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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
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党的_报告中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概括，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障。我们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
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我们党设立了二者的过渡期。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力度、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2021年是过渡期的第一年，脱贫地区发展基础总体仍然比较薄弱，部分脱贫农民存在返贫风险。
我们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常态化监测，重点监测收入水平变化和“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继续精准施策。对脱贫地区产业帮扶还要继续，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业，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搞好社会管理，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对脱贫地区来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接续推进农业农村发展。我们要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支持力度，抓紧完善和落实监测帮扶机制，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扎实推进乡村建设，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抓手，立足现有村庄基础，重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逐步使农村具备基本现代生活条件。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的形势下，在新冠疫情加剧世界动荡变革的特殊时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都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始终牢牢掌握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权。
雁飞千里靠头雁。做好“三农”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力量。2019年党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这是我们党历史上首部规范农村工作的专门党内法规。条例把党管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细化成具体的规定，实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制度机制上把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到了“三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级党委要扛起政治责任，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坚持城市农村一起抓，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以更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县以上各级党委要发挥好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健全议事协调、督查考核等机制。
“村看村、户看户、农民看支部”，“给钱给物，还要建个好支部”。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我们要扩大农村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加大培养青年党员力度，提高基层党组织为群众服务意识，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等方面的战斗堡垒作用。
“三农”工作领域的领导干部要抓紧提高“三农”工作本领。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要懂“三农”工作、会抓“三农”工作，分管领导要真正成为“三农”工作的行家里手。认真学习“三农”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研究，真正了解农民诉求和期盼，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农村政策千条万条，最终都得靠基层干部来落实。我国有几百万农村基层干部，常年风里来雨里去，同农民直接打交道，是推动农村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对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政治上要信任，工作上要依靠，生活上要关心。要完善农村基层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打造一支高素质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加大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乡镇公务员和乡镇领导干部力度，为加强农村社会治理服务充实新生力量。建立稳定的村级组织运转和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制度，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报酬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农村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力度，引导他们提高为民服务本领、强化廉洁履职意识，为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今年将召开党的_，做好“三农”工作、稳定“三农”这个基本盘，对于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突出年度性任务、针对性举措、实效性导向，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
食品安全一直倍受关注，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根本离不开食品。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又总一些人，让我们担心，我们的食品是否安全，是否卫生。
最近的孔雀石绿、苏丹红等这些是已经被“消灭”了还有红心鸭蛋等还没完全被解决的。不过就算它们现在已经给解决了，可是我们还要担心“它们”还会不会在不就的将来卷土重来呢?想到这里，我就不禁想到了在幕后不断“制造”这一些危害人生安全的食品的人。于是我就发出了这样的疑惑这些人是为了什么?我想还是为了一个字——钱，钱是魔鬼得意的诱饵。因为钱，这世界上发生过多少次的谋杀、抢劫和盗窃?谁能想到这么一张张的钱币，竟是想监狱和法庭输送罪犯的“供应商”。
也就是因为了钱产生了：人工合成甜味剂(糖精钠、甜蜜素)和防腐剂(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等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因此，我十分的想些人明不明白，他们的“产品”危害了多少人?有许多的人因为吃了这些所谓的“卫生、安全食品”而上吐下泻乃至丢了性命的!
不过，我想，除了批评那些只知道赚钱而不顾及他们身体健康、安全的人以外，我们还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
如：苹果过于的发亮说明苹果可能打过蜡。葡萄上的白斑过多可能就是农药使用过量。
这些说明，防御食品中人为的添加化学物质、有害物质有些是可是用肉眼或简单的方法检验出来的。
我们要关注食品安全，要为了我们的健康而努力，要为了我们的文明而努力。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
熟话说：“民以食为天。”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粮食，如今是一个节约型社会，从我们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是相当有必要的。一年级我们就学过《锄禾》，我们明白农民伯伯的辛劳。
我们国家不知有多少人在挨饿，有多少人在为食物而烦脑。我们应该贡献一份力量。当然不一定要去捐款，在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就可以。每天吃饭不掉一粒米，好好珍惜粮食，保证不浪费。哪怕一天节约一粒米，一年之后也有半碗米饭呀。
妈妈常常教导我，吃饭别掉米，吃完后也要把碗里的饭粒吃干净。每次我刚放下筷子，迫不及待地要跑出去玩时，但背后总是传来妈妈严肃的声音，叫我把碗里的米粒吃干净，还意味深长的对我说一天少浪费几粒米，日久天长就能节省好多米。这一粒米都是农民们辛苦劳动的成果，都是用血汗换来的。在你吃饱的同时，还有好多人在挨饿呢。听了妈妈的话我很惭愧，赶忙把碗里的饭粒吃干净了。
近年来，我们国家一些地区遭遇大旱。田地里的秧苗全都旱死了，颗粒无收，连饮水都成了问题。还有汶川、玉树地区发生了地震，房屋倒塌，吃住方面成了问题。作为同胞，我们难道不要为他们贡献一点力量吗？我们全国大约有13亿多人，每个人每天节约1粒米就可以解决灾区的同胞们挨饿的问题。
让我们都贡献出一份力量吧，团结起来。让每一个人都开开心心地生活在蓝天、白云、绿水、阳光下吧！
浅析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论文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社会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使得启蒙思想家借以理性主义为思想武器勾勒出人类发展的美好蓝图。同时，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是现代化的开端，学者唐晓峰总结美国文化地理学家戴维・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时指出“资本的登场和运行，是现代性造就的总根源。”[1]启蒙的现代思想家们认为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改造，会为人类带来繁荣、平等、发展以及美好的未来。然而，启蒙的理想家却未曾想到资本主义的现代进程并没有预想的那般美好，相反，理性化带来的经济的、政治的、竞争性、战争危险等非理性因素给人类带来了更深重的奴役。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开始对空间问题思考正是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回应，西方文艺批评界“空间转向”潮流、“空间批评”的兴起正是这种生存境遇的回应，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最新的批判、质疑和反思。
一、现代性的兴起。
以上一些论述显示出“现代性”的双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性”是与西方社会中世纪相区别的社会时间阶段。现代性经历过最初的萌发、稳定的过程和迸发的突显，此为时间气质的现代性思想。其次，作为“现代”与“过去”的不同，或者说现代化的改变（改造）。这种不同并非是在突然之间的转变，戴维・哈维所说的“创造性的破坏”反过来一样是可行的――破坏性的创造，在这个资本主义破坏性的创造和创造性的破坏巨大的改造力量中，我们看到得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一种作为历史实践过程的现代性，展示了自己的主要特征和内容，具体看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政治层面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确立正是一种政治概念的现代性的体现，现代国家讲求的是秩序而非上帝的法则，人是自由的，而非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即是一种制度的现代性。第二，经济层面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强调的是生产和市场的自由发展，工业经济、商品经济规模也越来越大，封建的自足经济和庄园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的大都市在形成。第三，启蒙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性规划，通过科学的观念、合理的形式、理性的思维去发展、追求一种人类的解放。“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确保了从神话、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专横地利用权力和为我们自己的人类本性黑暗的一面中解放出来。”[6]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的、重要的观念，一切事物和理念都必须受到它的审判。第四，人的现代性的体验。在现代的历史社会中，人类既作为主体进行着现代性的规划，同时，又是作为客体接受现代性所带来的全部经验，这意味着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内在世界的体验来解释这个世界，经由这种体验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就是作为文化表征的现代主义。
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一种物质实践的过程，现代性不可避免同时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将时间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外，“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7]资本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空间实践，都市成为现代性的标志。
二、现代化都市和空间实践。
现代性问题与空间性的问题联系密切，造成断裂不仅是表现在时间方面，空间的分离更是其显著的标志。都市的现代化或者说城市化主导了空间的裂变，“1848年之后，现代主义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都市现象”，[8]资本主义的城市化的过程不在只是单一的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并且，“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9]都市建设和管理成为现代经济规划的主要形式，城市空间本身按照资本的志趣和生产逻辑而创造出来的现实，也是资本主义空间实践的必然结果。列斐伏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不断变换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矛盾的改变，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空间实践过程中，“空间的主要矛盾源自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pulverizationofspace）、对可以互相交换之片段（fragments）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10]资本主义要求对空间“巨大”化的追求空间的生产以及资本在空间中利用、收益的最优化，这种整体上的要求却是与单体个人对空间诉求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并且，随着空间实践过程的加快这种矛盾也会愈演愈烈更加尖锐。
理解这一过程最需要我们抓住的的是空间的改变对处于空间内的各种关系的影响，空间生产这一实践过程对人类生存境遇和文化语言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在现代性与空间问题的关联中，面对晚期资本主义新一轮的空间生产方式以及灵活转换的积累，西方当代知识分子以空间为重要平台张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犯和反思，继承着自由人类的理想，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展开丰富性的思考。其中，正是对启蒙主义运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延续。
三、空间批评和文艺批评的“空间转向”
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转变以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型，带来了不同以往的现代性的体验，对社会历史、文化生活、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空间生产（按资本的逻辑）塑造出不同的城市面貌，对都市大众的内心体验和情感体验产生着深刻的冲击和影响。此时的语境中，时间的表达显然已经不能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话语理论，人们在全新时空体系中寻找生存的表达话语，空间批评成为人们对自我生存体验的最新解读。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空间转向”成为当代只是分子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思想家带着不同的规划以空间联系在一起，“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之上”，[11]对空间的这种关注，已经在很多方面和多种角度地进入了文学研究，呈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跨学科互动。“空间转向”和文艺批评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中，文艺理论中空间问题得以重新把握。文学作为话语实践的重要方式，是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从空间的角度注视文学成，同时，文学的空间批评本身也是空间理论中最具美学意义的表达。通过对空间的关注表现为对空间性的思考以及文本的空间批评，文学“揭示现代性空间重组的文化政治内涵及其社会历史意义，从而揭示出文学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内在关联”[12]西方学术界这种空间理论和文学批评相互交融的情景不仅有助于上述两个方面理论的展开、交互和建构。
在当代空间的理论视野下，政治、消费、民族、阶级、国家、性别、意识形态等在空间实践中都扮演了不同但是重要的角色，文艺实践的过程与这种异质性的场所交汇，作为话语实践的重要方式，承载着人类关注自我生存、参与改造世界的理想。从空间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理论平台注视文学与文化成为当代人类关注自身的理论方式，人们在诗人的心灵之中也进行着空间形态的文学体验。文学艺术不仅是诗意的表达，文艺实践和空间实践是同步一体的，并且，这两种表征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批评形态都在实践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文学的体验空间以展开对深层资本城市化进程的描述使空间实践和文学表达辩证统一，方能全方位、深层次理解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在现代化资本的空间生产带来了城市化的问题，同时，空间则作为一个整体而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之中，“创造性的破坏”成为都市空间生产的标志，空g由此成为人类生存境遇中一个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空间转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并且，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之后迅速成为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反思社会的尖锐武器。文艺批评也正是在于“空间”问题的交互融合中形成新的批评理念，同时，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回归。
参考文献：
[1]唐晓峰.巴黎城记・序言：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m].（美）戴维・哈维著，黄煜文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4]（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364、365.
