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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论文结论篇一
“十三五”以来，普陀区始终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关于建设美丽乡村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旅游资源、乡土文化等特有优势，倾力打造美丽乡村。连续3年被省委评为新农村建设优秀县、连续2年评为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优胜县等荣誉称号，走出了一条具有海岛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实现了乡村美丽度、农民幸福感的双提升。但在建设过程中，也存在渔农村环境整治机制尚未建立、建设积极性不高、亮点不多、个性不足等问题，亟待系统性的加以**。
（一）以统筹规划为龙头，注重机制联动。一是优化全域规划。早谋划出台《普陀区美丽乡村建设升级版三年行动计划》、高标准编制《普陀区美丽乡村建设升级版五年战略规划》，同时注重个性美，彰显优势特色，如展茅街道横街村利用翁家岙村落古祠堂历史遗迹重点打造“海岛保存最好古村落”品牌；黄杨尖村依托自然村落景带和浓郁的林、溪特色，着力宜居、宜游村落样板。二是强化政策支撑。在用足用好上级各类支农政策的基础上，统筹生活污水、农房改造、生态河道、村庄整治等各类建设资金近10.9亿元集中投入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设立区新农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挥政府主体宏观调控和投资导向作用。三是完善推进机制。把创建省美丽乡村示范县作为全区重点工作强势推进，明确各镇（街道、管委会）及相关部门职责，形成三级联动工作体系。切实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创建工作列入区委区政府对各镇（街道、管委会）和相关部门年度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
（二）以分类打造为引领，夯实全域整治。一是分类开展示范创建。构筑多层建设格局，建成省级美丽乡村示范乡镇4个，省级特色精品特色村9个，3ａ级景区村庄4个，提升打造美丽风景线6条，创建美丽庭院6800户，产生“五条长藤，十朵鲜花”的辐射效应，着力形成连接城乡、充满乡土韵味的美丽画廊。二是推进渔农村梳理改造。实施村（路）口绿化提档升级，开展美丽村口创建10个。全力推进森林普陀建设，着力建设一批集景观建设、林相改造、生态涵养于一体的彩色健康森林，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0.8%；完成“三改”65万平方米、拆违30万平方米，分别完成市下达年度目标任务的120%，成功创建省“基本无违建区”。三是打好环境治理组合拳。以“五水共治”为契机，借助“河长制app”、“无人机”、“电子眼”等技术支撑，完成41条垃圾河及17条黑臭河达标治理任务；提前完成了渔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有效集中收集处理、污水治理及村庄整治建制村全覆盖。
，新建农村文化礼堂9个，举办各类文化活动850场次；举办培训讲座700场次。开展“寻找最美家庭”等评选表彰活动，进一步提高渔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渔农民生活质量。一是渔农村环境整治机制尚未建立。镇、街道一级政府对渔农村环境卫生组织管理、指导监督、考核奖励等制度尚未全面建立，村级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的作用没有得到真正发挥；部分渔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未按要求做到“四分四定”。
二是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性不高。存在“政府热，农民冷”、“干部干，农民看”的现象，个别干部思想认识也不到位，存在畏难情绪，强调客观的多，大胆创新的少，工作缺乏主动性、行动迟缓。
三是美丽乡村建设亮点、个性不足。部分村落虽已完成整体建设规划，但建设要求和标准不高;项目建设打造个性特色不够鲜明，总体形象与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要求存在差距。
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要指示精神，以高水平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围绕建设海岛乡村大花园，突出“岛岛是花园，村村见美景”的海岛乡村特色，以景村一体化的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到2020年，全区所有61个渔农村行政村实现a级景区村庄全覆盖，到2022年，61个渔农村行政村均完成新时代美丽乡村达标村创建，其中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精品村34个以上；建成美丽乡村示范片区综合体3个；提升打造主题风景线3条以上；打造主题示范和美小岛4个以上。到2025年，全区80％的可建应建村达到美丽乡村精品村标准，其中省级精品村比例达到30%以上，全域美丽乡村建设全市领先，高颜值、高品质的海岛乡村大花园全面展现，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达到新水平。
（一）打造海岛乡村花园样板地
一是优化空间布局，彰显海岛乡村风貌。强化规划引领，积极融入全市海岛乡村大花园建设，突出“一岛一品”，实行城乡一体化、县域“一盘棋”的“多规融合”规划管理体系。挖掘梳理海岛乡村特色元素，推广应用《舟山农房建筑设计通用图集》，严格农房式样体量、色彩、高度管控。对标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实现高起点定位、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充分依托和挖掘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和个性特色，努力打造各具特色的村庄品牌。
二是找准主题定位，打造“岛岛是花园”名片。根据建设一批、保护一批、示范一批的原则，选择一定人口规模的建制村海岛，全面开展和美小岛创建，通过制定标准、分类指导、统筹推进，呈现“一岛一风景、岛岛是花园”的美丽海岛格局。围绕“国际化、品质化、人文化”目标，通过全岛规划、文化引领、错位发展，加快推进蚂蚁岛、虾峙岛等一批主题示范小岛打造。借鉴国内外海岛旅游开发成功经验，探索“主题岛”旅游开发模式，提升东极岛、白沙岛、桃花岛等一批主题示范小岛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普陀美丽海岛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乃至走向国际。
三是注重串点成链，打造美丽乡村风景线。按照“一个规划、一条干线、一个主题、一批节点”要求，通过主题策划、特色营造、节点建设、景观提升等，梯度推进山、水、林、田、路、房整体提升，实现山清、水秀、林绿、田美、路好、房靓。结合现代农业园区、田园综合体、农村综合改革集成建设项目、特色小镇等产业集聚建设，让美丽乡村风景线的内涵更加丰富、规模更加壮观。
