提纲》指出:“不教则不明,不练则不习。”在训练方法上主张“教得其道”,“练心”“练胆”“练艺”。

(七)战略战术

古代兵书中关于战争谋略与战术的论述,有许多是很有见地的。如“上兵伐谋”,“以全争于天下”的全胜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论;“度势”“料势”“为势”的“胜可为”论;“先人有夺人之心”的“兵贵先”的先发制胜论;“后人发,先人至”的后发制胜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掌握战争主动权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正胜穷也”“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的奇正相变论;“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的“以众击寡”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的“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的四治论等等。

(八)战争保障

1.物质储备和后方补给

《孙子兵法•军争》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六韬・军略》则说:“三军用备,主将何忧。”因此,古代军事思想家提出:“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2.地形

《孙子兵法•地形》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武经总要•九地》提出:“夫顿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据胜地,则敌不能以胜我;敌先居胜地,则我不能以制敌。”

3.用间

《孙子兵法•用间》提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又说:“无所不用间也。”《行军须知•用间》则说:“间谍之法,于兵家尤为切要也。”

第一部分由《计》《作战》《谋攻》《形》《势》和《虚实》组成,侧重论述军事学的基础理论和战略问题,主要强调战略速决和伐谋取胜,另外包含对战争总体、实力计算和威慑力量的深刻认识。

第二部分由《军争》《九变》《行军》《地形》和《九地》组成,侧重论述运动战术、地形与军队配置,攻防战术和胜败关系,具体包括奇正、虚实、勇怯、专分、强弱、治乱、进退、动静和死生等辩证关系。

第三部分由《火攻》和《用间》组成,论述了战争中的两个特殊问题。

《孙子兵法》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的产物,也是孙武革新进步的军事思想所结出的硕果,被誉为古今中外现存古书中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的主要军事思想至少有:

(一)重战、慎战、备战思想

重战思想。《孙子兵法》开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生死、国家存亡,是不可不认真研究的。这段关于战争的精辟概括,是孙武军事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春秋末期,诸侯兼并,战乱频繁,战争不仅是各国维持其政治统治、向外扩张发展的主要手段,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孙武总结了一些国家强盛、一些国家灭亡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兵者,国之大事”的著名论断,这对于人类认识战争的实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慎战思想。“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就不能再活。所以,对待战争问题,明智的国君要慎重,贤良的将帅要警惕。从这点出发,孙武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是对国家有利的,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取胜把握的,就不能随便用兵;不处在危急紧迫情况下,就不能轻易开战。

备战思想。“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用兵的原则,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条件。战争的立足点要取放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敌人不敢轻易发动进攻的基点上。

(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思想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武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指明了战争指导者了解敌我双方情况与战争胜负的关系,从而揭示了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这一思想是极富科学价值的。自有战争以来,古今中外的战争指导者,都不能违背这一规律。这条规律,从哲学意义上讲,是实事求是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从战争理论上讲,是分析判断情况的根本规律;从指导战争的意义上讲,是先求可胜的条件,再求必胜之机的重要抉择。

(三)以谋略制胜为核心的用兵思想

谋略,是指用兵的计谋。《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核心是谋略制胜,它认为军事斗争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是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综合斗争,也是双方军事指导艺术的较量,即斗智。

诡道制胜。“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行为,要依靠诡诈多变取胜。军事上的诡道是指异于常规的一些做法。“兵不厌诈”,古今常理。在战争的舞台上,如果对敌人讲“君子”之道,就必然被敌所制;如果能较好地运用诡道,造成敌人的过失,创造战机,那就会陷敌于被动。孙武将诡道归纳为隐真四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以及对敌八法:“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认为:“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进而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就是以计谋攻敌的原则和孙武全胜的思想。当然,“全胜”的思想,不战而胜,是要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孙武还总结了若干作战用兵原则,如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示形、动敌的原则;避实而击虚的原则;我专而敌分的原则;因敌而制胜的原则等等。

(四)“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治军思想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将帅还没有取得士卒的爱戴和拥护就去惩罚他们,他们就不会心服,心不服就很难使用他们去作战。将帅已经取得了士卒的爱戴和拥护,而纪律不能严格执行,也不能使用他们去作战。因此,一方面要用体贴和爱护使他们心悦诚服;另一方面要用严格的纪律使他们行动整齐。这样才能战必胜。平素命令之所以能贯彻执行,都是由于将帅与士卒相互信赖的缘故。

