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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业毕业论文提纲
在对负债的管理中负债分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与此相对应企业的偿债能力分析也被分成短期偿债能力分析与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1)流动比率指标分析。
(2)速动比率指标分析。
(3)现金比率指标分析。
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1)资产负债率指标分析。
(2)产权比率指标分析。
(3)利息保障倍数指标分析。
偿债能力总体评价。
营运能力分析。
营运能力是以企业各项资产的周转速度来衡量企业资产利用的效率。周转速度越快，表明企业的各项资产进入生产、销售等经营环节的速度越快，那么其形成收入和利润的周期就越短，经营效率自然就越高。
企业营运能力通常从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分析。
流动资产周转率指标分析。
总资产周转率指标分析。
营运能力总体评价。
盈利能力分析。
经营性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是各方面关心的核心，也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只有长期盈利，企业才能真正做到持续经营，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债权人，都有对反映企业盈利能力非常重视。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很多，通常使用的主要有销售净利率、销售毛利率、资产净利率。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提纲
1、毕业论文大纲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
2、论文摘要和关键词。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代写论文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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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代写论文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
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代写论文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
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提纲
(一)超期羁押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
(二)超期羁押严重妨害了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实现。
(三)超期羁押妨碍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增加诉讼成本。
(四)超期羁押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提纲
内容摘要：交通肇事因为具有高发性，在实践中和法律法规上备受关注。
其“逃逸问题更因主观、客观等方面的复杂性而颇有异议。
对交通肇事罪划分的三个量刑档次，与旧刑法相比该规定提高了惩处交通肇事者或交通肇事逃逸者的法定幅度，尤其第三个量刑档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严惩该种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会计毕业论文范文，由于条文过于笼统、简单，且忽视了逃逸情形的复杂情况，致使实践中产生了不应有的操作模糊;理论界产生了很多分歧。
其中，按照“罪责等价相当原则解释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其核心是“不同‘逃逸’问题应当有不同的罪刑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该原则下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必须有明确的内容指向和相应的处罚范围。
从“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点看，该情况的出现，实习报告前言，确是文明社会中公正的应有之意。
关键词：罪责等价相当原则逃逸不作为犯罪情节。
某作家在文章中写到：汽车是个危险的东西，交通运输中超过50%的危险都是它的“杰作。
参考有关资料，如我国每年的交通事故案件和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数字，则会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些危险的潜在性。
尽管，如“撞了白撞之类的“怪胎最终“流产;受害者，特别是弱势群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和抚恤，但是套用他人的慨叹“失去的毕竟不能重新拥有啊!那些惨状和教训是轻易不能忘却的。
反思此类情况，如果想用犯罪具有的可防性，对重大交通事故进行防控和震慑，从而达到减少损失和保护利益的目的，那么，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更好的完善《刑法》内容，并进行配套设施的建设。
笔者撷取一角――交通肇事逃逸问题，从“罪责等价相当原则出发，结合有关资料，思考分析，期望有所收获。
一、罪责等价相当原则。
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轻罪重和刑事责任大小时，须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客观危害结果，来综合确定刑事责任，从而判定轻罪重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是“罪责等价相当原则最权威的认证。
由上述可知，在解决交通肇事逃逸问题时就可以依据该原则，并严格执行之。
只能从主客观相适应的角度综合分析考虑，虽然主观方面有时取证比较困难。
确定严重程度最高等级的要件是：故意做出伤害，至于是否考虑有无弥补伤害的行为可以不问;确定严重程度最轻等级的要件是：过失造成了伤害后果并采取了防止伤害扩大或有利于伤害减轻的行为。
不难看出，该模式用于交通肇事，则更有利于“逃逸有关问题的解决。
当然，因主观方面的取证相对较难，大部分情况下不能向行为人取得确证，必须有周围环境、目击证人及系列的逻辑的证据链来印证。
如在利用客观情况推定主观意思时，可能在行为人对客观方面认识的局限或者对客观方面认识的主观臆断的作用下，行为人对最终结果的预期不会实现。
这就促使行为人从另外的结果考虑，“强制自己履行道德义务，阻止先行行为的进一步伤害。
这恰是“罪责等价相当原则存在弹性空间的体现，这时，可利用刑罚个别化原则防控已然之罪和未然之罪，实现刑罚的威慑力。
二、逃逸的几种情形。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该条的中段和后段规定了“逃逸问题的法律依据，故具有基本法的效力。
具体案件审判过程中适用的条文是效力较低的最高人民法院11月作的司法解释。
其解释是否理解了立法原意，值得商榷。
目前，学术界对两段的解释分歧较大，但都能从“罪刑法定原则加以涵括。
致使被害人救治延误而死亡;第二种，认为逃逸是指发生交通肇事后，肇事者仓惶逃跑以致再次发生交通事故致人当场或稍后死亡;第三种，认为是否属“逃逸应具体分析肇事行为人的心理因素。
显然，前两种观点都可理解为“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逃逸。
为了探讨和分析上述三种观点，笔者在此先理清与逃逸有关联的问题。
(一)“逃逸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不应仅理解为：发生交通肇事后，肇事者逃离现场没有及时救助被害人，致使被害人失去移开事故发生地的机会而被别的原因致死。
如果这样理解，则不符合“罪责等价相当原则，也不符合刑法理论中因果关系原理。
因为肇事者的逃逸事实不能构成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只能具有间接原因力。
其行为当属“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其罪也只能“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不能承担超重于此的责任。