四是突出连片成景，培育示范片区综合体。坚持整镇整岛成片推进，连片成景。按照“一片区一主题”要求，跨区域组团打造一批环境美、产业强、文化好、治理善、农民富的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片区综合体，推进乡村全域绿不断线、景不断链，“盆景”变“苗画”，“苗画”成“花园”。对标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规范，全域开展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实现a级景区村庄全覆盖。
五是完善长效机制，提升人居环境质量。进一步完善渔农村环境卫生长效管理办法，强化渔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责任落实，完善保障机制，每年高标准建设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深入推进厕所革命，改造提升渔农村公厕、旅游厕所，加强渔农村公厕规范化管理。积极开展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扩容提标，全面实现标准化运维管理。高标准实施新一轮“整洁村庄”专项行动。推进“一村万树”行动、“蓝色海湾”建设、海洋牧场建设示范工程，系统保护修复海岛海洋生态。
（二）打造新型乡村经济融合地
一是打造乡村融合平台。统筹布局乡村产业与美丽乡村建设，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数字化应用，实施农旅融合“十个十”工程，加快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充分挖掘渔农业功能和海岛乡村价值，不断延伸渔农业的产业链、价值链。推进粮食功能区、现代园区建设、省市特色农业强镇、远洋渔业小镇等建设，打造新时代美丽田园。
二是培育发展美丽经济。依托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积极打造一批彰显海岛特色、三产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典型模式。厚植美丽乡村生态优势、特色风貌、资源禀赋，推进渔农家乐和民宿经济转型升级。积极推动渔农村电商发展，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加快构建农产品网上销售体系，培育电子商务专业村4个。实施渔农家传统特色小吃振兴计划，培育渔农家小吃特色村和知名品牌。
三是提高村庄经营水平。鼓励引进社会资本和工商资本，通过“村+公司+农户”等模式，经营美丽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渔农民就业致富。推介美丽乡村和特色农产品，打造一批全国知名的美丽乡村、和美小岛品牌。实施“两进两回”行动，落实乡村振兴绩效奖补资金，逐步建立闲置农房及宅基地合理开发利用的长效机制。培育高素质农民150人以上，新培育农创客16人，提升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8家，培育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2家，培育市级示范性经营主体（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6家，新增市级农旅采摘基地2家。
（三）打造文明乡风标杆地
一是挖掘传承传统文化。以传统村落项目、历史文化村落、海洋文化项目为主载体，以保存风貌、保全文化、保有生活为总体要求，保护修复古建筑，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整理乡村文化资源，推进乡村记忆馆建设，讲好乡村故事，全面焕发海洋历史文化、海岛传统村落生命力。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二是弘扬乡村文明新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村入户，深化文明村建设，推动公民道德、乡风乡愁、礼仪礼节、家德家风、文化文艺进礼堂。注重好家风好家训传承培育，推进移风易俗，倡导婚丧礼俗新风。深入实施渔农村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提升渔农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三是提升渔农民综合素质。加强本土人才培育，大力推行“学历+技能+创业”立体化培育模式，每年免费培训渔农村实用人才300人以上、高素质渔农民50人以上、渔农民职业技能培训700人以上。加强渔农村实用人才、渔农业科技人才、渔农村新兴产业人才、乡村发展能人乡贤等“四支队伍”建设，引导青年、乡贤回乡建设美丽乡村。
四是完善乡村善治机制。推进“四治融合”，强化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全面领导，推进村民自治，保障村民对美丽乡村建设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建设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加快“雪亮工程”和“智安小区”建设，实现村庄主要出入口视频监控覆盖率、联网率均达到100％。强化村规民约宣传，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不断健全渔农村社会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互促互动的有效机制。
五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强数字乡村建设，推动渔农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升级换代，逐步部署5g网络，推进4g网络优化和全覆盖。实现乡村网络全覆盖。创新建立“智慧村社”平台，发挥“基层治理四平台”作用，加快推进信息化与政务服务、社会治理、行政执法等深度融合。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基层延伸，基本实现村民办事不出村。
（四）打造美好生活共享地
一是提升渔农民收入水平。加强渔农民就业创业服务、产业经营服务，稳定增长渔农民工资性收入，持续增加渔农业经营性收入。充分挖掘渔农业渔农村多重价值，促进资源利用开发，大幅增加渔农民财产性收入。完善精准帮扶和减缓相对贫困机制，实施低收入渔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确保低收入渔农户收入增幅高于渔农民平均水平。
二是提高乡村基础设施水平。推进渔农村抵御重大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打造渔农村最美公路。积极建设村内通户支路和停车场（位）。全面开展渔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深入推进渔农村排涝防洪水利体系建设，加快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管护机制，提高管护标准，落实管护责任。
三是优化渔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探索建设海岛民生驿站，补齐偏远海岛民生短板。推进渔农村家宴中心建设，保障渔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促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发展，推广“银龄”计划，推进渔农村学校与城区学校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改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条件，实现住人小岛医疗服务便民利民点全覆盖。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能力，推进渔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长效化、规范化运营。
