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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哲学一词，源自于希腊语，意为“热爱智慧”。人们总会认为哲学是个晦涩难懂的概念，但是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我却真切地体会到了哲学的魅力所在。
在书中，作者呈现给我了一个在纷繁乱世出现的文化盛世。在那样一个生产力极端低下，战端频起的年代，诸子百家或是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抒发自己的治国之道，或是在一方著书教学，或是学以致用，或是为战争或者和平和努力。可以说，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高峰。儒家、道家的很多学问思想，我们至今仍在沿用。比如《论语》中的许多道理，为一代又一代的人提供了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无论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恳态度，“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处事方法，亦或是初中语文课本中提到的几则关于读书的言论，都为我们的人生指引了道路。我们现在的许多思想，所做的很多决策都深受那一时期的影响。
当然，冯先生提到的不只是《论语》，也不只是儒法道三家的理论，他按照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将各个时期的哲学脉络编制成了一张巨大的知识网。
书中关于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章节尤其令我印象深刻。书中说，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于是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理推理，为发展商业奠定下了基础。也因为他们是商人的缘故，他们有较多的机会见识到不同民族的人，于是他们惯于变化，不怕新奇，不断地汲取其他民族的文化知识。为了使货物更加畅销，沿海国家不断地改革创新，作为其中之一的英国率先发动了工业革命。我想，世间万物必有其自然的因果规律。海洋国家因为沿海，所以发展商业。因为发展商业，所以发明数学，所以发动工业革命。这一连串的过程都应该归功与哲学。同样的，中国人过去是农，思想较为落后，这也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动工业革命，没有率先进入工业化的现代世界。中国人也有许多著名的发明创造，四大发明也传入世界各国。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归于纯朴自然，很容易满足，因为农的生活方式就是顺乎自然的。中国人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当其他的国家逐渐开始兴起发达，中国人才开始觉醒，开始追赶。我想，是哲学让人类拥有了缜密的思维，一步一步地成就了繁荣的今天。
哲学家并非先天就拥有智慧，而是在不断地热爱并追求着智慧。正如作者所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事实上它就蕴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想，我们应该在哲学的指引下更加智慧地生活。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终于拿到了冯友兰著作的中国哲学简史了，这本书被列为大学生必读书单里边的第一本，而且国内外的很多学校的推荐书目里都会有这本书，这本书是了解中国哲学的经典入门读物，在人生的旅途上做思想的行者。
其实在我们真正开始做了解或者是读哲学书之前，很多人都会对哲学感到可望而不可及，甚至觉得哲学特别的高深，但实际上哲学只是一种思维或者是思想，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帮助的。当你真正的了解这些以后，你就会对这个世界拥有更多的触角，而冯友兰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哲学泰斗，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后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来又任清华大学的哲学系主任。在世界上一些知名学校和机构担任重要职位，他创立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影响深远，具有崇高的国际声誉。这本书一直以来都是各个学校，包括国外学习哲学的通用教材。感觉现在这个时代里很少再有像冯友兰这样的，只有文学造诣的，或者说是称得上泰斗的人。
很多大家都公认，冯友兰的这本书，在今天来看，仍然是最好的中国哲学史。中国的思想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概念，怎么来回互相呼应，怎么相互解释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对于一些开始读中国思想史的读者，或者是大多数西方读者来说，最好的入门书，还是冯友兰的这本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从他最早出版到现在，已经70年了。冯先生指出，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往往只是做提示，并不做说明。在讲到老子哲学时，冯先生指出，名家和道家都揭示出了超乎形象之外的形上存在，名家的形上存在是有名，也就是可以命名，道家的形上存在则是无名，既无法命名，道，是万物之所由来，它不是万物之一，每个事物都有一个名字，道不是一个事物，因此它没有名字。我觉得读到这里来说对于某些理科生来说，就可能像读绕口令一样了。冯先生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结合得最好的就是《庄子》和郭象的《庄子注》，《庄子》用的是施的方法，它通过可感的事物，把人引入到了一个独与天地精神自由往来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哲学的最高境界，《庄子注》把庄子使用的寓言和隐喻，用理性辩论的方式加以阐述，又把《庄子》中的诗句用散文一一重述，他的论述比《庄子》一书清晰得多，《庄子》原书附有提示，郭象的注释则明晰，具体两者结合、相得益彰。
总之，看完这本书之后，你会对中国的思想是有一个简单的理解和了解，但是要想深入透彻的，更加的理解哲学的话，还是需要将中国的国学名著在好好研究一下，写到这里，突然又开始佩服作者的博闻强识了。这本书读完之后，你会觉得冯先生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对某些书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才是一个读书人该追求的境界。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有了一个比较省劲的方法，就是按照他的读书方法去读书，或者是说通过他的指引去做一些参考文献的阅读。毕竟中国的哲学著作比较少，这一本书是顶尖级的。建议大家收藏。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中国哲学简史》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冯友兰先生的作品。这本书是冯友兰的先生1946-194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客座教授，给国外的大学生讲中国哲学史的讲稿整理而成的，首先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的，后面才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的。正因为是给国外的学生讲课而写的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并不是特别的专业难懂，反而非常的通俗明畅。对于想了解中国哲学历史的普通读者而言，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入门书。
经常会有人问，中国古代有哲学吗？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一方面哲学一词本身就是舶来词，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才出现哲学这个概念，在晚清以前中国历史并不哲学更无哲学家的说法。另外一方面，哲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定义。
所以冯友兰在本书开篇就给哲学作了定义“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从这个定义出发，儒家、道家等中国古代思想都可以归属于哲学的范畴，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古代的先哲们对于他们的人生做出系统性的思考的结晶，虽然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这也是中国哲学的最大的特点，中国没有如西方的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但中国却有和《圣经》一样被广泛阅读和传播的儒家经典，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必须熟读《四书五经》。所以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专职的哲学家，但人人都是在学习和实践哲学。
所以冯友兰指出中国哲学的目的“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中国哲学的精神成就在于造就“内圣外王”的圣人。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以及精神境界，圣人就是达到精神境界的人。西方宗宗教只在于给人以超乎现世，而科学逐渐瓦解了宗教的作用。中国的哲学解决是入世与出世如何统一的难题，因而中国哲学提供给人类发展一个未来的方向。
冯友兰指出，学习哲学不仅仅是知道他它，更重要的是去体验它。学习哲学并不是为了成为某种人，而是为了人成为人。