[3]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393.
[5]、[6]、[7]、[8]（美）戴维・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黄煜文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0、255、38.
[9]、[10]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49、51.
[11]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阎嘉主编，文化理论精粹读本[c].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37、136.
[12]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0.
展望中国形势与政策论文
形势与政策是指我国对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国际关系以及国内外热点事件,秉承我国政府的基本原则、基本立场而做出的应对政策。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话语优势，已经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重大议题和主要内容。当前中国既面临着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的机遇，也肩负着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使命，同时受到西方话语的打压和国际社会的质疑，迫切需要转变话语权薄弱的不利局面，从内外两个层面解决对话话语传播困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以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信于国际社会，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向世界推广，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把握外交议程设置的主动权，从软硬件上提高传播能力、搭建有利平台。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对外传播话语平台本土话语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并将提升国际话语权摆在了内政外交的突出位置。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工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坚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努力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尤其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声音和关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诉求，也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理念和中国方案，对新形势下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本文将其与国际话语权研究相结合，探索新时代提升国际话语权之路。
话语权的本质不仅是发声的“权利”(right)，更是说话的“效力与威力”(power)，即说话者通过言语或其他方式对议程设置及其结果进行影响、控制，谋取舆论的主动，从而达到既定目的。国际话语权指一国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包含对国际议程的设置能力、对国际舆论的控制能力、对国际事件的裁定能力、对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能力以及市场定价权与利益分配权等。回顾历史，近代遭受“百年屈辱”的半殖民地旧中国话语权基本被剥夺，新中国成立后受制于当时两极对立的国际格局，在国际上发出的声音也很难获得西方认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逐步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在话语实践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主动塑造和平发展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路径，构建新时代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
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以硬实力为基础、软实力为保障。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努力，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突出表现为以下两点。1.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均显著增强，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90.03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15%左右，稳居全球第二位。我国已经在很多领域跻身世界强国行列，近五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30%，享有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主要对外投资国等多个头衔，是唯一拥有525个门类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高铁运营网和移动宽带网，在上天下海的尖端技术上实现多项突破，跨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些成就向世人昭示，中国不仅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而且将更有能力为全球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随之大幅提升，国际角色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我国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主场外交精彩纷呈，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我国凸显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发起了“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诸多新理念和新倡议，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显著增加。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的大国形象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响应，国际舞台上一个更有作为的中国时代正在开启。
放眼全球大格局，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复杂的调整，各国角力纵横捭阖，多重风险交错堆积，重塑新的国际秩序的要求更为迫切。一方面，全球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诉求和共同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的整体下滑和世界权力的加速东移说明，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消长变化，冲击着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突出。各国对于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充满争议，关注焦点在于国际秩序的转型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未来的国际秩序将是什么样子、由谁来领导、依照什么规则、遵循哪种价值。[1]在上述背景下，中国通过打造全新的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也成为必然。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而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根据这一理念，中国将在发展自身、为本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应按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明确日益强大的中国未来如何定位自身、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核心任务就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联系愈发紧密和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国际话语权的争夺、碰撞也更加激烈，尤其是一些西方大国将中国视为威胁，对我们做了大量错误和负面的解读，甚至营造负面话语恶意攻击诋毁，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给我国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可见，提升新时代国际话语权是我国当下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紧迫任务，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外交空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为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思想通过时代话语得以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首倡的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新理念。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当今世界的新特征、新挑战，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出发，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国际国内多达百余个重要场合提及并深刻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外交高频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体系的顶层设计，已写入《党章》、《宪法》和联合国决议，成为引领中国对外工作的核心理念与行动指南并进入国际话语体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科学完整、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要求人类既顺应历史又立足当下，不断超越国界、超越文明，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总的来说，可以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1.持久和平的外交观。追求和平、永无战争是人们的企盼，习近平着眼于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的实际，呼吁大国小国之间要平等相待、不恃强凌弱，出现矛盾分歧要平等协商处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共同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2.普遍安全的安全观。当前全球利益交融、安危与共，客观上日益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而国际安全形势动荡复杂，冷战思维、军事同盟、追求一国绝对安全等做法注定不再行得通。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尊重和照顾他国的合理安全关切，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3.共同繁荣的发展观。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但这把双刃剑也拉大了国际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今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整体不足，各国更要同舟共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与协调，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4.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文明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狭隘的文明中心主义只会给人类带来冲突和灾难。各国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使文明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5.清洁美丽的生态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环境恶化、温室效应、资源枯竭等已严重威胁人类的未来。面对严峻现实，各国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从根本上看，习近平同志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世界秩序观和共同价值论，回应了中国强起来后走向何方以及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的疑问，表达出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愿景，也为人类社会破解旧难题、找到新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特征。1.鲜明的中国特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精华和思想要义，尤其以“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和“协和万邦”的仁礼之道等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理念，正是这些思想精髓启发习近平同志对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的思考，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之魂去构建一种建设新世界的蓝图。这一新理念也继承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展现了拥有悠久文明的社会主义大国新时代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因而是中国对外理念的本土话语表达。2.广泛的全球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直面全球化时代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与挑战，给出了携手解决疑难杂症的答案，为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世界指出了发展方向。中国理念正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引起普遍认同和广泛支持的根本原因在于关乎各国的根本利益，合国际社会现实之需。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具有广泛通识性的话语表达诠释世界人民向往，展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诉求并引发全人类共鸣，真正完成了中国与世界在利益、责任、情感、话语上的高度融通。3.重大的价值超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变化需要新的价值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往外交理念的简单重复，其“五位一体”内涵本身就体现了新外交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和新生态观的统一。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权力政治和丛林法则，不同于旧的普世价值观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不同于旧的国际规则服务于少数大国的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出一种整体性思维，不仅涵盖全人类，不以部分人对抗另一部分人为目的，也包括社会的各个问题领域，既尊重了各国的差异性，又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纷争和地缘文明差异，是全人类最长远福祉、最根本利益的联合体。作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的历史超越、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系统超越以及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辩证超越[2]，必将书写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抓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在引领各国人民实现美好蓝图过程中必将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一些国家的质疑、制度间的竞争、自身的局限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看，深层次的困难有以下几方面。1.国家利益的阻碍。如果唯本国利益独尊，就容易陷入零和博弈思维，进而损害他国甚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诸如近期的逆全球化现象。2.国家实力的阻碍。如果奉行极端权力政治，就难以处理好国家主权与共同体权利的关系，存在强国欺负弱国、削弱国际组织效力等现象。3.意识形态的阻碍。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仍十分尖锐，不同文明碰撞和宗教分歧仍是棘手的难题。4.历史因素的阻碍。历史积累下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会导致深层次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一时难以化解，使得中东地区等依旧处于不稳定中。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中还面临一些现实困境。从国内层面反思，突出的问题是话语能力偏弱。1.缺乏丰富的话语主体。真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话语在国际上传播与发展的，仍然是以首脑外交、主场外交、官媒党报等官方性质的话语主体为主，未能充分发挥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等其他各类话语主体的优势。2.缺乏有效的话语内容。目前绝大多数国际议题为西方国家所提议设置，这种先入为主效应导致我国话语的说服力受压制。即便我们提出了“合作共赢”等体现美好愿景的新倡议，也被认为缺乏必要的理论阐释和逻辑论述而不能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可。[4]3.缺乏过硬的话语平台。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凭借自身优势，形成了一整套强大而稳固的话语平台，掌控了世界的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而我国在信息覆盖面、装备技术性、记者活跃度等方面与西方仍有较大差距。4.缺乏灵活的话语方式。我国拘泥于传统的叙事思维，对于国内所特有的文本、表述风格未能予以有效的话语转换，在国际学术话语层面也鲜有接受度高的成果，造成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佳，受众不易被吸引反而产生排斥心理。
面对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相对缓慢之间的矛盾，我们首先要把握国际话语权的生成规律，这是制定有效对策的依据。国际话语权的效用首先体现在合目的性上，是由各国普遍需求转化成的共同话语通过利益融合获取认同，通过话语主导引领群聚力量发声。而话语权的现实影响力离不开综合国力的托举，即支撑国家按照自身的利益标准传播观点、引领舆论、评判事务的实力资源，以权力保证权利的实现，才能促进综合国力更高效地转化为国际话语权。[6]另外，任何国际话语都由民族愿景升华而来，在充满思想交流和文化碰撞的全球化舞台上，能否异中求同、达到思想上的同频共振，依靠的是在国内理念转化为世界通用表达的过程中做好话语转化工作，推动话语创新转化为传播优势。也就是说，国际话语权构建要完成三件事：一是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二是动员各种资源、建立多种渠道来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让多数国家都能理解并相信，这两点可以归纳为理念贡献能力;三是通过意见表达和提供理念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制定，这指的是政治操作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远景目标，也是规划纲要，更是解决方法。[7]这一全新话语本身就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是用中国话语表达的价值追求和对外立场，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过程又必将加速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进度。1.“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国际形势时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主动设置“和平发展、共同振兴”两大国际热点议题，这样的声音符合人类发展特性，必然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为国际话语权提供坚实的国际社会认同基础。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积极的实际行动塑造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包括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更公平合理的新模式，在共商共建共享中促进各国平衡普惠发展，承担越来越多同自身国力和地位相符的国际责任，为我国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奠定了现实基础。3.“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发展注入了“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以合作为路径、共赢为目标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反映出中国正为更好地促进国际合作积极贡献新思路，为凝聚国际社会共同奋斗的共识、激励各国共创美好未来做出重要贡献。
(一)持续推动发展，厚植话语根基。国际话语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比拼，改变话语权薄弱局面最主要的是靠自身实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繁荣与真正的全面强大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在软实力上的短板制约了国际影响力的发挥。要做强中国实力，就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以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信于国际社会，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话语基础的首要前提。
