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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要问题发展趋势及政策建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国70%的粮食来自灌溉农业，增加可灌溉耕地面积，提高灌溉耕地的土地生产率，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和乡村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自农村改革以来，农田水利领域的改革亦突飞猛进。然而，从近年我国种植农业频遭旱灾这一结果来看，已有的农田水利制度改革在许多方面并不成功。基于此，对当前农田水利的若干政策进行总结与反思，对于完善农田水利政策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田水利的市场化改革。
1、农田水利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自1980年代初以来，农田水利改革的总体趋势是推进市场化，不断提高农业用水的市场化程度。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对水利工程单位进行企业化改制，与隶属的事业单位脱钩，这方面的改革起始于1980年代初，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启动的。1981年国家农委批转水利部《关于在全国加强农田水利工作责任制的报告》，要求对各类水利工程实行承包责任制。1985年5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电力部《关于改革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开展综合经营问题的报告》指出:“全国大、中、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都要实行经费包干和经营承包责任制。由主管部门商情财政部门对水利管理单位实行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约留用的办法。各级主管部门对所属水利工程单位逐个落实工程安全，调度运用，综合经营等方面的经济技术考核指标和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并与之签订经费包干、经营承包合同。增收节支获得的效益，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利益挂钩，使其有责、有权、有利”，到1990年代初，水利工程单位与隶属的事业单位脱钩改革全部完成，水利工程单位转制为企业化经营。(徐小青，)第二、推动农田水利收费制度改革。经过企业化改制的水管单位，为了维持自身生存，不得不将原先主要是公益性的服务转变为成本核算基础上的经营性收费。为此，1985年国务院发布《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明确水费是水利工程单位的主要收入。1990年，水利部、国家物价局、财政部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执行《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通知精神发布的相关文件，进一步提高了水费标准。水费制度改革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水价不断攀升，二是农业水费转为经营性收费项目。前者意味着国家将水利工程的管理成本转嫁到农民，后者意味着水利工程单位进一步与政府脱钩，转变为市场经济主体。第三、通过租赁、承包、拍卖等方式变更水利设施的产权或使用权，以此来盘活水利资产，缓和水利经费的紧张局面。据统计，截止底，在全国现有的1600万处小型水利工程中，已有264万处进行了产权制度变革，其中实行股份合作制的39万处，进行拍卖的37万处，租赁的19万处，承包出去的169万处。(林万龙，)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把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分为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三类，划定了不同类型水管单位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农田水利的市场化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
2、市场化改革的局限。
市场化取向的农田水利改革，其着眼点在水利工程本身的经营机制上，忽视了这一机制得以运行的其他相关条件，从而使这种单兵突进式的改革遭遇到难以避免的尴尬。因为农业用水市场的建立除了水利工程单位要转变经营机制外，它还需要市场中的买卖双方具有稳定的合作关系，而目前，至少就买方来说尚不能算是合格的一极。卖方若想通过市场经营来维持自身生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水能卖出去，二是卖水的钱能及时收上来。就前者，不仅受自然因素影响极大，而且农户还有许多替代性选择，经营者完全无法预测;就后者，水利工程单位面对的是分散的农户，不要说农户是否合作放水本身就是个大问题，即使放水，收费成本也会高得让水利工程单位难以忍受。据笔者调查，许多水利工程经过市场化改制后，由于乡村组织的退出和农民合作灌溉的瓦解，其有效灌溉面积正在不断萎缩，甚至在干旱时亦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罗兴佐，;罗兴佐，;罗兴佐，)。
二、农田水利建设筹资筹劳的“一事一议”制度。
1、“一事一议”制度。
“一事一议”就是农民以村为单位，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与村民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品供给，由村民决定是否修建某个公共工程，修建在何处，如何修建，并由村民民主管理由“一事一议”筹借的资金。
办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条例》，并于1月1日起开始施行。《条例》确定了筹资筹劳必须遵循“村民自愿、村民受益、量力而行、上限控制、民主决定、程序规范、使用公开”的原则，所筹资金和劳务必须“用于本村范围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建和维护村级道路等集体公益事业，并符合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使用事项”。《条例》还同时规定了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一事一议”的程序、所筹资金的管理、使用以及有关部门、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村民委员会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应承担的相应的法律责任。安徽省“一事一议”制度的创新与实践为其他省制定相关制度提供了参考。如湖北省制定的《湖北省村级范围内筹资筹劳管理办法(暂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收费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规范和加强村级财务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大量借鉴了安徽省的规定和做法。因此，可以认为，作为税费改革的―项重要配套措施，“一事一议”在全国各地具有相同的政策意蕴，即希望通过村级民主方式解决诸如农田水利等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2、“一事一议”制度的现实困境。
自20安徽在全省实施“一事一议”，至目前“一事一议”作为全国农村公共品筹资的基本制度被推行，“一事一议”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显示，，“一事一议”筹资费人均仅1.6元，按人均筹资15元的上限和议办一事匡算，真正开展了“一事一议”的行政村的比例，只有10%多一点。调查同时显示，筹资并没有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和“一事一议”的广泛推行而增加，与2003年的1.8元相比，20人均筹资反而下降了12.9%。即使是试点省的安徽，村级公益事业的兴办状况也不尽人意，实事求是地说，大多数地方根本就没有真正开展“一事一议”。可见，“一事一议”试图通过村级民主的方式来达到提供公共产品的目的，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致使许多本应开展的村内生产公益事业出现了停滞局面，路破、桥断、树倒、渠塌，在当前的'农村已不是个别现象。(黄坚，2006)。
之所以以“一事一议”来替代以前由乡村组织统筹共同生产费和农民“两工”(义务工、积累工)制度，是为了控制乡村组织借统筹共同生产费和农民“两工”而搭车收费，从而加重农民负担。“一事一议”的好处是因为目标(“一事”)明确，而使乡村组织不能挪用经费，但“一事一议”最大的难题是:如果有村民不同意大多数村民“一议”的决策，或者虽然赞同“一议”的决策，却不愿意出钱，乡村组织是否可以强制向不缴费的农民收钱，及是否有强制的手段。
简单地说，因为农田水利供给的社区内筹资，需克服社区成员的搭便车行为，就需要社区范围的“一事一议”具有强制力。而恰恰取消农业税后的“一事一议”制度，事实上并没有赋予多数人决定的法律和行政强制力，从而无法解决少数人拒绝缴费的难题。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流动频繁，村庄共同体正在快速解体，村庄舆论力量越来越不足以克服村庄水利供给中少数人搭便车的难题。因此，离开了带有公权力性质的法律或行政强制力，农田水利及其他公共品供给中的“一事一议”制度，很难真正有效地实施下去。
三、农业灌溉组织的农民用水协会。
1、“农户用水协会”制度设计。
“农户用水协会”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在乡村组织以外建立的非行政性农田水利的组织制度。
早在20国办转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以各种形式农村用水合作组织为主的管理体制”，中央一号文件又指出“加快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对受益户较多的工程，可组建合作管理组织，国家补助形成的资产归合作组织所有”。20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的意见》再次指出“鼓励和扶持农民用水协会等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工程建设、使用维修、水费计收等方面的作用”。2005年，水利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意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加强用水户协会建设的重要性、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将组织农户用水协会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原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司长冯广志认为，小型农村水利改革“要以组建用水合作组织，明晰工程所有权为核心”。按照“谁受益，谁负担，谁投资，谁所有”原则，组建用水合作组织，明晰所有权，是小型农村水利体制改革的核心。(冯广志，)。
之所以国家希望通过农户用水协会这类社会性而非行政性的组织，来解决农田水利供给中的搭便车难题，是因为之前正是因为乡村组织的行政性，使乡村组织借农田水利供给，而搭车收取了很多不该收的税费，做了很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正如冯广志所担心:首先，乡政府不行，因为它是政权组织。政府包办农村水利，容易使农民或者产生依赖心理，或者产生对立情绪。其次，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小组或村委会，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代行“集体”职责，村内工程按“一事一议”原则协商办理，但它毕竟不是管水组织。(冯广志，2001)行政性背后有公权力的基础，公权力使乡村组织收费具有强制力。乡村组织的行政性及强制力，是农村税费改革前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乡村组织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容易出现加重农民负担的情况，税费改革的制度安排要求，乡村组织退出农村共同生产环节的事务。
但是，农村水利与乡村组织的地域性有关系，它是建筑在土地上的公共设施，具有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从而使私人供给不可行。在缺少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建设这类公共设施，需要由社区来组织其供给。这正是为什么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制度设计中，要强调建设社区组织的原因。
非行政性社区性组织的好处是，因其非行政性，其权力是私权力，这种社区合作组织就不能强迫社区成员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这样的以自愿为基础的合作，就可以达成最好的公共品供给均衡状态。但也正是因为非行政性社区组织私权力的性质，社区组织不能强制社区内成员的行为，从而使“少数”不去服从“多数”时，虽然是民主的水利供给决策，也没有办法实施。最终，在缺少公共财政基础上的水利供给时，农村社区也无力供给水利，从而使农村水利供给水平远远低于理想状态，并因此极大地损失了农民潜在的公共性收益。
2、“农户用水协会”制度的局限。
农村水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务，仅就农田灌溉来说，就可以作以下一些划分，这些划分出来的不同类型的水利，具有相当不同的性质。从水利设施的受益范围来讲，有大中型水利设施、小型水利设施和微型水利设施。从水利设施本身的特征来讲，有排涝设施和抗旱设施之分。排涝设施往往因为外部性极强，而具有较抗旱设施更多的公共品特征。不能排涝，往往是所有农田受淹，而不能抗旱时，则可能只是水源条件更差的农田先被旱死。从水利设施使用的精细程度来讲，有漫灌、渠灌、管道灌溉，有过水灌溉、非过水灌溉。从农作物本身的特性讲，有需水量相对较少的旱作物灌溉，和需水量较大的水稻作物灌溉。从不同水利设施的关系来讲，有大中型水利设施之间的相互补充关系，或相关抵消关系的差异。
不同性质的农村水利，可以对应有不同的解决农田灌溉的办法。对于北方旱作物基础上的农田灌溉，因为缺少地表水，农作物灌溉依赖于深井，且旱作物需水量较水稻作物少，就使得北方旱作区可以通过打深井来解决农田灌溉的问题。这样，对于北方旱作区来讲，解决农田灌溉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筹措到足够的用于打机井的钱及如何解决机井的维护和使用问题。机井灌溉因为可以通过管道或较好的毛渠，将不交费的农户排除在灌溉受益的范围之外，而可以防止搭便车，并因此克服了农村水利中普遍存在的作为公共品的难题。
正是因为旱作物需水量较少，深井灌溉可以排除搭便车行为，而使北方旱作区的农田灌溉具有了效用的可分性和消费的排他性，从而使北方旱作区的水利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改革，解决农田灌溉的困境。也使农户可能基于利益，而组织起来建立用水合作组织。事实上，水利部门所列举的成功的农户用水合作组织，大多是北方旱作区的例子。
而在南方水稻灌区，因为水稻用水量大，一般的水利设施无法解决灌溉中的搭便车行为，即在农田灌溉中，一些农户的灌溉无法阻止另一些不交费农户的受益，例如，从大中型水利设施放水灌溉，一些农户的农田在水渠边上，即使这些农户不缴费，他们的农田也可以得到灌溉(水渠渗漏或漫溢)，这样，就总会出现不缴费的农户。一户不缴费，就会带动10户乃至更多户不缴费，最终，农户不再能够从大中型水利设施中得到灌溉。因为大中型设施灌溉所具有的“效用不可分性”和“消费非排他性”，而致完全依赖自愿的灌溉解体。
农户用水协会在解决一些可以克服搭便车行为的农田灌溉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即对于那些可以排他、共同享用的收费物品，可以通过市场化和农户用水协会来解决。但市场化及农户用水协会，只能解决那些可以排他、共同享用的收费物品供给的难题，却并不能解决所有水利供给的困境。
四、结语。
以上对当前若干农田水利政策的反思基于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归纳起来看，当前的农田水利政策之所以在实践中没有发挥出好的效益，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制度缺乏相应的实施基础，因此，构建合理、有效的农田水利制度必须从当下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忌用想象代替现实。笔者以为，当前农田水利制度改革的深化，既要跳出单一的或国家、或市场、或村庄的简单化设想，又要避免抽象地将国家、市场、村庄三者笼统地合在一起，而应从农田水利的特性、乡村社会的性质、国家的稳定以及市场经济这些基本前提出发，在国家、市场、村庄三者中寻找最佳的结合方式。
世界经济形势与政策论文字
摘要：在当前,我国双重模式转换阶段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而找出其形成的趋势及原因和特点,从而“对症下药”采取对策,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先决条件。
关键词：稳健，通货膨胀。
20**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着复杂的形势。从内部环境看，国内经济回升的内在动力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通货膨胀严重，就业形势严峻。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积极与消极因素并存，国内与国际问题交织。
第一，中期通胀压力并没有解除。从短期来说，明年将不存在通胀问题。但是，随着全球大宗商品和股票价格的下跌，美欧虚拟经济将带动实体经济下滑，甚至不排除再次陷入衰退之中;西方将开动印钞机大发钞票，一旦经济再次启动，通胀还会卷土重来。
第二，20**年上半年，我国将受到滞涨冲击，高通胀态势难以扭转。下半年经济步入新的增长周期，显著标志是gdp同比增速稳定上行，通胀压力将随着经济减速、供给增加、预期好转和宏观调控部分缓解，物价明显回落。预计明年各季度cpi同比涨幅分布为3.9%、3.9%、3.5%、2.4%，全年达到3.5%。20**年我国潜在gdp增长率约为10%，如果实际gdp增长率为9.2%，将低于潜在gdp增长率0.8个百分点。
第三，消费减速。出口下滑，必定带来消费增速减缓。我们预计受股票市场走低和出口下降的影响，20**年中国消费会缓慢减速。
1、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假如政府不管制房价，房价这个泡沫又太大，不可收场。这造成两难。解决的根本在于央行控制滥发货币的政策，这又牵涉太多问题。
其中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是，假如央行不滥发货币造成虚假经济繁荣，我们还能保8吗?假如我们的经济没有保8，我们最近的所谓经济成长和财富增加方面真实的成就有什么?这样探讨下去会动摇执政基础的，这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房价一跌，地方政府失去最大的财政收入，而地方政府已经变得臃肿庞大，谁来养活他们?中央收入年年高速增长，养活京官，地方就依赖对民脂民膏的抽刮全赖房事，这房事可不是一定让你高潮的事。
所以为了配合两级政府各方面利益，央行只能采取极度宽松的银行政策，只要不断滥发，就会不断通胀。
2、政府主导的投资体系。
众所周知没有监管的政府投资体系效率低，腐败多，但官员乐此不疲，一是容易出业绩，二是容易捞外快。
3、联系汇率制度。
在这种复杂形势下，20**年**政府应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一、大部分经济学家普遍赞同2011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也有的专家反对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相比，始终应放在次要位置。且当前通胀是成本推进型的，紧缩型货币政策无益于通胀问题的解决，只会压低企业发展生产的动力。他建议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保增长，使用财政政策加大补贴对抗通胀。
二、价格问题，物价上涨首先得弄清楚物价上涨的成因，根据成因综合采取各项政策，而不能简单看到cpi过3%就盖一个通货膨胀的帽子，单一采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
三、货币政策，总量稳健，定向扩张，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的总规模，防止流动性在20**年紧缩后大规模扩张，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和房价。
四、要进一步强化和健全政府金融机构,理顺中央银行同各专业银行的关系。我国的经济发展需求借助政府的力量,特别是融资活动方面,必须有一批国家政策性银行,以其资金力量,贯彻执行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协调经济发展,实行宏观战略。在工作方法,中央银行要改变目前对专业银行管得太具体、统得太死的弊端,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力盈研究宏观金融政策。
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论文
一、引言。
随着制像以及传输技术的发展，文化景观也展现出了全新的风貌。图像已经是目前受到普遍关注的焦点，它与油画艺术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起来。当我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图像艺术上时，传统文化的关键性却日益引起我们的重视，在一些强势国家提倡的文化艺术思潮遍布各个地区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仅要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以及自豪感，而且还要积极行动起来，促进中国油画质量的提升，并增强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竞争力，进一步突显其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化冲击力，历史穿透力以及艺术活力，以对抗霸权国家推行的“文化渗透”。因此，吸收民间美术的精华已经是油画艺术发展的关键组成，而在这个领域内一些中国艺术家成就卓越。
二、中国油画发展创新的基础是民间美术。
艺术的创新源于生活。中国油画艺术的主要特征应该是先锋性以及时代性，而只有创新才能始终维持这一特征，只有创新才能符合时代的潮流，并充分展示出中国当代油画艺术的感染力以及鲜活力。中国民间美术是文明进程中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其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中国油画要想实现创新，就必须在中华文化土壤上进行，究其原因与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价值观以及思维表达方式是分不开的，此外中国油画艺术实现创新的基础是传统民间美术。
中国油画要想实现创新，就必须积极吸取民间美术的营养，尽可能使其视觉感受更加丰富多样，只有通过这样的民族方式才能将其审美以及艺术价值完全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一体化在全球不断发展的今天，与此同时霸权主义也日益盛行，因此，一定要维护好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否则中国油画就由于缺乏统一的民族共性，而不易于获得国际认可并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了。