否则，就会造成同类行为不同责任的后果，使得自己为他人的行为承担不利利益。
(二)“逃逸必须具有主观内容。
不应认为发生交通肇事后，只要肇事者不在现场，也没有返回现场的期待可能，就认为归结成“逃逸是正确的。
如果这样，就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肇事者没有肇事认识的情形。
因为交通肇事属于过失犯，而且针对不特定人，存有认识障碍的余地。
这样一概而论，统一认定为“逃逸，则不符合“罪责等价相当原则中主客观结合判定的标准，且会使“肇事者(也可能是非肇事者)处于绝对不可预期的恐慌之中。
(三)法条中的“逃逸是定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需要严格区分。
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从语义学的角度理解，因与其并列的“情节冠以“其它，应为量刑情节。
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又是一层意思，其含义较复杂。
笔者认为，是定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主要看“逃逸的引发后果是否要求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因力。
若后果确为“逃逸且排他的结果，则其应该是定罪的情节，也即是定另外罪的情节，譬如不作为犯罪。
否则，只能作为量刑情节。
三、对三种观点的分析与检讨。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理解语境，也各自存有合理因素，对其进行分析与检讨，指出合理所在，将会对“浅析问题的理解大有裨益。
第一种观点立足于行为的一贯性。
把“逃逸理解为基本犯罪后的一个躲避情节，是对人类消极接受不利利益的真实反映，是基本行为完成后的一个连贯性行为事实。
这种理解，从人的脆弱性出发，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但忽视了另一种事实，即逃避不利利益的到来，却侵犯了另一种合法利益，使“逃逸的多重内涵变得单一。
同时，这种理解的主观倾向太过强烈，只是注意了“逃逸者的不利利益，没有关切到“被害人的惨状。
第二种观点尤其值得怀疑。
虽然其惩罚的是第一次犯罪带来的心理压力下的再次危害，有防止利益损失严重扩大化的倾向，是对“未然之罪的一种规范和提醒，但在可行的条件下，却屏弃了对“已然之罪的伤害的补救。
简单地说，既然可以对未然进行预测和防范，那么就应该可以对已然的利益损失进行补救和挽回，因为未然之果与已然之果没有质上的差别，有的只是时空上的位移。
因此，这种“向前设栏的做法仅是对后者的负责，而没有考虑到对先前责任的承担。
第三种观点主张依“行为人的心理状态来判断。
笔者认为这个思路是可行的。
交通肇事逃逸本身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比较复杂，就该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抽象出其内在的共性和个性，在共性中析出个性的东西。
即逃逸后由于没有及时被救治而致人死亡与逃逸后又肇事致人死亡都有做为“逃逸情节而被引用的可能。
当然，不否认，前两种观点在具体语境中可以作为原则适用。
四、“逃逸问题与不作为犯罪。
所谓“不作为是指行为人应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的法律义务，且能够履行却不履行的消极行为。
不作为能否构成犯罪，取决于不作为的行为性。
实质上，不作为是以否定形式对待事物的作为，因其不能放弃对危害结果的责任而应该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罪来等价，根据“罪责等价相当原则，其与作为犯罪的形式应受同样处罚。
但是不作为是否定形式的作为，故，处理起来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不作为以行为人负有作为的特定法律义务为前提。
我国刑法理论对不作为的前提的来源形式作了以下界定：(1)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2)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3)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4)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
判定这些义务是否作为或不作为，其标准在于这些义务是否为法律义务，是否必属行为人负有。
目前，前三种来源形式已成定论，发生争议的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能否成为不作为前提的来源形式。
赞成论者因不能正面论述赞成原因，而求助于类比;反对论者则坚持犯罪行为相对应的义务是责任的承担，除此之外的义务不具有法定性，反对论还主张不能让犯罪行为人既承担责任又尽救助义务，这对行为人是不公平的。
况且，这种救助义务可能减轻其责任，但绝不可能免除其责任。
笔者认为，基于行为人对犯罪行为的态度，可以有限度地接受反对论。
如果犯罪行为是行为人极力追求的“价值，在行为人看来，这种犯罪行为正是其“满意的结果，则不可能期望行为人采取救助措施来破坏这种“满意，更没必要使行为人负有采取救助措施的作为义务，这是没有效果的。
相反，如果行为人对犯罪结果的出现是不希望或者是排斥的，这就成了过失所致，那么就应该为了行为人利益而要求其负有相应的作为义务，这可以使过失造成的损失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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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追求事实真实情况，而更多是基于对某种主导价值的考虑，从而对证据加以取舍。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从世界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为强制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美国;一为裁量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英国。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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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相比，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对被害人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其特征，接着分析了国外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最后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措施，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问题保障。
引言。
由于法制观念的演进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原来在刑事诉讼中居于客体地位的被告人一跃成为刑事司法的中心，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日益完备，这是刑事诉讼科学文明的表现。但是与此相反，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在有些时候，被害人只有告诉人的地位，甚至在诉讼程序中被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并要接受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问，这就存在使被害人再度受害的可能。如何保护被害人和重视被害人的权利问题，产生了重新探讨的必要。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为此，本文就有关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作一番探讨，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刑事被害人界定及其诉讼地位。
犯罪被害人是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在历史上曾经是刑罚的发起者和实施者，直至后来成为犯罪的起诉者。被害人的态度直接决定着犯罪人的命运。
（一）刑事被害人界定。
刑事被害人，亦称为刑事受害者或受害人，是与加害人相对应的称呼。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学界有不同的定义。