(二)弘扬文化精髓，展现话语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因出自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加上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凝聚成话语自信的强大底气。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信心，发掘出传统文化精髓，从中提炼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推而广之，才能充实有吸引力的话语内容，进而形成诸如“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等一批体现东方文化的国际新概念，实现话语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更有效推动中国理念的海外传播。
(三)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要让世界客观了解中国，需要提高信息开放程度;让外人全面地看，更需要自己生动准确地说，把受众想听的融进我们想讲的，以故事打动人、说服人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做到“中国内容——国际表达”。我们拥有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富资源，好的素材要以小见大、真实感人、反映成就、暗藏道理。既要讲好中华儿女奋斗圆梦的点滴瞬间，也要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还要讲好中国与各国百姓之间真诚相处的小故事[9]，这才能吸引西方民众的关注。以“自塑”增强传播效果，修正长期“他塑”形象造成的偏差，向世界传递中国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积极形象。
(四)参与国际事务，塑造制度权力。目前我国参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把握外交议程设置的主动，促使国际传播格局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转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重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要勇于承担起大国敢做善为的国际责任，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用实际行动增进与其他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增加国际话语权的认同基础。在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中，要提高我们的投票权、决策权，学会将影响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尤其在网络、极地、空天等新领域要抢抓议程引导力和规则制定权，必要时创立类似亚投行这样的由我国主导的国际新机构，推动新老国际合作机制形成良性互动，从战略制高点上争取话语主动权。
(五)提高传播能力，搭建有利平台。有力的传播平台和渠道媒介是提升话语影响力的硬件基础，主要体现为传媒平台在信息传播方面的软硬件能力，包括采集、组编、播发和宣传评论。当今亟待扭转传统媒体时代我国话语传播范围不广、效果不佳的处境，研究国际信息传播规律，以“全球化、全民化、全媒化”为方向不断拓展综合性传媒，充分发挥包括互联网、广播电视、出版物、国际会议等在内的话语平台作用。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宣旗舰媒体，特别是要支持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日报社等实施国际化战略，提高它们硬件网络建设、信号频道、记者站建设、编导队伍的质量，做好传播受众分析，提高新闻信息原创率，在与西方媒体的竞争中提高中国声音的播送度，延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辐射范围。要积极开拓公共外交传播新路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寻求联合发声的方式，通过主场外交、首脑外交、智库交流等特色方式，发出自己的倡议，传播自己的话语，把握机会掌握话语主动权。
作者:何良，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讲师。
“形势与政策”课的老师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如果自己照本宣科，搞一言堂，其会面临着无生动话语可说，干巴词穷的尴尬局面，学生随时会退出网络课堂，让教师难以继续进行教学。当然，教师手中还有“考勤”这把“尚方宝剑”，学生应当不会不请假就退出课堂，但对于教师一旦有了不良印象，学生会选择静默老师的声音，自己干其它的事情，这样就倒逼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在此方面进行有效的创新。
当前任课教师的信息化能力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多数教师操作电脑和手机相关教学技术设备能力有待大幅提高，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模式依然是课程改革的思想和行为上的重要障碍。在脱贫攻坚时期，教师应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形势与政策”云课堂，将我国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与思政课堂相结合，体现高校思政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在脱贫攻坚的伟大战役中，思政课教师肩负重大责任，每位教师要守好自己的“责任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教学中结合脱贫攻坚的典型事件开展教学，弘扬爱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发挥线上教学的优势，使思政课真正发挥其育人功能，取得积极的成效，为下一步本课程开展教学改革积累经验。
高校目前在“形势与政策”课信息化教学方面面临着如下困难：一是网络成为青年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且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而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却显得比较薄弱;二是课程具有极强的实效性，这对老师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三是传统的课堂教学这一单一的教学形式，对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四是任课教师数量得不到根本保证，而且教师获取教学资源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相关教材，相关的课程培训来获得信息和教学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多层次需要。
为了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先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所有“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熟练掌握教学内容，把握教学要点，科学运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充分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现实需求。多年实践证明，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先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方承担具体的教学任务，给学生讲授“形势与政策”课，能够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有效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具有非常显著的现实性特点，基本上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这些社会热点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都能够切身感受得到，都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形势与政策”这门课不能关起门来搞教学，教师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而要把课堂上讲与走出去看结合起来，千方百计提高自身对现实问题解答的能力，比如脱贫攻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表现差异极大，教师应重点钻研具体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让人信服的解答，得出富有说服力的结论。同时，应让学生带着问题到社会上去调查研究，然后把调研心得带回到课堂，实现理论升华。这样既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拓宽思路，让学生对课堂内容有切身的体会，又可以丰富教学的载体和内容，增加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教学的效果。
原来我们自己讲中国的制度优势，某些国人不以为然，尤其是极个别“公知”对此不屑一顾，甚至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鼓吹“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套精英与平民迥异的双重标准。而在“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大考”中，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而西方国家却普遍考了个不及格，可见，民生工程犹如一面“照妖镜”，映射出了西方所谓“人权”等价值观的虚伪本质。因此，通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讲好脱贫攻坚等专题，在帮助大学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政策和精神的同时，还可以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以新时期网络教学为契机，通过精心设计，也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创新。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把脱贫攻坚等体现我们党“执政为民”等重要事例融入教学各专题，引导学生做新时代合格公民，鼓励学生增强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信心。教师应善用和乐用现代媒体手段，扎实高效地让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教师可通过发布话题、在线答疑、批改作业等方式与学生进行良好的互动，并以脱分攻坚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学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专题，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并坚定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胜信心。
新时期带给“形势与政策”课的绝不仅仅是挑战，更多的是变革和机遇。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大考”，“考”出了中国制度的巨大优势，这些都是课程的自信资源。我们相信通过不断地创新和改革，该门课将会越来越对学生具有吸引力，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魅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三重“赋力效应”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对于大国责任的预期，明确大国有义务和激励提供更加充足的全球公共品，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塑造了国际社会对于大国形象的新认知。近年来，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举办一系列主场峰会外交活动，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金融治理、国际维和、疾病防治等国际议事与实践，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进一步巩固。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发展计划与治理制度创新，中国经验为北南合作、南南合作提供一种务实方略。当代发展中国家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过程中，需要打破线性发展的思维定式，正确处理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生态保护等的非线性关系，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意。
实现各国共同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网络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新型犯罪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愈加难解，安全领域威胁层出不穷，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安全问题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就难以顺利推进。正如习主席所指出：“促进和平与发展，首先要维护安全稳定;没有安全稳定，就谈不上和平与发展。”对此，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主席提出的“四点主张”切中要害，赋予这一时代命题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单者易折，众则难摧。”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商量。一要坚持合作共建，实现持久安全。安全问题是双向的、联动的，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树立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以安全促和平、促发展。二要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治理。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要承担安全治理的主体责任，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三要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义。国与国之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既要遵守两国各自的法律规定，又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四要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平衡普惠。各方应该坚定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兼顾他国安全，努力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安全之路。
习主席强调：“实现本国发展是对世界的贡献，实现本国安全稳定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近年来，在不断推进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进程中，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严厉打击、严密防范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中国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为世界安全稳定作出的贡献。中国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还始终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并倡导国际执法合作和全球安全治理。中国坚决支持国际反恐怖斗争，深度开展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提出责任共担、社会共治的国际禁毒合作方案，联合各国开展国际追逃追赃、打击电信诈骗等执法行动，全面参与国际和区域合作框架内的执法安全合作，坚定支持和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我们看世界世界看中国。
————当前国际形势下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我也相信，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在在全世界的地位。之前不论g20还是此前的g8，都是欧美玩弄主宰世界的一种富人玩意。尤其是g8，只代表了世界强权政治中的欧美势力，因此，g8在新兴国家中一直没有强大的支持力。欧美出于两方面利益考虑才推出g20方案，希望此举可以令新兴国家消声，但势估不到g20却令美国主宰世界的地位被动摇。纵观g20，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美国，二是欧盟，三是以中国牵头的“金砖四国”。因为有了“金砖四国”加入，才令世界趋向“一超多强”的局面。
当然，靠这些还不够真正与美国或西方发达国家，还要考虑当今的国际局势!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美欧、美俄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双方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
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这不仅使一些地区的人民生活被置于水生火热之中，而且使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拉大，导致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
其二，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尽管如今国际石油价格处于低迷状态，但这种阶段不会持续太久，能源问题终究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之一。石油价格的变化，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
其三，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当今许多局部冲突和地区争端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事实上，在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霸权主义仍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美霸权主义在伊拉克虽遭受挫折，但元气未伤，其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势头仍将延续相当一段时期;当今世界多数热点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后遗症、巴以冲突的持续和升级、朝鲜半岛形势的紧张，虽涉及各种复杂因素，但从根本上说都与霸权主义干预密切相关。
自苏联解体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后，美国对外战略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一些基本特征在中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二，美加强对国际地缘政治中敏感地带控制的方针不会改变。美历来重视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战略平衡中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美针对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正全面、系统地调整其全球战略部署。北约东扩计划、大中东改造计划、亚太军事部署调整计划，是美全球战略部署大调整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从而为其新的霸权战略在地缘上提供更好的依托和保障。
第三，美倚重军事优势加紧争夺国际战略制高点的趋势难以改变。目前，美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一半，美超强地位最突出的方面反映在军事上。美在推行霸权战略的过程中，正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中抢占的先机，全面加强美军的机动反应能力，扩大美战略优势地位。单极与多极之间的国际秩序之争，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斗争的主线。
(三)、国际恐怖主义反弹强烈，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严峻。
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已成为国际社会一大公害。近年以来，国际反恐形势出现若干新动向。首先，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袭击规模扩大。西班牙、俄罗斯等地先后遭受严重恐怖主义袭击，举世震惊。
其次，美国反恐战略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局限和弊端暴露无遗。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不仅未使恐怖主义受到震慑，或使美国和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反倒使伊拉克成为又一个恐怖主义的滋生中心，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反恐战争”使世界出现“越打越恐，越恐越打”的怪圈。这种现象同美国反恐战略中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
世界性的新军事革命和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西方军事干涉主义抬头，冷战后一度减弱的军事安全因素又在上升。随着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一场新军事革命蓬勃兴起，世界非拉国主要国家普遍加强了以高技术为基础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洲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世界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失衡。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是全世界人民的焦点，已是世界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是冉冉而升。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每一步就关系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又被全世界人民给予厚望。
然而，中国现阶段还处在自我发展阶段，尽管在此次的金融风暴中我们相对较为成熟，中国所面临的敌对势力任然存在。如何在激流中勇于前行，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人会比我们想的更好更远，我们有信心!