(五)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之所以具有极大的时空跨度,经久而不衰,与它反映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是分不开的。《孙子兵法》反映的唯物论,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对战争的认识,冲破了“鬼神论”和“天命论”;二是把客观因素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三是注意到时间和空间在军事上的作用。其原始辩证法思想主要表现在能够正确认识战争中各种矛盾的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的关系。《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概念和范畴有85对,使用260次之多。如敌我、攻守、胜负、迂直、强弱、勇怯、奇正、虚实、分合、久速等,并充分论述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它的科学价值是不可磨灭的。但是,由于它诞生在2000多年前,难免存有时代的局限。这是任何一部著作都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在学习运用时要把握总体的精神,而绝不能纠结于个别词句不能自拔甚至看不到这部著作思想上灿烂的光辉。

中华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论文篇二

教学活动,是智育的`中心环节,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本文综述了孔丘、孟轲、荀况、董仲舒、王充、韩愈、朱熹、王夫之、颜元九位古代教育家的教学思想,并去伪存真、汲精取华,以企对今天的教和学有所资鉴.

作者:夏益军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刊名:船山学刊英文刊名:chuanshanjournal年,卷(期):”“(2)分类号:关键词:

中华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论文篇三

诗词,是指以古体诗、近体诗和格律词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诗歌。也是汉字文化圈的特色之一。

对于古诗词的发展顺序可概括为: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现代诗。

楚辞: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楚辞发展了诗词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汉赋: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词形式。

唐诗: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

宋词:经过了唐诗不可逾越的高峰,宋诗无以为继。但是宋代诗人另辟蹊径,也走上了不逊色于唐诗的另一高峰。唐诗重在自身感情的迸发,文辞华美,故显得肥腴;而宋诗重在理趣,在平淡无华的诗句中见人生哲理和生活情趣,故显其瘦劲。北宋大家有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南宋出现了宋诗的顶尖的天才诗人陆游,酷肖李白的才华、强烈的爱国精神、多种的诗歌风格,使陆游成为宋诗第一人。同时期还有闲适自然的杨万里,后来南宋末出现松散的江湖诗人群。

元曲:在元代登坛树帜、独领风骚的文学样式是元曲。而人们通常所说的元曲,包括剧曲与散曲。剧曲指的是杂剧的曲辞,它是戏剧这一在舞台表演的综合艺术的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散曲则是韵文大家族中的新成员,是继诗、词之后兴起的新诗体。

现代诗:“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诗词介绍

诗词是阐述心灵的文学艺术,而诗人、词人则需要掌握成熟的艺术技巧,并按照严格韵律要求,用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中国诗起源于先秦,鼎盛于唐代。中国词起源于隋唐,流行于宋代。中华诗词源自民间,其实是一种草根文学。在21世纪的中国,诗词仍然深受普通大众青睐。

基本含义

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诗、歌与乐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如今诗歌按照不同的表现形式分为白话诗和旧体诗词,白话诗更多称为新诗或自由诗,但“诗词”连称时一般指旧体格律诗、词。

简述

属于诗的一种韵文形式,由五言诗、七言诗或是民间歌谣发展而成,起于唐代,盛于宋代。句子长短不一。注:“词”与“辞”在“言词”这个上是同代,一般只说“辞”,不说“词”。汉代以后逐渐以“词”代“辞”。“词”后来又逐渐按一定的曲调来填写,即词牌;如“满江红”“蝶恋花”“江城子”“西江月”“浪淘沙”等,它由曲名发展而成,例如“西江月”原本是唐朝教坊展柜唱的曲名,后来以这种形式填词,便逐渐成为一种词牌。

宋代。原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因此又叫长短句。词分为小令(58字内),中调(59~90字),大调亦称长调(91字以上)。词一般分上下两阕也称之为“片”。

诗后人奉为经典;楚辞以其忠君意志的一再表达、比兴手法的完整运用,影响后代诗歌创作,形成创作传统。《诗经》与《楚辞》因此也时常被认作古代诗歌将源头追溯到《诗经》与《楚辞》。

特点

**62字洞仙歌83字

更漏子46字甘草子4河传61字何满子74字

黄河清慢98字贺新郎116字

减字木兰花44字锦缠道66字江城子70字

浪淘沙54字临江字满庭芳95字摸鱼儿116字迈陂塘116字

南歌子52字南乡子56字念奴娇100字

卜算子44字菩萨蛮44字普天乐46字

清平乐46字鹊桥仙56字青玉案67字沁园春114字青门引42字

如梦45字苏幕遮62字水调歌头95字

双双浣溪沙48字太常引49字踏莎行58字

唐多令60字天仙子68字

乌夜啼36字望海潮107字武陵春49字

相见欢36字西江月50字小重山58字谢池春66字

忆江南27字忆王孙31字谒金门45字忆秦娥46字虞美人56字

一落索46字阮郎归47字一斛珠57字玉楼春56字一剪梅60字

诉衷情33字定西番35字

中华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论文篇四

军事和政治是人类历史的永恒课题。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智慧在道家和儒家最为典型。