我国著名学者康树华认为，被害人即是指因犯罪行为而使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是相对于犯罪人而言的。
而学者汤啸天则认为，被害人是指正当权益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国家。
综上所述，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正确理解被害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3）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因一般民事侵权行为、自然灾害等造成损失的人，并不是刑事意义上的被害人。
从范围来看，刑事被害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被害人，还包括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法人、其他组织，即单位被害人。
（二）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
纵观世界各国，对被害人保护的思想和制度发展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私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与私力救助相结合阶段。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另一种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首先从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角度讲，当公诉无力或不能时，被害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追究犯罪的愿望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要求。其次，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利于让被害人通过亲眼目睹审判的公正，缓解被害人过激的报复心理，消解犯罪这一矛盾源所带来的冲突主体间的心理对抗及其对法制和司法过程的不信任感。最后，从被害人实质权利保护的角度讲，刑事司法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恢复被害人受损的权益，只有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被害人才能透过刑事程序的运作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有效避免当事人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最后执行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这是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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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相比，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对被害人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其特征，接着分析了国外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最后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措施，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问题保障。
由于法制观念的演进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原来在刑事诉讼中居于客体地位的被告人一跃成为刑事司法的中心，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日益完备，这是刑事诉讼科学文明的表现。但是与此相反，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在有些时候，被害人只有告诉人的地位，甚至在诉讼程序中被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并要接受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问，这就存在使被害人再度受害的可能。如何保护被害人和重视被害人的权利问题，产生了重新探讨的必要。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为此，本文就有关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作一番探讨，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犯罪被害人是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在历史上曾经是刑罚的发起者和实施者，直至后来成为犯罪的起诉者。被害人的态度直接决定着犯罪人的命运。
刑事被害人，亦称为刑事受害者或受害人，是与加害人相对应的称呼。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学界有不同的定义。
我国著名学者康树华认为，被害人即是指因犯罪行为而使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是相对于犯罪人而言的。
而学者汤啸天则认为，被害人是指正当权益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国家。
综上所述，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正确理解被害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3）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因一般民事侵权行为、自然灾害等造成损失的人，并不是刑事意义上的被害人。
从范围来看，刑事被害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被害人，还包括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法人、其他组织，即单位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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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另一种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首先从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角度讲，当公诉无力或不能时，被害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追究犯罪的愿望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要求。其次，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利于让被害人通过亲眼目睹审判的公正，缓解被害人过激的报复心理，消解犯罪这一矛盾源所带来的冲突主体间的心理对抗及其对法制和司法过程的不信任感。最后，从被害人实质权利保护的角度讲，刑事司法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恢复被害人受损的权益，只有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被害人才能透过刑事程序的运作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有效避免当事人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最后执行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这是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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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中，意志是指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其行动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人在反映现实世界的时候，不仅对现实世界有依据其主观思维的认识，而且还会对它们形成一定的情感体验，并且在自我认识和情感的支配下有意识地去改造客观世界。这种最终表现为行动的，积极要求改变现实世界的心理过程就构成了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意志过程。意志与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关联：意志引导行为。这种引导又体现在两个方面：发动与制止。发动就是推动人去从事达到预定目的的所必需的行动；制止就是阻止不符合预定目的的行动。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一定的意志因素，行为也就失去了根本的心理支持，那么这一行为就不成为我们刑法学上所谈论的行为，因此也不会导致对此行为的刑事非难。