[摘要]新常态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重新审视课程性质和特点，回归课程和教育教学原本。本文针对现在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从课程定位、教学模式和长效机制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课程内涵和教学的实效性。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的核心课程，也是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的重要渠道。新时代高职院校如何定位“形势与政策”课，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并构建长效机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形势与政策”课具有理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等三个特点。
（一）理论武装时效性。理论性是指该课程理论性强，要讲好“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必须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比如中东局势为代表的国际局势类的问题就涉及诸如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等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涉及诸如战略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陆）海权论、文明冲突等军事、地理、历史、政治多学科的相关知识。该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综合多学科相关知识背景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述，才能将相关的焦点、热点讲透说明，否则就热点讲热点，就焦点讲焦点，流于表面而影响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该课程时效性强。根据教育部社政司每学期初下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选取半年内发生的要闻组织教学，而国际国内的焦点热点瞬息万变，不可能有固定的教材，甚至本周的课结束后，下周的课讲什么内容都要重新严格界定和组织。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理论性还是时效性，对教师的要求都非常高。而理论性和时效性同时集聚在该课程里面，教学难度更可想而知了。
（二）释疑解惑针对性。根据理论的时效性特点，“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和直面学生的问题。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在大部分高职院校都被划人理论课，但实际讲授中，理论只能是一条隐形的支撑线索，更多的还是针对一个个鲜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形势与政策”课不同于高职院校一般的理论课，前者重例有理，后者重理有例;前者具体鲜活，后者抽象概括;前者要透过大量纷杂的现象点明本质再回到现象本身，难以有固定的模式套用，后者逻辑分析和推理过程都有理可循。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经常直接面对来自学生的各种质疑和问题，现实而敏感，差异性大而又有相似之处。如何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任课教师极大的考验，也是“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点。
（三）教育引导综合性。如上所述，“形势与政策”课不仅要求任课教师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综合利用各相关学科理论和背景知识，更要有针对性地回答来自学生的各种问题。学生所提问题，从三观缺失到大学生活适应，从学业迷茫到失恋迷失，从网络时尚到人际关系，从社会万象到人间小事，纷繁杂呈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形势与政策”课要想起到教育引导作用，教师要综合考虑学生各种情况，要掌握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特点，使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使学生不失时机地实现智力发展，逐渐促进学生优良思想品质的形成。
（一）教育观念和重视不到位。高职院校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不到位，对课程重视不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思政课“无用论”的观念根深蒂固。长久以来，对思政课的厌倦，几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几乎把思政课与“洗脑”“无聊”等字眼直接挂钩，很多教师甚至是学校领导也把思政课归入鸡肋课程行列。第二，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专技轻思政的传统。第三，高职院校的思政课的生存空间逐步被实习实训、顶岗实习、技能大赛和考证侵吞。于是，“形势与政策”课学分少课时少，任课教师之间以及与专业课教师之间各自为政，大班上课成为常态。
（二）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在大多数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一般归属于三类——带其他思政课专任教师、辅导员和学校行政人员。第一类教师能上但不愿上，能否上好还是未知数。第二、三类教师愿意上但很难上好。这三类教师分属不同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课堂教学。同时在这三类教师中，中级职称和本科学历的人员居多，比例高达60.5%，高级职称和博士学历的教师严重缺乏，占比不到7%。这三类教师一般教学任务繁重，在完成授课任务之余，难以留存科研工作所需的充足时间和自我提升的学习精力，繁重的教学任务在客观上也制约了教师继续学习和教研活动的开展，因而导致部分教师职业能力水平低下难以胜任教学工作。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够丰富。高职院校许多教师仍然采取满堂灌式教法，有的更是集中起来作报告。这样的教学形式往往会抑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总处于被动学习，兴趣和激情就得不到有效调动，于是开小差、迟到、旷课、睡觉也就成了普遍现象。另外，有的“形势与政策”课仍然是教师一支粉笔、一本讲稿、一张嘴的授课方式，网络化、数字化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没有充分利用，有些教师做的ppt课件，充其量是对传统板书的简单代替，达不到应有的教学辅助效果。
（一）重视程度和教育观念双到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是全方位的，而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质是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局限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应关注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全面发展。“形势与政策”课不是单纯地灌输时事热点，而是磨砺学生的双眼，使其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机械地进行道德大义说教，而是磨砺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是强制式的头脑洗礼，而是引导学生的灵魂，在带人中发现差异，在对比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如果“形势与政策”课有幸能让学生搞清楚“我是谁”，那么接下来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就顺理成章简单自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势与政策”课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就能呈现出来。因此，高职院校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人力、财力上，还是政策、组织、措施上都给予足够支持，确实保障其健康和持续发展。“形势与政策”课只是一门课程，但其课程改革和建设发展离不开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的根本问题，也是高职院校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各类课程教学改革的根本方向。高职院校办学都面临经费、生源、师资以及大环境的变化等等都是具体而不能绕开的办学实际问题，直接关乎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关键在于，如何将课程性质与办学定位、办学实际相结合，在综合平衡中找到真正适合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起点。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找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不被各种光鲜艳丽的教育潮流所迷惑。否则，人云亦云始终走不出困境。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构建良性发展的基本框架。
（二）构建课程改革的基本框架。首先。
浅析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论文
摘要：传统的中国乡村存在着“礼俗社会”、“面对面的文盲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和“无为政治”这些传统特点，但是这些传统特点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带来的新的表现却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流动性差的问题，农村科学技术推广难的问题，到“差序格局”中执法犯法的问题，再到农村行政、司法制度问题等，这些都是从传统乡村中国社会的特点中繁衍出来的。要解决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就需要正确认识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关键词：
一、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特征。
(一)、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土气”
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几千年来，人们都是依靠着土地来不断地繁衍生命的，可以说我们的民族确实与泥土不可分割，因为我们有着两千多年来的农耕文明，农民靠农业来谋生，自然也就被泥土黏附着。多年以来我们从土里生长出了光荣的农耕文明，同时也受到土地对农民的约束。农业对于游牧业或工业不同，游牧业可以逐水草而居，工业可以择地而居，但是长在地里的庄家是不会自己跑的，所以作为伺候庄家的农民也是走不动的。所以中国乡村中的农民身上是沾染着一股“土气”的，这“土气”是因为缺乏流动造成的。是由于农业自身的特点所带给农民的。因为，依靠土地的人，就不可避免的世代定居，而迁移就不能成为一种常态，从而成为了一种变态。[2]在农村，像这样缺乏流动性的状态不仅存在于人与空间的关系之中，也体现在人与人空间的排列关系上。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这种特质就流传了下来，成为乡土社会中的'一种特征。
(二)、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愚人”
乡下人在大多数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3]其实，这里乡下人的“愚”就是指他们认识的字少或者是知识不及他人。但是，在这样的一种乡村文化中，这种“愚人”是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的。在中国的乡村，由于“土气”的原因，造成了乡村流动性差的结果，再这样一种环境下，人们就很容易在“熟人”的眼中长大，那么在“熟人”的社会中就会存在一种社群，这种社群就被称为“面对面的社群”。这样的一个社群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甚至就不用见面就可以知道对方是谁，他们可以通过足声、气声，甚至气味来进行沟通。所以，在这样一种社群中，农民就可以抛开比较间接的“象征性原料”，实现更直接的会意，并且他们的话自然就不多了。在这种世俗环境下，文字和语言都不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4]这种不用识字和更多知识交流的方式就是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愚人”，这种特质也为现代化的进程带来了不小的阻碍。
(三)、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私病”
在乡村社会中“私病”其实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种维系着私人道德观念的产物。在与西方进行比较后发现，西方的乡村社会中常常由若干个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而我们就不会这样清楚的界定这个范围，在我国的乡土农村中的格局更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湖里所推出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所推出的波纹的中心。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所推动的波圈是不一定相同的，然而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到的就发生某种联系[5]这就是中国乡村传统结构的特点，在这种结构中就没明显的包含着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但是，这种社会的基石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把社会体系变成一种自我主义和公私相对性主义，就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并把群己关系界限给模糊化了，使得我们站在一个关系圈内向内看是公，向外看就成为私了。
因此，我们就成为逐渐从个人推出去的乡土社会关系中的一员。这是一种私人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统乡村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能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某种。[6]这种社会特性为以后的社会现代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四)、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礼治与无讼。
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中，由于“土气”所带来的熟悉使得这个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礼治秩序。礼是从社会教化中逐渐养成的个人敬畏情感，人服于礼是主动的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制度权力所推行的。[7]这就显然和法律不同了，法律强调的是外在的约束力，个人的违法行为所受到的制约和惩罚是由外在权力强加于个人的。然而礼是经教化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的过程，是一种合式的方式。这里的“礼治”是不同于人治的，他是一种传统是于个人好恶无关的一种传统。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中国乡村中大部分的纠纷是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的，从而这种“无讼”传统也就纳入进礼治的秩序之中了。此外，礼治社会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它是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形成的。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抗疫情、抓春播，防夏汛、抓田管，战旱情、保浇水，各地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成果来之不易，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把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大食物观的实践要求，对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践行大食物观，首先要树立大资源观。立足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开发丰富多样的食物品种。向森林要食物，发展木本粮油、森林食品；向草原要食物，推动草原畜牧业集约化发展；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稳定水产养殖，积极发展远洋渔业，提高渔业发展质量；向设施农业要食物，探索发展智慧农业、植物工厂，有效缓解我国农业资源的瓶颈约束。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发展生物科技、生物产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其次要树立大农业观。坚持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统筹粮经饲生产，推动种养加一体，农林牧渔结合，促进农业供给体系结构优化、高质高效，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第三要树立大市场观。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增强粮食和食物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全面提升粮食、肉类、蔬菜等各类食物保供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进一步从战略上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畅通国内国际农业食品循环，提高农业食品国际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践行大食物观，需要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粮食安全是基础，必须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生态安全是底线，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加注重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食物资源开发和生产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是红线，食物来源更加多元，对食品安全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坚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强化食品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要加强战略布局、突出重点环节，加快构建以粮食安全为基础、以确保食物有效供给为目标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