油画艺术的发源地是欧洲，真正传入我国也只有上百年，它属于境外艺术，在和我国民族文化进行长时间融合以及取舍后，到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特有的组成部分，这同时也是如徐悲鸿、吴冠中等油画艺术家对油画艺术发展的民族之路进行探索的结果，他们促进了油画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油画艺术的创新关于吸取传统民间美术的营养主要指的是从形式以及语言表达方面展示出民族特性以及审美性，更关键的是展示出民族文化底蕴以及视觉思维逻辑效果。正因为如此，油画艺术的创新才采取民间美术的形式，其现实文化意义才较强。
1、在油画艺术中关于对民间艺术多种造型方式的'使用。
民间艺术中用来表现其独特思维逻辑的主要方式就是其思维的造型规范，它使民间艺术造型呈现出多种形式。它在视觉上形成美感，是现代艺术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形式。民间艺术关于视觉上的美感和初始阶段的原始艺术在想象性造型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其造型不仅简单而且随意，充分展示了延续性、审美性以及原发性，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采取象征的方式来表现美的造型。它将实实在在的物象化为平面符号或者是抽象的线条，看似没有逻辑可言，实则具有一定的逻辑性，不仅与民间思想相符，而且还充满了奇特之感，变形较大而且异常夸张，充分展示了民间特有的造型艺术。心理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曾经在其着作《艺术与视知觉》中说道：“一切知觉中都包含着思维，一切推理中都包含着直觉，一切观测中都包含着创造。”
因此，思维与视觉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油画艺术中充分展示了视觉美感的多种造型形式。例如，情态剪影造型形式在王怀庆的作品中展示出了其正统的一面。关于《夜宴图》，通过简单镂刻表现其二维空间的外观，尽管物体的具体细节无法看到，但是根据画中各种物体的具体位置及其动态特征，让观者有一种杯盘狼籍的感觉。其作品使用的依然是平面剪影造型，完全借助了情态剪影。至于写意造型，在罗中立近年来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其作品通过意象的表现方式力求实现对形态特征的全面把握，不重视细节，而是通过夸张、幻想的方式，粗塑拙绘，形成独特的风格。作品的宗旨是通过单纯的色彩，以意传神，避免由于其自然形态而受到限制。
民间艺术除了在造型方式方面为现代艺术增加了魅力，此外在其取材方面，也是非常独特的。例如，民间传统陶器的制造就影响了郭正善的作品《静物》。陶器属于泥塑胚，其质地不仅没有光泽，而且异常粗糙，可是它在一段时期内对民间生活有着非常大的实用价值。不过在现代艺术作品中，陶器已成为一种特有的艺术形态，通过研究其质感，充分体现了民间美术所特有的憨厚以及稚拙风格。
2、油画艺术体现了民间艺术的寓意性。
一件作品价值包括它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等几个方面。作品价值的提升来自于多方面，但作品的文化内涵是最能体现它的价值的。中国当代油画价值好坏，就看它是否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很多民间艺术都和神话故事密切相关，因此其基本框架就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寓意性以及想象性。民间艺术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意象构造物象，通过心志的表达来抒发感情，在物象的描写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就是因为该特征导致了其各种形式的存在。关于民间艺术中的民间造型，由于其脱离了本来的客观形态，集中展示了特定的思维。此外还采取互渗，超越时空，联想以及通感的造型规范，展示了其特定的逻辑思维。
民间艺术在体现意象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其造型参与的理智性。在我国就有艺术家通过该种方式开展油画创作。尤其是曹力，其作品结合了民间艺术中各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他在创作时将民间艺术中大量的传统元素吸收进来以抒发其真实情感。如其代表作品《远处是橄榄树》等，在对客观形态进行变形描述的基础上，通过鸽子以及鲜花等形象的象征性使用，表现了该信息的具体传递过程，不仅代表着和平的使者，而且代表着人类期望的生活，同时也是一种关于原始生活无可奈何的记忆。画面中尽管描述的是当代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可表现的却是一种情感，即对辽阔草原上那种质朴生活的无限向往之情。作品里描写的物质依然是客观形态的物质，不过在客观形态的前提下对其形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其所做的变形属于自觉基础上的变形，并且将民间艺术所具有的寓意性以及想象性都吸收进去，此外还把客观形态和自己的思维联系起来。
3、油画艺术对民间艺术中阴阳五行哲学观的继承。
往往既有渗透民间美术积淀的传统，又饱含着时代所孕育的精神，才更体现油画艺术的当代性，中国的当代油画艺术才更加具有活力。民间艺术从其形成开始，除了要继承使用原始的思想以及理念，充分展示人类对生命的热爱之情外，还要重视其辩证唯物哲学理念在发展过程中展示出的对生命的认可。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人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通过和自然的不断协调而产生的精神力量。在一定思维上发展而成的主体为阴阳五行的辩证哲学体系以及民间美术中，不管是与联姻以及生殖有关的意象，还是其意象组合，都属于阴阳哲学思想的象征形象。关于阴阳五行，其使用较为普遍的五行目前已经在民间艺术中，成为其色彩以及造型方面的主要规则，在民间得来了大力传播，鲜明的比较就是所谓的阴阳，如黑与白的比较就可以称其为阴阳色。阴阳观念属于哲学的主要思想，已经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深深扎根，就是在现代艺术中，我们也能很容易地发现该种哲学思想的影子。一些艺术家在该种思想体系使用的过程中，不是将其直接展示出来，而是通过其它方式进行展示，其表达方式非常含蓄。不过直接使用该种思想的艺术家也非常多，其中包括张同磊在内。他将阴阳五行的思想综合起来，结合民间艺术中的象征色彩大胆使用，这些色彩主要包括黑白两色以及青黄赤三色。在其作品《少阳之门》以及《无极之二》中，对很多种形态物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形，并采取阴阳以及日月相互转换的方式，在积极使用传统象征图像的基础上，把现代理念和原始的民间艺术风格联系起来，实现了画面美观绚丽的效果。这些与现实自然形态相互脱离的象征以及观念艺术，来源于民间，其充分展示了民俗以及原始文化的深厚底蕴，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源以及属性。
4、油画艺术体现了民间艺术中原始的功用意义。
因为民间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和民俗活动密切相关，在流传中又一直保留着其原始意义。它除了是一件艺术品外，更重要的是它有着很大的实用价值。这些被保留至今的民间艺术，充分展示了人类最初的本性，展示了人类对生存以及繁衍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追求。在开展油画创作的过程中，大量艺术家开始再次研究人类的最初本性，并积极揭示工业化社会存在的弊端，揭示其对人类生存的严重影响，这些艺术家们不仅仅是从单一的角度去探究保留至今的艺术方式，而是从深层次出发，从意识形态出发，去反映当前的很多社会现象，并展示原始自然和人类自身之间存在的协调性，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历史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也在日益变化，可是在一些偏僻的地区，其原始的思想以及理念还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它是整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本民族的天文地理知识、信仰、文学艺术、哲学以及史学等各方面的知识相互渗透。
在我们国家，民间艺术具有各种形式，而且内容也非常丰富和多样化，由于其原始的造型以及思维形式，其可以描述人类童年时代的纯真质朴，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再次将人类“固有的性格”展示出来，并使之成为永恒。而目前的艺术就是一种将人类童年时代不断再现的艺术，它在对民间以及原始艺术进行探索和模拟的基础上，将人类的自然本性再现出来。例如，陶瓷、剪纸、石雕、年画以及塑像等，它在流传中一直没有脱离原始文化思想，始终与其联系着。尽管形式上出现了轻微的改变，可是其所要展示的内容却一直在不断重复。它具有较强实用性的同时为人们的精神提供了营养。如关于王沂东的《雪落无声》以及《吉日》，其充分结合了民间艺术中的染织以及剪纸艺术。这些艺术在民间中主要是以生存繁衍，祝福或者是吉祥的图案进行表现的。它们出现在画面里并与原始的婚嫁场面相联系时，其寓意性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而罗中立在追求民间艺术相同主题不断复现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作品在对人类最初本性方面的描述最为直接和深刻。例如，关于作品《农忙时节》以及《母与子》，通过写意进行造型的方式，重点描述了很多丰产女神，她们是大地母亲的象征，通过这样的描述充分展示了对原始生殖的一种崇拜。而关于对附近环境进行的描绘，接着引用了民间实际生活场景，表现了一种质朴的生活情趣以及和附近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艺术家在对民间艺术进行借鉴的过程中，其经常使用的一种原始表现方式就是回归自然，这也体现了现代人对返璞归真的热切追求。
四、结语。
当代艺术以及民间艺术尽管其美术领域不同，可是它们依然具有一些共性，这主要体现在对色彩以及哲学思想的表现上，此外它们都比较重视艺术表现形式的简洁、概括以及单纯性。它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以及渗透和其它艺术相比要多很多。当代艺术在模仿民间艺术时，不仅要在其审美的逻辑思维上、造型上以及视觉上吸收其精华，以开展艺术创造，而且还要积极探索其深层含义，并积极促进其和传统文化的相互接轨，以展示人类关于生命繁荣的坚持不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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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论文
新世纪以来，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剧，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也越趋频繁。
尤其是我国在加入wto之后，与他国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这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机遇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而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影响最具代表性。
因此，我们应当仔细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从中找出相应的应对解决措施，保证我国经济在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也能够快速发展。
一、金融危机的基本含义。
金融危机，即金融市场危机，又称为金融资产危机或者金融机构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三大”，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金融机构大量倒闭以及金融市场大幅动荡。
系统性金融危机是指那些波及整个金融体系甚至全球经济体系的危机，最具代表性的有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大萧条金融危机，的亚洲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具有影响范围广、危害性大、爆发迅速等特点，会对国家或者地区甚至全球的经济发展造成毁灭性打击，为了避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再次爆发，应当引起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
(一)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强烈的冲击。
国际经济形势如果稳定，我国经济将会获得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目标的实现。
反之，一旦国际金融形势动荡不安，将会严重影响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而我国自然难以幸免，我国的金融市场将承受非常大的压力，金融机构也将受到冲击，不利于国家整体实力的进步和发展。
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环境中，我国政府对市场形势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实施宏观调控的难度也将加大，导致投资者失去投资方向和信心，造成整个市场的混乱，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扩大的同时，也阻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
(二)导致企业发展陷入困境。
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影响的将是全球各国的经济，我国作为其中的一员，自然无法幸免。
严峻的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对我经济发展十分不利。
在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不断萎缩等原因，市场供需紧张，企业的生产成本将不断增加，严重增加了企业的负担，降低了企业的利润。
特别是沿海的部分中小型企业，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展严重受阻，企业难以正常运转，企业亏损愈发严重，从而导致企业破产、企业倒闭现象的出现。
另外，企业重组或倒闭，又将导致大量的在岗工人面临失业的困境，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既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的和谐稳定，最终影响的将是国家的发展进步。
(三)贸易出口增速放缓。
贸易出口依靠的是稳定的国际金融经济形势，稳定的的国际金融形势能够保证各个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贸易出口才能顺利进行。
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由于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实力还不够强大，也就直接导致了贸易出口增速放缓。
与此同时，面对金融危机，很多国家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希望将金融危机带来不利影响降到最小，而压价措施控制贸易进口就是其中之一，或者为了刺激本国的内部需求，对贸易进口实施控制，种种措施都不利于我国贸易出口的发展，阻碍了我国贸易出口工作的顺利开展。
另外，在贸易进口方面，也会因为金融危机的存在导致商品成本增加，不利于我国贸易出口的正常进行。
第一，扩大内需，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我国的外部需求不断降低，出口贸易也逐渐减少，经济发展的动力被削弱，势必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
考虑到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广的国家，有着十分广阔的市场，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很好地拉动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第二，鼓励企业轻化经营管理。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当重视人才的培养，注重产品的创新，优化自身的组织结构，根据市场形势进行自我调节。
第三，优化产业结构。
优化产业结构能够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也就增强了对金融危机的抵抗力，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不能退缩，一定要立足本国国情，寻找相应的解决对策，力求将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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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形势与政策论文字范文
截至2020年5月11日，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确诊患者已经超过419万人，波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死亡人数超28万人，并且还处在以指数级增长速度爬坡的阶段。世界卫生组织（who）在4月15日召开的新冠病毒疫情发布会上表示，尽管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历时数月，目前仍处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早期阶段。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专栏文章。基辛格指出，新冠病毒之后，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笔者认同基辛格的判断，并认为，疫情过后，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将呈现如下十点走向。
走向一：疫情冲击可能堪比1929年全球“大萧条”，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14日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表示，世界经济增长正在遭受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打击，预计今年全球gdp将萎缩3%。imf强调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第一次出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进入衰退的情况。报告补充道，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如果疫情在下半年继续恶化，全球经济增长将遭遇更大打击，今年全球gdp可能会萎缩6%。如果疫情持续至2021年，明年全球gdp可能会萎缩2.2%。
imf预料全球经济遭受“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而且情形可能更糟糕，这场“大封锁”衰退将是接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并警告说，如果冠状病毒徘徊不去或者卷土重来，世界经济的收缩幅度和复苏步伐将比预期的更糟。
中国学者郑永年教授也认为，三点原因致使本次疫情引发的危机可能甚于1929年“大萧条”：一是当前的高度全球化；二是危机当前大家往往不能“有难同当”，开展国际合作非常困难；三是缺乏有力的领导者。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不仅是经济危机，还有恐慌引发的社会危机、政治治理危机以及国际秩序危机，是多重危机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爆发，是“并发症”，和2008年比较单一的“病症”有很大不同，也更加危险。
走向二：全球稳定的政治及经济合作两大基石可能被打破，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新冠疫情是“联合国成立75年以来最大的挑战”。这次危机的形式非常特殊，现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处在一种停滞状态。
全球宏观环境的稳定需要依靠两种基石，分别是国际政治合作与全球经济交流。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其破坏力之强，让全球面临“至暗时刻”，必将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生态。之所以会下如此判断，是因为当下人们遭遇了一个自“冷战”结束以来近几十年里都从未有过的困境——政治、经济两种稳定基石同时出现问题，宏观环境已无托底力量。与应对金融危机时相比，此次国际合作的成效乏善可陈。中美两个大国更是吵得不可开交。who面对疫情的爆发显得手足无措，美国更是激烈抨击who，停止缴纳会费，并威胁永不缴纳。大国之间的原则性分歧，让g20会议很难复制当年的高效与决断。国家之间各自为政，主权政府已开始逐步收回曾向国际机制让渡的权力。
所以，郑永年和imf把当下形势与1930年代的“大萧条”类比，并非是一种夸大。正如“霸权稳定论”提出者金德尔伯格所总结的，世界各国协调合作的缺失与政策的恶性竞争，是导致“大萧条”难以控制的关键原因。现如今政治、经济两种稳定基石的同时缺位，将不可避免地让人类社会遭遇近几十年来从未遇见的最大危机。
走向三：美国深陷疫情泥潭，复不起的工，防不住的疫，不排除后续疫情继续严重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民生人道危机、政治危机、严重骚乱暴乱一起到来的严重社会失控局面。
急于从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之中迅速复工复产，是美国经济决策者的艰难选择。早在疫情暴发初期的不作为、消极应对，已经为当下的美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埋下了祸根。虽然美联储推出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虽然美国财政部推出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但美国当下的经济社会仍然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防，防不住；抗，抗不起。美国经济社会已经被新冠病毒逼入几近无解的困局。
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疫情下的美国经济形势研判如下：
2001年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兹：若特朗普在下半年美国大选中获胜，将使美国陷入第二次“大萧条”。现在这里像个第三世界国家，公共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起作用了。美国的失业率在疫情期间或将飙升至20%或30%。