但中国哲学有他固有的弱点，首先他的思想体系并不是非常的系统，思想大多杂落在浩瀚的古籍之中。其次，中国哲学相关的书籍都是古籍，大多都是名言隽语和比喻例证，语义富于暗示而不清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但作为哲学读物却是短处。因此读古籍如果读译本和注本，很难完全领会读原著的思想。
这些弱点与中国哲学所遭受的环境相关，哲学是人对环境思考的产物，之所以有不同的哲学，正因为不同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产生的思考不同而形成。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大陆国家，土地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农业是最重要的经济，所有的思想都是围绕土地和农业相关的。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强调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中国人为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便是参透天地，做到天人合一。这与开放的海洋国家所发展的思想完全不一样，古希腊对于商业更重视，因为贸易和交换是最主要的经济，所以发展出逻辑和数学，他们更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
中国哲学并不是儒家哲学，儒家哲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独尊儒家、道家复兴后又佛教传入，新儒家兴起以及西方哲学的传入，中国哲学一直处于变革中。中国哲学发展的最后的巅峰是宋明理学，他们是新儒家的代表，新儒家是儒家、佛家、道家（通过禅宗）、道教的综合。从中国哲学史的观点看来，这样的综合代表着发展，因此是好事，不是坏事。但儒家哲学到近现代成为思想的禁锢，并不是儒家哲学本身的错，而是环境发生了改变，他的思想已经不适应当时的境况。此外每个哲学系统都可能被人误解和滥用，到了晚清的时候，新儒家因为保守已经完全失去了活力因此只有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做了充分的了解，。对每一派的思想所赞成的和反对的做了深入的认识，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哲学。这也是钱穆先生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有温情和敬意。
不管怎样中国哲学缺少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这是致命的弱点。冯友兰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将哲学的形而上分为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
逻辑分析是正向的方法，而中国哲学从道家到佛家到最后的新儒家，都是一直在加强负向的，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发展。
然而”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企图往哲学的最高顶点走，可是却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将人生划分为四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我个人觉得，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都处于功利境界。即我们所做的事都是出于利己考虑，尽管结果可能会对他人产生有利的影响。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为自己谋取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同时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难免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或多或少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但实际我们教师就是处在道德境界，教师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又是伦理、道德的传授人，担负着培养、教育下一代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教师良好的道德人格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教师只有在教育实践中，通过努力学习，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了解到社会主义教师道德的内容和意义，并通过自身的修养，将认识内化为自己的道德情感、意志和信念，不断外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和习惯，才能形成一定的道德品质。对此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首先，作为教师，要热爱教育，献身教育。以从事教育工作为荣，以献身教育事业为乐，自觉地用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武装头脑，用科教兴国战略激奋自我，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现实面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将教师作为终身职业，孜孜以求，勤奋耕耘，在平凡的教书育人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称号。
其次，要爱护学生，教书育人。教师教育对象是学生，其主要任务是教学，而教学过程是教书和育人紧密结合的过程。面对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动态，教师要善于把握学生思想，用爱心开启学生心灵的窗户，主动与学生交流，和睦相处;要尊重学生人格，教育和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创业;要用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服务思想，善待学生、宽容学生、理解学生;要用自己的品行、人格熏染学生、陶冶学生、唤醒学生。将教书育人贯穿于教学实践的全过程，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
再次，要矢志钻研，勇于探索。古人云授人以鱼，只供一饭之需。授人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尤其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针指导下，教师肩负着培育新世纪人才的重托，一定要学会用面向世界的胆识和超前的眼光改革教育。从自身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并形成拥有自我创新意识的教学方法体系，使得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实践活动，独立思考，标新立异，运用已学的知识，既解决实际问题，又发现新知，于相互切磋中实现知识的飞跃，充分发挥学生自己的内在潜力，达到终身受益的目的。
最后，要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需要。社会发展已证明：现代化的社会将是信息社会，是科学知识不断发展、不断扩大、不断更新的社会。教师自身除搞好专业教学外，还要积极参加业余进修深造，从而在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提高能力。教师只有拥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和精深的专业技能，课堂教学过程中才能旁征博引，游刃有余，变传统教育的重教、重知、重灌为素质教育的重学、重思、重乐，以适应教育体制的转轨变型。
总之，良好的师德，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因素，是教书育人的一种动力。它是教师从事教育劳动时必须遵循的各种道德规范的总和。所以，每个教师都要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良好师德的人，才能完成传道授业解惑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托起明天的太阳!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我真心希望不仅是教师，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人生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会真正的成为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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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无从回避的重要人物，冯友兰先生一生于哲学上的研究不可不谓之一波三折。且不论其晚年在经历了____的十年浩劫而所留下的种种饱受争议乃至批判的篇章，单就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任何一位有志于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思想文化的发展的青年，都应当去拜读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一二。李慎之先生亦曾言：“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冯友兰先生曾经书写一副对联以叙生平，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则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贞元之际”所著的六本书。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哲学简史》成书于“贞元六书”之后，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儒学”体系已经完成，而又在冯先生经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迫害之前，可以说是其一生哲学研究成就的巅峰时期。因而《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也理所当然成为了冯友兰先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