更好树立大食物观、践行大食物观，一定能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更有力支撑。
浅析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论文
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而农业的基础则是种植业,因此,种植业是关系国民经济社会安全和国家粮食与食物安全大计的头等大事。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种植业也正处于传统型向现代型种植业转变的快速发展时期,因此,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使种植业保持科学、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存在问题及制约因素。
1.1种植业服务体系不完善,基础设施薄弱[1]。
在新世纪提出结构调整的口号后,全国各地都积极地实施小流域治理、农业综合开发、植树造林以及退耕还林等有效措施,这些举措的大力执行进一步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使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高。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种植业生产水利灌溉设施滞后的情况仍然存在,种植业生产仍然受到倒春寒、冰雹、秋风冷霜、春旱、洪涝灾害等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表现出对自然灾害的很弱的抗御能力,依然未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尴尬局面。
目前,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种植物生产者和企业经营者自主经营,但是由于市场主体导向的缺乏,种植业结构调整布局的不完善,这些都使得市场发育不完全,专业批发市场少。不仅如此,新型农产品市场形态,如超市、直销、连锁经营等发育较慢,市场信息流、物流不畅,阻碍了市场对结构调整的调控作用。
1.2不够重视种植业产品品质改善,农产品安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我国的种植业发展中[2],用于种植业的化学品的数量呈现急剧增长的趋势,激素、化学剂的毒害作用和农药、化肥的残留也越来越严重,这些已极大地影响了农产品的安全性。在产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化学添加剂的滥用,重金属的污染,尤其是少量化学污染长期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并蓄积造成的慢性健康危害也逐渐引起人们高度重视。近年来,由于食品问题被媒体屡屡曝光,我国民众对农产品消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消费者不仅期望更优质的品质和更丰富的营养,更关注的是产品是否有金属污染、农药残留等问题。这些都是种植业结构调整面临的巨大挑战。
1.3产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3]。
在大力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今天,对种植业产品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由温饱型消费向小康型消费转变,不仅如此,富裕型消费也开始出现,因此人们并不满足于目前的产品种类和质量。如今人们经常谈论的“生产过剩”也只是低水平的相对过剩,这些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结构性矛盾。可见,产品需求结构和供应结构的失衡成为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新的挑战。
1.4种植业现代化水平较低。
我国种植业有如下特点[4]:土地经营分散、农户经营规模不大、农业机械化水平和标准化生产较低。同时,由于近年来的大力农村青壮年进程打工,造成了从事种植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种植业专业合作机构发展比较缓慢,相关的产业化企业带动农民增产增收的能力也非常的有限。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种植业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就总体水平而言还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我国缺乏核心技术、科技自主创新实力薄弱,农业科技原始性创新不足,重大技术装备仍然主要依赖进口。这些都是我国种植业结构调整必须面临和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2.进一步优化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措施。
2.1更加注重市场导向[5]。
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使农民生产出的农产品能以最快的速度、较高的价格销售出去,使其相信生产活动是有利可图的,这也是调整农村种植业结构的能给予农民的最直接动力。在当前条件下,决定这个目标能否实现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市场。所以,对种植业进行结构调整,必须紧紧围绕市场做文章,发展什么,发展多少,都必须面向市场,做到“生产围绕市场转,结构随着市场调”。
首先,进一步建设好、完善好农产品市场。市场作为农民销售农产品的销售场所,不仅具有为其提供经济收益的功用,更重要的是市场还能为农民传递各种信息,引导农民及时掌握市场需求变化,进而根据市场调整生产,同时还能意识到自己的生产状况从而改进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其次,做好信息服务工作。作为指导农民调整结构的有效形式,信息引导是在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主动承担下进行运营,其主要职责包括相应的.信息收集、分析和发布,使农民能够及时的得知实用以及准确地信息。最后,要加强市场组织的培育。利用合作组织和公司为农户提供多种服务。
2.2加强种植业科技创新及推广能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被证明了无数次的哲理也同样适用于种植业。在研究领域[6],大力发展工程技术中心,加大对种植业重点实验室的投资,完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积极发展种植业产学研联盟,努力培养种植业科技领军人才。在农村基层,坚决执行富民强技术计划,努力实施农村科技创新培养计划,对科普惠农政策也要做到最大最广泛的宣传。
对品种结构的改良同样离不开科技的创新。比如在世界上获得广泛好评的袁隆平先生的水稻品种。可见,种植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
2.3改变小农观念,做到与时俱进。
如果做不到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前面所谈到的市场导向和科技创新都将是一句空话,农民也会因此失去发展的机遇。要想改变小农观念,首先就要求基层干部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其次是抓好对群众的宣传教育。
干部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认识,而后通过自己的认知向群众做详细的讲解,其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困难,因此可以将这一条作为对基层干部的考核标准之一,制定完整的奖惩制度。只有大力的执行才能从根本上使小农观念得到改变,才能真正实现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才能真正做到有利于农民,才能最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结论。
本文从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近年来我国种植业结构调整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些是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基础建设过于薄弱,更多的则是新近突出的问题,比如产品品质受到质疑以及供需结构失衡。针对这些问题,文中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建议,如注意市场的导向,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改变小农观念。其中,改变小农观念是中国农村种植业结构调整得到进一步优化的关键所在。
浅析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论文
制度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浙江行政学院副研究员何显明，浙江大学哲学社会学系揭艾花。
【内容提要】社会制度是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由于追赶发展的压力异常沉重，而技术、知识及人力资本等现代化动力因素又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从根本上讲，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同现代化相适宜的社会制度框架问题，而制度变革的成效往往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在建设性意义上实现了制度变革的结构性突破，建构形成了容纳和支撑现代化变革的强有力的权威体系以及实施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体制与组织架构。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则表明中国在此基础上初步建构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打破了现代化建设动力长期不足的僵滞局面。
社会制度结构及其功能的革命性变迁，既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现代文明滥觞及其在全球范围扩张的重要根源。以形式合理性为圭臬的现代性社会制度，为分工条件下的人类社会合作提供了稳定和可预期的规范秩序，提供了一种相互交流、合作的机制，并使这种分工合作的范围不断得以扩展，使人们创造的文明成果得以为全人类所共享，从而极大地加快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步伐。与此同时，理性化、功利化的现代社会制度所构建的社会激励结构，极大地调动了每一社会个体从事社会生产实践，尤其是创造性实践的积极性，使得现代社会的发展充溢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内在活力。现代化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社会制度创新不断激发和调动技术创新、思维创新，不断激发社会创造性活力，进而促进人类整个生存方式和生存世界日新月异变更的过程。本文试从制度变迁的社会绩效角度，检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九死一生的坎坷历程及其社会制度根源。
一、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变迁与工业文明的滥觞及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
社会制度是制约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因素。在一定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制度的改进与创新，往往可以在短期内极大地改变社会的面貌。就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思维创新三者关系而言，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与思维创新的重要前提条件，制度创新构成了技术创新与思维创新的社会动力保障。技术创新不是制度创新的简单派生物，但技术创新只有在相应的制度体系的依托和支撑下，才能真正转变成为变革社会的现实力量，而不至于沦为与社会生活实践无涉的“奇技淫巧”。同样，先知先觉者所取得的思维创新成果，也只有获得制度条件的支持，落实为现实的社会制度安排，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才能融入公众现实的生活实践。
[1][2][3]。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要强。应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构建粮食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发展，形成大粮食、大产业、大市场、大流通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应充分发挥储备和进口调节作用，增强粮食宏观调控能力。
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的_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为我国粮食政策指明了方向，给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要全方位系统性地审视和解决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锻长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更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底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
党的_以来，我国全面加强粮食生产、储备、流通能力建设，有效保障了14亿多人的粮食安全，但风险和挑战仍在。从国际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粮食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从国内看，粮食生产还存在资源环境约束、结构性短缺、区域性不平衡等矛盾。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全方位系统性地解决粮食安全的问题，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有效应对重大风险考验。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要强。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科技兴农，推动粮食生产从拼人力畜力拼资源拼环境拼消耗的粗放式生产方式向可持续生产方式转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突出抓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建设，补齐中国式现代化短板。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突出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关键，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优化种植结构，加大南方生产地区粮食生产扶持力度，着力破解粮食生产结构性、区域性等矛盾，确保粮食产得出、供得上、供得优。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落实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针对粮食生产效益低、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应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构建粮食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发展，形成大粮食、大产业、大市场、大流通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例如，黑龙江、河南、山东、安徽等主产区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不断做大做强粮食产业，从“大粮仓”变身“大厨房”，从粮食生产大省迈向粮食经济强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针对粮食市场频繁波动等情况，应强化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充分发挥储备和进口调节作用，增强粮食宏观调控能力。加快构建与大国地位相符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以储备的确定性来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目前，我国推动形成了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的粮食储备格局，储备实力不断增强，储备布局结构优化，严惩涉粮腐败，守护管好“大国粮仓”，确保平时备得足、储得好，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增强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管理能力，推动粮食进口来源地和品种多元化，确保粮食买得到、运得进。加强粮食宏观调控，充分发挥粮食储备“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确保粮食市场平稳运行，既要防止“谷贱伤民”，也要避免“米贵伤民”，真正做到“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
我国粮食安全的蓝图已经绘就。只要坚定信心、笃行不怠，党政同责、上下一心，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形势与政策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论文
斯里兰卡总理古纳瓦德纳在视频致辞中说，提高水稻产量对于解决粮食危机、保障粮食安全和减少贫困至关重要。中国科学家成功培育出高产水稻品种，将其推广到其他国家，这有助于这些国家实现水稻自给自足，从而实现粮食安全。
“包括莫桑比克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受益于杂交水稻技术。”莫桑比克驻华大使古斯塔瓦说，中国通过与非洲国家共享农作物种植技术，持续助力提高非洲国家农业生产力，帮助当地民众摆脱贫困。这种援助模式注重实效，增强了农民自身的生产能力。
“中国在数十年间一直致力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杂交水稻技术，这一做法得到全球赞誉。”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杂交水稻援助已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标志性项目，是真挚情谊和良好互信关系的体现。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持续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帮助各国加强农业能力建设。“中国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合作，成立农业示范中心，开展农业人才培训，提供大量粮食援助。”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介绍说。
“粮食与营养安全不仅是单个国家的问题，更是一个全球性议题，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在视频致辞中说，中方在农业灌溉方面的投入和对订单农业的推动等使津方持续受益，增加了津巴布韦农业生产总产量。他表示，津方愿与中方及其他国家继续加强农业合作，进一步巩固和推进世界粮食安全。
目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表示，中方将在提升国内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农业对外开放合作，推动农业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把杂交水稻国际合作作为共促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更多中国贡献。
