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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文章始言商鞅“好刑名法术之学”，三次游说秦孝公，终使“君大说之耳”；“鞅欲变法”，守旧派公然反对，鞅据理力争；“卒定变法之令”，众皆哗然。鞅立木悬赏，取信于民。刑太子师，以肃法令；“行之十年”，“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秦人富强”。鞅将而伐魏，“既破魏还”；孝公卒，太子立，以欲反之名捕商君，而终以车裂族灭。文章最后，太史公对商君作出“天资刻薄人也”的评价。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如有不妥，请方家指正。
一、革旧立新，依法治理，使商君功成名显。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一是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二是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三是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四是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五是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六是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二、刑法严酷，刚愎自用，致使商君结局悲惨。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用刑过度。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二）不听进谏。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三）重刑罚、轻德政。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四）监督缺位。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五）自身腐败。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三、身受其害，痛恨酷刑，太史公对商君评价少褒多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商君列传读后感
《李斯列传》中有一段话原文为：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怅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上述表述反映了李斯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奠基者，能够拥有这样的哲学思想，实在是了不起。，他能够够清醒的认识到的事物的发展，物极必反的客观规律，能够这么谦虚，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实属不易。我们许多人往往在事业，家庭，爱情等等方面获得一些所谓成功的时候，志得而意满，得意而忘形。并没有认识和意识到在鲜花和掌声的后面会有一个陷阱，在时刻等待你。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居安思危，不能盲目乐观。站得越高，摔得越重。所谓之高处而不胜寒矣！
李斯为人谨慎，有才华，为秦始皇的统一霸业和封建制度的建立做出了卓越不凡的贡献，但是在秦始皇死后，他放弃了过去的一心为公，不募私利的为人原则。为一己之私而受赵高之蛊惑，从而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看来世界上真的没有完人阿！再聪慧睿智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从而也印证了他物极而必衰的道理。
《商君书》读后感
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话说的真是一点都不错。大到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小到日常生活的困难烦恼，中国古代的先知哲人们都早已给出自己的论断注解，各类经典犹如一座座永恒的灯塔照亮着后世迷惘在人生道路上的人们。不同于西方具形具象的特定学科理论，中国经典如老子、孔孟、鬼谷等只是针对某些广大的话题给出看似泛泛的理论，并结合自然现象予以辅助论述，实则千人千用，上可治国安邦，下能齐家修身，天文、地理、政治、人事的道理尽收其中。先知们长于逻辑推断和论据间的辅佐和循环反复对比论证，并佐以自然原理（足见其质朴之心）帮助理解。所以，只要细心观察就能发现，先知们的例子并非例证，至少例子和论点之间的关系并非像西方论断中的那样紧密，而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关系，例如鬼谷使用阴阳相生的宇宙概念来比拟谈话中的捭阖之道：
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