2008年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美国在真正重启经济前，还需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能最终损失数万亿美元的gdp。
2013年得主罗伯特•希勒：我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重回巅峰了。
走向四：疫情过后，因为难保世界第一的危机意识，不论特朗普是否连任，美国下届政府可能极大幅度加大挤压中国发展力度，战略性反弹，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发展模式竞争、地缘政治竞争等，将在新的全球形势下加剧。
疫情危机会让美国自身产生强大的危机感，疫情一缓解地差不多，美国就会报复性回击，展现力量。美国的力量还很强大，要极其重视美国，不要轻视。美国及美国大公司拥有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美国在科技创新等很多方面仍然非常强大。
基辛格是现实主义者，与中国沟通良好，但读他最近的文章，能够感到他对美国可能失去领导世界地位的深深忧虑，这种情绪在美国精英层是很普遍的。他们希望美国能够发挥经济领导力和防疫的科学领导力，借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但说实话，和当年的美国不一样，这两点美国现在都做不到了。
佐利克警告，中美陷入冲突的代价和危险不可估量。《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月14日发表佐利克的文章称，今天的美国否认中国能够在美国自己构建的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否认中国能够做出贡献，否认中国能够以增进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甚至否认中国有这样做的意愿。但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实际上是在刺激中国去建立一个与既有体系的规则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平行体系（aparallel,separatesystem,withverydifferentrules）。佐利克警告，美国需要提高警惕：发生误判和非预期后果的风险正在增加。中美两国陷入冲突——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将导致无法估量的代价和危险。
走向五：中美经贸及科技将加速“脱钩”。经济全球化可能大幅倒退，未来的全球化，或许是“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产业链去中国化加剧。
在当前疫情下，中美关系的性质进一步发生根本转变。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原因一是中国的崛起速度太快，改变了二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美国不再是唯一的制定国际规则的国家。二是美国和西方认为中国的体制和发展模式挑战了美国和西方的模式。三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攀升太快。
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有三派，一是贸易鹰派，二是安全鹰派，三是人权鹰派。疫情期间，美国的强硬派会利用疫情推动与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进一步“脱钩”，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中国第一波疫情中推动制造业回流。即使在欧美国家发生第二波疫情大爆发之后，这些鹰派分子也不顾美国民众的利益，继续推动中美“脱钩”，打击华为等科技企业等。
就连纽约州州长都在记者会上抱怨口罩、呼吸机、防疫服甚至检测试剂全部都是madeinchina。疫情让很多国家认识到公共卫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成为美国推动中美“脱钩”的新借口。近日美国等国表示要本国企业迁出中国并出台各种鼓励政策，全球化有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态势。未来的世界经济有可能形成两个平行的国际供应链，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经济上反思全球化的趋势将日益明显。这次疫情让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和本国民众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东西不能任其流失。从这个角度说，疫情是一次改变世界发展进程的大事，因为它影响了整个社会心态。换句话说，疫情之后人们的“活法”会变，国家的想法也会变。
走向六：疫情过后，美国可能深刻反思，凝聚全球联盟。
很多西方国家，不喜欢的只是暂时的特朗普，而不是美国，相比信任中国，一定是更信任同文化的美国。
疫情确实重创了美国，但美国不会就此衰落，美国如果经过反思，重视传统盟友，欧美会抱团。如果特朗普连任，他会选择反击，如果特朗普下台，美国全球政策可能会回归奥巴马时代，也将更加重视盟友，美国盟友的力量可能远超今天。
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领导者，这次抗疫的表现很糟糕。基辛格之前发表的文章认为，此次疫情将会重塑全球格局，希望美国能够借此机会深刻反思自己目前已经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改革，来应对新的世界格局。不要小看美国，这个国家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复苏和调整能力不容忽视。如果拜登上台后，对盟友的凝聚会取得多大的成功，将值得高度关注。疫情之后，美国上下进行反思和战略调整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走向七：全世界将一段时间处在一个“负时代”。
全世界可能一段时间里处在一个“负时代”。第一个是负利率，第二个是负增长（经济增长），第三个是负作用，第四个是负能量。
什么是负作用？美国的领导力倒了，负作用正在蔓延。除了“退群”以外，“美国优先”体现的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思维，特朗普反复地自己也承认说他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全世界现在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在起一个负作用，并不是一个榜样。
什么是负能量？未来10年，将会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种族主义抬头，将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在政治上，这次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种族主义抬头。欧盟国家都回到了主权国家的时代。大家又走向了自私。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知识可以在全球流动，但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动，贫困也无法流动，政治权力更是无法流动，所以各国主权意识势必日益强化，民粹主义日益高涨。
走向八：新冠疫情中前所未有的石油需求暴跌或将永远改变石油行业。
高盛3月30日表示，由于低迷后拥有优质资产的公司越来越少，新冠疫情中前所未有的石油需求暴跌或将永远改变石油行业。华尔街银行警告称，尽管经历了上一次价格下滑以及2015-2016年之后另一轮“精简、曲折”的行业整合，但经历了这次价格暴跌的公司的资本支出将受到限制。高盛分析师在文章中写道：“大型石油公司将整合业内最好的资产，而去掉最坏的资产；当行业从这场低迷中崛起时，资产质量更高的公司将会减少，但资本约束仍然存在。”
走向九：中国对外贸易复苏遥遥无期不容乐观，对外开放难度将持续加大，“一带一路”及“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中的合作，将比以前更难推进。
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景颇为黯淡。哈佛大学一个疾病研究团队的研究结论表明，全世界民众到2022年底之前可能都需要间歇性地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交隔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4月中旬发布的预期，乐观情境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会下降13%；悲观情境下，全年货物贸易降幅更是可能高达32%。imf预测，如果疫情持续至2021年，明年全球gdp可能会萎缩2.2%。如此情况下，中国近两年面临的经济压力将比较大。随着“逆全球化”的持续，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打压加大，中国对外开放难度将持续加大，“一带一路”及“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中的合作，将比以前更难推进。
走向十：未来将取决于国际合作开展情况。
虽然目前看来困难重重，但我们能依靠的似乎也只有国际合作。当下的“美国优先”与对中国的遏制战略，让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诚意领导国际合作。如同历史上美国对其他挑战者的打压一样，当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其三分之二时，美国已经难以容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让中国承受国际宏观环境恶化的损失，其战略优先级已经超过领导国际合作所带来的收益。而目前的中国，还难于凝聚西方世界，也不具备独立担当国际治理领导者的能力。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的逻辑将超越经济的逻辑，成为影响全球宏观环境稳定与否的关键。
世界经济形势与政策论文
摘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到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期间的二十年，世界经济经历了被经济领域专家学者称之为"大稳定"的阶段，特别是2002年到2007年这五年，世界经济处于黄金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和除了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中国在这个阶段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直到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断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但是直到2010年，还有大部分人认为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只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现象，政府认为采取一定的经济刺激策略就能让经济重回高速增长轨道，因此各国政府联合起来采取了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而我国的经济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本文将就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展开探讨。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战略思维。
引言：我国于2014年年底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应该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有正确的认识，并根据现有状况准确的判断未来经济发展方向，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必须有辩证的、历史性的认识，特别提出要认识、适应并恰当的引领我国的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也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逻辑。但是目前对新常态的理解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错误，具体来说就是在认识新常态是简单的、片面的、固定的、静态的，存在片面化、简单化等问题，认为新常态是能够自然保持的经济增长状态，因此不必担心新常态的发展状况，存在这些错误和缺陷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存在不利影响。正确的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并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才能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我们所说的常态就是正常状态，而新常态就是新的正常的发展状态。正常的经济增长率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常波动，这也是经济增长的特点之一，按照经济周期理论，不论是国家经济还是区域经济，都不可能呈现直线式增长状态，国民经济总是在不断波动，而高新企业不断出现发展壮大和落后企业倒闭破产都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状态，不论是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还是科学技术，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进步。对于我国的劳动力产业结构，以往比重最大的为第一产业，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只需要更少的劳动力就能够得到足够的工农业产品，因此比重最大的逐渐转变为第三产业。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点加速并且不断变化，也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状态。
经济发展的非常态是与常态对应的，在衡量非常态和常态时，需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例如在分析我国经济增长时，不能仅就经济增长速度谈速度，认为经济低速增长或者高速增长是常态。在分析经济增长状况时，需要分析多个方面的因素：(1)生产要素能否支撑经济增长;(2)物价是否稳定，正常的、健康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低通胀、高增长的，如果经济增长存在高通胀、低增长或者高通胀、高增长等现象，则说明经济增长滞胀或者过热;(3)经济增长是否在环境容量允许的范围内，过去几十年里，袅袅炊烟显然不是环境污染，但是在现在则是环境污染的标志;(4)经济增长稳定与否，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忽高忽低，阶段性经济增长极不稳定，那么说明经济运行是不健康的;(5)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也就是稳定的、长期的曾张，如果目光短浅，用短时间的经济增长换取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显然是得不偿失的。目前世界各国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综合国力和经济增长的竞争，一些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状况，主要就是国民经济没有实现可持续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主要是由于：第一是生产要素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要求，原本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供给接近无约束或者无限供给，现在则是有限供给，在某些阶段甚至出现了短缺问题，实际上就是能源和自然资源难以维系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环境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环境容量导致经济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三是经济增长不够稳定，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率最低和最高相差可以达到11个百分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问题严重，我国居民的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将会存在严重差异。我国目前的客观条件要求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在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尽力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尽量保持通货膨胀率的正常。
(1)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并不是不顾及经济发展速度，而是要让经济发展从高速状态进入中高速增长状态，一些人认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不需要考虑经济发展速度，这是对新常态的错误认识，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增长换挡期，但是是换中高速档，而不是低速档。我国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有一个底线，不可能放任经济增长或者减少，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对于任何经济增长都是适用的，因为只有保持经济增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得以体现。我们必须追求可持续、质量高和集约型的经济增长;(2)必须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如城乡居民收入、职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等，加快发展是改善落后状况和解决发展中问题的有效途径;(3)要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停滞导致社会问题增多造成的。对经济发展有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即使一个国家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也不可避免的会有低速增长阶段。
3.1保持正常的心态。
经济增长回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逃避只能适应。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容量增大，增长速度势必会有一定的回落，就像滚雪球，雪球比较小的时候滚动速度较快，体积变大后滚动速度就会放缓，雪球越大滚动速度越快是不符合常理的，速度降低的情况下经济容量仍然在增大;经济增长的适度回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环境和能源的紧张或者短缺状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能源短缺等，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并不是唯一，同时还要保证环境的可持续增长。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确保经济发展的同时尽力改善生态环境，是我们应该坚持和奉行的理念，切忌用牺牲环境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行为。
3.2深化对经济发展的认识。
经济增长侧重量，经济发展侧重质，也就是经济发展并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增长，要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不代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能够实现协调发展，这些系统都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各自独立但是又相互影响，任何一个子系统出现故障都会对其他子系统产生影响，经济发展能够为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物力和资金支持，但是并不代表经济发展其他各项也能够随之发展。
3.3建立完善的机制体制。
要根据当前经济发展状况，革新对政府工作的考核评价体系，在新常态的大环境下，应该采用新的思路;分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和政府的不同功能，尽量减少出现诸如政府职能错位、干预太多等问题。
结束语。
综上，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环境下，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创新驱动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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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中国形势与政策论文
形势与政策是指我国对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国际关系以及国内外热点事件,秉承我国政府的基本原则、基本立场而做出的应对政策。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话语优势，已经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重大议题和主要内容。当前中国既面临着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的机遇，也肩负着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使命，同时受到西方话语的打压和国际社会的质疑，迫切需要转变话语权薄弱的不利局面，从内外两个层面解决对话话语传播困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以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信于国际社会，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向世界推广，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把握外交议程设置的主动权，从软硬件上提高传播能力、搭建有利平台。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对外传播话语平台本土话语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并将提升国际话语权摆在了内政外交的突出位置。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工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坚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努力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尤其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声音和关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诉求，也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理念和中国方案，对新形势下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本文将其与国际话语权研究相结合，探索新时代提升国际话语权之路。