本次论坛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主办。来自约6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中国援外相关部门负责人、国内媒体代表等170余人出席论坛。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论文
摘要：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但对于“法治”的理解，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诠释突出了法治的精髓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亚氏认为，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在亚氏的上述定义中，“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法治的目标，前提是必须实现“良法之治”，换言之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任务，除了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主动立法外，大力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是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现代化成分，为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法律移植。根据学者的论证，与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2）。受“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成为统治者手中推行礼教和驭民的工具，难以形成和提供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现代法治观念。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提供有效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大规模地制定法律更能提高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3）。
2．从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必须对外开放以及吸纳不同的文化，诚如学者所言：“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此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4）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亦曾说过：“一国文化乃数千年来继承他国之宗教、文学、技艺及其他文物制度而成一复合现象者也。至于不与他国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触，惟由其固有原素，而能达至高级之文化者，在今日实为罕有之事也。”（5）对中国来说，近现代历史上吃够了“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亏，因此，在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持开放的心态，将中国的发展放到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中，充分吸收先进国家的'一切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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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形势与政策心得感悟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作为新时代年轻干部，重任在肩，使命光荣，必须涵养“四心”，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努力做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的一块“铺路石”。
涵养一以贯之的“初心”，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铺路石”。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正确方向，才能确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荣辱与共的磅礴力量，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根本保证。年轻干部必须将入党时所作的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誓言刻进骨子里、融进血液里，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炼就共产党人信仰信念的“钢筋铁骨”。要永远听党话、坚定跟党走，矢志不渝晒出“好样子”、彰显“真本色”，切忌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为苍生只为己，确保在新的赶考路上不“迷糊”、不“迷路”。
涵养一往无前的“信心”，做“摸石过河，守正创新”的“铺路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年轻干部不断学习新知识、新理论，研究新热点、新领域，摸索新思路、新办法。要着力提升缜密系统的战略思维，学会观大势、谋大局，以全局性、长远性、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思维来思考谋划改革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时，要提高专业能力和素养，用专业思维来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决策问题。要有创新精神和改革魄力，牢牢掌握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全局性与战略性主动，在立破并举的棋局中不懈追求“妙手”，全面创新工作方法，切实提高创新本领。要坚持运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不断提升对客观事物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研究的能力，从而实现全面、客观、精准地探索未知事物、解决实际问题。
涵养一如既往的“恒心”，做“躬身入局，挺膺负责”的“铺路石”。要让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干事担事，是年轻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在《湘江评论》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担当作为”就融入了这个新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因。年轻干部要把有担当、重实干视为事业所需、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真正将责任放在心里、扛在肩上，直面问题和困难，锐意改革，破局开路，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做表率、争先锋、当模范，努力成为攻坚克难的奋斗者，起而行之的实干家。
涵养一身正气的“决心”，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铺路石”。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会面临各种矛盾、风险和挑战，躲之不过、绕之不开，是必过的一道坎。这就要求年轻干部认清世情、国情、党情叠加影响下的斗争形势，做好逆水行舟、敢于挑战、善于斗争的心理准备，自觉增强忧患意识、警觉意识，提高风险预判，强化政治敏锐性，增强政治鉴别力，准确把握斗争方向、昂扬斗争志气。须注重斗争历练，敢于主动投身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提升在攻坚克难中抓关键、把时机的能力，以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不惧“回头浪”、勇开“顶风船”，站位全局、深入困局、开创新局。
形势与政策论文疫情下的中国
本文从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出发，通过分析当前民生财政建设的不足，从如何构建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化民生财政管理模式的角度出发，进行关于民生财政建设的若干思考，并提出了能够提升民生财政建设水平的若干建议，以便为相关财政工作者提供参考，力争全面促进财政事业向前发展。
关键词民生财政建设若干思考。
民生财政，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财政体系，伴随着我国对民生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民生财政建设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大关注，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生活保障领域、就业领域等重点领域，民生项目的投资更是呈直线增加态势。
无容置疑，民生财政建设已成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点项目，在当今社会经济体系不断深入改革的今天，我们如何从“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角度出发，对关于民生财政建设做出详细思考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伴随着经济的良好发展，社会事务需求也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也引发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民利益诉述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改善民生建设的难度，民生建设改善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要知道，民生财政是“庶政之母”，加强民生财政建设能有效缓解社会经济压力，消除社会经济矛盾，确保社会经济得以长久稳定发展。以下就民生财政建设的现实意义展开分析。
1、是实现“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种不同的社会需求，进而达到“中国梦”与“人民梦”的相互统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民生基础。
2、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多方面要素支持，宏观角度上要求通过科学规划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财政分配功能作用与地位，着重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把财政支出向人民群众保障领域转移，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包括公共卫生医疗设备、教育、社会住房等社会服务问题，进一步缓解社会民生矛盾。
3、是推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具体体现。
数据表明，2012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普遍增长，且多数地方占到了当地公共财政支出的50%以上。以安徽省为例，据财政厅厅长罗建国说“2012年，安徽省民生支出3162亿元，增加558亿元，增长22%，占全省财政支出近80%。”
一系列数据说明了民生支出比重正在不断优化。可见，加强民生财政建设，必须把财政支出重点向人民群众公共需要或公共服务转移，解决公共服务不到位的局面，进一步推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建设。
2、民生财政建设面临的问题。
1、管理体制问题。
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财政拨款的形式也向复杂化、多样化趋势发展，政府投资形式也更加多元化。然而，财政管理体制中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决策权都在上级领导手上，下级领导空有管理头衔，却无法实施正确的管理权限。这种不平衡的决策方式，使得地方政府压力加大，导致很多民生政策无法落到实处。
除外，由于财政局财政管理的组织建设不完善、财政管理人员配置不合理、职能分配不明确。财政局在进行财政管理工作时，缺乏健全的财政管理监督与控制体系，甚至出现私自挪用单位内部资金、私设账外账，避开财政监督把单位预算外的收入据为私有，进行公款玩乐等情况，严重影响了财政局的经济利益，民生财政建设受到影响。
2、财政约束问题。
从现阶段我国政府的财政决算预算看来，财政管理模式单一，无法精确、完整地反映出政府的债务、资金等情况。从财政局发布的财政预算信息来看，财政报告不够全面，对资金使用细化不到位，存在多方面不足，极容易滋生腐败行为。
由于财政资金管理缺乏足够的公开透明度，这种模式下的财政报告也缺乏足够的约束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民生建设工作开展的难度。
3、资金管理问题。
首先是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相关的一些民生领域尚未完全向社会资金开放，再加上社会公益、慈善等民生领域制度建设不健全，使得社会资金流入民生建设领域的渠道单一，民生建设支出仍然需要附属财政投入。
其次是民生资金使用存在“越位”与“缺位”现象。民生建设项目虽然遍布社会各大民生领域，然而发达地区却相比于经济欠发达或者偏远地区更为深入。
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水平较高，在这种经济条件较好的大环境背景下，出现“越位”的情况就比较多;而在经济落后地区，由于受到经济限制，一些应用政府承担的民生领域得不到相应的建设，多会出现“缺位或不到位”的状况。显而易见，民生建设现阶段还存在明显的资金管理难题，出现地区建设不平衡现象。
3、完善民生建设的几点可行性策略。
民生建设工程意义重大，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针对当前民生建设工程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加以改变，才能提高民生建设水平，以更好地发挥民生财政对扩内需、调结构，促和谐的多重效应。
1、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的过快增长。
通过把财政支出向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设施等方面转型，凸显社会公共保障在国民经济总值当中的比重，加大公共设备与产品的供给，努力做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与社会性公共服务相互统一，让民生建设项目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得以服务大众，服务社会。
2、要以财政改革为先导，强化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实践证明，行政改革与财政建设制度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政建设制度的变革会引发行政建设改革同步改革。因此，财政制度改革可以作为先导，现行一步进行改革，引导政府行政改革。例如通过将预算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等整合到统一的平台，加强对单位基层和管理层的内部控制，确保财政管理记录、财政报告信息和其他财务管理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完整性。
在企业岗位设置上，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激励机制、决策机制，建立科学的考核标准，制定比较合理的，操作性强，有激励性的考核方案，形成相互激励、相互制约为主体的运作模式，以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
3、继续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照顾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基层政府。
民生建设工作不仅联系着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与处室，与千家万户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一些欠发达地区及基层政府事权、财权不匹配，财政财力不足。民生建设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建设。对于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应重点建设，而一些地处偏远，远离中心城区的地区应充分放权，给予优惠政策，大力鼓励其快速发展。
4、结语。
民生财政建设工作的进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目的不单是为了优化民生管理，同时也是为了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配置使民生财政建设发挥最大的功能效应，从而改变人民群众生活环境，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
对关于民生财政建设做出思考，以找出提高建设水平的可行性策略，对于实现民生建设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论文
【内容提要】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应当要处理好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法制变革应当要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文化建设同步进行，应当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吸纳他国法律文明的先进因素，在现代法律制度建构的同时，特别应重视现代法律意识在全社会的牢固确立。这些均是中国法制变革应当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旨在实现现代法治社会，促进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现代法制变革运动。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的国情与文化背景的国家进行法制现代化变革，需要我们处理好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关系。
一、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对中国法制变革进行研究时，国内外有些学者常常认为西方法制发展属于“内发型”法制现代化，而中国则属于“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而做出的回应。确实，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对不利的环境之中。即相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成的相对成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比较发达的物质文明而言，我国在各个方面都相对落后。这几乎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极为头痛的问题。这种反差极易带来一些不良的心理，比如或急躁，希冀一蹴而就赶上发达国家；或抱怨，总以外国的标准来衡量国内的事情；或崇外，丧失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等等。而为了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将法制变革当做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其实，这实在是一个误区。