论点间的关系不可谓不松散，其论述的主旨也不可谓不模糊。阴阳、德行、德力、圆方、捭阖这些相对的概念被分为两组，每组里看似不相关的概念被赋予相互模拟流通的含义而重叠使用，最后一句点出适用的情境（说人），还不忘加上天地的概念，意在为读者培养一种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烟雾缭绕的语境，发挥出自己无尽的想象和理解能力，结合各自不同的生活际遇对赅简的原文加以诠释。所以每个读者心中的鬼谷都是不同的，而这也许就是中国经典的魅力吧。此种魅力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文字的复杂多样，这与中国文化的隐晦深奥是相辅相成的。西方人讲究简洁直观，文化和语言也自然如此。就当中国经典（甚至现代著作）被翻译成英文也有一种画蛇添足的遗憾，平白添加了许多译者自己的理解诠释，在读者还没来得及思考的时候就划定了方向。西方经典往往限定一个特定的课题，并针对某一特定的受众或情境加以不厌其详的论述，段落以分论点开始，后面加以大段详细特定的例证。这样虽然能帮助读者清晰明朗地领会作者的意图思想，却也扼杀了想象和诠释的萌芽，同时也为后人的驳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这不由地让我觉得西方的先哲更善于表达（或者销售卖弄）自己，将完整的想法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受众面前，唯恐别人误会了自己的观点；而中国的先哲们启蒙滋养的意味更浓，犹如四两拨千斤，寥寥几字传与后世学子，脸上还带着“真理不可言明，孺子自去参悟”的神秘微笑。这也恐怕是西方多有自立门户的原创型学者，而中国多产引经据典的译注大家的原因罢。至于中国后世如于丹之流将论语老子“应用于现代科技生活”的所谓学者们，实则浅薄了隐晦高深的古籍经典。其行为对普及经典的教育意义的确是有所帮助的，但万不可过分颂扬提倡，不然中国子民，特别是在这个速食品充斥市场的现代社会，将最终失去自己民族文化中最宝贵的精髓。
和朋友谈到处死英国毒贩，又引出了死刑废立和人权等等话题。抛开死刑是否该废的问题不谈，是否应当在此英国毒贩的问题上网开一面，我是立场坚定的。如果中国人民（理论上）都是统一受制于现任刑法的，无论该刑法健全合理与否，英国人为什么就能逍遥法外？何况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犯法？政府没有和英国政府妥协的义务，英国政府也没有要求网开一面的权力。网开一面，基于什么逻辑？因为毒贩是英国人？那不是回到了南京条约后的领事裁判权了吗？因为人权问题？那么中国人的人权在哪里？就因为毒贩是英国人，他的人权就比中国人的人权珍贵吗？更不论法律处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罪犯对自己的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付出代价，当现任刑法规定贩卖特定数量的毒品=死刑的时候，该罪犯造成了同等的危害，就理应受到同等的处罚。至于人权之论，至于“没有人有权力剥夺别人生存权力”之论，是有待辩驳商榷的，也是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于是，我带着极大的困惑拜读了商君书注译（高亨，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
商君的形象无疑是铁血务实的，也就是所谓的pragmatist，简化排除一切不必要的修饰干扰，定下富国强兵的发展目标，两点一线。任何反对怀疑，或者试图干扰的人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这样的人物是很难用酷吏还是良臣的标签来言明的。中国人，尤其是底层的老百姓太热衷于非黑即白的评论，仿佛一个人善良就要众生皆爱，邪恶就该一无是处，好让自己爱就爱个明明白白，恨就恨个咬牙切齿。
史记说商鞅“天资刻薄”，这也就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后人且听而不可全信。何谓刻薄？刻薄就一定不好吗？人的性格或者素质本身就是双刃剑，刻薄用好了就叫无私，宽容用坏了就叫放纵。商鞅和其他无疑是酷吏的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绝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滥杀无辜，就像来俊臣和周兴为了讨好武则天那样严刑逼供。至于他是否滥杀无辜，无辜本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由法律或者民心，根据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来判定。要说连坐受株的邻居是否无辜，现在的人看来也许无辜，可是依据当时的法律就是有辜。至于法律，也不是单纯的对错价值观或者严密的逻辑，而是一个对时事价值观、民心、大众利益、逻辑、个人权利等相悖因素的综合考量平衡下得出的一个体系。因为这些因素是相悖的，你的利益也许就是别人的损失，法律就永远不可能面面俱到，或者百分之百地照顾了某方的利益，自然也就不能避免漏洞。所谓漏洞，也就是利益的某一方对自己失去的那部分利益感到不满，而试图修改法律系统的动机。多方，为了共存（及某种程度上能实现一些的“共荣”），必须相互牵制妥协，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共同遵守法律—一定程度上基于逻辑道德的，而更大程度上基于经验妥协的，被人们神化而寄予过多厚望的，其实也有隐衷的，法律。争先恐后都想把法律朝自己的方向拉近的多方，那些有时联盟经常冲突的多方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家/集体和个人。
人权主义者们发言了，要废除死刑，要还人自由。国家主义者们也发言了，要统一团结，要扩大版图，要个人服从集体。孰优孰劣？无法判定。无非都是拿个放大镜照着自己，将自己的利益渴求无限放大，总是将“我要”挂在嘴边。可是人终究是无法中立的，总是不可避免地选择一个立足点，既然这个立足点存在，就一定会落在一方的范围内，除非生命和思想消失。就像世界上没有不带口音的人，不带口音本身也是一种口音，同样能折射出此人的经历背景。一个人的立足点，相对其对立面，就成了偏见。所以，有偏见不为过，关键是要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在别人眼里也许是偏见，而自己眼里的偏见是别人的立场的道理，愿意和别人交流沟通，了解别人的意图并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还有一条极重要的，就是不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谈话未必就要以一致意见，或者最佳方案结尾，也往往不能如此，谈话双方的不同立场早已注定了这一点。所以，谁也不能真正地说服谁，谁也没有权力指责谁太顽固，人能做到的，也就是理解和尊重对方。对于一味只想说服你的人呢，也不必争辩较真，沉默不代表投降，一笑了之而已。