英文本译成中文出版。应该说，这本书既是了解中国哲学、进入中国文化的地图，也是触摸冯友兰先生哲学体系的一条捷径。
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就已经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册上，是没有“哲学”二字的。既然要作“哲学史”，自然需要首先明确什么是“哲学”，然后才有“哲学史”。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回答说：“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冯先生亦曾言“今欲求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走的是以西释中的道路，即以西方哲学为框架——知识论，认识论和宇宙论——叙述中国哲学史。
然而从全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冯友兰和撰写《中国哲学史》二册时的认知已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对儒道释法等百家的阐叙更多的是从基于中国文化的氛围，亦即“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一核心命题展开的，而放弃了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所沿用的“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强硬划分。
明确的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隐者”阶段的杨朱，以“避”为其核心;以老子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尝试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再到以庄子为代表的第三阶段，“宇宙为我，我亦宇宙”。
对于什么是中国哲学和核心观念，冯友兰先生在第一章提出了以下的看法：
专就中国哲学中主要传统说，我们若了解它，我们不能说它是入世的，固然也不能说它是出世的。它既入世而又出世。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的新儒家，这样地描写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正是小国哲学要努力做到的。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这并不是说，这些反命题都被取消了。它们还在那里，但是已经被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合命题的整体。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以冯友兰的观点来看，中国哲学中一直是两种传统所并行的，即儒家的“入世”精神和道家的“出世”态度。正是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地探寻一种平衡，完善了中国人和精神内核：
“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从这个关于中国哲学精神核心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此时的冯友兰已经完成了他本人新儒学思想的构建。表面上看，这个表述是基于贯穿中国思想史历程的儒道两家的互补作出的综合评价，然而冯友兰随后提到。
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的新儒家，这样地描写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正是小国哲学要努力做到的。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
这里提到的宋代的新儒家，恰恰是冯友兰自身“新理学”体系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于“入世”和“出世”和平和与统一的追求，既是中国哲学精神的核心，更是冯友兰先生在将程朱理学继承改造之后对于儒家传统所强调的“内圣外王”终极追求的演进。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简史》对于中国哲学的认知和表达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同情之了解”(陈寅恪审查《中国哲学史》时所作的评价)，而是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融于其自身“新理学”的体系中后作出的风格更趋统一的再现。
人生的境界。
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中国哲学在当代世界”中，冯友兰先生提到了他对人生境界的经典论述：
我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概括的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对于人生境界的划分来自于“觉解”。“觉”就是自觉，“解”则是了解。这种自觉的了解首先是知识的。在这里，哲学的三条主线——即认识论、知识论和宇宙论被统一到了一种自我了解和反思的层次中去，这恰恰和开篇第一章中所提出的核心哲学观相对应，即“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中国哲学的作用或任务就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冯先生看来人的精神境界有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暇思一二。
读完《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仿佛在中国上下几千年的思想海洋中畅游了一番。耳边时时回荡着先哲们对于事物的认知与表述，或睿智机辩，或大巧不工，无不展示了在漫漫时间长河中中国人的思考与追求，引人遐思。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固然是中国哲学史著中的精品，然而若不能知人论世，上溯冯先生执笔之时的精神面貌，便信以史书为史实，而全然不知作者于其中灌注的精神和风骨，岂不谬哉?又，冯友兰先生是有风骨的，他在《新原人》自序中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
然而先生如此大才，历经____坎坷之后所著之《中国哲学史新编》，自称是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竟而将一部中国千年思想史变成了一部阶级斗争史，将一部皇皇巨著弄得满目疮痍，岂不可叹!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这些天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才发觉原来自己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一窍不通。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从这只有300来页的书本里看到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在中华上下5000千年的历史的发展脉络。
冯在着本书里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各家：儒家，法家，道家，名家，墨家。其实我也不清楚怎么去说，哲学的东西真是好难懂啊！不过他的这本书已经写得比较通俗易懂了。是我看到过的哲学书中最好读的。
在这本书的第一句：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中国哲学在重要性。
从这本书了解了八卦的由来，各个思想学派的发展历史，各个学派中的代表人物。中国的哲学的精神，儒家文化何以在中国能有如此的地位，自我感觉各家的思想就是一个相互吸收和借鉴的历史，不知哲学是否都是形而上的，或许哲学就是这样吧。我认为任何时代的思想都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各方面的条件的.影响，特别是物质方面的条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哲学思想在经济的发展中也有意或无意地随着发展。
书上也说了些东方的哲学思想和西方的哲学思想的差别，毕竟两者的物质，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的基础不同，所以理所当然地有差别。但是两者都是人类的优秀的文明的一部份，如果能把两者优秀的成分相结合利用，正如本书上所说的中过哲学上负的方法和西方哲学正的方法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虽然自己简直就是没有水平，但是还幻想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希望大家能体谅，或许当我看这本书第二次的时候会有所感悟！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读书笔记
《中国哲学简史》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冯友兰先生的作品。这本书是冯友兰的先生1946-194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客座教授，给国外的大学生讲中国哲学史的讲稿整理而成的，首先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的，后面才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的。正因为是给国外的学生讲课而写的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并不是特别的专业难懂，反而非常的通俗明畅。对于想了解中国哲学历史的普通读者而言，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入门书。