话语权的本质不仅是发声的“权利”(right)，更是说话的“效力与威力”(power)，即说话者通过言语或其他方式对议程设置及其结果进行影响、控制，谋取舆论的主动，从而达到既定目的。国际话语权指一国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包含对国际议程的设置能力、对国际舆论的控制能力、对国际事件的裁定能力、对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能力以及市场定价权与利益分配权等。回顾历史，近代遭受“百年屈辱”的半殖民地旧中国话语权基本被剥夺，新中国成立后受制于当时两极对立的国际格局，在国际上发出的声音也很难获得西方认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逐步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在话语实践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主动塑造和平发展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路径，构建新时代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
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以硬实力为基础、软实力为保障。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努力，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突出表现为以下两点。1.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均显著增强，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90.03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15%左右，稳居全球第二位。我国已经在很多领域跻身世界强国行列，近五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30%，享有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主要对外投资国等多个头衔，是唯一拥有525个门类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高铁运营网和移动宽带网，在上天下海的尖端技术上实现多项突破，跨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些成就向世人昭示，中国不仅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而且将更有能力为全球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随之大幅提升，国际角色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我国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主场外交精彩纷呈，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我国凸显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发起了“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诸多新理念和新倡议，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显著增加。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的大国形象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响应，国际舞台上一个更有作为的中国时代正在开启。
放眼全球大格局，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复杂的调整，各国角力纵横捭阖，多重风险交错堆积，重塑新的国际秩序的要求更为迫切。一方面，全球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诉求和共同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的整体下滑和世界权力的加速东移说明，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消长变化，冲击着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突出。各国对于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充满争议，关注焦点在于国际秩序的转型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未来的国际秩序将是什么样子、由谁来领导、依照什么规则、遵循哪种价值。[1]在上述背景下，中国通过打造全新的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也成为必然。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而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根据这一理念，中国将在发展自身、为本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应按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明确日益强大的中国未来如何定位自身、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核心任务就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联系愈发紧密和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国际话语权的争夺、碰撞也更加激烈，尤其是一些西方大国将中国视为威胁，对我们做了大量错误和负面的解读，甚至营造负面话语恶意攻击诋毁，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给我国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可见，提升新时代国际话语权是我国当下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紧迫任务，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外交空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为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思想通过时代话语得以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首倡的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新理念。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当今世界的新特征、新挑战，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出发，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国际国内多达百余个重要场合提及并深刻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外交高频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体系的顶层设计，已写入《党章》、《宪法》和联合国决议，成为引领中国对外工作的核心理念与行动指南并进入国际话语体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科学完整、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要求人类既顺应历史又立足当下，不断超越国界、超越文明，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总的来说，可以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1.持久和平的外交观。追求和平、永无战争是人们的企盼，习近平着眼于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的实际，呼吁大国小国之间要平等相待、不恃强凌弱，出现矛盾分歧要平等协商处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共同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2.普遍安全的安全观。当前全球利益交融、安危与共，客观上日益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而国际安全形势动荡复杂，冷战思维、军事同盟、追求一国绝对安全等做法注定不再行得通。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尊重和照顾他国的合理安全关切，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3.共同繁荣的发展观。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但这把双刃剑也拉大了国际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今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整体不足，各国更要同舟共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与协调，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4.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文明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狭隘的文明中心主义只会给人类带来冲突和灾难。各国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使文明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5.清洁美丽的生态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环境恶化、温室效应、资源枯竭等已严重威胁人类的未来。面对严峻现实，各国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从根本上看，习近平同志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世界秩序观和共同价值论，回应了中国强起来后走向何方以及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的疑问，表达出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愿景，也为人类社会破解旧难题、找到新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特征。1.鲜明的中国特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精华和思想要义，尤其以“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和“协和万邦”的仁礼之道等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理念，正是这些思想精髓启发习近平同志对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的思考，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之魂去构建一种建设新世界的蓝图。这一新理念也继承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展现了拥有悠久文明的社会主义大国新时代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因而是中国对外理念的本土话语表达。2.广泛的全球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直面全球化时代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与挑战，给出了携手解决疑难杂症的答案，为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世界指出了发展方向。中国理念正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引起普遍认同和广泛支持的根本原因在于关乎各国的根本利益，合国际社会现实之需。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具有广泛通识性的话语表达诠释世界人民向往，展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诉求并引发全人类共鸣，真正完成了中国与世界在利益、责任、情感、话语上的高度融通。3.重大的价值超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变化需要新的价值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往外交理念的简单重复，其“五位一体”内涵本身就体现了新外交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和新生态观的统一。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权力政治和丛林法则，不同于旧的普世价值观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不同于旧的国际规则服务于少数大国的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出一种整体性思维，不仅涵盖全人类，不以部分人对抗另一部分人为目的，也包括社会的各个问题领域，既尊重了各国的差异性，又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纷争和地缘文明差异，是全人类最长远福祉、最根本利益的联合体。作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的历史超越、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系统超越以及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辩证超越[2]，必将书写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抓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在引领各国人民实现美好蓝图过程中必将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一些国家的质疑、制度间的竞争、自身的局限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看，深层次的困难有以下几方面。1.国家利益的阻碍。如果唯本国利益独尊，就容易陷入零和博弈思维，进而损害他国甚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诸如近期的逆全球化现象。2.国家实力的阻碍。如果奉行极端权力政治，就难以处理好国家主权与共同体权利的关系，存在强国欺负弱国、削弱国际组织效力等现象。3.意识形态的阻碍。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仍十分尖锐，不同文明碰撞和宗教分歧仍是棘手的难题。4.历史因素的阻碍。历史积累下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会导致深层次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一时难以化解，使得中东地区等依旧处于不稳定中。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中还面临一些现实困境。从国内层面反思，突出的问题是话语能力偏弱。1.缺乏丰富的话语主体。真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话语在国际上传播与发展的，仍然是以首脑外交、主场外交、官媒党报等官方性质的话语主体为主，未能充分发挥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等其他各类话语主体的优势。2.缺乏有效的话语内容。目前绝大多数国际议题为西方国家所提议设置，这种先入为主效应导致我国话语的说服力受压制。即便我们提出了“合作共赢”等体现美好愿景的新倡议，也被认为缺乏必要的理论阐释和逻辑论述而不能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可。[4]3.缺乏过硬的话语平台。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凭借自身优势，形成了一整套强大而稳固的话语平台，掌控了世界的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而我国在信息覆盖面、装备技术性、记者活跃度等方面与西方仍有较大差距。4.缺乏灵活的话语方式。我国拘泥于传统的叙事思维，对于国内所特有的文本、表述风格未能予以有效的话语转换，在国际学术话语层面也鲜有接受度高的成果，造成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佳，受众不易被吸引反而产生排斥心理。
面对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相对缓慢之间的矛盾，我们首先要把握国际话语权的生成规律，这是制定有效对策的依据。国际话语权的效用首先体现在合目的性上，是由各国普遍需求转化成的共同话语通过利益融合获取认同，通过话语主导引领群聚力量发声。而话语权的现实影响力离不开综合国力的托举，即支撑国家按照自身的利益标准传播观点、引领舆论、评判事务的实力资源，以权力保证权利的实现，才能促进综合国力更高效地转化为国际话语权。[6]另外，任何国际话语都由民族愿景升华而来，在充满思想交流和文化碰撞的全球化舞台上，能否异中求同、达到思想上的同频共振，依靠的是在国内理念转化为世界通用表达的过程中做好话语转化工作，推动话语创新转化为传播优势。也就是说，国际话语权构建要完成三件事：一是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二是动员各种资源、建立多种渠道来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让多数国家都能理解并相信，这两点可以归纳为理念贡献能力;三是通过意见表达和提供理念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制定，这指的是政治操作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远景目标，也是规划纲要，更是解决方法。[7]这一全新话语本身就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是用中国话语表达的价值追求和对外立场，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过程又必将加速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进度。1.“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国际形势时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主动设置“和平发展、共同振兴”两大国际热点议题，这样的声音符合人类发展特性，必然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为国际话语权提供坚实的国际社会认同基础。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积极的实际行动塑造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包括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更公平合理的新模式，在共商共建共享中促进各国平衡普惠发展，承担越来越多同自身国力和地位相符的国际责任，为我国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奠定了现实基础。3.“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发展注入了“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以合作为路径、共赢为目标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反映出中国正为更好地促进国际合作积极贡献新思路，为凝聚国际社会共同奋斗的共识、激励各国共创美好未来做出重要贡献。
(一)持续推动发展，厚植话语根基。国际话语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比拼，改变话语权薄弱局面最主要的是靠自身实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繁荣与真正的全面强大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在软实力上的短板制约了国际影响力的发挥。要做强中国实力，就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以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信于国际社会，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话语基础的首要前提。
(二)弘扬文化精髓，展现话语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因出自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加上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凝聚成话语自信的强大底气。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信心，发掘出传统文化精髓，从中提炼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推而广之，才能充实有吸引力的话语内容，进而形成诸如“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等一批体现东方文化的国际新概念，实现话语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更有效推动中国理念的海外传播。