依照刑法学传统，罪过通常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将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一种故意或过失的心理态度。它以故意和过失为内容，所以我们分别讨论一下意志因素在故意与过失两种心理状态中的地位。
1、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第1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故意心理的意志因素具有两方面特征：希望和放任，其表现为意志对行为的发动作用，在犯罪故意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一个人仅有对自己行为的危害结果的认识而没有形成犯罪的意志，不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便不可能自觉的确定行为的方向、步骤、方法，导致此种行为的事实。德国刑法学家克莱因指出：决意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或者决意不履行法律命令的行为，就表明积极的恶的意志，就是故意，可见故意心理是在积极的恶的意志的推动下而转化为现实中刑事非难的罪过心理的，它在犯罪的实施过程中具有决定的、主导的作用，是联系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的桥梁纽带。总之，意志因素是在认识的基础上，将人的心理外化到客观世界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意志是故意成立不可缺少的因素。
2、过失心理状态下是否存在意志因素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在刑法理论上一直争论不休。我国《刑法》第15条第1款对过失犯罪作了规定，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由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上规定的过失有两种：（1）疏忽大意的过失；（2）过于自信的过失。
大多数学者将疏忽大意看作是这一过失心理的意志因素，但是笔者认为，意志的存在是以认识为前提和基础的，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中，其认识因素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于其行为的危害结果是没有认识的，既然没有认识有何来的意志呢？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疏忽大意的过失心理中既无意识又无意志呢？这显然与过失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相矛盾。对此陈兴良教授认为过失犯罪心理过程是有意志参加与意识和无意识交错活动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除个别冲动行为外，找不到完全没有意志的过失犯罪。因此笔者认为，疏忽大意并不是这种过失心理的意志因素，而是行为人的一种潜意识的`表现，这种潜意识导致了行为人的认识能力低于社会认可的正常标准，从而做出了与一般人的意志内容相反的决定，在这种决定（实际上也就是意志因素）的引导下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
与疏忽大意的过失相同，笔者认为轻信同样不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心理的意志因素，它只是导致行为做出错误判断的一种潜意识，在这种潜意识的指引下，行为人做出了与防止这一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的决意相悖的选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意志因素在这里也是不可忽视的，它间接地在整个的过失犯罪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并最终成为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决定性因素。
基于此笔者认为虽然在过失犯罪中意识与意志因素的表现没有故意犯罪表现得那么明显，但是其在过失犯罪中的存在与作用的发挥是不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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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研究问题的实践状况：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是刑法修正案新确立的一个罪名，也是实践中多发常见的一种犯罪。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市场经济越来越需要一只宏观的手来规范自由经济市场所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市场规范化的法律就呼之欲出。商业受hui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社会发展深受影响，为此立法机关对商业hui赂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调整。其中公司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就是商业受hui罪中一项强有力的定性针。
但是现实状况复杂多变，立法往往解决不了现实的一些状况，比如说过去的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主体过于狭窄，针对此《刑法修正案六》就将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改成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但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到底包括哪些人员，除了过去的公司企业人员，是否还包括非政府部门设立的民间团体、基金会等机构的员工。例如足协会长，裁判等工作人员收受红包，吹黑哨的行为;还有医生，教师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另外外国人在中国的受hui行为如何定性等等，这些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都亟待解决。
依照我国签署的《联合国反腐`公约》第15条规定，hui赂可以是任何不正当好处，其涵义明显宽于我国刑法中对hui赂范围的规定。中国现行刑法将“hui赂”的内容直接限定为“财物”，把财物之外的利益排除在hui赂内容之外。姜伟认为，像免费提供劳务、装修住房、提供住房使用权、出国出境旅游等财产性利益，只不过是金钱财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但是，到底扩大到多大的范围，各界还有争议。
按照《联合国反腐`公约》规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构成受hui犯罪。而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受hui罪有两种基本行为形式：一是索取hui赂，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二是收受hui赂，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对于后者，行为人必须同时具备“收受他人财物”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两方面的要件，才能构成受hui罪。在司法实践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要件为预防和打击许多腐`交易带来了不利影响，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多棘手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行为人逃脱法网。