又扯远了。还是谈谈我看商君书的感受。
商君的意图很明确：富国强兵，重农尚武。孔孟之道，诗书礼乐被批得一无是处（辩慧，乱之赞也。立约，淫佚之徵也）。文艺、贸易（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教育、游学等现代人视之理所当然的东西都被看作影响农耕以致削弱国力的洪水猛兽。在商君的眼里，学术研究无异于坐而论道，空谈误国，且徒然让本可以安心务农的人民滋生了虚学求荣的许多念想（事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认为只有愚得人民（农民）心无旁骛地闲时农耕（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战时操戈才是称王称霸，统一天下之道。在商君眼里，遵循古礼是不思进取的表现（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因而他直接针对甘龙杜挚等保守派而在秦王面前大肆鼓吹应时利导的果断改革之法，并将人民（农民）看作没有判断能力的乌合之众，主张无视人民的反对而坚决执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政策（成大事者不谋与众），讲究特立独行（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将来与人民一同分享成果（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以与乐成）。
法治是商君思想的核心（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他提倡一视同仁地执行法律，破除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古法，并且按照军功明确定量地论功行赏，赏罚分明，功可抵过。罚亦分明从重（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使罪犯众叛亲离（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则奸民无主），以将罪恶消灭在初级阶段为目标，从而遏制重罪。轻罪轻罚在商君看来就是姑息养奸，给予滋生重罪的温床。在奖惩制度上应当刑九赏一，这样才能使人民无欲无求，而且忠于国家（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罚五；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最终达到上下一心，富国强兵的宏图。
爱下结论的人又要跃跃欲试了，不是像译注者高亨那样赞的商鞅多么顺应历史潮流，贬的孔丘多么冥顽不化，就是像人权分子那般批判商鞅残忍恐怖滥杀无辜。的确，商君如此大才，又开创先河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始如此轰轰烈烈的一场改革，是注定要承受后人的大褒大贬的。
我对商君，尊崇有之，敬服有之，批判有之，更多的，是理解。我理解他治国强兵的梦想，理解他强国等于利民的逻辑，理解他剑走偏锋的想法与胆识，更理解他作为改革先锋的孤独与压力。他不是残忍也不是嗜血，只是为了效率和成功运用了极端的手段试图纠正他认为的社会弊端，只为了心中那个兼济天下，造福苍生的梦想。在他心中，开始的牺牲（况且牺牲的是法律定义有罪之人）是为了最终造福天下千千万万的无辜（法律定义）子民。当然，这对那些没有犯罪被连坐的人们（道德定义为无辜，法律定义为有罪）也许是不公平的，如果我身为其一自然也会怨愤不已，但我还是要说，评价这件事情的功过得失不能只用放大镜对准了国家和个人之中的某一方。事实是秦国风气清明，继而扫灭六国统一了天下，消弭了六国相争的战祸，的确是给烽火中受苦的人带去了福祉的。至于秦后来施行的所谓暴政和秦二世的昏昧及迷恋美色导致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则另当别论，因为那是其他因素导致的灾难而并非商君所愿。
商君值得批判的地方自然也是少不了的，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百家争鸣，贸易互市，兴办科教都是有利社稷的活动，为了人民专心务农而全部取缔自然也是不合适的。物极必反，任何一方面过分发达自然都会限制其它方面的发展，从而带来某种灾难。宋朝重文抑武，文化发展璀璨而独树一帜，却在金人的铁蹄之下只能龟缩在江南一隅，使得北方百姓饱尝战乱之苦，其功过也是两说的。
附上非常喜欢的大秦帝国歌词一首：
《商君书》读后感
《商君书·更法第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秦孝公想要变法，征求身边臣子的意见。大夫甘龙和杜挚表示反对，认为官吏和人民都习惯旧法，应依据旧法治理国家。而商鞅则极力支持变法，他认为法律与政策应该与时俱进，符合时代的需要，而不能一味效法古人。秦孝公对于商鞅的说法大为赞赏，决定变法。依据《史记》，新法组织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实行连坐政策，爵位、俸禄都依军功大小而定，奖励耕织生产。法令实行十年，秦国人民十分高兴。路上不会拾取别人的遗物，山中没有盗贼，家家富裕。人民勇于替公家作战，而厌恶私人打斗，治安情况有很大好转。变法取得了显着的效果。