经常会有人问，中国古代有哲学吗？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一方面哲学一词本身就是舶来词，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才出现哲学这个概念，在晚清以前中国历史并不哲学更无哲学家的说法。另外一方面，哲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定义。
所以冯友兰在本书开篇就给哲学作了定义“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从这个定义出发，儒家、道家等中国古代思想都可以归属于哲学的范畴，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古代的先哲们对于他们的人生做出系统性的思考的结晶，虽然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这也是中国哲学的最大的特点，中国没有如西方的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但中国却有和《圣经》一样被广泛阅读和传播的儒家经典，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必须熟读《四书五经》。所以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专职的哲学家，但人人都是在学习和实践哲学。
所以冯友兰指出中国哲学的目的“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中国哲学的精神成就在于造就“内圣外王”的圣人。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以及精神境界，圣人就是达到精神境界的人。西方宗宗教只在于给人以超乎现世，而科学逐渐瓦解了宗教的作用。中国的哲学解决是入世与出世如何统一的难题，因而中国哲学提供给人类发展一个未来的方向。
冯友兰指出，学习哲学不仅仅是知道他它，更重要的是去体验它。学习哲学并不是为了成为某种人，而是为了人成为人。
但中国哲学有他固有的弱点，首先他的思想体系并不是非常的系统，思想大多杂落在浩瀚的古籍之中。其次，中国哲学相关的书籍都是古籍，大多都是名言隽语和比喻例证，语义富于暗示而不清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但作为哲学读物却是短处。因此读古籍如果读译本和注本，很难完全领会读原著的思想。
这些弱点与中国哲学所遭受的环境相关，哲学是人对环境思考的产物，之所以有不同的哲学，正因为不同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产生的思考不同而形成。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大陆国家，土地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农业是最重要的经济，所有的思想都是围绕土地和农业相关的。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强调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中国人为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便是参透天地，做到天人合一。这与开放的海洋国家所发展的思想完全不一样，古希腊对于商业更重视，因为贸易和交换是最主要的经济，所以发展出逻辑和数学，他们更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
中国哲学并不是儒家哲学，儒家哲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独尊儒家、道家复兴后又佛教传入，新儒家兴起以及西方哲学的传入，中国哲学一直处于变革中。中国哲学发展的最后的巅峰是宋明理学，他们是新儒家的代表，新儒家是儒家、佛家、道家（通过禅宗）、道教的综合。从中国哲学史的观点看来，这样的综合代表着发展，因此是好事，不是坏事。但儒家哲学到近现代成为思想的禁锢，并不是儒家哲学本身的错，而是环境发生了改变，他的思想已经不适应当时的境况。此外每个哲学系统都可能被人误解和滥用，到了晚清的时候，新儒家因为保守已经完全失去了活力因此只有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做了充分的了解，。对每一派的思想所赞成的和反对的做了深入的认识，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哲学。这也是钱穆先生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有温情和敬意。
不管怎样中国哲学缺少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这是致命的弱点。冯友兰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将哲学的形而上分为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
逻辑分析是正向的方法，而中国哲学从道家到佛家到最后的新儒家，都是一直在加强负向的，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发展。
然而”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企图往哲学的最高顶点走，可是却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
冯友兰最后写到“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而中国哲学却一早就意识到人的最终目的是静默，而忽略了说话的过程………。
从《中国哲学简史》出发，可以找到许多被忽略的有价值的古代思想，如儒家的荀子、墨家等，这本书可以作为一本其他书的导读。此外，冯友兰指出的中国哲学所缺少的逻辑分析能力，也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亦可以称为批判性思维能力。按照冯友兰先生的指示，只有培养了批判性思维，有了清晰的思路，才能去通过中国哲学的复杂性，最后体验到中国哲学的单纯性。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的盛夏至今，光阴何其匆匆！在学院一个又一个的日子，不知不觉快存满七年。高中语文教研员，这个常被戏称为“替人做嫁衣”的角色，在经历摸索、提炼，在尝遍酸甜苦辣之后，似乎走完了从喧嚣到平静的宿命。
懵懂不再，激情褪去，与“教研”的那份恩情是不是也会遭遇“七年之痒”？老实说，前一阵子，不能说心中没有倦怠。虽然一样在动口、动手、动脑，但动情的瞬间委实是少了、又少了下去。你的努力成全了别人的光芒，或者叫喊于众人之间，众人还你以敷衍甚或冷漠，那么，教研员们，我们的自我在哪里？当这些心灵的微光在脑海中划过的时候，我触碰到了自己的无助感和不高尚。
最近，有机会重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感觉居然一新。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而要深入理解之，阅历、契机皆不可或缺。很幸运，去年年末，在北京清华园的洗礼以及在南京师范大学后山流连时的诸多顿悟，已经为我从《简史》中获得精义设好了铺垫。于是，在儒家“内圣外王”的哲学世界里，获得了自我检省的最好机会，在道家乃至佛家在精神开释之下，也似乎找到了一条重新振作的道路。
“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冯氏的这句话对我们理解哲学有帮助，对我们借助哲学成为大写的人则得益更大。比如他所提炼的“内圣外王”四个字，可以启迪我们去准确进行教研员的身份定位。很多时候，我们要么冲得太前，要么退得太后，或者亢奋，或者萎靡，别人看不懂，自己的内心更是惶惑。实际上，中国历代圣哲都非不食人间烟火而终日山林漫游，独善其身的。内圣，是说他的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外王，是说他在社会活动中好似君王。于前者，教研员要明白学习研究以及内涵提升的价值，话语权决定自你的人格魅力和学科素养；于后者，我们要懂得管理、指导之方法策略的重要性。两者一体两面，不分轩轾，不可或缺，我们要学习真正的圣人，不以处理日常事务为苦，相反地，正是在这些事务中陶冶性情，以培养自己接近圣人的品格。
《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对于教研员来说，“内圣”最关键的，是要养成仁爱之心。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他的社会责任。因此，在《论语》里，孔子用“仁”这个字时，有时不是仅指一种特定的道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性，品德完美便是“仁”一词的基本内涵。教研员常常躲在幕后，他之仁的实践首先要包含为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仁”的积极方面，尽己为人谓之忠。然而，教研员之“仁”难在不仅“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还有另一方面，可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称作“忠恕之道”。“忠”和“恕”乃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头，也是它的完成。作为老师的老师，我们的内心要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量别人和自己。实施“仁”，做一个忠恕有道的教研员其实不难，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内圣”的路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具体指引。《大学》所教导的自我修养方法，第一步便是“格物致知”，即对外界事物调查研究，扩大自己的知识；第二步是“用敬”，即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现在，学院给教研员们创设的“格物”机会越来越多，但层出不穷的干扰和诱惑导致“用敬”越来越难。平衡两者关系，对所格之物善加取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相对“内圣”的绵韧，“外王”因其刚性，最难坚持。当你刚刚从事教研工作时，会不知所措而处处有措，时间久了，挫折多了，渐而气馁，渐而无为。这种懈怠，与老庄之流的“无为”有很大的境界落差。我突然理解，道家名以“无为”，实则“有为”，而情绪低落者往往将“无为”做到表里如一，其实是很可悲的。