这些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在具体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需要明确认定，以免给刑事审判带来诸多模糊不清的裁判。立法，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在完善以迎合新的情况发生，但是为保证法律的稳定性，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如何能解释法律，理解法律，而不是频繁的更正法律。
所研究问题的理论研究状况：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由它的前身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修改而来。对于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我国法学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刑法修正案(六)》对原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修改之后，学者们又对新的规定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关于该罪名，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谷福生、苏晓红编著的《商业hui赂犯罪案件——立案定罪量刑标准》，吕天奇著《hui赂罪的理论与实践》，陈炜、刘期湘发表于《法学评论》2005年第2期的论文《论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的若干问题》，刘宪权发表于《法学》2006年第2期的论文《刑法修正案(六)草案评析》等。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概念仍有争议，基本持五种观点，围绕索hui与受hui是否都要求为他人谋利益;是否要求数额较大;是否要求讲明收取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等几个问题展开。周道鸾认为数额较大是概念的一个构成要件;陈兴良认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关键;杨春洗认为除了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利之外还应包括违反国家规定收取各种名义回扣手续费，数额较大的行为;周其华认为该罪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高铭喧、马克昌认为概念应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主体范围的认定尚待完善。主体范围具体包括哪些，是否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主体都包括在内，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医生、教师等;是否还包括非政府部门设立的民间团体、基金会等机构的员工：足协会长、裁判等。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范评价：三种观点，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利只是行hui人与受hui人之间货币与权力互相交换达成的一种默契，只是受hui人的一种心理态度;旧客观要件说认为不论谋取的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或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都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新客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利虽然是本罪客观方面的必备条件，实际上，为他人谋利的内容是许诺为他人谋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是否应该取消。要求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的规定显然与《联合国反腐`公约》中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构成受hui犯罪的规定不符。姜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要件为预防和打击许多腐`交易带来了不利影响，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多棘手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行为人逃脱法网。很多专家都主张取消这个要件，这不仅可与《联合国反腐`公约》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又可加大打击腐`的力度。陈国庆也认为，这个要件容易成为行为人逃避追究的借口，例如受hui人承认收钱的事实，但否认为他人谋利，或者故意把收受hui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形成权力“期权化”。但是熊选国对此有不同理解，他主张“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予保留，这有利于突出受hui罪的权钱交易特征，更好地区分现阶段受hui犯罪与违反纪律收受礼金等行为的界限。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既遂与未遂认定标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索取hui赂型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不以接受hui赂为必要条件,索取hui赂行为实施完毕,就是犯罪既遂。换言之,索取hui赂型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为举动犯,不存在未遂。第二种观点认为,索取hui赂型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存在犯罪未遂,并应以是否收受hui赂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总的来说，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罪名，各方观点较多，争议大，更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理解分析其犯罪构成和犯罪形态，界定与他罪的区别，更大程度的接近立法目的，正确理解罪名的立法价值，以应社会现象之常变。
选题的意义：
《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修正后的《刑法》第163条对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的主体范围作了重大修改，将由原来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一修改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对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索hui、受hui案件定罪难的问题。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的认定一直以来都存在问题，如主体问题，“为他人谋利益”的客观要件解释，和数额较大而未规定具体标准的模糊性问题，以及修正案对该罪名认定的促进和仍需要完善的地方。以解决市场经济社会的商业hui赂之风，防止不正当竞争，使市场经济规范化。
本人现有研究基础：
经过法律硕士研究生阶段一年半以来的理论课程学习，本人学习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等刑法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掌握刑法总论分论的理论知识。除了教材外，本人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张明楷的《刑法学》，马克昌主编的《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等刑法方面的书籍。渐渐的对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六)》发布后对这一罪名的修改更引起了我的关注。