美丽乡村建设论文结论篇二
【内容摘要】政治从来离不开精英，乡村政治尤其如此，这种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政治文化的选择，政治从来不可能超越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文化是乡村精英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也是规制乡村精英政治行动的软环境，如何规范乡村政治文化来规制乡村精英促进乡村治理的发展，是目前我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熊节春，哲学博士，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政治哲学研究。
涂宪华，南昌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与当代经济发展。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它的存在影响着乡村的治理和建设，因而引发了很多的研究与思考。
中国历时二十年的乡村基层民主实践一直在探寻实现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但客观上却在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这种精英治理模式的弊端已逐渐凸显。这也许是中国这样一个缺少民主传统和民主训练的国度的政治文化惯性延续的必然结果，也可能是当前中国乡村政治生态的客观要求。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乡村，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执掌着乡村治理权力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乡村的各类能人。可以预见，乡村精英治理模式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农村是有生命力的，这种治理模式注定会成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
精英政治是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在乡村一级，精英的角色非常重要，会直接影响到乡村的治理。但与此同时，乡村精英往往会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角色摇摆，会垄断乡村本已稀缺的资源，会破坏乡村的民主化治理；如果没有规制或规制不完善，精英治理就会成为百姓所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结局。
关于何谓精英，我们一般援引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的定义，他曾经将精英分为“治理精英”（governingelite）与“非治理精英”（non-governingelite）两类。显然，政治精英只是治理精英中的一个部分，后者还包括军事上的领导者、有影响力的经济集团的领导者等。政治精英是政治体系中的精英分子，具体到中国，所谓乡村精英就是在村级组织中拥有领导地位的人，或者说是在村级组织决策中有影响力的人，这里指的乡村精英是一种狭义的精英概念，主要是指乡村政治精英。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为什么乡村选择了这种精英体制？文化上的原因是最深刻的根源。
首先，传统制度文化型塑了“臣民”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长期处于一种压力体制，民间缺乏自由、民主的生发空间，长期的压制型塑了中国的国民性格：“臣民”性格。对政治不关心，认为自己的言论于政治无关紧要，与其浪费唇舌去谈论政治不如退避三舍饮酒吟诗，如果自身权利受到非法伤害，也只能忍气吞声，对待权力唯唯诺诺敬若神明，不敢说半个不字。这是长期压抑塑造的人格，在这种“君臣父子纲常伦理”文化的压制下，每个人都成了权力的奴隶，且奴性十足。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就曾指出：“中国农民很难发展出一种政治民主的平等理论，因为中国不存在自己的民主传统。”
其次，当前的组织文化很不发育。就目前而言，农村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发达，民间组织也非常缺乏，兄弟之间都基本上是各顾各，村民与村民之问的关系就更加松散，传统的宗族联系解体了，血缘联系弱化了，地缘联系被破坏了，利益联系尚未建立且缺乏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村民因此在村庄内部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村民已经原子化了[3]。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组织文化之中，才更加凸显出政治精英的重要性。antonsteen曾经说过，在一个制度缺乏或制度化程度低的社会里，精英之间所形成的非正式的权力网络对于民主化来说就特别重要[4]。
当然，传统的乡绅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下，乡村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缺乏开放性，权力结构比较固化，作为乡土社会权力场域的精英角色也比较固定。在封建社会，乡村社会精英主要由乡绅阶层来扮演；在近代社会，乡村精英主要是有财富、声誉的人甚至是地痞流氓、土豪劣绅也跻身入内。本文探讨的乡村社会的精英是帕雷托所言的两类精英的结合体，他们往往先是在各自领域（主要是经济领域）有一定的成就，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源，然后在基层选举中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政治博弈，最终成为了直接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
实际上，依靠法律制度来治理的法理型治理模式也并不排除精英的作用，因为民主与精英并非完全排斥、背离、矛盾、冲突，尤其是在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时期。早在19世纪布赖斯就曾说过：“大概没有什么统治会比民主更需要伟大领袖了。”[7]对此，马克斯·韦伯也有过相似论述：即便是法理型统治，统治的稳定和有力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理型统治是否拥有一个克里斯玛的政治人物作为统治者的[8]。民主也需要英明的领袖，或者说也需要一批精英，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民主化而言，亦是如此。
美丽乡村建设论文结论篇三