在论及法律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在关联时，马克思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集中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相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言，法律毕竟是第二性的因素，其内容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法律虽然对社会发展也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能动作用只有与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相一致并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综观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法制变革，其屡遭失败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没有基于相应的社会生活条件来进行。如清末修律、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均是在没有根本触动甚至是在保持、维护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企图仅靠法制变革而实现其社会理想。这样，尽管其颁布的法律均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具有一些近现代革命性的因素，但这样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形同废纸，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种功利性的法制变革除了留下失败的惨痛教训外，对整个社会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与触动。（注：国内学术界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有相当一致而清醒的认识。即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它首先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然后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教育、文化等都进行了相当彻底的变革。国外也有学者对中日两国的法制变革运动进行了对比研究，也得出了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的结论。参见（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3―376页。）。
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实现，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步进行，而法制变革则贯穿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始终。离开了民主政治，所谓的现代法制不仅难以建立，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制模式，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因为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制从产生、运作到实施，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依法办事原则便只能是一句空话。同样，没有市场经济作基础，公民的平等、权利、自由等现代法律意识便无法培育，社会主体的个性便无法真正得到解放。因此，现代法治社会绝不是也不可能仅靠法制变革就可以建立起来，它事实上是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制变革的不断发展、成熟中而不断成长起来的。法制变革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乃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互相推动与制约的关系。我们应当要充分认识到两者之间这种客观存在的互动关系，充分认识到在有着上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进行法制变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充分认识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建设对于法制变革的重要意义。
现代法制模式的建构并不是人们纯粹主观构想或愿望的产物，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法制变革实践乃是渐进的、逐步深入与拓展的，它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埋头苦干而不是浪漫主义的幻想，需要的是足够的耐心与理性而不是急功近利，希冀一蹴而就，需要的是各种社会条件的同步成长与成熟而不是仅靠法制变革就可以实现一切。如果说从形式上架构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的话，那么，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具备则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现实性与基础条件。现代法制是在一国社会发展和内部结构变迁过程中缓慢生长起来的，法制变革固然有促进与加快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培育与推动了现代法制的成长与真正实现。换言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充分发展为法制变革提供了最恒久而可靠的源动力与保证，法制架构乃是对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成果的巩固。因此，要实现现代法治社会，我们在进行法制变革的同时，首先必须大力推进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文化建设，这才是中国法制现代化所必须要完成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工作。
二、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的关系。
许多人在论及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艰难时，莫不将中国传统法制及其法律意识视为是最重要的障碍因素之一。诚然，以自然经济和封建皇权政治为其产生土壤的中国传统法制，其主要内容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它反映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与黑暗，其糟粕与弊害确实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法制并不仅仅纯粹是封建皇权意志的体现。相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产物，它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和心理，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内在底蕴。换言之，有着上千年沿革演变历史的中国传统法制，其影响并不是或不可能随着制度层面的法律体系的崩溃而完全归于沉寂消灭。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以其特有的历史惯性对今天的社会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从实践上看，综观世界各国的法制变革，至今尚无能够尽弃其传统而取得成功的先例。
争与较量，这种碰撞所带来的结果便是落后的、腐朽的观念被淘汰、抛弃，而先进的、正确的观念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肯定。这种碰撞实质上是一种思想解放过程，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中不可跳越的阶段。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新旧观念的碰撞过程中，我们应当懂得，传统与现代的划分并不是仅以该事物出现的时代或时间为依据的，而应当以其是否能够与该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是否能够促进该社会的发展，是否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判断标准。对此，海外学者余英时指出：“唯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因此，“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即“每一个民族的传统都有其特殊的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则并不是在价值取向方面必须以西方文化为依归。以前的人，把‘西化’和‘现代化’简单地等同起来，显然是一个错误。”他援引克拉孔的话说“德国19所颁布的魏玛宪法便是显例。这个宪法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文件而言是相当精彩的，可谓民主精神的充分体现。但由于它完全脱离德国文化背景，因此施行起来便一败涂地，最后竟导致希特勒的崛起，酿成大祸。”（注：参见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1页。）国内也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近代中国每一次社会变革无不是从批判传统开始的，然而在这百余年的社会动荡与变迁中，每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抛弃与否定，带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健康而富有活力的东西的失落，直接导致的却是数千年文化中的糟粕沉渣泛起。（注：参见梁治平著：《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代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2―3页。）可见，传统的东西虽然是在过去的历史中产生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传统的东西必然伴随着历史的过去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同样，现代的一些东西虽然是在现时条件下产生的，但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具有现代性。在对待传统法律文化的问题上，我们首先不能情绪化地、简单地将它看作是与现代社会相对立的东西，而应当看作是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存在，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积淀。
中国传统法制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它并未因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又一次反传统浪潮而归于消灭。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传统法治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传统法治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价值。因此，在法制变革中，我们诚然应当从整体内容上对传统法制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决不是彻底抛弃，而应当是对传统法制的扬弃与整合，将传统法制中有益的、合理的因素吸纳进来。这种吸纳不是对传统法制具体内容的简单承继，而是对传统法制文明中体现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因子进行正确取舍。没有这种吸纳和继承，法制变革就会失去持久而坚固的民族心理认同力量、民族精神凝聚力量和民族文化支持力量，其变革必难持久。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将与糟粕混杂搀和在一起的中国传统法制文明精华从传统法制的母体上剥离出来，实现其根本的现代性转换，乃是中国法制变革所应当完成的一项庞大工程。这需要我们必须静下心来对传统法制文明进行系统整理、甄别、归纳，将那些阻碍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糟粕剔除出去，并且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而将那些适应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有益因素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制中有许多有待我们去深刻思考和挖掘的东西，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有我们值得汲取并有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营养。比如中国传统法制比较注重法律制定的道德评价，讲求法制与其它社会控制手段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法制运作过程中，既强调法制的重要性，也重视执法者的自身素质修养，特别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品质与典范作用；它建构了一套形式完备的官吏推荐和选拔制度，形成了体系严整的整饬官吏的监察制度；它注重法律运作的社会效果与道德意义，强调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形成了社会调解与法制运行相结合的社会调控体系，并注重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等等。当然，我们在这里决不是为传统法制大唱赞歌，我们要说的是，传统法制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变革而言，并不是要不要继承的问题，而是继承什么，怎样继承的问题。对此，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说得好：“在法的问题上其实并无真理可言，每一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与规范是适当的。”（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中译本序第2页。）。
三、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在研究世界各国的法制变革时，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对下列现象有些大惑不解，即“许多第三世界领导人似乎同意这种看法，不管其民族主义热情多么强烈，法律越现代化，即越符合欧洲的模式，一定越能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所以出现了各种矛盾的怪事：非洲和亚洲的热情建国者，在许多方面是反对西方的，却拒绝他们自己的法律传统而从进口的奢侈品中建立法律制度。”（注：参见（美）弗里德曼著：《法律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然而，这种法律制度的整体移植有没有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呢？其实我们至今尚未找到相关事实证明这一点。
确实，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各国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中，法制变革也呈现出一种国际化趋势。从世界文明的共通性来看，法律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形式之一，其相互交流、融合与移植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都早已有之。对于中国法制现代化而言，走法律国际化之路既是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也是中国法制变革的需要。埃尔曼曾指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于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的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注：参见（美）埃尔曼著：《比较法律文化》，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4页。）布鲁斯・坎格尔也指出，当一个国家处于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关口，移植某些先进的制度可以“成为推动这个社会系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催化剂。”（注：参见（加拿大）布鲁斯・坎格尔著：《时间与传统》，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7页。）我们认为，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提供的世界各国法律文明相互交融与学习的机会，移植其他国家已经形成的并为实践和历史证明是成功的和成熟的法治经验与运作机制，移植那些带有规律性、规则性、操作性的法律及法律技巧，是有利于加快中国现代法制的建构进程的。
界各国法律体系趋向完全统一，或存在着一个评判世界各国法律体系的共同标准；它代表了世界各国的立法者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构性所产生的法权要求和应然秩序的一种普遍性认识，以及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人类基本道德价值和文明的共通性的相互认同，但决不是意味着世界各国的法制变革可以不顾本国国情而对他国法制模式照搬照抄。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建构并不是文字符号的简单堆积，并不是单纯的理论假设和逻辑演绎。法律制度乃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生活条件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情况和内在要求。它既是一国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也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生活得以正常运作的机制条件。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法制变革必然与该国社会内部的现实生活条件紧密相联，必然以本国社会内部的物质生活条件关系的不断变化为自己最根本的和最强大的动力。因此，法律的国际化必然要以本土化为前提。
在法制变革过程中，如何调整好法律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找到两者相交融的切合点，并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乃是第三世界国家所必须解决好的时代课题。就中国而言，我们首先当然要在立足于本国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架构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世界上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建设历史，积累了相当丰富而成熟的法制经验，形成了相当有效的法律运作机制。这些法制经验、知识与思想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我们必须在本土化的基础上，走国际化道路，将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制度中那些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知识与经验吸收过来，将那些有助于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因素吸纳进来，将那些反映社会进步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移植过来。这不仅对于中国的法制变革具有有益的借鉴与启迪作用，而且也有助于加快中国社会进步的步伐。