那么，坚持的动力从何而来？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有人问三个砌砖工人，“你在做什么？”第一个工人说，“我在砌砖。”第二个砌砖工人说，“我在赚工资。”第三个工人说，“我在建造世界上最美丽的房子”。
也许你会艳羡于第三个工人的梦想与成就，也许你会鄙弃前两者的低俗和短浅，实际上三者之差别，不在技术层面，而在境界层面。冯友兰将人生分为四等境界：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在这四种人生的境界中，前两种都是人的自然状态，后两者是人应有的生命状态；前两个境界可以说来自天然，后两种境界则是人自己的心灵所创造的。哲学的任务是为了帮助人达到后两种境界，特别是“天地境界”，因为唯有经验哲学给人的宇宙情怀，人方始可能达到天地境界。当你进入“天地境界”，亦慢慢接近了“内圣”，不仅自信满满，激情洋溢，而且面对“砌砖”的枯燥，既可以心无旁骛，也能够拾级而上，从而“世上最美丽的房子”就在你的手上一层又一层地耸立起来，你的人生境界也就高在天地之间了。
读书亦是行路，借《中国哲学简史》，我对教研员的身份认识突破滞涩，顺利地抵达了又一个彼岸。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以“内圣外王”为训示，格物、用敬，去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就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来说，其浩瀚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不要说对整个框架有所了解，就是单单一个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大概也非常需要一本厚厚的书来进行一番论述才行。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既具有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专业背景，也曾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可谓是中西贯通。这本《中国哲学简史》虽然冠名以“简史”，不过是他于1947年期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时的英文讲稿，却洋洋洒洒，具有其非同一般的价值。哲学家陈嘉映在本书的“推荐序”中开篇第一句即指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在我看来，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好的一本中国哲学史。”有这一句，真的足够了。
事实上，本书当年经整理出版时是英文版，后来很快就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以及韩文等多种文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其价值也就不言而喻。正如本书的译者赵复三所理解的那样，《中国哲学简史》的“资料是古代的，眼光却是现代的；运用史料时是史家，探讨问题时却是哲学家……思想资料是中国的，考虑哲学问题的眼光却是世界的，这是迄今在国际学术界还未见有第二位能做到的”。评价确实非常有道理。
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作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古代蒙学教材，如《三字经》《弟子规》者，其中内容多来自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所谓“四书”。在《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中，冯友兰先生首先探讨和明晰了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特点，与中华民族的地理环境、经济背景等客观因素密不可分，与春秋时代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有着极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诸子百家就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乃至于巅峰。而后来的中国哲学，多依托于诸子百家；即使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以及从古代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也受到了中国本土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一种现象，直到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前，都是一以贯之的。而在西方哲学入华之后，中国本土的哲学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却因其深厚的根基，而越来具有了一种一下子难以表达确切的魅力，只能是徐徐去体会。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特别讲究伦理道德、重视道德规则，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宗教为基础。中国社会所谓儒、道、释，前者是学说，后两者算宗教；但与宗教相比，道教和佛教的宗教意味好像也并没有那么浓厚。相对于西方宗教在民众中的心理位置来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普通社会民众的心理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已经成为民众朴素、自发的一种行为准则。且由于中国社会一以贯之几千年的文化传承，这些行为准则一代代得到强化、补充、完善。与西方哲学专注于形而上相比，中国哲学更多地则是放下架子，走进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
更多的时候，中国人的哲学观遵循着继承中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规则。虽然这一方面是出自汉代以来统治者的需要，但又何尝不是社会广大阶层的一种现实需要呢？！大体上，中国哲学既重视一以贯之，又不排斥推陈出新。可以说，正因为春秋时有了“百家争鸣”，所以后来才能够实现百花齐放。西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在实践中统治者却没有这样做。其中足见中国哲学思想的一种广谱适应特性。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哲学”是一个西洋名词。古希腊哲学家把哲学分为物理学、伦理学和理论学三大部分。用现在的术语说，是指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三大部分。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统，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他以反思为中心话语，以人生为对象，认为“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都是从这个类型的思想产生的。宇宙论的产生，是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知识论的出现，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是知识。”
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哲学内容的各个部分是紧密相关的，比如人生论以宇宙论为根基，也连带知识问题，知识论可证宇宙论，三者“相即不离”“互有关系”。
《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于1948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2017年新星出版社整理的全新修订注释版本中，对照1948年英文原始版本进行了全面修订。在书中，冯友兰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并指出，我们现在的许多思想，所做的很多决策都深深受到哲学思想和各家学派观点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很多研读者都有这样的同感：你或许不同意冯友兰的某些观点，但你绝对不会不明白他的观点。冯友兰先生认为：“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哲学，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但是，他也能以严谨客观的态度对待其他各家学派的思想，以时代人的思想与倾向为我们阐明观点之中包含的思想内容。他总是以一种宏观的把握，一种与生活相联系的态度，向我们展现中国哲学史的脉络，为后人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学术追问的可能性。
一直以来，哲学总给人一种晦涩难懂的感觉，而又各家学派自成一说，故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以确立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著称于世。冯友兰先生从史学的角度，用一种宏观的视野，以时间为线索，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哲学各学派包括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的思想由起源到发展的清晰脉络。
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冯友兰先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的一个文化盛世。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或是游走于各个诸侯之间，抒发自己的治国之道，或是学以致用，或是为战争和平而努力。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的哲学史向前推进作出精确阐明的同时，将思想与情趣相结合，让人发现哲学的思维也能在生活中展现出来。例如冯友兰先生在讲解公孙龙关于共相的学说是首先引出“白马非马”的命题，接着从三方面论证这个命题，以此引发读者的兴趣并进一步阐述“共相”的具体含义。