通过阅读专著和有关论文，本人已经掌握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基本的刑法理论。了解到业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概念所持的多种观点，及构成要件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客观要件的标准争议很大。还大概了解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认定问题，犯罪形态问题，共同犯罪问题等等。
本人在检察机关实习了一段时间，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司法适用问题具备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对该罪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思考。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兴良著：《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陈兴良著：《罪名指南》上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程宝库编：《商业hui赂——法律与典型案例解析》，法律出版社。
4、高铭喧、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何升东著：《中国刑法发展面面观》，原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10期。
7、吕天奇著：《hui赂罪的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
8、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9、张明楷：《受hui罪的共犯》，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0、周道鸾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1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委员会：《中国案例指导》，法律出版社。
论文中拟运用的案例或调研材料：
中房集团华东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受hui案：主体身份的认定，是属于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还是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蒋旭明原为“中房集团”的干部，被“中房集团”派往“华东公司”任副总经理，“华东公司”改制时吸收了非国有资本，并重新选举、聘任蒋旭明担任董事和副总经理。
大庆宏启抽油杆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行hui、受hui案。
尽量收集一些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立案、起诉、定罪的数据资料，必要时进行实际调查。
论文写作提纲：
引言。
(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缘由)。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立法背景。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构成要件。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概念。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主体。
(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主观方面。
(四)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客体。
(五)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客观方面。
1、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
2、事前事后受hui的认定。
3、hui赂范围的认定。
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认定的中的疑难问题。
(一)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
(二)此罪与彼罪的区分。
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与受hui罪的界限。
2、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与挪用资金罪的界限。
3、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4、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犯罪形态问题。
1、收受hui赂的未遂问题。
2、索hui未遂问题。
3、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标准。
(四)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共同犯罪。
1、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hui的情况。
2、单位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hui的情况。
3、家属作为教唆犯或帮助犯的情况。
四、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刑罚适用。
五、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立法及司法解释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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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我国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中大量存在无证人出庭作证既怪异又正常的现象。为引入正文作铺垫。
二：证人出庭之现状。
首先提出法律要求证人作证的义务。引用.齐文远.姚莉.邹斌:新刑诉法实施过程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商研究第6期，崔敏:刑诉法实施中的问题与建议载现代法学第1期中证人出庭作证现象之稀少作为本文论据之一，表明这种现象之严重。
三：证人缺席的危害。
证人缺席将使法律真实偏离客观真实，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同时将损害司法公正。主要体现在1无法保证书面证言的真实性;2无法保证书面证言的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提出的证据未被替换，最初提出的'证据与庭审中出现的证据系同一物。引用张卫平主编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3剥夺了合法的质证权利。
四：证人缺席的根源分析。
诉讼是一种法律行为必须依法进行，法律的健全是诉讼活动的保障，这是诉讼的客观要求。诉讼必须由人即诉讼主体来执行，诉讼主体的意志必将在诉讼过程中打下自身的烙印，这是诉讼中的主观体现。因此证人不出庭作证作为诉讼中的现象，也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寻找答案。即证人不出庭问题的解析必须置之于整个诉讼的背景下进行——这是本文的主要论点。
1我国法律在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对证人出庭的规范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2各诉讼主体的实践意志也在妨碍证人出庭。
五：对策。
1完善相应法律法规，限制书面证言的使用。
2针对各自诉讼角色的不同制定响应的法律措施促使证人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