(三)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要让世界客观了解中国，需要提高信息开放程度;让外人全面地看，更需要自己生动准确地说，把受众想听的融进我们想讲的，以故事打动人、说服人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做到“中国内容——国际表达”。我们拥有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富资源，好的素材要以小见大、真实感人、反映成就、暗藏道理。既要讲好中华儿女奋斗圆梦的点滴瞬间，也要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还要讲好中国与各国百姓之间真诚相处的小故事[9]，这才能吸引西方民众的关注。以“自塑”增强传播效果，修正长期“他塑”形象造成的偏差，向世界传递中国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积极形象。
(四)参与国际事务，塑造制度权力。目前我国参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把握外交议程设置的主动，促使国际传播格局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转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重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要勇于承担起大国敢做善为的国际责任，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用实际行动增进与其他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增加国际话语权的认同基础。在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中，要提高我们的投票权、决策权，学会将影响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尤其在网络、极地、空天等新领域要抢抓议程引导力和规则制定权，必要时创立类似亚投行这样的由我国主导的国际新机构，推动新老国际合作机制形成良性互动，从战略制高点上争取话语主动权。
(五)提高传播能力，搭建有利平台。有力的传播平台和渠道媒介是提升话语影响力的硬件基础，主要体现为传媒平台在信息传播方面的软硬件能力，包括采集、组编、播发和宣传评论。当今亟待扭转传统媒体时代我国话语传播范围不广、效果不佳的处境，研究国际信息传播规律，以“全球化、全民化、全媒化”为方向不断拓展综合性传媒，充分发挥包括互联网、广播电视、出版物、国际会议等在内的话语平台作用。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宣旗舰媒体，特别是要支持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日报社等实施国际化战略，提高它们硬件网络建设、信号频道、记者站建设、编导队伍的质量，做好传播受众分析，提高新闻信息原创率，在与西方媒体的竞争中提高中国声音的播送度，延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辐射范围。要积极开拓公共外交传播新路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寻求联合发声的方式，通过主场外交、首脑外交、智库交流等特色方式，发出自己的倡议，传播自己的话语，把握机会掌握话语主动权。
作者:何良，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讲师。
“形势与政策”课的老师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如果自己照本宣科，搞一言堂，其会面临着无生动话语可说，干巴词穷的尴尬局面，学生随时会退出网络课堂，让教师难以继续进行教学。当然，教师手中还有“考勤”这把“尚方宝剑”，学生应当不会不请假就退出课堂，但对于教师一旦有了不良印象，学生会选择静默老师的声音，自己干其它的事情，这样就倒逼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在此方面进行有效的创新。
当前任课教师的信息化能力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多数教师操作电脑和手机相关教学技术设备能力有待大幅提高，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模式依然是课程改革的思想和行为上的重要障碍。在脱贫攻坚时期，教师应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形势与政策”云课堂，将我国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与思政课堂相结合，体现高校思政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在脱贫攻坚的伟大战役中，思政课教师肩负重大责任，每位教师要守好自己的“责任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教学中结合脱贫攻坚的典型事件开展教学，弘扬爱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发挥线上教学的优势，使思政课真正发挥其育人功能，取得积极的成效，为下一步本课程开展教学改革积累经验。
高校目前在“形势与政策”课信息化教学方面面临着如下困难：一是网络成为青年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且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而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却显得比较薄弱;二是课程具有极强的实效性，这对老师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三是传统的课堂教学这一单一的教学形式，对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四是任课教师数量得不到根本保证，而且教师获取教学资源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相关教材，相关的课程培训来获得信息和教学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多层次需要。
为了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先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所有“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熟练掌握教学内容，把握教学要点，科学运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充分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现实需求。多年实践证明，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先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方承担具体的教学任务，给学生讲授“形势与政策”课，能够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有效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具有非常显著的现实性特点，基本上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这些社会热点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都能够切身感受得到，都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形势与政策”这门课不能关起门来搞教学，教师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而要把课堂上讲与走出去看结合起来，千方百计提高自身对现实问题解答的能力，比如脱贫攻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表现差异极大，教师应重点钻研具体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让人信服的解答，得出富有说服力的结论。同时，应让学生带着问题到社会上去调查研究，然后把调研心得带回到课堂，实现理论升华。这样既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拓宽思路，让学生对课堂内容有切身的体会，又可以丰富教学的载体和内容，增加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教学的效果。
原来我们自己讲中国的制度优势，某些国人不以为然，尤其是极个别“公知”对此不屑一顾，甚至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鼓吹“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套精英与平民迥异的双重标准。而在“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大考”中，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而西方国家却普遍考了个不及格，可见，民生工程犹如一面“照妖镜”，映射出了西方所谓“人权”等价值观的虚伪本质。因此，通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讲好脱贫攻坚等专题，在帮助大学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政策和精神的同时，还可以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以新时期网络教学为契机，通过精心设计，也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创新。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把脱贫攻坚等体现我们党“执政为民”等重要事例融入教学各专题，引导学生做新时代合格公民，鼓励学生增强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信心。教师应善用和乐用现代媒体手段，扎实高效地让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教师可通过发布话题、在线答疑、批改作业等方式与学生进行良好的互动，并以脱分攻坚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学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专题，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并坚定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胜信心。
新时期带给“形势与政策”课的绝不仅仅是挑战，更多的是变革和机遇。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大考”，“考”出了中国制度的巨大优势，这些都是课程的自信资源。我们相信通过不断地创新和改革，该门课将会越来越对学生具有吸引力，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魅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三重“赋力效应”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对于大国责任的预期，明确大国有义务和激励提供更加充足的全球公共品，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塑造了国际社会对于大国形象的新认知。近年来，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举办一系列主场峰会外交活动，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金融治理、国际维和、疾病防治等国际议事与实践，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进一步巩固。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发展计划与治理制度创新，中国经验为北南合作、南南合作提供一种务实方略。当代发展中国家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过程中，需要打破线性发展的思维定式，正确处理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生态保护等的非线性关系，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意。
实现各国共同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网络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新型犯罪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愈加难解，安全领域威胁层出不穷，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安全问题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就难以顺利推进。正如习主席所指出：“促进和平与发展，首先要维护安全稳定;没有安全稳定，就谈不上和平与发展。”对此，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主席提出的“四点主张”切中要害，赋予这一时代命题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单者易折，众则难摧。”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商量。一要坚持合作共建，实现持久安全。安全问题是双向的、联动的，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树立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以安全促和平、促发展。二要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治理。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要承担安全治理的主体责任，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三要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义。国与国之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既要遵守两国各自的法律规定，又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四要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平衡普惠。各方应该坚定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兼顾他国安全，努力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安全之路。
习主席强调：“实现本国发展是对世界的贡献，实现本国安全稳定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近年来，在不断推进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进程中，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严厉打击、严密防范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中国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为世界安全稳定作出的贡献。中国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还始终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并倡导国际执法合作和全球安全治理。中国坚决支持国际反恐怖斗争，深度开展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提出责任共担、社会共治的国际禁毒合作方案，联合各国开展国际追逃追赃、打击电信诈骗等执法行动，全面参与国际和区域合作框架内的执法安全合作，坚定支持和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我们看世界世界看中国。
————当前国际形势下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我也相信，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在在全世界的地位。之前不论g20还是此前的g8，都是欧美玩弄主宰世界的一种富人玩意。尤其是g8，只代表了世界强权政治中的欧美势力，因此，g8在新兴国家中一直没有强大的支持力。欧美出于两方面利益考虑才推出g20方案，希望此举可以令新兴国家消声，但势估不到g20却令美国主宰世界的地位被动摇。纵观g20，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美国，二是欧盟，三是以中国牵头的“金砖四国”。因为有了“金砖四国”加入，才令世界趋向“一超多强”的局面。
当然，靠这些还不够真正与美国或西方发达国家，还要考虑当今的国际局势!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美欧、美俄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双方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
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这不仅使一些地区的人民生活被置于水生火热之中，而且使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拉大，导致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
其二，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尽管如今国际石油价格处于低迷状态，但这种阶段不会持续太久，能源问题终究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之一。石油价格的变化，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
其三，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当今许多局部冲突和地区争端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事实上，在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霸权主义仍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美霸权主义在伊拉克虽遭受挫折，但元气未伤，其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势头仍将延续相当一段时期;当今世界多数热点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后遗症、巴以冲突的持续和升级、朝鲜半岛形势的紧张，虽涉及各种复杂因素，但从根本上说都与霸权主义干预密切相关。
自苏联解体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后，美国对外战略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一些基本特征在中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二，美加强对国际地缘政治中敏感地带控制的方针不会改变。美历来重视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战略平衡中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美针对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正全面、系统地调整其全球战略部署。北约东扩计划、大中东改造计划、亚太军事部署调整计划，是美全球战略部署大调整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从而为其新的霸权战略在地缘上提供更好的依托和保障。
第三，美倚重军事优势加紧争夺国际战略制高点的趋势难以改变。目前，美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一半，美超强地位最突出的方面反映在军事上。美在推行霸权战略的过程中，正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中抢占的先机，全面加强美军的机动反应能力，扩大美战略优势地位。单极与多极之间的国际秩序之争，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斗争的主线。
(三)、国际恐怖主义反弹强烈，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严峻。
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已成为国际社会一大公害。近年以来，国际反恐形势出现若干新动向。首先，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袭击规模扩大。西班牙、俄罗斯等地先后遭受严重恐怖主义袭击，举世震惊。
其次，美国反恐战略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局限和弊端暴露无遗。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不仅未使恐怖主义受到震慑，或使美国和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反倒使伊拉克成为又一个恐怖主义的滋生中心，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反恐战争”使世界出现“越打越恐，越恐越打”的怪圈。这种现象同美国反恐战略中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
世界性的新军事革命和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西方军事干涉主义抬头，冷战后一度减弱的军事安全因素又在上升。随着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一场新军事革命蓬勃兴起，世界非拉国主要国家普遍加强了以高技术为基础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洲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世界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失衡。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是全世界人民的焦点，已是世界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是冉冉而升。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每一步就关系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又被全世界人民给予厚望。
然而，中国现阶段还处在自我发展阶段，尽管在此次的金融风暴中我们相对较为成熟，中国所面临的敌对势力任然存在。如何在激流中勇于前行，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人会比我们想的更好更远，我们有信心!