摘要：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县域乡村空间规划是优化乡村空间开发格局的重要手段，是调控和引导资源配置、集约利用的空间政策工具。为有效地解决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问题，应围绕产业发展、生态修复、管控治理驱动力，有效地实施县域乡村空间规划，形成系统、有序空间格局，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县域;乡村空间;发展规划;发展策略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在各方面的需求快速增长，城乡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造成了诸多不平衡的现象。随着城镇化建设引领着越来越多的政策和资源走向农村，为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区域充分利用资源达到推动农村发展、减小不平衡差距成为研究热点。2019年5月，自然资源部发文：“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综合考慮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与公共服务短板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乡村空间规划整体上反映着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水平，展示着其资源配置及利用的程度，更涵盖着生产、生态、生活三大领域。县域乡村空间规划是实施国土空间规划项目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衔接部分，既要贯彻落实上级部门下达的规划编制要求，又要向下级乡镇传达并引导具体的规划路径安排。根据县域的不同识别特征，研究其内在的发展诉求，结合相关因素考虑，以主要驱动力为主导形成一套合理的规划方案对于县域乡村空间布局的构造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刘纪远、张增祥等（2009）认为，国家宏观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是21世纪初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1];郭晓东、马利邦、张启媛（2012）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在基本生活需求与改善生活条件的内在驱动力、基本价值观、市场参与能力，以及政策制度的约束力和驱动力等多种因素的对乡村聚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王竹、沈昊（2016）以景观变化为驱动力，做出乡村的空间规划探究[3];朱纪广、李小建等（2017）分析以交通、特色产业、政府机制为向导的空间形成机制[4];薛东前、陈恪、贾金慧（2019）将地势、河流、道路、人口、经济、工业化与城镇化、政策调控等作为空间规划的驱动因素[5];杨欢、何浪（2019）基于“驱动力—状态—响应”的理念，对乡村空间进行划分，提出具有适宜性的空间整合模式[6]。
本文以产业发展、生态修复、管控治理为三大初始驱动因素，结合县域乡村不同发展，为有效地实施县域乡村空间规划，形成系统、有序空间格局，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一定依据。
乡村区域的发展有很多重要的组成或推动要素，这些要素在空间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是不相同的，某个更具活力的要素一定会影响或推动其他要素的存在，这种最活跃的要素就是乡村区域的主导驱动力。乡村社会是一个由比较封闭的发展模式到比较开放的城乡统筹谋划模式转变过程。乡村振兴需要有效地解决相应不平衡性问题，诸如乡村空心化及老龄化、劳动力严重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等等。以驱动力为主导的乡村规划，成为解决不衡性问题的切入点。
第一，产业发展驱动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和经济基础是产业兴旺，以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各生产要素之间协同作用为导向，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转型升级，增加产品附加值，开拓产业多功能性。不同的产业结构意味着乡村区域土地利用方式不同，具有差异性的土地利用方式意味着不同的生产效益。因此，产业发展对于乡村区域格局优化具有直接显著影响，产业发展成为县域乡村空间规划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产业发展充分挖掘乡村产业特色，依据乡村产业空间格局打造集复合化与景观化为一体的发展模式，驱动促进空间经济效率提升。
第二，生态修复驱动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是生态宜居，聚焦生态恢复、保护优先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协同化治理，因地制宜地打造绿色空间区域。生态修复投入的多少决定着区域环境的改善和生态效益的提升，对生态修复的重视程度对乡村地区不平衡发展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分析重点生态功能区退耕还林还草等修复性工程、权衡保护与发展造成的人地矛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所在，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生态修复对于乡村区域格局优化具有直接显著影响，生态修复成为县域乡村空间规划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生态修复发展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依据乡村生态空间格局打造保护与发展为一体的发展模式，驱动促进空间生态效率提升。
第三，管控治理驱动力。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发展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体系严格实行用途管制，坚守用地原则，加强土地监管，逐步完善各项规划机制，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以“以人为本”的思想，关注乡村社会的发展水平提升与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避免制度与实际脱离的现象。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夯实各部门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管控治理驱动的县域空间规划以法治为本，深入推动着乡村内部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扭转。因此，管控治理对于乡村区域格局优化具有直接显著影响，管控治理成为县域乡村空间规划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管控治理发展充分依据乡村社会空间格局打造制度与发展为一体的发展模式，驱动促进空间社会效率提升。
以驱动力为主导的县域乡村发展规划驱动促进乡村空间经济效率、生态效率和社会效率的提升。
（一）产业发展驱动提升乡村空间经济效率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许多乡村地区为了促进产业兴旺、解决空心化和老龄化的问题，着重关注产业的发展。