冯友兰先生在向我们展示一个中国哲学世界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哲人的宏大气度。他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十分明确，让人觉得中国的哲学史是在一个不断发展之中的过程。在命题“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中，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在具体的内容中为我们对比了儒家和墨家在观点上的异同。
他概括地告诉我们，孔子对古代文明的态度是加以理性化、合理化，墨子则对古代文明持批判态度；孔子是以为文雅有修养的君子，墨子则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布道家。同时也指出，墨子对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义并没有提出异议。他或许在内心之中也对某一学派的观点具有倾向性，但却以一种科学的精神进行分析，向我们呈现出中国哲学在不同社会背景之下的发展。这种比较和分析不仅仅需要一种精神，更需要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理论研究，一种纵横全面的思考和总结。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精神的思考方式和学以致用的学术兴趣。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突破了哲学的晦涩难懂，将中国哲学融入历史，富合故事性的同时又富舍哲理性。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魅力之美，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传统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诸子百家的学说各自组成了中国哲学的必要部分。而串联这些学说的，则是历史这条主线。相比于西方哲学的神教旨主义，中国哲学更注重挖掘人的道德和精神。总的来说，中国哲学更能体现历史的韵味，令人沉醉。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近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掩卷沉思，意犹未尽，遂决定为案头书，之后可常习也。
不知什么原因，自己对哲学很有兴趣。只是没有机缘深究。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延伸知道了一些费尔巴哈、黑格尔之类，浅尝辄止而已。后来，曾读了一点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感觉到了一些哲学的奥妙，便耿耿不能忘怀。后来，也曾探究过一段希腊哲学，也只是兴趣而已，未得要领。
关于中国哲学，只限于文化层面，感觉始终不得要领。总觉得，只有西方的哲学称其为哲学，有一套严密的体系，而中国哲学，似乎是凌乱的，在体系上也不明晰，我的认识也是浑浑噩噩的。当然，现在看来，这纯粹是自己的无知。这似乎也和我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有关，也和文革破四旧否定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有关。还有，由于西学东渐，哲学界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人，以西方哲学的标准来比附我国先秦思想，对我国古代哲学持一种否定态度，也混淆了人们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但是，不管怎么说，自己对中国哲学的认识还是近于无知。如果说知道一点的话，也是很肤浅的。
这次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算是对中国哲学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在我的头脑里算是对中国哲学有了一个框架。看到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另类特色的哲学体系。当然，这种认识还很不到位，还需要再读书再学习，争取有一个通常性的了解。不求深通，但求明白。中国哲学也是东方哲学的代表。我还曾读过一本有关印度的哲学书，当时也很觉得了得。其实，每个民族及其文化发展，都有其精华的东西，我们切不可片面。世界之大，源流之多，精华之深，我们都应想到。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开阔的视野。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的哲学大师，人们并不陌生，也是中国文化哲学史上少有的几个有自己哲学体系的大学者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就职于清华大学。《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和《贞元六书》是其代表作。冯先生称《中国哲学简史》为小史，是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导引。
该书主要阐述了先秦哲学思想，不外乎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以及后来的新儒家、禅宗、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梳理了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最后简述了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关联和特点。可以说，这本书给我们绘制了一幅中国哲学由古至今的发展网络图。其中，对涉及的要点进行着很好的解读。使我们不仅知道了其然，而且知道了一些所以然。是一本简明扼要的中国哲学读本。
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密不可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把文化和哲学混为一谈。这也不足为奇。所以，我们知道了许多中华文明史的东西，往往缺少哲学性的解释。哲学是从深层次寻找原因。是文明发展的内在的逻辑力量。是一种认识、观点和精神的向导。如果我们有了这种思考，我们就会明了许多社会现象。为什么是这样发展而不会是那样发展。就会明白，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它体现了哪些源流。
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收获颇丰，自然不用概述。但读书中的许多火花还是有必要记述一下的。虽然属于挂一漏万。比如，中国哲学精神对人的主导，以儒家为例，主张入世，主张成为圣人，其人格特征为“内圣外王”。“内圣”是其修养的成就，“外王”则是在社会上的功用。所以就有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道家主张出世，但道家也没有不问世事。《庄子》中说，儒家游方于内，道家游方于外。这个方即社会。外也好，内也好，都以“方”为坐标。所以，儒道两家正好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两面，既强调入世也不排除出世。这就使得中国人具有了入世和出世良好的平衡感。知识分子最为典型，有句话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这种入世出世的生动写照。
再就是“知命”和有为无为的问题。孔子对自己的人生曾有一个很好的描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而是探究叫做“道”的真理。这里的立，是指“立于礼”，是说这时候懂得了礼，言行就很得当。这里的不惑，是说这时成为智者，论语云“智者不惑”。而“知天命”则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有人不可违的东西。就是知道了哪些是人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人不可以改变的。在儒家看来，命是指人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的东西。人在能控制的范围内要竭尽全力，对于命的东西，也就是无法控制和不可避免的东西，人们只好平静地接受。这就是“知命”的意思。这就引出了有为和无为的的问题。我们知道，儒家讲究有为，道家讲究无为。道家的无为是强调顺其自然，而儒家的有为也不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人定胜天”只能作为口号，鼓舞士气，真正天数定了的东西，你是无法战胜的。儒家主张的是在知天命的情况下的有为。有一种说法，叫尽人事，听天命，表现为一种积极正确的态度。
还有，程朱的理学和陆王的心学。朱熹讲万物归于理。所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他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认为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其理。举例说，人发明舟、车之前，已有舟、车之理。有如西方哲学抽象之规律。理，看不见摸不着，形而上也。但它主导者万物。所以，人只能是理的奴隶，只有顺从理而行事。陆王的心学则把目光拉回到人自身。王守仁认为，宇宙是一个精神的世界，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世界。用句通俗的话说，无我即无世界。像西方唯心主义笛卡尔所言“我思故我在”。认为世间万事万物万理只有与人相交时才有意义。不相交时，对于宇宙或对于人都是“归于寂”的。应用于社会，人的行为归于“良知”。