商鞅与秦孝公的讨论反映了与时俱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这种思想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验证。庄子认为，万物的量是没有穷尽的，时序是没有止期的，得失是没有一定的，事物的终结和起始也没有定因。因此，世上万物都具有局限性，既不存在绝对正确的事物，也不存在绝对错误的事物。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是由时间、空间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所以，一切事情都受限于时间、空间、历史条件。韩非在《五蠹》一章中写道：“刑法不过是结合当时人情风俗行事。所以政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措施也要适合已经变化了的政事。”说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有很多实例可以表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非常重要。“减灶”与“增灶”，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却都取得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将领能够结合具体情况、利用敌人的性格特点。战国时魏将庞涓率兵攻打韩国，齐王派孙膑抵抗庞涓。孙膑利用庞涓的骄傲自大，采用“减灶”法来麻痹他。孙膑进入魏国领土后，最初建十万个炉灶，第二次建五万个炉灶，第三次建两万个炉灶。致使庞涓以为齐国军队溃散，率兵追赶，最终中了圈套，被孙膑打败。三国时期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计划退兵，又担心司马懿追赶。他利用司马懿谨慎多疑，采用“增灶”法让司马懿产生疑虑。命令道：“营内一千兵，首日掘两千灶，次日掘三千灶……每日退军，增灶而行。”致使司马懿误认为蜀军表面退兵，实际在暗中添兵，因此不敢发动攻击，诸葛亮得以安全退军。由此可见，结合具体情况灵活制定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守株待兔”的故事。宋国农民平白无故在树下捡到一只撞飞致死的兔子，就放弃农活，等在树下，希望再捡到兔子，但他没有如愿。他不懂得变通、一味因循守旧，是注定要失败的。
尽管《商君书·更法第一》中讲述的事件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其中商鞅倡导的与时俱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现在许多中国人都在提倡学习美国，但是美国与中国存在着历史、社会背景、发展状况等各方面的差异，适用于美国的政策未必全部适用于中国。只有对于中国的境况进行透彻的了解与分析，才能制定出最适合中国发展的政策。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如今社会竞争压力大，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一技之长。有一些家长看到别人孩子学什么就让自己孩子学什么，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每一个孩子都具有独特的天赋，家长应该根据自己孩子的天赋，寻找到适合他学习的东西。一味的顺应大流，对于孩子的发展是没有裨益的。
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学生的特长与弱点各不相同。有的人适合学文科，有的人适合学理科；有的人适合学代数，有的人适合学几何；有的人适合死记硬背，有的人适合理解性背诵；有的人适合在早晨学习，有的人适合在晚上学习。每名学生应该结合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科目和学习方法。
总而言之，当今是一个技术进步快、环境变化大的时代，认真领会《商君书·更法第一》中阐述的“与时俱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对于我们的工作与生活都大有裨益。
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同悒悒，不舒畅）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卫鞅说孝公伐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徙告商君欲反，发人捕商君。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刻薄少恩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商君书》读后感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商君书》读后感
传说老毛读过这本书，没有作任何评论。在读这本书时，最开始其实有点枯燥，除第一篇时的《商君书-更法》中特别让人振奋。其它篇几乎都是再讲其治国之策，通篇都有讲“壹”，讲“重刑轻赏”，讲“法”。这些无疑是商君最重要的思想了。
革新思想。
商君书中最能体现的他的革新思想的莫过于第一篇《商君书-更法》。商君在自己的思考中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其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复”“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圣人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信而为更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而不成;治不宜时而行之则不干”。并立论“立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讥讽道“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现在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千年过去，还有这么多守旧之人，实在令今人汗颜。