1.产业类型发展。以产业为主导驱动力的县域乡村空间通常可以分为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型、以一二产业为主的农工混合型以及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型。重庆市荣昌区以乡村产业为主导驱动力，根据乡村地类结构，对乡村产业分区，划分乡村产业类型[7]，将产业类型分为传统农业型、现代农业型、农工混合型以及非农主导型。传统农业型地区以传统的农业种植业为主导，具有生产条件落后、交通条件差、地质灾害频发的特征;现代农业型地区作为重庆市重要的粮油生产区，具有乡村土壤肥沃、耕地分布比较集中、生产条件优越的特征;农工混合型乡村则坐落着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其种植业与工业并重发展，从而带动着经济水平的提升;非农主导型乡村以工业和旅游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其人口密度较大，土地利用强度较高，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建设区域。
2.转型发展。江苏省无锡市将乡村产业视为主导驱动力，根据地域特色，乡村形成新型农业推动下的环境优化型、工业升级引导下的分离与集中型和三产发展促进的特色塑造型三种具备产业特色的乡村空间转型模式[8]。
（二）生态修复驱动提升乡村空间生态效率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许多乡村地区面临着保护与发展关系矛盾的问题，尤其是许多生态敏感的欠发达地区。
1.山地和河谷平坝生态修复发展。云南省滇西地区90%以上都是山地，河谷平坝不到5%，适宜城镇发展和耕种的地区都集中在河谷平坝[9]，城镇建设占用大量农田，致使空间资源要素配置比例失衡。山地和河谷平坝生态修复成为云南省滇西地区乡村振兴的重点内容。
2.旱塬生态修复发展。渭北乡村旱塬区位于渭河平原和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之间，防范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面临着水土流失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结合坡度、坡向、高程、河流、规模、道路等多种空间因素考虑，旱塬生态修复成为渭北乡村振兴的重点内容。
（三）管控治理提升乡村空间社会效率
实施管控治理的职责边界明晰，涉及到各部门权力与利益影响的耕地、湿地、林地、园地、荒地等地之间规划使用的管控，避免交叉沖突。
县域乡村空间发展规划引导并控制乡村空间发展向良性方向逐渐转变，使乡村空间加快新陈代谢速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三生三产”复合
乡村生产空间中的耕作方式比较粗放，土地细碎化现象较多，进一步导致耕地抛荒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农民在生活空间里常常会产生人地矛盾，人居环境被各种垃圾污染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存在着许多住宅分布散乱、用地效率差的问题。在乡村生态空间中，由于村民对环境问题的轻视与工业制造的排放造成土壤污染、水源污染、大气污染的问题日渐严重。由此看来，县域必须明晰空间规划的必要性与空间重构的重要性。
以产业为主导驱动力的县域乡村空间发展特色农业，同时扩展第二三产业，集生产、加工、制造、采摘、销售、参观等一体化，推进“生产—生活—生态”复合空间的整合建设。安徽省合肥市凤桥社区以发展生态农业为中心建立了多家大规模的农业产业园。农业生态园主要以特色种养业为主，部分为传统农业，拓展发展休闲农业，将生态农业景观化[10]。在各项规划发展政策的驱动下，复垦宅基地，将分散的农户集中搬迁至设施比较齐全的村民中心，由此便可实现劳动力聚集，为打造集中化、高效率的产业基地提供便利。在生活空间方面，乡村社区能够实施统一管理，完善学校、医院、农贸市场等基础服务设施。村民垃圾可实行统一处理，避免垃圾被乱丢至多处对村容村貌造成不利影响。该地区通过产居一体化将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进行重组，将初始以产业为驱动的空间规划为“三生三产”联合发展的复合性空间。
在乡村振兴发展中，传统农业型空间区域应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筛选出不宜耕作的土地退耕还林，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优化种植结构，以绿色产业代替传统农业种植方式，孕育特色农业，对初级农产品加工，在做好第一产业的基础上适当发展第二与第三产业;现代农业型空间区域要进一步提高基本农田建设标准，培育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农业产品;农工混合型空间区域应当重视周边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提倡发展生态农业，保证该空间的可持续发展能够顺利推进;非农主导型空间区域的目标则是充分利用城镇边缘地区的农业景观，进一步完善农业园区的建设，加大观光旅游业的宣传力度。
（二）移民搬迁、土地整治以及产业重构
乡村生态系统和其他的非纯自然的生态系统一样，由人工和自然要素共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干扰、相互融合形成一种多结构、多层次、多功能、多形态的复合人工生态系统[11]。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石，乡村的生态空间是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基础，生产和生活空间又影响着生态空间的运作。乡村的基础环保设施缺乏建设与完善，生产废弃物和生活垃圾随意乱丢以及不正确处理的现象频频发生，对乡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与破坏。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时常处于失衡状态，尤其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方面，直接降低农业生产效益。
乡村生态环境脆弱不堪的零星居民点空间规划应以生态移民为起点，组织发动相关部门对分散的零星居民点进行搬迁引导，使分散的小农户向地势较低且相对平坦的区域合并迁移，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此举措不仅可以很好地保护水源涵养区和生态保护区，还有利于之后的生态功能的修复工程。保留居民点空间区域重点放在土地的集约利用上，开发土地综合整治技术，进行适当的土地整治。废弃或闲置的宅基地，避免一户多宅与土地资源的浪费的现象，将土地盘活利用，改善土地用途，推动该空间区域经济水平的增长。作为具有良好区位优势的中心居民点的空间，完善道路交通设施，加强产业连通性，积极拓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把山、水、林、田、湖的生态景观注入到产业中，充分激发乡镇村庄之间各要素的流动，利用其连接城乡的枢纽效应，推进城乡共同发展。乡村地形地势、土壤质量、河流道路分布都是影响县域空间规划布局的客观条件，应将其划入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因素中。土地整治是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中的强硬基石，为了避免乡村聚落空心化现象的加重以及构建出生产有序、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县域乡村空间，将土地整治与产业重构列为进一步优化新渠道，实现真正的空间可持续发展。重庆市石坪村土地整治逐渐迈向综合化、生态化模式，土地利用由传统粗放耕种向规模化、精细化种植转变，产业结构由单一种植向一二三产业链闭环延伸，实现了土地整治—产业转型—乡村重构的无缝接合[12]。通过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重庆市石坪村产业发展集采摘观摩、趣味体验、度假休闲于一体化，吸引着外来投资，为村民谋幸福。