[摘要]新常态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重新审视课程性质和特点，回归课程和教育教学原本。本文针对现在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从课程定位、教学模式和长效机制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课程内涵和教学的实效性。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的核心课程，也是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的重要渠道。新时代高职院校如何定位“形势与政策”课，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并构建长效机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形势与政策”课具有理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等三个特点。
（一）理论武装时效性。理论性是指该课程理论性强，要讲好“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必须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比如中东局势为代表的国际局势类的问题就涉及诸如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等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涉及诸如战略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陆）海权论、文明冲突等军事、地理、历史、政治多学科的相关知识。该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综合多学科相关知识背景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述，才能将相关的焦点、热点讲透说明，否则就热点讲热点，就焦点讲焦点，流于表面而影响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该课程时效性强。根据教育部社政司每学期初下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选取半年内发生的要闻组织教学，而国际国内的焦点热点瞬息万变，不可能有固定的教材，甚至本周的课结束后，下周的课讲什么内容都要重新严格界定和组织。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理论性还是时效性，对教师的要求都非常高。而理论性和时效性同时集聚在该课程里面，教学难度更可想而知了。
（二）释疑解惑针对性。根据理论的时效性特点，“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和直面学生的问题。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在大部分高职院校都被划人理论课，但实际讲授中，理论只能是一条隐形的支撑线索，更多的还是针对一个个鲜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形势与政策”课不同于高职院校一般的理论课，前者重例有理，后者重理有例;前者具体鲜活，后者抽象概括;前者要透过大量纷杂的现象点明本质再回到现象本身，难以有固定的模式套用，后者逻辑分析和推理过程都有理可循。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经常直接面对来自学生的各种质疑和问题，现实而敏感，差异性大而又有相似之处。如何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任课教师极大的考验，也是“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点。
（三）教育引导综合性。如上所述，“形势与政策”课不仅要求任课教师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综合利用各相关学科理论和背景知识，更要有针对性地回答来自学生的各种问题。学生所提问题，从三观缺失到大学生活适应，从学业迷茫到失恋迷失，从网络时尚到人际关系，从社会万象到人间小事，纷繁杂呈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形势与政策”课要想起到教育引导作用，教师要综合考虑学生各种情况，要掌握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特点，使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使学生不失时机地实现智力发展，逐渐促进学生优良思想品质的形成。
（一）教育观念和重视不到位。高职院校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不到位，对课程重视不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思政课“无用论”的观念根深蒂固。长久以来，对思政课的厌倦，几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几乎把思政课与“洗脑”“无聊”等字眼直接挂钩，很多教师甚至是学校领导也把思政课归入鸡肋课程行列。第二，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专技轻思政的传统。第三，高职院校的思政课的生存空间逐步被实习实训、顶岗实习、技能大赛和考证侵吞。于是，“形势与政策”课学分少课时少，任课教师之间以及与专业课教师之间各自为政，大班上课成为常态。
（二）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在大多数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一般归属于三类——带其他思政课专任教师、辅导员和学校行政人员。第一类教师能上但不愿上，能否上好还是未知数。第二、三类教师愿意上但很难上好。这三类教师分属不同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课堂教学。同时在这三类教师中，中级职称和本科学历的人员居多，比例高达60.5%，高级职称和博士学历的教师严重缺乏，占比不到7%。这三类教师一般教学任务繁重，在完成授课任务之余，难以留存科研工作所需的充足时间和自我提升的学习精力，繁重的教学任务在客观上也制约了教师继续学习和教研活动的开展，因而导致部分教师职业能力水平低下难以胜任教学工作。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够丰富。高职院校许多教师仍然采取满堂灌式教法，有的更是集中起来作报告。这样的教学形式往往会抑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总处于被动学习，兴趣和激情就得不到有效调动，于是开小差、迟到、旷课、睡觉也就成了普遍现象。另外，有的“形势与政策”课仍然是教师一支粉笔、一本讲稿、一张嘴的授课方式，网络化、数字化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没有充分利用，有些教师做的ppt课件，充其量是对传统板书的简单代替，达不到应有的教学辅助效果。
（一）重视程度和教育观念双到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是全方位的，而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质是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局限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应关注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全面发展。“形势与政策”课不是单纯地灌输时事热点，而是磨砺学生的双眼，使其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机械地进行道德大义说教，而是磨砺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是强制式的头脑洗礼，而是引导学生的灵魂，在带人中发现差异，在对比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如果“形势与政策”课有幸能让学生搞清楚“我是谁”，那么接下来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就顺理成章简单自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势与政策”课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就能呈现出来。因此，高职院校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人力、财力上，还是政策、组织、措施上都给予足够支持，确实保障其健康和持续发展。“形势与政策”课只是一门课程，但其课程改革和建设发展离不开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的根本问题，也是高职院校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各类课程教学改革的根本方向。高职院校办学都面临经费、生源、师资以及大环境的变化等等都是具体而不能绕开的办学实际问题，直接关乎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关键在于，如何将课程性质与办学定位、办学实际相结合，在综合平衡中找到真正适合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起点。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找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不被各种光鲜艳丽的教育潮流所迷惑。否则，人云亦云始终走不出困境。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构建良性发展的基本框架。
（二）构建课程改革的基本框架。首先。
中国外贸政策目标与工具的变迁论文中国外贸政策
摘要：中国梦，是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发表的重要讲话之一。定义“中国梦”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春天的两会，因为梦想变得飞扬热烈，因为梦想变得无比厚重。承载亿万人民的梦想和重托，将“中国梦”的伟大构想化为美好现实。
关键词：中国梦时代特征本质内涵实现青年学生。
一、中国梦的含义。
中国梦，是20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发表的重要讲话之一。定义“中国梦”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1世纪头的“中国梦”，这是实现21世纪头50年“中国梦”和后百年“中国梦”的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20春天的两会，因为梦想变得飞扬热烈，因为梦想变得无比厚重。承载亿万人民的梦想和重托，将“中国梦”的伟大构想化为美好现实。“中国梦”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深情地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国梦，也是每一个人的梦!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二、心怀中国梦的原因。
“中国梦”具有最大限度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凝聚人心的伟力，无论面对多少挑战、多大困难，始终以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智慧为底蕴，给人以希望、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曾经饱受欺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但“中国梦”在无数矢志于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心中从未泯灭过。梦想不灭，希望永在。“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动力，牵引着中国砥砺前行的脚步。“五四”运动以来，汇聚了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中国共产党，率先了“中国梦”的密码，找到了实现“中国梦”的路径，波澜壮阔的铸梦世纪工程大幕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续推进，“中国梦”的动力之源全面激活，“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故事”精彩呈现，中国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离伟大的“中国梦”如此之近。中国的发展必将影响着亚洲乃至世界。
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是强烈而迫切的，这也从宏观角度有力解释了为什么实行改革开放才33年的中国，却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式进步。
“中国梦”的主要动力有三大来源：第一、追求经济腾飞，生活改善，物质进步，环境提升;第二、追求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公民成长，文化繁荣，教育进步，科技创新;第三、追求富国强兵，民族尊严，主权完整，国家统一。
在三大动力来源的基础之上，中国有远见、有胆识、有智慧、有爱国情操的公民、团体及领导人，应该及时准确地找到整合协调这三大动力源的共同支点，形成发展进步的兼容合力，造就众志成城的“中国梦”。
三、中国梦的时代特征。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相应地，“中国梦”也呈现出这个阶段的诸多重要时代特征。
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如今，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口多、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党的描绘了到的宏伟目标，小康社会全面发展：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翻一番，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这一指标体系，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梦”的基本图景。
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提升幸福指数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物质因素，又要考虑非物质因素，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进一步提升社会和谐的水平。党的着眼于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将“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纳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等等。这些和谐因素地充实，对“中国梦”的阶段性特征作了更为清晰的描绘，也为“中国梦”增添了更加美丽的幸福光环。
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来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但要体现现代文明色彩，就必须超越数千年来创造的农耕文明形态。
党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升华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标志着中华文明格局开启了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更高阶段演进的新里程。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文明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四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中国梦”具有多个维度，而其价值维度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之中，并且强调，“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必将极大提升“中国梦”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四、实现中国梦。
“中国梦”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这样的梦想，需要长期不懈奋斗，需要分阶段推进。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中国梦”相应地呈现出与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新要求。
从国家实力看，“中国梦”就是要实现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的强弱，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它满足国民需求、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也在根本上决定着其国际地位和作用。综合国力达到的高度，决定着国民梦想实现的程度。“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自20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并未根本改观，经济科技仍将长期面临西方发达国家占优势的压力。在这样的形势下，党的描绘了到2020年发展的目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这些目标构成现阶段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要求。
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具有前所未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但也要看到，实现“中国梦”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同志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要把“中国梦”变成现实，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继续埋头苦干、顽强拼搏。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推进民族复兴。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求真务实的题中之义。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作风，第一位的就是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要求我们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作为根本出发点，深入实际，把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基本情况弄清，把中央和上级指示要求弄清，把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弄清，把改革发展的利弊条件弄清，真正做到贯彻指示联系实际、学习借鉴结合实际、利用优势紧贴实际，防止制定一些超越实际能力的高指标、唱一些脱离实际的高调。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差异和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采取灵活的方法策略，防止搞“一刀切”、“一锅煮”。在那些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的项目上狠下功夫，力争率先取得突破，同时对那些尚不具备成熟条件的工作，要分阶段分步骤地积极创造条件、积蓄力量。
发扬真抓实干的作风推进民族复兴。实现梦想，贵在实干。如果空喊口号、不见行动，或者敷衍了事、马虎应付，“中国梦”就会永远飘在空中。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作风，就要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克服浮躁蛮干倾向，迎难而上、真抓实干，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应把各项建设的目标、要求、责任、措施具体化，把每一项工作都往实里抓、往深里推、往细里做。
五、高校青年学生如何实现“中国梦”
在党的引领下寻求圆梦的精神动力。高校的青年学生要去实现“中国梦”，必须要有正确的奋斗方向，这个正确的奋斗方向则必须要有引领青年学生前进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则必然会引领高校青年学生朝着正确的奋斗方向前进。因此，高校青年学生必须热爱中国共产党，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知识，为实现“中国梦”寻求精神支柱。
实现“中国梦”的路并不是依靠青年学生一腔热血就可以实现的。青年学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才能寻求到努力的方向，才能寻求到实现“中国梦”持续奋斗的精神动力。中国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便是高校青年学生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精神动力。所以一定要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通过树立先进的典型，用榜样的力量来激励高校的青年学生，从而为他们圆梦提供精神动力，以便他们满怀信心的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实现中国梦，说到底就是要高校青年学生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青年人只有脚踏实地的实干，才能把美丽的梦想变成光辉的现实。中共中央、国家主席指出：“全国广大青少年要志存高远，增长知识，锤炼意志，让青春在时代进步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作为高校青年学生要牢的教诲，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刻苦学习、勇于实践，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敢于吃苦、勇挑重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收获成功、托起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青年正当时。一切有志于实现中国梦的高校青年学生，都应该扬帆起航、中流击水，在党的指引下把握方向、围绕大局，服务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中书写璀璨篇章，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留下青春的脚印!
中国外贸政策目标与工具的变迁论文中国外贸政策