制度、律令思想。
在《商君书-壹言》《商君书-赏刑》中有专门的论述。商君的“壹”思想，用他的话说叫“壹赏、壹刑、壹教”。大体讲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高度统一。此很让人联想到我们现如今的所讲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当然了只有些许类似，不是相同。从思想上来讲，于战国时百家争鸣，商君没有对各家各派的思想进行一个点评，但是其在书中指出的六种“虱害”“国有十者”“十二者”“八者”(例如“八者”指的是“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等，可看出商君对于各种人情世故的不信任，而只信任的是法制，律令。我想从秦孝公时秦为战国一雄到秦始皇一统华夏，商君的这个制度、律令思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大秦帝国》影视剧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就是秦孝公去逝后，秦代的后继之君问于商君秦国变大那些押罪犯的时间太短了，是否要修改，而商君说修改秦法要等国家稳定，秦法推广有一定的时间才能改。而后来的陈胜、吴广之辈却正是因这事而起义，实在是孙先生在写作进的一个巧妙之处，但也透露出在秦的后来国君者中只有对于国内人民的赏刑，在对外征战的胜利与喜悦而忘了商君的重要思想“立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个重要思想。唉，实在是悲哀。
书中对于组织的构架中有《商君书-境内》《商君书-修权》篇等等。里面对于法，商君有言“农战”有功皆有赏，而对于传统的世代贵族，或者新贵族是采取同等对待，商君有言“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书中对于权利的分配中，商君提出国家治理有要重视三个方面“法”“信”“权”。其解释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似乎想达到新的政治上的动态平衡。其中对于臣下的制约是够的，而对于君主的制约，则是不够，商君只能说是作为君主不能“释法任私”，如果抛弃法则于国家来讲会有危机。于古代君主思想来讲的确是一种进步。但也为君权独揽撒下了种子。不能苛求古人，对于秦的几千年再无商君和秦孝公这种超级搭挡实在是一种遗憾啊。在对于法的执行上，商君提出“连座”、“无宿治”(今天的政事，今天处理，不放在明天。即时办理)等思想，像“无宿治”思想还是值得现在学习的。其还有关于法律的执行的还有在各级行政部门都回有负责法律的专门人员，这些对于法律的执行来讲，此种政治的执行力肯定是空前，秦国不强都难。
商君对于人民的体察对于这个方面来讲，商君虽然有一些早期早期封建思想，但是对于处于战乱时的人民来讲也实在是一种进步吧。从现代人的一般的思维来讲，实行“重罚轻赏”对于人民来讲就是“苛政”。可从商君行法效果来看，“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从《史记》等书可看出商君行支虽严，但是公平。赏虽轻，但是有希望。就战国时最大的灾祸来讲，莫过于战争了。而商君思想来还有有一部分与道家有关，比如其有言“明赏之犹，至于无赏;明刑之犹，至于无刑;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在这里，商君对于战的思想是战争之犹，至于无战吧。就像“武”字本身，即有“止戈”之意一样。只有通过战争达到统一，才能达战事的少，乃至于无。秦用百年时间完成了统一，虽商君之法或者各种原因致苛政战乱，此非商君所能预计，不能太苛求古人。商君对于民众的重视非有以人为本，而是人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一点来讲，其所讲的“法者，所以爱民也”，就是“圣人为国也，观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则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与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于个人来讲必有家庭、家族。而于个人、家族、家族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荣誉。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赏赐，对于一个普通人民来讲都是梦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给他们实现的一条路就是“农战”皆有功。且“赏随功，罚随刑”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这样商君就将人民团结起来了。加之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使国家的凝聚力增强不少，对于国家的实力的增强会有重要的意义。商君的思想最后我们将儒家与法家进行对比一下，特别是与商君之法进行对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独”，提倡用仁义来治国。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种灾害“辩、慧、礼、乐、慈、仁、任、誉”，再来看看商君口中的六种灾害：“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是儒家等奉为至宝的，在商君看来是于国无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点，即人类追求名利、淫佚，而作为儒家之学只是“看上去看美”没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靠个人的自觉与修养，儒家所谓智善仁义并不能彻底的根除，于是商群采取了一个策略，即“重罚轻赏”。其还指出“凡赏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商君想重新建立一种人际关系或者新型社会关系即“赏厚而信，刑重而威，不失疏远，不失亲近”。