（三）多规合一，信息联动
县域乡村空间规划中各部门方案策略不一、上下层级管制不衔接的问题，要想实现空间规划的一张蓝图，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多规合一”的政策，避免各部门层级之间管控不统一导致的相互冲突。运用国家整体策略引导县域空间规划格局优化，是县级政府科学合理地对空间格局进行优化的必要手段。
1.以國家政策为统领，各部门层级之间形成统一的目标并达成共识。各部门层级之间相互沟通建立兼顾多方利益的协调机制与统一管理平台，通过制定规划目标、发展定位、实施战略等重大事项构建规划框架，进而形成各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优化布局。同时，推进“多规合一”改革应明确推进改革的“减量规划”思维，树立“红线意识”[13]，根据不同尺度与层级空间规划的相关管控要求分级落实，并保持各个规划的用地标准、生态红线与城镇边界等相统一。在建立总体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以管控治理为驱动的县域空间规划需形成用途管制体系，其管制要素由单一走向保护农业用地、发展建设用地、开发闲置土地的多元化方向转变，辅以配套政策加强“农地、农有、农用”的管制，有序地推进限于国土空间的集约高效发展。
2.机械地生搬硬套一些规划策略，很可能导致“千城一面”的现象，没有针对性的实施方案会丧失乡村原本的特色。自然在乡村规划中担任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乡村的空间规划要从实际出发，把乡村与自然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按照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规划方案，因地制宜，生产活动顺应自然，生态环境尊重自然。为了推进县域空间规划的开展，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使得规划方案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作为重要标准，要严格按照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的要求，分类指引，加强空间规划的顶层设计。同时，应建立“多规合一”的指标数据库，把城乡建设、土地资源、道路交通、环境保护等空间要素叠加至一起，建成全县统一的信息联动平台，进行差异化管控的同时实施精细化管理，科学地统筹农业、生态和城镇功能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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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娇]
美丽乡村建设论文结论篇四
摘要：乡村精英是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群体，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大角度分析乡村精英这一群体的变化趋势，深入剖析乡村精英的概念、分类、作用等概念，通过论述当前中国乡村精英的冲突，探讨提出针对这些冲突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乡村治理；乡村精英；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不断增强。其中，一大批具有特殊才能和管理能力的人才不断涌现，他们活跃在农村建设的各个环节，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乡村精英群体。
“精英”一词早在17世纪已经出现，表示精美的、质量上乘的商品，后来演变为具有优势地位的某类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精英”一词开始出现在社会科学领域，帕雷托的社会精英理论被广泛使用。他认为，精英是指那些在自己的活动圈子中具有最高才能指数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进，乡村精英这一群体，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改革开放前，社会分层标准主要取决于****形成的阶级身份，乡村精英是指那些具有政治身份和政治资源的党员、干部、贫下中农等；改革开放后，乡村精英指的是“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才能的社区成。”可见，乡村精英都是指那些对乡村发展产生影响的一群人，但是其决定因素的政治色彩变弱，经济社会色彩增强。
（一）南、北方乡村精英权力、待遇及主要任务的对比
文献研究表明，乡村精英在南北上存在差异。在一些北方地区，乡村精英发挥自己作用的时候存在的局限性比较大，振兴和发展经济是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北方的乡村精英权力相对集中，普通村民的民主政治意识较差。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南方地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乡村精英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以及提高本地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极大地丰富当地村民的生活。乡村精英的权力相对分散，村民的政治参与度较高，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民主协商成分更高。
（二）东西部地区乡村精英的供求对比（以近年来大学生村官为例）
据资料显示，东部地区村官的报考人数逐年增加，录取率平均是10：1，以2012年为例，东部地区，例如广东省，村官的报名人数达到了6.7万，广东省部分农村甚至出现了508名大学生争夺38个岗位的情况。而偏远的西部地区，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报名人数只有2348人，录取比例在2：1到3：1之间，录取比例明显大于东部地区。
为缩小南北、东西乡村治理差距，国家仍然有很艰巨的任务。需要大力发展中西部的经济，改善中西部人们的生活条件，以及加大对中西部乡村精英尤其是大学生村官的优惠政策，吸引乡村精英建设中西部，同时还应致力于平衡东西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
不同学者对乡村精英的分类不尽相同。但是目前学界对乡村精英的分类大致达成以下共识。
第一类，政治精英。政治精英指的是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整合等功能的人。代表人物就是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为代表的村干部，还包括具有乡村治理热心具有群众声望的村民。
第二类，经济精英。所谓经济精英主要是指那些有经济资源优势，率先致富的经济能人。许多学者把经济精英看作是现代型精英，在乡村中，这一群体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企业管理者以及经济成功人士。