最后，说说冯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人生在世，做人做事，冯先生认为有四个境界。一是自然境界。就是人只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所做之事并无觉解。二是功利境界。意识到自己，为自己做各种事。但并不总是利己，往往是利己又利他。三是道德境界。了解到社会的存在，意识到是社会的一员，自觉地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具有道德的意义。四是天地境界。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意识到自己不仅是社会的一员，还是宇宙的一员，为宇宙的利益做各种事情，构成最高的人生境界。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也就是在功利境界，争取做的好一点。在利己的同时，多一些利他的事。再就是争取上一个层次，到道德境界，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至于天地境界，我们仰望就可以了。冯先生说，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大家都见贤思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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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是冯友兰先生任教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所著，意在向美国介绍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所以其风格便是通俗易懂，作为中国哲学的入门书籍是再好不过的了。此书与很多哲学书籍若不是太专业，就是通俗到了乏味，没有价值的地步不同，它堪称是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哲学的内涵远远超过孔子和老子，或儒道两家著述所涵盖的范围。在二十五个漫长的世纪里，凡西方哲学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中国的思想家们无不思考过。还应看到的是：在多少世纪里，哲学家们所属的学派，尽管还继承了自古以来的名称，其思想内容却随时代的变迁而十分不同了。举例来说，如果孔子像佛家轮回理论所说的那样，转世到十二世纪朱熹的同一时代，他大概很难想到，朱熹的思想竟成为当时正统的儒家思想。
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
曾经与一位很敬佩的长者讨论人的信仰问题，他说：“人要是没有信仰便是衣冠禽兽，有权有势者是衣冠禽，无权无势者便是衣冠兽。”并解释说：“有些人在伤害了别人后不会内疚，没有负罪感便是因为没有信仰”。他所指的没有信仰便是没有加入宗教。他的这句话久久以来萦绕在我的耳旁，使我的内心难以平静。然而这本书的第一章便解决了我的这一问题。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的权威逐步降低，很多人变得不信宗教了，维护传统的人为此感到悲伤，为那些不信宗教的人们感到惋惜，认为他们已经堕落。如果除了宗教，别无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的确应该惋惜他们。放弃了宗教的人，若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他们也就丧失了更高的价值，只能把自己陷身于尘世事务，而与精神事务绝缘。这也是我所担心害怕的。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哲学的存在，它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因为在哲学里，为了获得更高的价值，无需采取祈祷，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通过哲学而获得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的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替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便能够正视宗教的洪福，最重要的是通过哲学能够获得更高的价值。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墨子篇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墨者也是我很羡慕，很钦佩的一群人。墨者来自于周代天子，诸侯，奴隶主手下的军事专家，因为周代后期奴隶制度的解体，他们丧失了爵位，流散各地，谁雇用他们就为谁服务，所以也被称为“游侠”，《史记》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列传》)。这是游侠的职业道德，大部分的墨学便是这些道德的'发挥。然而墨子及其门徒却与普通的游侠不同，普通的游侠只要得到报酬，或是受到主人的恩惠，那就不论什么仗都打;墨子及其门徒则不然，他们强烈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他们只愿意参加严格限于自卫的战争。这也是他“非攻”思想的表现。
墨子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兼爱”，这也是其思想的中心概念。按墨子的意思兼爱便是仁，义，这也正是游侠职业道德的延伸，在墨者的团体内是真正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也是后来的侠客们常常说的话)。令我羡慕的这一点不光表现在墨者团体中，更表现在他们对待朋友的时候，他们“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他们愿意为朋友做到他们能做到的一切。这能不让生活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的人们羡慕吗。当然墨家兼爱的思想不止对个人为人处世方面有利，对全天下也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构建我们朝思暮想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更是意义非凡，用墨子的话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试想要是墨家思想够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得到推广，那哪来的世界大战，哪来的朝核，伊核问题，哪来的基地组织，那样的话哥本哈根大会也不会那么尴尬的闭幕了，解决全球气候问题那还不是很随意的事情。
心态决定一切。
很早就听说过“心态决定成败”这句话，但我今天要说的是心态不光能够决定一件事情的成败，甚至能够决定你这个人的一切。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生一世烦恼，忧愁真的是不可计数，这些烦恼，忧愁来临的时候正是考验我们心态的时候，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风平浪静，心态不好便可能酿成千古罪恶。拿“11.27”北京特大杀人案为例，如果李磊的心态足够的好，他就不会因为从小父母管教严厉，妻子争强好胜而长期积怨，最终杀妻灭子，刺死双亲，酿成震惊全国的杀人案。由此本应该幸福美满，令人羡慕的家庭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李磊能够懂得佛学的思想，用“有”和“无”去泯灭心中罪恶的火焰，用“业”
的结果去督促放下手中的屠刀，这一惨绝人寰的血案便不会发生了。
以上我提到的这些仅是看过这本书后所思所想的一小部分，由于篇幅的原因，暂且写到这里。但不可否认，通过这本书，我不仅了解了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也对哲学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哲学思想，引起了我更多的对于人生，对于名利，对于情感的思考，而所有的这些都会使我受益匪浅。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在朋友圈都在刷屏世界杯的时候，我看完了这本书，两遍。
作者冯友兰先生出现在《无问西东》片尾的彩蛋里，绝对的大师级人物，不仅是哲学史家，本人更是一名哲学家。1935年写作完成两卷本巨著《中国哲学史》，1946—1947年冯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哲学史，英文讲稿由他的学生布德整理成书，就是这本《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的入门经典。
从先秦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主要的哲学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条理清晰，详略得当，深入浅出，也只有大师做得到。本书一半的篇幅在讲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灿烂的黄金时代。从汉代起主要是儒道，外来的佛教，禅宗的起源，以及儒道的复兴，虽然名家迭出，却远没有先秦时期那样迷人。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价值，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因此，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也许我们平日并不会思考哲学问题，但知晓了老祖宗们在思考什么怎么思考，就明白了我为什么是我，我们的民族为什么是这样的民族，那都是因为中国哲学的基因已经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血液里，使我们带着一脉相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解释这个世界，去寻找关于一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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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选择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是因为自己一直喜欢哲学，尤其是喜欢渗透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虽然很多人说这本书晦涩难懂，然而在我看来，它已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给了读者，因为毕竟这本书成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给外国人上中国文化课。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英文版在当时绝对堪称是国外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而冯友兰更是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学者之一。它的问世，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起到了极大的积极意义。而它翻译成为中国后，也更不失为一本言简意赅，轻松易懂的中国哲学读物。