《商君书》读后感
先秦只有法家实现了其学说主张，对分裂的乱世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十分有针对性，而且对后世政治影响深远，也是唯一对后世政体有用处的思想。而在战国各国的变法潮流中，只有商鞅变法是最成功的，商鞅之法在秦国实行了二十余年，秦国“兵革强大，诸侯畏惧”，但也正因为商鞅之严刑峻法，治标强而有效，但不治本，在历史上商鞅也落下了个“作法自毙”的难听嘲讽。最典型的“史家绝唱、无韵离骚”《史记》的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n，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个人觉得司马迁的评论这才叫刻薄，别忘了司马迁正是受害于汉所沿秦代之法“宫刑”才愤而著书，每每思及身受宫刑，他自己说“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秦法谁炮制的？商鞅。他能对商鞅有好评价吗？鄙人还认为，以道德来指责或评论政治人物是肤浅的行为，谋略和学说本身无善恶，运用到国家政治中不可简单以道德来评价。
商鞅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可贵，主要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圣人不法古，法古则后于世”（《商君书开塞》）的先进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观。
二、人性功利论。
商鞅认为人的一生就是在好利的本性支配下，追逐名利的一生。“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由于利益，儒家所提倡的礼仪对人的行为不起任何约束作用：“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商鞅以人性功利论为富国强兵的国策提供了指导思想，所以后人多简单粗暴的评论其为功利主义。商鞅对人性的理解，历来见仁见智，我个人倾向是比较认同的，有其合理的一面。
三、双刃之“法”。
在法家诸多流派中，商鞅以重视法律而独成一家。虽也谈术与势，但其法制理论更为细密。其提出的主要作用：“法能定分”（《商君书定分》），以立法明分，即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分界，而反对以私害法，秦法对私斗处分是极严极重的；“法能胜民”（《说民》篇）商鞅明确提出法律是君主权柄（权制断于君），主要功能就是强制民众和镇压民众。商鞅仅仅把民众看为是肉猪一样的统治对象，并建议“焚诗书”，采取“偶语者弃市、谤者族”的高压苛法，也为秦朝埋下了祸根。后世韩非发展完善为“禁心、禁言、禁事”直接执行彻底愚民，剥夺言论自由；“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为秦始皇焚书提供了理论指导。
商鞅的苛法，来自于他对人民道德品质的最恶打算，他认为所有的人民都是奸民，君主应当充分认识民众奸猾的本性“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而强”，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在秦国推行了“轻罪重罚”的主张。“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以杀止杀，以暴止暴，这样的施政手段，一旦君主智蒙，必然不可避免的出现暴政酷刑、民无宁日的悲惨局面。然后，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四、耕战之策。
综上所述，商鞅的法治在先秦很有典型性，他提出的“刑无等级、一断于法”的主张，在当时的思想家中领先历史一步。最后他的以身殉法，在思想史中留下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痕迹。无论你是否赞同他的政治主张，但是不可否认，于自己的学说，他是一个义无反顾的殉道者；于自己的君主，他是一个大无畏的喋血忠臣，于自己的时代，他更是一个敢作敢为的英雄，值得敬佩。
《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
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对于商鞅本人的评价，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吧。
商君列传读后感
这一篇顾名思义，写了两个人，屈原和贾谊。两个的早年经历和个性有些相似，都是早年得志，以文采和博学深得君主器重，但是都遭遇诬陷抵毁，然后一蹶不振，屈原跳汩罗江自杀身亡，贾谊流放长沙抑郁而死。
简单的说这一篇就是这样。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记述屈原和贾谊的文章诗词，大抵都是悲愤喊冤之辞，“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小人得志，有才能之士失意，“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总之，是这个世界错了，我没错，世既不容我，我将离世而去。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世界的确是极其不完善的，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怀才不遇之士；有太多的受人诬陷抵毁从此失意的有识之士；世之不公，比比皆是；因此屈原呼天抢地怨天尤人的诗词引发古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也成就了他千古才名。