第三类，社会精英。社会精英指的是在农村社区中，在人品、经验、威望具有相对优势的人，往往被称为传统型精英。他们是在社区互动和人际交流中产生的，通过农村社区成员之间相互评价进而区分出来的。
乡村精英还有一类群体是“村庄治理中的第四种力量”，这一部分群体包括当兵、上学等原因从农村流出工作的人。他们凭借其身份和地位以及对村庄发展的关心，往往能为乡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社会资本。
乡村精英的根本作用是其对村民的动员和示范作用，其它的作用都围绕这一作用而展开。具体来说，乡村精英具有以下作用：
首先，乡村精英尤其是治理精英，是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乡村精英，尤其是治理精英代表政府，向下传达各类方针政策，执行国家政务；另一方面，乡村精英向下代表村民利益。为村民谋福利，充当村民的“监护人”角色。
其次，乡村精英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维护乡村的稳定。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乡镇企业不断发展，大批经济能人不断涌现，这些经济精英大大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大多数普通村民自觉或不自觉的依附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各项生活，乡村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集体意志，往往影响着乡村社区的稳定。
最后，乡村精英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依靠群体。新农村建设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各级政府部门主要是在宏观政策上给予支持，普通村民没有能力也无法挑起新农村建设的重担。尽管城市中也有很多精英分子，但是他们并未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所以，要建设新农村，可以也必须依靠乡村精英。
（一）村干部与村民的冲突
村干部是农村社会中意义最为重要的精英。但是随着农村结构的调整，农民利益关系的变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冲突，农村中村干部与村民的矛盾逐渐明显。
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村干部开展的农村农业生产、计生工作、土地的分配利用等工作，与村民的利益产生冲突。此外，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村民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尤其是网络舆论的兴起，村民敢于揭露问题，导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矛盾加深。其次，村干部身份存在“角色冲突”。村干部不仅要传达上级指令，还要代表村民利益。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是农村基层社区群众自治组织，但是在工作职能上，它必须协助乡政府工作。在现实生活中，村委会往往不能平衡其职能，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最后，部分村干部由于享有一定的权利和资源，他们如果谋求自身的利益时，村民往往认为村干部贪污受贿，有些村干部确实行为不廉，这也成为干群矛盾的导火索。
美丽乡村建设论文结论篇五
【内容摘要】美丽乡村建设工程是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的重要抓手，是优化农村居住条件、提高农民幸福指数的重要途径，是建设生态文明、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结合我县实际，必须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强化农村社会治理，推动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村人居环境优化，着力打造生产发展、生态宜居、环境优美、社会和谐“宜居、宜业、宜游、村美、民富、人和”的美丽乡村，进一步提升崇明生态岛建设品质。打造“美丽乡村”是任重而道远，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需要各项制度的建立健全。
【关键词】制度 长效管理 美丽乡村建设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乡村的号召，为深入推进崇明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提升崇明现代化生态岛建设的内涵和品质，促进生态岛建设上一个新台阶指明了方向。自2007以来，崇明县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总投资累计超过40亿元，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农村的村容村貌大为改观，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服务功能得以完善，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农村民主管理水平得以提高，为美丽乡村的后续建设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美丽乡村是一项民心工程，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各项制度的建立健全是工作得到落实的保障，直接影响着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效。下面，笔者就如何加强制度建设，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于美丽乡村建设谈些个人的粗浅看法。
一、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主导有余，其他力量参与不足。美丽乡村建设中，村级规划、决策大多由村委会少数人说了算，乡村建设也主要采取传统的行政动员、运动式方法，这就导致决策规划视野狭窄，市场机制引入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够，尤其是农民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调动和发挥，部分群众认为，美丽乡村建设是政府的事，存在“等、看、要”思想，甚至出现“干部热情高，农民冷眼瞧，农民不满意，干部不落好”的情况，农民主体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二）组织协调有待加强，部门间合力联动不够。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具体实施中，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协调，各职能部门间明显存在合力联动欠缺的现象。如在清理河坡违建行动中，水务局要求禁止河坡一米内种植农作物，防止河坡坍塌，村民提出由上级部门统一种植树木，这样既美观又能防止水土流失。水务局答复这是绿化市容局的职责范围，需要村委会自行与其进行沟通。