中国哲学简史呈现给我了一个在纷繁乱世出现的文化盛世。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均在那样一个时代兴起，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在那样一个生产力极端低下，战端频起的年代，诸子百家游或是游走于各个诸侯之间抒发自己的治国之道，或是在一方著书教学，或是学以致用，或是为战争或者和平和努力。可以说，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高峰。我们现在的许多思想，所做的很多决策都深深受到那一时期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生活。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冯友兰主要依据时间顺序将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各家理论进行梳理并加以略微解读。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哲学进行本土化分析，以及分不同时段及不同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的差别化分析。
首先，其结合中国古代以“农”为中心的现实背景对中国哲学的总体趋向加以解释，以“农”的直觉为先的习惯解释中国哲学将直觉植入思想背景中的原由，以“农”的朴实性与自然的密切关联性解释人与自然同一的思想趋势的成因，以中国特殊的家族制度解释儒家伦理思想何以成为正统等。
其次，其基于一种分段研究的思维，分不同时间段对中国哲学进行具体的差别化研究。以道家为例，冯友兰认为道家起源于周朝封建解体制度伊始的隐者，其将道家思想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杨朱为代表的隐者，此阶段道家的目的是避世全生，基本观点是“为我”、“重物轻生”。第二个阶段以惠施、公孙龙之后的老子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道无名，以及“反者动之道”的物极必反思想。其处世观亦意在全生避害，但由于物极必反，故强调欲刚则柔、无为、弃智。第三阶段以先秦时期的庄子为代表，其主要思想是顺乎自然本性能得到相对幸福，天人合一方能得到绝对幸福，强调物我同一。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南北朝时期的新道家（也称“玄学”）阶段，冯友兰将这个时期的道家分为主情派和主理派。主理派的代表是向秀和郭象，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庄子》的注疏当中，其主要观点是道就是无，同时以变化的思想解释“有为”和“无为”，遵循变化是无为，固守旧制是有为，强调万物没有是非差别。主情派的代表其选取的是《杨朱》及《世说新语》，主要是任我从人、率性而为的风流精神。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以时间维度进行条分缕析，阶段分明，在每次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如周朝、秦朝、魏晋南北朝等时期，冯友兰均对其社会制度先行阐释，为相关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背景。无论是法家在秦朝的兴起，还是儒家在汉朝的独尊地位，抑或是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均非突如其来，其与不同时期统治者、民众需求息息相关。从这种分时段的差别化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期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尤其是乱世中国哲学的兴盛，以及不同阶段中国哲学思想的前后传承与超越。
此外，冯友兰在分析中国哲学时，能够与西方哲学相联系，采取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如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与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相比，将中国的“物极必反”思想与黑格尔的“一切事物均包含其自己的否定”思想相较等等，其谈中国哲学又不仅仅只谈中国哲学。但可能因需与西方哲学相联系，而中国哲学中名家的辩论之法与西方哲学的逻辑辩证思维最为接近，冯友兰在该书中大篇幅提及名家的辩论思维，反而显得有些本末倒置，这一点尤其为牟宗三所诟病。
全书中最具创造性的是前三章对中国哲学总体的分析，因其结合我国的风土人情、地理特点、政治背景、家族传统分析中国哲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本土性特点。而后二十五章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时间轴以及传承脉络的梳理较有学习及借鉴意义。现代对中国哲学的研读大多借助后期的注解进行研究，冯友兰按时间轴并结合几个重大时期内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思想进行分析的方式，为理解后不同时期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因提供了参考。这种结合时代背景研究内在动因的方式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而研究中国哲学时结合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亦值得效仿。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分析亦存在一些问题。冯友兰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梳理脉络时间跨度大，工序庞杂，其对某些思想的研究存在偏颇亦可以想见。以儒家为例，冯友兰对儒家思想的分析有些浮于表面，其对儒家相关经典的分析本身只能看作众多解释中较偏僻的一种，尤其是冯友兰的分析过于向逻辑辩证思维靠拢，如牟宗三所说：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偏离了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其试图使中国哲学走向明晰化，但有点过犹不及。
在此举两例，一是对正名的理解，孔子崇尚周礼，故而其对正名的论述主要是为应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重一种人伦的名实观，而非实证性的名实之辩。其主要出于《论语》：“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当时卫国国君不顾父子伦常越过其父而登临君位，故子路有此问。孔子答名正才可能言实事成，进而礼乐兴，故必先使其行为符合礼制伦常，这是孔子正名观的主要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亦体现了这种人伦的礼制思维，而冯友兰对“正名”的解释，仅截取了孔子对“正名”的部分论述，脱离了孔子当时的完整语境，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必须履行与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偏向于近代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是一种实证的名实之辩，显然偏离了孔子的思想。
二是关于“命”的解释。冯友兰将孔子所说的“命”理解为命运，认为我们尽力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计成败就是“知命”，有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成分，但这明显是对孔子“天命”思想的误读。从孔子周游列国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便可以看出孔子并非悲观主义者。孔子对“命”的理解主要表现在知天命和君子三畏当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知天命”可以理解为对天所赋予自己的使命的明悟，也可以理解为对大道使命的理解。“畏天命”则是对事物之义理明悟后产生的敬畏之心。儒家所说的“命”主要指事物所遵循的义理，可以通过个人修养的提升而对天道产生遥契，是可知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所体现的就是修身养性提升而致知“天命”的一种过程。若理解为宿命则会陷入一种不可知论当中，偏离了儒家的传统思想。相较而言，牟宗三对“性与天道”的解读即参考了君子“三畏”之说，更为符合传统儒家思想，兹不赘言。
冯友兰在解释儒家思想时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认为后来儒家对孔子的解读受政治环境影响而有失其原意，但另一方面其在解读孔子思想之时，不自觉地受西方逻辑思辨思维的影响，偏离相关语境陷入自己的理解当中，有为表达而表达之嫌，而非为解读而表达，以上对“正名”及“命”的'解释即属此类，难免偏离了中国传统。
总体而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不失为了解中国哲学之佳作，其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哲学进行本土化分析，并分不同时期对中国哲学进行差别化研究，同时采取分阶段研究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加以梳理并适当解读。虽在各家思想的横向分析上存在一些不足，但其纵向分析脉络清晰，足以使人对中国哲学产生概括性认识。无论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均值得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