在《论语》的《卫灵公篇》中有一个对话:

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孔子的态度非常坚决。为什么?孔子断然拒绝讨论“军旅之事”,是孔子真不懂军事吗?这恰好说明了孔子对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有非同寻常的深刻见解。文武之治,正反相关。在人类社会,军事政治一体化,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无政治则无军事,明矣。

经历了春秋战国无数残酷战争的灾难,道家对于人类战争提出了最严厉的批判和最严重的警告:

道家对于战争的危害具有深刻的认识,对于好战的思想和军备竞赛的社会危害进行了哲学总结和政治评判:

《道德经》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道德经》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道德经》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故无失。夫物或行或随;或觑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反侵略战争是“正义之战”,是不得已而为之,适可而止。在人类历史上,“穷兵黩武”从来没有好下场。按照中国文化的观念:“止戈为武”。一切正义战争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平。从“人类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以和为贵”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以“杀伐为能”、互相伤害,争斗是非输赢,追求利益之短长,得失利害永无止境,冤仇相报永不罢休。如何对待人类历史上的是非善恶,庄子《应帝王篇》提供了一个人类政治的最高境界:

《庄子·内篇·应帝王》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夫?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执嫠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壶子曰:“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吾乡示之以以太冲莫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鲵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壶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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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论文篇五

摘要:中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哲学思想极其丰富,以《周易》为发端形成的多种流派的人生哲学思想对人的成长、进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要做好职业指导工作,就应认真研究和充分挖掘中国文化当中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精华,建立符合中国社会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指导人的成长,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关键词:生涯发展;人生哲学;职业指导

“生涯”一词很早就有,如《庄子养生主》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南朝沈炯《独酌谣》“生涯本漫漫,神理暂超超”等,这些文献中的“生涯”主要指生命、人生、生活等。现在,“生涯”则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又称职业生涯。或者说“生涯”就是植入职业元素的人生,生涯发展则是指人通过职业活动获得的成长和进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丰富,人生价值的实现。

中国自古就关注人生问题,人生哲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思想精髓。不同的思想流派,如道家、儒家、释家等,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人生价值、人与外界的关系、人的生存、人的发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人的生涯发展的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体系长期指导着人的成长和发展,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因此我们要进行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它们运用到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指导当中,以建立符合我国文化背景、能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

一、《周易》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

《周易》被认为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周易》哲学的中心是人生论,它把对宇宙本体及其属性的形上体察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据,在宇宙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中确立人类的精神家园,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最精辟的概括是人天关系中的天人合一。

《周易》认为处世有三大法宝:第一是“守正”,就是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也不例外,不能无视个体的社会属性,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的位置;第二是“中孚”,就是对他人的诚信要发自内心;第三是“和”,就是与他人的关系要保持和谐、顺畅。《周易》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豁达地面对人生,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目的。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君子居易使命,与时偕行”等思想至今仍是人们的座右铭。

《周易》以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规律,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法则,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的成长和进步,可谓生涯发展的圣典。

二、儒家人生思想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儒家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周易》的人生哲学思想,在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方面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儒家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有两个方面。

1.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正名就是建立一种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仁”。仁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独善其身,其次是在个人修身完成具备道德力量以利大众时,开始群体生活的人际关系,达到自己的完善,成为兼济天下的圣人,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顺应天命

同其他先哲一样,孔子也感叹人生苦短,因此他认为在人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要顺时应天,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在《论语为政篇》中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对人生过程深刻的阐释,是最早关于人生发展阶段的理论。孔子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后人,人在二十岁以前应该好学,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从而为实现个体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作好准备;三十岁追求内在的独立,建立心灵内在的自信;四十岁不再为是非公平所困扰,淡定从容;五十岁不怨天,不尤人;六十岁能悲天悯人,真正地理解和包容别人的所思所为;七十岁建立内心的价值体系,将人生的种种压力转化,潇洒自如地应对世间所有的事情,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儒家还非常注重对人生志趣的追求和探讨,对人生立志问题的认识极其深刻,《论语》中对“志”有多处论述,专谈立志问题的至少有十一章,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篇》)。孔子还强调人要有高尚的情操,要严格要求自己,对高贵应“不为苟得”,对生死应“无求生以害仁”。他提倡顽强的奋斗精神,不计较生活的好坏和环境的优劣,要努力奋斗、绝不灰心,坚韧地“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篇》。另外,“志于道”(《论语述而篇》)、“博学而笃志”(《论语子张篇》)等论述,也都是积极人生观的体现。