（三）重建设轻规划，设计近乎趋同。美丽乡村建设涵盖面广、类别众多、建设周期长，且每个村的实际情况各有差异，这就需要在统一规范管理、建设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一村一品”、“一村一景色”差异设计。然而在建设实践中，各村注重硬件设施建设的多，软件建设少；同质化建设严重，特色化建设不足。
（四）治理机制长效不足、监督管理有待完善。一是资金问题。虽然目前对农村地区环境管理有专项资金规定，但是只涵盖了河道保洁、农村公路保洁，而对于村级项目后续长效管理、养护资金却未纳入其中，例如：泯沟绿化后，河坡草坪清理杂草费用、太阳能路灯长期维修费用等，增加了村级财政负担和心理负担，使美丽乡村建设由好事变成了坏事。二是监督考核问题。目前对各村的考核的手段仅限于一次性的实地查看及台账资料的翻阅，对“村美”的持续发展缺少长期的跟踪，对“民富、人和”的目标达成难以进行有效的评估。
二、美丽乡村建设要妥善好处理几种关系
（一）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之间的关系
建设美丽乡村，政府是主导，农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人，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编规划、给资金、建机制、搞服务，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强迫命令，要通过构建村民民主参与机制、自治机制等，使农民成为美丽乡村决策主体、建设主体、监督主体、维护主体。
（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美丽乡村建设单靠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也是不能持久的。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财政奖补资金为引导，鼓励吸引工商资本、银行信贷、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形成“农村筹资筹劳，政府财政奖补、外来资本投入、社会捐赠捐助”的美丽乡村建设新格局。
（三）处理好统一规划管理与差异设计的关系 统一规划管理是指对规划编制、资金项目规范管理、监督考核等一般性的统一顶层要求，同时，又要考虑到各村情况千差万别，必须因地制宜，尊重差异，鼓励特色设计，发挥各村优势。
（四）处理好牵头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
美丽乡村建设是各级各部门的共同责任，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党委政府牵头部门要发挥好统一组织协调的作用，整合相关部门的资源，形成建设合力，把各种分散在各个部门中的惠农资金、力量统一整合到美丽乡村建设平台上，提高办事效率效益。
三、加强崇明美丽乡村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强化部门联动，整合各方力量资源
1、加强组织协调，构建部门联动机制。美丽乡村建设中，各相关部门要制定明确的权力清单，做到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同时，牵头部门要做好统筹规划，整合好各职能部门的资源，加强组织协调，构建部门联动机制，全力为各村提供物质和智力支持，实现村庄环境整治“规划一张图、条块一盘棋”。
2、积极探索建立市场化、社会化机制。建立有效的引导激励机制，鼓励社会力量通过结对帮扶、捐资捐助和智力支持等多种形式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美丽乡村建设。对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一些具体项目（如乡村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的实施，要积极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方式，交由企业和市场去运作，最终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美丽乡村建设新格局。
（二）发挥村民主体作用，探索村级经济发展新模式
1、建立村民民主参与机制。美丽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农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增进农民民生福祉。因此，从规划、建设到管理、经营，自始至终都要建立农民民主参与机制、村务公开机制，使政府、村级规划建设的美丽乡村和农民心目中想要的美丽乡村相统一，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切实调动农民参与建立的积极性，让农民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可出台一些奖励制度，加大对五星级文明户等奖励力度，适时推出“美丽家庭”等各项评比活动，增加群众自觉参与的热情。
2、建立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可通过“村规民约”等载体，与村民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对乱倒垃圾、乱建坟墓等违反规定的家庭予以经济和精神处罚。通过一段时间的密集监督和惩戒措施，逐步改变村民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建立村民督察队，通过群众管群众的方法推进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家园建设。
3、探索村民参股运作机制。探索引导村民股份参与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把土地、资金、劳力这三个生产力要素整合起来，做到土地入股——地生钱，资金入股——钱生钱，劳力入股——力生钱，农民家家有资本，户户成股东，人人有股份，年年有分红，使美丽乡村真正变成老百姓共同的奋斗目标、致富家园。
（三）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监督管理机制
1、立足乡村特色，进行分类制度设计。在中央对美丽乡村提出的“五美”（环境之美、风尚之美、人文之美、秩序之美、创业之美）要求基础上，注重规划引领，立足乡村特色，编制村庄规划。各乡镇、村根据各自特点，编制镇域规划，开展村庄风貌设计，着力体现一村一业、一村一品、一村一景，按照宜农则农，宜游则游，宜居则居，宜文则文的原则，将建制村分类规划，分为特色农业村、休闲产业村、综合发展村等类别，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品牌建设。
2、进一步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建议在已有专项资金规定的基础上，研究并完善美丽乡村建设长效管理专项基金，将项目建设后续管理、维护资金纳入其中；对美丽乡村建设资金的监管，要完善专款专用、专户拨付、专户报帐的核算体系，切实规范报账制度，严禁建设资金挪作他用；以乡镇报账为主体，建立健全县级专户拨付、镇级报账和村级台账的核算体系，并规范总账、明细账、分户账和凭证管理制度，做到账证一致、合法有效。
3、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建立平时不定期督查、年末考核验收的监督机制，完善部门、乡镇工作考核办法，细化考核指标，使各项工作具体化、责任化，并通过网络平台和村务平台进行公开，注重广大村民的监督，确保“美丽乡村”建设任务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