张伯伦在20世纪30年代有关产业组织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中，就已使用了“能力过剩”的概念。以后贝恩又使用了“过度竞争”的概念。为了解决市场过度竞争长期凝滞的状态，政府应该制定产业退出援助政策，使产业走出低效率的状态。产业退出援助政策的作用在于减少产业的退出障碍，打破产业内存在的企业关系的僵持状态，是诱致企业清算和转产的政策措施。产业退出援助政策有诱致微观产权主体改变既有产权关系的功效，有利于产业内不同产权制度的企业做作出调整，使得产权制度实施成本高昂的企业被淘汰，产业内企业产权制度的类型趋于减少，实际上随着劣势企业的退出，产业内的企业产权制度得以优化。退出援助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即侧重于退出，接受援助的企业必须退出和转产，企业旧有的产权关系必须解构或重新整合。从本质上说，这是政府诱致性政策引致的企业产权制度变迁，这有助于促进产业组织内的有效竞争局面的形成和产业内企业产权制度的优化变迁。
为了发挥竞争机制带来的活力，提高效率，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政策，来抑制垄断可能带来的效率低下。反垄断的产业组织政策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控制市场结构；二是控制市场行为。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只要保持充分的竞争，经济资源的配置最终总能达到最优。在斯密之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一直把自由竞争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动力，认为市场支配力分散的竞争性市场具有抑制与均衡的机能，可以排除垄断的弊害，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同时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会促进技术革新，能取得比垄断状态更好的效果。传统的自由竞争理论的反垄断政策，依据的是企业市场份额过高，经济力量过分集中，即主要是针对抑制市场结构的反垄断政策。现代竞争理论提出，只要进入壁垒较低，潜在的进入者会抑制在位企业滥用垄断权力。新的创新理论认为，只有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最能推动技术创新。上述理论对政府的反垄断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政府的反垄断政策从主要针对结构向主要针对行为转变。
电力、银行等产业领域一直实施传统国有企业控制，没有与产权清晰、融合度高的现代股份制企业贴身比较，其效率不可能确知。
对被政府行政垄断的竞争性产业领域，一方面要制定政策实施反垄断，消除市场进入壁垒，鼓励不同产权制度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并形成竞争，使产业内的企业产权制度出现多样化并能同场竞争的局面；另一方面，对竞争中由于企业产权制度缺陷落后的国有及其控股企业，政府不能一味给予补贴或政策支持。特别是加入wto后，国际市场潜在进入者的存在，形成强大竞争压力，而应对其采取强制性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使产业领域内企业产权制度得以优化，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开竞争，提高竞争力。因此，反垄断政策与产权制度创新应结合起来进行，才能使产业组织合理化，使企业产权制度得以适宜的变迁。
在产业内部，保持一定数量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使大、中、小企业并存，有利于增强产业组织内部的竞争。现代经济运行发展中，无论从生活需要还是从生产需要，以及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来看，中小企业都是不可缺少的，为此必须制定恰当的中小企业政策。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中小企业振兴资金助成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现代化扶植法”等法规和政策，经过贯彻实施有效地推动了中小企业现代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开发和应用高新技术，提高独立创新能力（李悦等，2002）。
政府制定实施的中小企业政策，特别是税收、金融及财政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但仅有上述政策显然是不全面的，其效果会缺损。中小企业对技术创新是否孜孜以求，不仅取决于政策优惠与支持，而且取决于知识产权受保护的程度，即宏观层面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备性程度。政府在强制完善宏观层面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具有重要责任与义务。知识产权有效保护的缺失，将导致创新收益不足以抵偿创新成本及风险，技术创新将减少，研发活动处于停滞状态。大多数企业都等着享用技术创新企业的技术扩散效应。为了鼓励技术创新，确定技术保护的时期，以提高创新收益，是政府不得不做的。中小企业政策的实施和宏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将是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必不可少的两个重要因素。除了知识产权保护外，政府应强制放开企业产权制度的选择集合，应允许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和非人力资本产权主体的自由签约，从法律及其实施层面支持和保护战略型和技术型等人力资本主体参与分享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可以选择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融合度更高的企业产权制度。
在宏观层面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企业选择企业制度的空间扩宽的条件下，政府辅以促进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的政策措施，诱致微观企业产权制度作出调整，以利于融合更多技术型人力资本和创新型企业家，推动企业技术和制度创新在中小企业中的拓展。
据上述，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政府有必要通过经济政策措施，促使产权制度变迁和产业组织演进的良性互动，使资源有效优化配置，产生最大的绩效。
参考文献：
1。胡川。产权制度的分层、构成及其多维度变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6（2）。
2。李悦，李平。产业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同勃。日本产业组织政策研究。改革，1999（6）。
4。王俊豪。市场结构与有效竞争。人民出版社，1995。
形势与政策论文当前经济形势
“三农”作为一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中。
中国有9亿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13。所以说，“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正文】。
一、农业问题。
第一、关于增加农业投入。
增加农业投入这个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有效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值得重新讨论。这个政策安排的出发点，仍然是把当前复杂的农村体制矛盾问题看作是农业生产问题。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农村政策的思路问题上，对所谓加强“农业投入”就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因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个政策瞄准的目标并不是合适的。并且，客观上导致从90年代以来，农业的成本每年上涨10%，农业主产品生产的真实成本、亦即“地板价格”，长期在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天花板价格”上运行。
第二、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从目前情况看，有很多地方包括农业部科技司都说农业增加值中科技进步的贡献超过40%，也就是说农业增产主要是科技投入的结果。人们都认为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农业人均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并不同步增加，科技投入与农业产出的关系似乎并不对应为正值。我们知道科技投入也意味着服务成本，最近三年的服务成本每年上涨超过9%。所以，近几年农民收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和服务成本上涨有直接关系。
二、农村的真问题在哪里？
味着农民破产。所以，最近才有各种反映，无论是社会学界的陆学义老先生、还是湖北的镇党委书记，都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经济学角度看，危险就在于农业投入产出多年为负值。所以我从1998年就发表文章说农业到了不可维持、农村经济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而我们现在的某些政策似乎在加剧这种不可维持的问题。
从现行政策比较看，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连续出现4年的增长速度下降，所对应采取的政策，几乎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黄金增长并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那段政策如出一辙，政策手段真的是一样的，唯独结果相反。
1979—1982年，国家出台了连续调整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农业主产品价格调整幅度上涨了49%，同期大规模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接着落实15年不变。这两项政策在90年代中期重演，从1994—1996年，也是连续3年农业基本产品价格上调105%，比上次增加了一倍；同期我们大规模落实30年不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次价格调整和体制调整双管齐下，造成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次双管齐下造成的结果如何？我怎么想慎重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这种现象。总之，同样的政策手段在不同的时代使用，效果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三、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一、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国民待遇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二、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三、政府措施。
国务院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的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不应该让大量的农民进城，而应该将农产品加工厂放到农村去，让农产品附加值留在农村，要让农村有更多的力量来解决教育和福利的问题。他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当仍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寻求答案。虽然汉代农业已是遥远的过去，古为今用，汉代农业发展的各项特征，仍可为今人之借鉴。第一，公私单位应该为农业提供现代的科技，使农业生产得生物科技之赐，致力发展有价值的经济作物。第二，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乡土重建的方案，在于农业为工业配套。近年来，大陆农村也不断尝试建立农村工业，然而绩效未彰。第三，公私有企业及学术单位，均须不断提供市场资讯作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使农民不致有“赚一次，亏三年”的痛苦。第四，国家必须注意建设农村交通设施及建立供销网络，使农产品迅速进入市场。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近些年，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农村会越来越好，农民生活也会更加幸福，中国也会由农业大国转变成农业强国。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
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最后，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参考文献】。
《农业社会学》朱启臻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我向说实话》李昌平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冯海发著新华出版社，2006。
《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与途径》叶堂林著新华出版社，2006。
中国外贸政策目标与工具的变迁论文中国外贸政策
摘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将千万个中国人的梦想汇聚便是我们的“中国梦”。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大的梦想。”如何建筑中国梦，如何实现中国梦，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追求。
关键词：中国梦、我的梦想、实现中国梦。
历史的长河滚滚流动，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变迁，中国的朝代不断更迭，有起有伏。在唐宋时期，我国曾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在清朝末期，我国被列强欺凌;在近代，老一辈革命家经过不断地奋斗，无尽的牺牲，为我们打出了一片江山。如今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从清末的受侵略、近代的战争打压中慢慢恢复过来，正在慢慢地调整。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成为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梦想。
己的梦想，那离中国梦的实现也将不远了。但是我们的梦想必须是正面的、积极的、健康向上的，而不是低俗的、自私的、目光狭隘的。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首先要有远大的目标，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梦想考试不挂科，梦想自己逃课不会被老师发现等等。我们的眼光要长远，将自己的梦想建筑在国家富强之上。
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当国家主席。当时只是单纯的觉得国家主席是最大的官，好多人要听我的，很威风的样子，爸妈再也不会限制我出去玩了。
中学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当国家主席。这样就能够惩恶扬善，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不和谐现象都加以制止，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和谐。
大学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实现中国梦。不管我们做什么，都要为了国家的复兴而努力。我们不是为了威风，也不仅仅是为了惩恶扬善，而是要带领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时间在流逝，年龄在增长，我们也渐渐懂得了更多。我知道了梦想的现实性和可实现性，知道了将自己的梦想与国家的梦想的统一，知道了自己的梦想实现了，国家的梦想也将会实现;国家的梦想实现了，能帮助我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将自己的梦想与国家的梦想有机结合起来，相辅相成，这是一名大学生应该有的长远目光。
我们奔跑在实现梦想的征途上，这条道路上充满荆棘，充满坎坷，但是我们却不能怯懦，不能退缩，我们能做的只有拼尽全力，用坚强的意志砍出一条成功的道路，朝着梦想不断奔跑。实现我们的梦想。
实现民族的梦想，我认识当代大学生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热爱祖国，愿意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奉献终身。我们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平安、健康的度过十几年的青春，能够上小学、中学、大学里面学习各种知识，能够不经历战争，生活在和谐的社会中，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庇护之下。国家为我们创建了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让我们生活，我们如今用着iphone谈笑风生，在互联网上高谈阔论，开着各种各样的轿车穿梭在城市的街道上，如果没有和谐安定的环境，我们还能生活地这么安逸么?所以我们要热爱祖国，并且要学会回报。我们学会回报祖国，回报党，回报社会，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将社会发展得更加强大。这样国家更加安定，自己的生活也会愈加美好。
2.不怕困难，学会攻坚克难。梦想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圆梦的征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阻扰，各种障碍，所以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进行一场又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可能我们会遇到巨大的阻力，遭受巨大的压力，需要趟过深水区、踏过地雷阵，这会让我们已经习惯了的行为模式不再管用、不再能用，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更大的觉悟和热情，突破制约梦想实现的桎梏，为了梦想的实现跨国一道又一道困难的栏杆，斩下阻碍的荆棘，为了梦想的实现不断努力。
3.善于开拓创新。曾经我们学习西方，兴起洋务运动，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先进工业技术等照搬到中国，最后的结局是我们被西方列强侵略;曾经我们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后的结局是，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打压，不得不进行长征。曾经毛主席将中国的国情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开创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将我国的实际情况与社会主义具体结合起来，将列宁提出的“城市包围农村”改为“农村包围城市”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崛起，用少于国民党10倍的人数却能够将国民党狠狠地打压下去，最后退出大陆。这说明，我们不能只是照搬知识，而要善于开拓创新。只有创新才会有新的出路，若只是一味地复制别的国家的先进文化，最后只会是失败。要想成功，就要学会开拓创新。
4.坚持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地实现梦想。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在逐渐发展，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奋斗，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要求我们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杜绝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一步一个脚印地描绘蓝图、实现梦想。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生力量，我们是国家未来的主人，我们身上背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将自己的梦想与国家的梦想密切联系起来，为了实现梦想不断努力。中国梦是实现我们每个人的梦想，我们的梦想是实现中国梦，两者相辅相成。我们要将中国梦扎根于心，不断为之而奋斗。周在年少读书时曾说：“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21世纪的我们，也要敢于站出来大声喊出：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奋斗!
参考文献：
中国外贸政策目标与工具的变迁论文中国外贸政策
绿洲是与荒漠相伴生的一种景观类型。它主要是指干旱荒漠中有稳定水源，植物繁茂，生物活跃，具有一定空间规模，且明显高出周边环境的高效生态地理景观区。我国绿洲集中分布于贺兰山―乌梢岭―线以西的干旱地区，基本上分为三个区：东部河套平原绿洲区、西北干旱内陆绿洲区和柴达木高原绿洲区。
我国绿洲农业的开发，始于秦代。在绿洲农业开发的过程中，推进作用最大的是屯垦。历代的农业开发，促成了绿洲单一脆弱的游牧经济向农牧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过渡，使中国农业区域扩大，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但是，大规模的绿洲农业开发，在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环境的人口承载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一、历史时期绿洲的农业开发。
中国绿洲农业的历史发展，是分区推进逐步在不同地理部位开发的过程，而军屯和民屯是绿洲农业开发的主要方式。屯垦和移民是有组织的、有政治、军事、经济目的的利用黄河流域的农业技术面进行的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内地先进农具及农耕技术的引入，加快了绿洲农业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社会制度的演进。绿洲农业的开发过程从东到西、再南北地按地理（农业）区域发展，这也显示中国绿洲农业的分区还与历史发展过程有联系的特点。
（一）河套平原绿洲区的农业开发。
河套地区主要包括西部的银川平原，称西套；巴彦高勒与乌拉山之间的扇形平原，称后套；乌拉山以东的呼和浩特平原（土默特川），称前套（又称东套）；鄂尔多斯高原又有内套之称。
春秋战国之际，匈奴占据河套大部分地区，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战国后期，魏、秦、赵先后占据河套地区南部边沿和东套平原地区，设郡置县，驻兵戍边，奏响了农业开发的序曲。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首次大规模开发。始皇三十二年（前2），“使将军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匈奴，掠取河南地”。始皇三十六年，“移民至北河、榆中三万家”揭开秦汉移民实边、开垦河套的序幕。但是当时战乱频繁，屯垦规模非常有限，垦区只是点状分布。至汉武帝时，为解决戌军供给问题，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实边屯田。此后，移民活动连绵不断。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统计，元始二年（公元2年），河套地区人口达到170万，超过以后历代的人口数量。移民还带来了先进的农耕工具和耕作技术，如代田法在这一时期被推广到边郡及居延城。西汉的开垦重点主要在银川平原、内蒙古西山嘴以东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等水土条件较好的地方。