四、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法”社会，法律相对于道德而言处于次要的位置。建国以来，由于我们长期忽视、排斥法律功能，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和人治观念曾一度占主导地位。“文革”期间，法制更是遭到严重破坏。对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法律化、制度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第293页。）。
我们认为，就法律制度建设而言，至关重要的乃在于立法、司法、执法等几个环节和方面。现代化的法制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创制系统，使立法主体能够按照立法的权限和程序，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来制订相关法律。这种法律体系从形式上来看必须做到体系严整、概念严密、程序严格、逻辑严谨，具有形式合理性；从内容上来看，能够真正反映社会关系的法权要求和充分表达人类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充分尊重人权、人的价值和尊严，具有价值合理性；它还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司法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严格按照法律和法定程序进行司法运作，任何干预司法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抵制和处罚。任何受到不法侵害的人都能得到法律一无例外的救济，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不枉不纵的矫治与惩罚；此外，它还要求建立严格的行政执法制度。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严格按照法律和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实施。任何滥用权力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权力的滥用而给社会主体造成的损害都能通过法定程序得到救济。从而切实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更不能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
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法制的完善固非易事，但现代法律意识的确立尤为其难。因为中国传统法制在价值取向上，一直将法律视为制服民众、实现皇权专制统治的“刑”。强调人治、强制、专制、特权、依附、集权等法律观念，这与主张法治、自由、民主、平等、独立、人权等现代法治思想是根本不同的。（注：公丕祥教授在对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进行系统深入地对比考察后，概括出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迥然相异的十一对“方式变项。”参见公丕祥主编：《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上卷），第78页。学术界现在也已形成这样的共识，即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尽管他们在对待法律与道德的问题上相对而言究竟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略有分歧，但将法律视为是“帝王之具”、“御臣之术”、“制民之道”的观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梁治平先生指出：“其实，儒、法两派关于‘法’的分歧只是态度问题，而非理解问题。对法理解在它们是完全一致的，根本不成问题，当然也无须提出来讨论。”参见梁治平著：《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东汉时的王苻则对此说得特别露骨：“夫法令者，人君之衔辔垂策也，而民者，君之舆马也。”王苻：《潜夫论・衰制》。）而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不管它设计、制定得多么完备精致，但“所有的法律制度都苦于需要依靠个别的人来使法律机器进行运转和对它进行操纵。”（注：（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0页。）也是事实。因此，要使现代法律制度得以良性运作，使现代法律精神得以贯彻，就要求整个社会必须树立全新的现代法律意识。它首先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员必须树立行政行为的“法无授权即非法”的基本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将各个国家机关、组织、部门及个人的权力严格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其次，它要求普遍提高广大立法者、司法者和执法者、法律监督者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培养其忠实信仰法律，愿为神圣的法律奉献一切，为实现法律的正义与公平而毫不畏惧困难和牺牲的崇高品格；再次，它要求在广大社会民众中树立起法律具有至上权威性的意识和民主、平等、权利、“法不禁止即自由”等现代法律观念，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形成自觉尊重和遵守法律的良好社会风气。
能实现的。这样，“社会上既没有普遍的平等和平等观念，则纵有最华丽的法律规定也只是一纸空文，‘先进’的民法和合同法不免徒有虚表。”参见史际春：《〈合同法〉的喜与忧》，载《法学家》，第3期。）近代中国法制变革之所以如此艰难坎坷、举步维艰，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现代法律意识一直未能在中国占主导地位。而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这除了需要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现代法律观念的宣传、教育、灌输外，最根本的途径乃在于现代民主政治充分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和现代法律文化的趋于成熟。在于从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到普通民众等全社会都形成法律至上、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律观念和秩序，法律在日常生活中不仅得到普遍的信服与信仰、而且全社会能普遍养成一切以法律为行为指南的习惯。惟其如此，现代法律观念才能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现代法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当然，中国法制现代化是极具复杂性、艰难性、渐进性的社会发展运动，其中的诸多矛盾关系远非本文所能涵概。比如除上述几大关系外，还有政治与法律、制度创新与意识形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权威与自治、法律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法律调整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的法制变革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是在有着独特文化传统与国情背景的中国进行的，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无论是在基本价值取向、路径选择还是在动力机制、目标模式上，均必然会呈现出与西方法制现代化不同的个性特质。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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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不是部分人和部分地区的富裕，而是涉及14亿多人口的全民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仍面临城乡差距、地域差距和收入差距不平衡等难题。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防止资本无序运作，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前进。
形势与政策论文中国梦【】
摘要：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中国梦的提出，寄托了国人自近代以来不断追求伟大复兴的民族理想。要想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需要我们每个人付出自己的努力，特别是需要青年人的努力。当代青年大学生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而如何通过正确的渠道和途径进行指引，让当代青年大学生勇于担当、善于担当，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中国梦”，是高校辅导员在工作中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梦；大学生；时代担当。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1中国梦融入到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
1.1有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发展进步的关键时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希望在于青年人。而当代青年大学生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我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与当代大学生是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息息相关，也与大学生自身是否能够健康成长直接相关。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必须深入研究我国的历史发展和现今社会现实，密切关注现今社会的变化，更好地引导青年大学生去努力拼搏锲而不舍地找到问题的根源，从而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坚持实干兴邦，不断为人民服务，逐渐实现“中国梦”，去一步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2有利于坚定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念。
世界经济蓬勃发展，而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往来也越来越密切，伴随着各种文化思潮和一些良莠不齐的人生观价值观如潮似水般地涌进国门，冲进校园，也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我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
理想信念是一个国家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先进民族奋力向前的向导标识，更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党的报告中指出：“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要求青年勇敢走在时代前面，不断奋斗，开拓，奉献。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和社会转型期，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更加需要借力“中国梦”这一丰富内涵，高扬我国民理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理想信念来武装教育当代大学生，巩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
1.3有益于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梦”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口号和思想本身就代表我中华民族千千万万民众的希望期盼，更加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客观发展需要。“中国梦”的提出更加凸显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更加体现了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价值观。实践不仅是理论的基础，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之亦然，在不断实践中形成正确的理论方针是更好实践的指南，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乱行。没有伟大的理想，实现“中国梦”永远都是在“进行时”，当前高校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重点就是引导学生将实现“中国梦”化入内心，去认认真真地践行。
2用中国梦唤醒当代大学生的时代担当。
2.1立志以求远。
我国的广大青少年应当志存高远，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锻炼自己的意志，让青春在时代的进步中焕发绚丽的光彩，坚定理想信念。中国梦是全国千千万万人民的共同理想和期盼，也是我国青年一代应当牢固树立的伟大理想和目标。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当代青年大学生要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树立远大的志向。一个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一个没有梦想的民族必然会被世界所遗弃。当代青年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建立的关键时期，能不能确立符合时代发展的人生理想，直接关系到他们在未来沿着哪条路走、成为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而学习等一系列问题。青年大学生要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就要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基本国情，并以此为基点设定人生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
2.2立行以求功。
我国的青年大学生应当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立足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埋头苦干，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一流的业绩成就自己精彩人生。要不怕艰难，攻克难关，勇于到艰苦的基层，经受锻炼，增强个人才干。要敢闯敢干，努力在改革中创出新路，创新业，不断开拓发展新天地。
恩格斯说过：“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因此，一切怀抱远大理想的青年大学生，其人生发展与个人价值的实现都必须植根于祖国繁荣强大的沃土之上，报效祖国是每一个青年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
2.3立学以求进。
广大青年一定要练就过硬的本领，学习是不断成长进步的有效途径。青年大学生的素质和本领将会直接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古人说：‘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说的是学问的根基好比弓弩，才能好比箭头，只要依靠厚实的见识来引导，就可以让才能很好发挥作用。青年人能够更好地学习新的知识本领，应该把学习视为第一要务，作为一种社会责任，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远大的目标和理想，让勤奋学习成为实现理想的动力，让自己的青春更加无悔。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飞速，知识更新更是日新月异，学习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青年学生应当坚持奋发学习，增强自己的本领，珍惜美好时光，集中精力，刻苦钻研，切实做到学以立德，工以养技，学以致用，以自己毕业以后能够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生要以学习为己任，养成健康科学的学习习惯，学会运用不同领域不同方式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3结语。
总之，实现伟大而美丽的“中国梦”需要每一个人的辛勤努力和付出。当代青年大学生尤其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就要引导大学生编织小梦想，共筑“中国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让青年大学生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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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凝聚力量，我们信心满怀。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就是一部团结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共同奋斗的历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拓奋进，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各方面的大团结，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激发出全社会创造活力和发展动力，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实干成就未来，我们斗志昂扬。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只有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发扬“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才能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回首过去，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永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永远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争先，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阔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