孟子更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轩昂霸气,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可奈何更为坚毅和充满斗争意志。孟子相信即使暂时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过是一些必经的考验,人要想成功,就必须经风雨、见世面。他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所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就是人只有在忧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在面对困境时,孟子主张“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三、主张自我发展的道家的生涯发展思想备受推崇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其所著的《道德经》虽寥寥数千言,却深刻精辟,其中的人生法则对人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道家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性原则是从自我中找到人生的真谛。老子认为,一个人生存于天和地之间的独立性问题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根源,人生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在于社会的混乱、失序,甚至也不在于人际关系的疏离,而在于人与自己的疏离。也就是说,外在世界的一切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虽会引诱人堕落,但导致堕落的真正原因还是自己定力不够,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不能止息它对外界的欲望。所以,人要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即“天人合一”,最重要的就是开启心灵,也就是首先使自己和谐,进而使人与自然和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老子认为,人不仅要知人、胜人,而且要自知、自胜。也就是说,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靠自己发挥,如果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自己,不能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也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人若能自胜,就能以全部的精力使生命丰富和充实。自胜要求自我修炼,使自己具备理智地控制情感的能力以及主观对客观的应变能力。自胜的人能时时清醒地掌握自己,在生活中既恬静又积极主动;能理智地认识环境,使自己的行为不至于受到不应有的诱惑和干扰。自己对眼前的物质享受必须有所知足,若终日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则会欲壑难填。人只有在“知足”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强者,才能知难而进、锲而不舍。

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无所为,而是效法“道”的顺应自然,不刻意做作,以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事情。“道”的本质是无,“道”的作为是无为,而无为的成果和功能却是有为。因此,无为绝不等于无所事事,而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调整心态,抑制情欲,拒绝诱惑,使自己不受尘世利欲的熏染,从而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以“道”为基础的人生哲学要求人们善化心灵,约束心性,实现无为到无所不为的飞跃,这对现代人排除各种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完善自我有借鉴作用。

四、正确对待释家出世和入世的人生观

释家是佛教的别称。释家人生思想的核心是教育人们通过在生活实践中的修学准确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进而从容于世界,最终使“真我”实现完全彻底的自在圆融无碍。在人生态度方面,释家非常重视修行,重视“出世”和“入世”。释家“出世”的一面是要人们远离社会现实,而“入世”则是要人们服务社会,二者的结合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释家提倡的“自利利他,普度众生,要求净化自己,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主要回答了“如何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在人生价值方面,释家的主要思想体现是人生是否有价值、如何看待人生价值、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什么等。释家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运,安于忍受世间的一切痛苦是每个人的义务,也是人的价值所在。在对待“苦”的问题上,释家提倡于己要消灭欲望,要“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因此人生的意义在于修行。

在人生目的和人生理想方面,释家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超凡入圣”“普度众生”。释家从“人生是痛苦的”这一价值判断出发,主张个人出家修行,以便成佛,进入涅境界。“涅”是释家思想中最高的理想,到了这个阶段也就真正断除了欲望,超越了生死。虽然释家人生理想中的有些具体内容不可取,但这种追求精神境界的思想和方法在生涯发展中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五、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对今人的启示

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是东方文明的伟大成果,是先人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这些思想的核心都是人生价值观,终极关怀则是人的成长和发展。虽然他们所提倡的人生价值的具体内容并不都是可取的,但关于奋发图强、树立远大理想、重视道德与人格修养、建功立业、奉献社会、轻物质追求而重精神境界的思想,却是符合社会发展主流的,并且值得永远继承和发扬,在今天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体系,我国很早就已出现和形成,现在我们要认真进行挖掘、整理、充实和完善,将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运用到具体的职业实践当中,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我们的职业指导过分依赖西方的理论和技术,性格测试、心理测评、职业测评等手段被盲目运用,更为严重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将西方国家人的价值体系嫁接到我国,片面提倡自我发展,这就很容易导致自我膨胀,使职业发展教育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背离。因此,我们要积极发掘我国古代生涯发展的智慧资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合璧,这样才能构建更加完善的职业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从而保证职业发展教育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实践告诉我们,人的生涯问题很多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不一定非要用西方的理论和测量方法去解决不可,我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及方法完全能够使问题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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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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