北魏统一河套后，这里的绿洲农业又慢慢得到恢复和发展，屯田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套北部）、五原、固阳塞（包头市西北）及银川平原。
进入唐代，河套地区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开发。唐代前期实行府兵制度，在灵州、宁夏平原等处推行以军士营田为形式的农业开发。唐代的屯田使内蒙黄河与乌加河之间的广袤区域得到深入开发，同时，随着唐徕渠的开挖，西套灌区向北扩大至今银川附近，成为沃野千里的鱼米之乡。但鄂尔多斯高原区农业成分进一步减少，套区农牧业界限愈加明显。
唐以后，后套、东套、内套先后被党项、契丹、蒙古等民族占据，以畜牧业为主，而西套平原的农业却一直发展。元初，为恢复宁夏平原农业，即大规模治理引黄灌溉工程，修复唐徕、汉延等渠道，灌田一万余顷。明朝初期开始大规模在西套移民和屯军，永乐初年就出现了“天下屯田积谷最多”的景象。
进入清代，河套地区迎来了农业开发的第三次高潮，清政府废除军屯，将屯田军士一律转为自耕农，提高了农业开发的效率，对农业生产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除疏通旧渠外，又修建了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三大主干渠道，使原本地广人稀的西套北部也得黄河水灌溉之利。嘉庆年间，西套平原灌地21000顷，宁夏府人口140万。道光年间，鄂尔多斯高原和长城以北的“黑界地”、“白界地”也相继得到全面开垦。
（二）西北干旱内陆绿洲区的农业开发。
西北干旱内陆绿洲区主要分布于贺兰山以西，乌梢岭、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以北广大地区，包括河西走廊绿洲和新疆绿洲，是我国绿洲的主要发生地区。
1.河西走廊绿洲的农业开发。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东起乌梢岭，西迄敦煌县阳关、玉门关故址，南界为祁连山脉，北界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东西长1200公里，南北宽几十至一百余公里，犹如一条长廊，故名河西走廊。
自战国至汉初，河西走廊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均以畜牧业为主。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西汉收复河西。“初置四郡，以迫西域，隔绝南羌、匈奴”，汉武帝开始在河西大举屯田移民。元狩四年（前1），从朔方郡（今内蒙古伊蒙西北）以西至令居（今永登县西北）修渠开田，常年配有五、六万人屯耕。元鼎六年（前1），“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用事者争官水利，朔方、西河、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这次大规模屯田使河西地区基本上得到开发。
东汉后期，河西走廊又开始遭受匈奴、羌族的侵扰，农业开始衰退。曹魏统一北方后，恢复和发展生产。西晋以后，北方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汉、氐、鲜卑、匈奴等四个民族在这里先后建立了五个独立政权。前凉时“中州虽乱，此方安全”，河西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农业较稳定。十六国时，诸凉之间混战，大批以游牧为主的鲜卑、羌族移居河西，河西又变成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至北魏时，从凉州、张掖等处迁民于内地，河西走廊人口再次减少，农业进一步衰败。
唐代，河西走廊农业再次复兴。大足元年（701），甘州刺使李汉通负责屯田，“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数十年”、“牛羊被野”；就连沙洲（今敦煌一带）也水渠遍布，“五谷皆饶”。据开元年间材料，河西有屯田49万亩，80％以上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的肃州（今酒泉）只有3.5万亩，玉门为2.5万亩，河西走廊又成为以农业为主的富庶之地。
安史之乱后，河西为吐蕃所占，历经五代，河西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畜牧业又上升为主要产业。公元1036年，西夏占据整个走廊，农业经济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元代农业主要集中在绿洲中心。当时海路已经兴盛，河西走廊已逐渐失去它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农业也随之衰落，屯垦仅仅集中于几个主要绿洲之中，其他广大地区仍以畜牧业为主。
明代以后，河西屯田再度复兴。永乐时，嘉峪关以东广招田种，募民垦田，兴修水利，“金城而达嘉峪关，屯田几万顷”。嘉峪关以西地区，由于蒙古等民族不断侵占，农业发展缓慢，仍是农牧兼重。
到了清代，河西地区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人口大幅度增长，土地开垦加速。清代河西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渠道密如蛛网，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灌溉网络，总计渠道约217条，灌溉面积35750余顷。随着水利工程的兴建，农业垦殖规模逐步扩大。至嘉庆年间，仅敦煌一地就有耕田12万余亩。
2.新疆绿洲的农业开发。
新疆四周高山环绕，天山山脉横亘其间，把新疆分为塔里木和准噶尔南北两大盆地。盆地内部气候干燥，但周围高峻的山峰终年积雪，冰雪融水汇集成一系列河流，为发展农业提供了灌溉水源。
汉以前，北疆地区是乌孙各部落的聚居之地，这些部落“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基本上过着游牧生活。而南疆各地“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农业经济有一定的发展。
汉朝统一新疆后，设西域都护府，西域第一次得到大规模开发。汉初，在塔里木河中游的渠犁（今库尔勒西南）、轮台一带进行屯田，后来逐步扩展到伊循（今若羌、米兰附近）、交河城（吐鲁番北）、柳中城（鄯善鲁克沁）、金满城（吉木萨尔北）、姑墨（阿克苏）、伊吾卢（哈密）等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民族混战，新疆地区农业生产受到一定的影响。隋朝统一西域后，“于西域之地西海、鄯善（今若羌）、且末等，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为唐代经营西域打下了基础。
唐朝开始在西域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屯田。贞观二十二年（626）设安西四镇后，“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屯田以糗粮，牧使以挽牛马”。开元时出现“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的兴旺景象。除了南疆地区屯垦农业有了较大发展外，屯垦重心已经开始向天山以北地区转移，以庭州为中心，开辟了伊吾（今哈密附近）、轮台（今乌鲁木齐南郊）、清海（今石河子附近）、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等垦区，但当地的牧业比重还是很大。
两宋时期，新疆地区屯垦基本上处于中断状态。元朝统治西域后，主要在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阿里麻里（今霍城）、和阗、曲先（今库车）、高昌等地进行军屯。元朝在新疆屯田只有，而且是在战乱中进行，收效不大。明代西域地区在蒙古部落控制下，基本上处于分裂割据中。天山以南地区因战乱较少，农业仍比较发达，天山以北地区基本上回复到游牧状态。
清朝统一西域后开始大举屯田，屯田重心转移至北疆。乾隆二十一年（1756）在哈密试行兵屯后，南路推及鄯善托克逊、哈嗽和卓吐鲁番东、喀嗽河尔、乌什、阿克苏等地，北路推及巴里坤、乌鲁木齐、玛纳斯、乌苏、精河、塔城、伊犁等地。屯垦初期以兵屯和犯屯为主，乾隆二十六年起，大力提倡户屯。由兵屯向户屯的转变，促成了北疆新兴农区的'建立和巩固，至乾嘉之交北疆耕地面积达100多万亩，改变了以往“北牧南农”的传统经济格局。据《新疆图志・沟洫志》载，至光绪年间，全疆有灌溉干渠944条，支渠2332条，灌溉面积1120万亩，规模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朝代。
（三）柴达木盆地绿洲的农业开发。
柴达木盆地内气候寒冷，风沙多，土地粗贫，多盐渍，农业开发受到限制。西晋前西羌人活动于此，七世纪四十年代吐蕃进入青海，皆以游牧为生。盛唐时盆地是丝绸之路的南道经过地区，由此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十六世纪前盆地内还无长住居民，直到十八世纪，清朝雍五年，清军迫使内地汉民迁入，盆地才开始有种植业，但发展很缓慢、落后。吐蕃后裔藏族于十九世纪后期再度进入盆地，二十世纪初哈萨克族迁入盆地，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1929年，甘肃大旱，部分汉族迁移到海西地区开荒，促进了盆地东部农业的发展。主要绿洲分布于盆地东缘和南缘，面积较小。
1949建国后，盆地农业才得到迅速发展，绿洲得以扩大，柴达木盆地以德令哈至格尔木为界限，分成东部和西部，东部河流较多，又是绿洲细土，土壤盐渍化不重，耕地、林地、优质草场多分布于此，解放后在乌兰、都兰、香日德、诺木洪、德令哈、塞什克、格尔木等绿洲都建立了农场，发展绿洲农业。
二、农业开发导致的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动因分析。
（一）生态环境的正向演替及其动因分析。
1.扩大和稳定了绿洲。
人类对土地开发最重要的积极影响就是增加耕地、扩大灌溉面积，绿洲的扩大是人类对荒漠生态系统的优化。我国绿洲自古为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居住，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自西汉开始大规模开发以来，绿洲面积不断扩大，农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河套平原绿洲自古水草丰美，以畜牧业为主，经汉唐两代大规模开垦，到明万历十四年屯田数已达18825余顷，永乐初年就出现了“天下屯田积谷最多”的景象。经过清代开发，至嘉庆年间，仅西套平原灌地达21000顷，宁夏府人口140万。
2.改善了小气候。
随绿洲农业的扩大，灌溉水面扩大，植被蒸腾加强，增加了绿洲的相对湿度、降低了地表温度、改变了荒漠的水热条件，创造了绿洲内新的水热平衡。由于植被茂密和地面较湿润，降低了地表的反射率、增加了对辐射的吸收，绿洲内温差变小。
3.改善了土壤性能，降低了盐分含量。
绿洲内新开垦土地大都有不同程度的盐溃化，通过开沟排水、种稻洗盐、合理轮作等方法，使土壤盐分含量降低。同时，通过翻耕、增施有机肥、种苜蓿等，提高了土壤肥力，改善了土壤性能。我国早在两汉时期就已认识到排水对防治盐碱土的作用，随着唐徕渠的建成，排、灌、洗、淤一整套改土措施得以综合利用，使原来湖沼密布、重度盐碱化的银川北部平原变成了兴旺的农耕区。
4.增加了环境的人口承载能力。
我国历代对绿洲的屯垦移民，使绿洲人口大量增加。秦对河套的开垦仅十数年，所迁人口，包括戍军在内，总数不过几十万，而据粱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元始二年（公元2年），河套地区人口数量达到170万。由于农业的发展，绿洲农耕面积不断扩大，即使在不长时间内增加了这么多人口，绿洲也足以支持。
（二）生态环境的逆向演替及其动因分析。
1.沙漠面积增大。
绿洲沙漠化是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人为因素的影响更大，这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农业开发状况、水源利用等情况密切相关。
因干旱、风沙导致的沙漠化。古绿洲多位于河流下游，水资源状况较差，加之与周围沙漠、戈壁相间分布，处于风沙前沿，干旱、风蚀强烈。而人工开发导致固沙植被破坏，使地表裸露，在强劲的风蚀、风积作用下，最终演变成沙漠。这样的事例在我国绿洲农业开发过程中屡见不鲜。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对绿洲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的朝代，河西走廊石羊河流域下游在汉初开发的民勤绿洲，由于上游武威绿洲大面积开垦，河水被拦截灌溉，导致处于下游尾闾地段的民勤缺水，汉代后期就使西沙窝北部三角城周围及其西部的沙井柳湖墩、黄蒿井、黄土槽一带荒芜，出现沙漠化过程。
因次生盐碱化导致的沙漠化。我国绿洲气候干旱，蒸发强烈，如用水不当极易发生次生盐渍化，历代因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组织形式和人类认识水平的局限，以及因全面开发使古代就创立的“干排水”法难以实施，使不少绿洲因次生盐渍化严重而被迫放弃。
政治军事动荡也是造成沙漠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绿洲历来是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争夺的焦点，历史上该区战乱频繁，农业开发时兴时断，许多被开垦的土地被抛荒，在干旱、风蚀的作用下，逐渐沙漠化。河西走廊的马营河、摆浪河下游沙漠化即发生于唐安史之乱以后，古居廷绿洲三角洲中上部地区沙漠化也始于唐中期，盛于14世纪以后。
2.土壤次生盐渍化加剧。
水资源利用不当，引起地下水位上升，是造成次生盐渍化的根本原因。历史时期，由于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原因，灌溉工程差，未经衬砌的渠系渗漏严重。灌溉用水既无控制工程，又缺乏科学管理体系，到处跑水，大水漫灌，加之重灌轻排，淤积阻塞，排水不畅，使地下水位上升，土壤次生盐渍化加重，部分田地不得不被迫弃耕；此外，土地利用不合理也是引起次生盐渍化的重要原因。由于大面积开垦，土地不平整，使灌溉不均匀，造成低处积水、高处积盐，形成盐斑，土地逐渐盐渍化；土地只用不养，施肥不足，苜蓿、豆类等养地作物比例很小，不能合理轮作倒茬等，也是引起次生盐渍化的因素。
3.森林草地面积减少。
经历代不断开发，绿洲人口压力增加，开始开发山地草原，不合理的毁林毁草开荒及过渡放牧，使森林草原面积减少。西汉时赵充国率军在祁连山南麓屯田，“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冰”，可见对森林植被破坏之大。明清时，祁连山区又一次被开发，“南北山地，听其尽力开垦，永不起课”，造成山地资源相继大面积被毁。祁连山东麓原有“黑松林山”，到乾隆时“昔多松，今无，田半”，至嘉庆时“绝少草木，令人闷绝”。
4.河流变短，湖泊萎缩。
绿洲分布于河流两岸，为典型的灌溉农业。不合理的农业开发引发的水资源盲目开发和滥用，引起河流萎缩、下游绿洲蜕化。塔里木流域下游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古国，西汉时大规模屯田，遍地开荒。上游的渠犁、轮台等地大量开垦，使下游水量减少，到西晋时，水源已感明显不足，来水减少、时间推迟，不得不修建“大涿池”蓄水，但还是不能保证灌溉需要，粮食减产，不能自给，最终被废弃。自唐宋以后，鄂尔多斯原始森林不断被毁，人工造林成就甚微，水源涵养能力降低，河水流量减少，伊克昭盟城川草滩地区自古存在一个湖泊，即《水经注》所载红柳河口之屠延择，在隋唐时称长泽，至清同治二年，该湖已成为无排水通道、与无定河没有联系的内湖，近代则缩成沙那卓尔等一群小湖。
三、结语。
绿洲的开发程度与政权控制能力及组织能力密切相关。国力鼎盛，疆土面积大，民族关系缓和，才有雄厚的人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并得到军事、政治上的保证。然而，历史时期该区战乱频繁，农业生产缺乏长期安定的环境，农业开发时断时续，表现出不连续性。
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强盛是绿洲开发的先决条件，战乱、不合理的开垦、利用以及对森林的滥伐和过渡放牧是造成绿洲沙漠化扩大的主要原因，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叠加导致了绿洲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要问题发展趋势及政策建
摘要：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基础建设也随之发展起来。路桥工程作为基础建设之一，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有诸多便利，但因其具有涉及面广、施工条件复杂、工序繁琐、劳动强度大等特点，给路桥工程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本文对路桥工程管理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提出提升路桥工程管理水平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问卷调研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分析
10月,我们在“超前预警:中国经济出现滞胀幽灵”的专题报告中,提出真正的商业周期在中国首次出现,并据此对20中国经济进行了分析,预测2000年经济增长将进入8%以上的通道,但在此后将面临滞胀压力,20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至7.5%甚至更低而物价会明显上升.
作者：赵晓高辉清钟伟巴曙松作者单位：刊名：财经界英文刊名：moneychina年，卷(期)：2001“”(1)分类号：关键词：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调查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未来取向
3.1、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
(涵义和实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表现;垄断资产阶级利益)。
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干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形式，是资产阶级国家从经济运行的长远目标和全局出发，对总体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和干预，其实质是为了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作用)：(有时有限的暂缓而非根本消除)。
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暂时缓解矛盾，但不能根本消除矛盾。
(借鉴意义)：(宏观调控形式和手段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共同的和一般规律，可为社会主义所用)。
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的实践，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共同的和一般规律。撇开资本主义国家调节的阶级利益关系，单纯从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职能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宏观调控形式和手段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政府的一切干预活动必须建立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一基础之上，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要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手段方式对经济运行进行的调控。
3.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
(实施理论和现实依据)3理论;2现实。
(3个理论依据)：(大生产和总供求2者平衡;发展战略和生产目的2个目标;体制改革)。
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是社会化大生产和保持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客观要求;是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需要;是顺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2点现实依据)：(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经历并存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是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发展的实践看，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几次波动，这表明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经济建设，同样要面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同样要应付价值规律调节的盲目性和破坏性。
(宏观调控目标和任务)4目标;4任务。
(4个主要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4个当前任务)：抑制通货膨胀;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完善体系，提高水平)。
(宏观体系=宏观调控手段+宏观调控政策)。
(宏观调控手段)=经济手段(主)+计划、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宏观调控政策)=(财政+货币+产业+收入)政策。
(完善和提高的3改进)：
(财税、金融尤注意)综合利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要充分发挥经济手段的调控作用，尤其是要加快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构建和不断完善。
3.3、宏观调控实践的转变：从“双积极”到“双稳健”
(“双积极”90s)通货紧缩条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国债，大建设)和积极货币政策(下调利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双稳健”03)经济过热3表现(部分行业投资猛;通货膨胀;能源紧张)条件下，采取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人民币基准利率;将调整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而实施稳健财政政策(主要是控制国债规模)，至此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了。
(2点启示)必须依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积极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从“双积极”向“双稳健”的转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必须综合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和手段(如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尤其要强调的是，宏观调控过程中各种调控手段必须相互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固然应当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但(不能据此排斥行政手段)在必要时发挥作用，而且由于其自身的优势，行政手段有时会更为直接有效(如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