其实，从某种角度说，屈原的不如意的际遇加上他抑郁偏激的个性，当然还有他的文学造诣成全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成就，所谓忧愁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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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读后感作文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着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着与其他法家遗着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着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着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君列传读后感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8～10题。（9分，每小题3分）。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同“悒悒”，不舒畅）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以卫鞅为左庶子，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卫鞅说孝公伐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人捕商君。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商君书读后感
《商君书》该不该读，人们多取决与商君本人，有意思的是，历史上对商君评价与看法，多是非黑即白。司马子长说他：“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记商君列传》)。有人看了这段说：“司马迁到底是文人，说商君残忍少恩，见解太幼稚了!”司马子长对史实之认真，从古至今似乎没几个人质疑过;然而汗武帝以后“独尊懦术”的风气，同商君说背到而驰，因此《史记》中对商君的评判未免有失偏颇——随着政权主张倒是文人史官们的惯性，司马子长多少还算另类的一位。相反地，李斯则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李斯列传》);王半山则有诗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同是褒扬，李斯有李斯的立场，王半山有王半山的眼光。李斯是秦相，强调法度;王半山是改革家，强调变更——就如同“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板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各有各的'主意。此是谬谈。
《商君书》历来号称文笔古奥，(读书笔记)原因是流传过程中脱文错简十分严重，并且其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导致体例杂芜，再加上近世学术界有“《商君书》精义较少，欲考法家之学，当重《管》《韩》而已。”(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使人对此书兴致大减。
读完《商君书》，实在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好在作者多用前因推后果的句式，理解他的政治目的，并不十分艰难。只是全身心地锱铢积累，恐惧煞费神心，读来并没有太大的乐趣，想毕我不是研习政治的材料。
儒家的学说一直以来都被奉为精辟，其主张不言自知。我从不将《孟子》同《商君书》置于一处，迂腐地觉得他们水火不容，恐有盐铁之争——法家对儒家的称呼实在叫人触目惊心：“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心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第十三》)“六虱”即指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的思想，《商君书》对儒家的概论基本上是“对内人治，对外非兵”。事实证明，儒家学说在盛世尚可招揽民心，在乱世则是大大行不通的。而儒家则惯言法家刑法过于严苛，“畜怨积仇比于丘山”。(《史记集解》引《新序》)。不过，无论如何，商君确使秦由弱转强，“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稿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苏东坡《商鞅论》)的见解是不客观的。
赵策二》)之言，“遇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之语，“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之说劝谏孝公，继而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其关键在于“可以强国”、“可以利民”，遂可以“无顾天下之议”。甘龙以“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驳之，希望孝公沿已有法度，重申“人言可畏”。然而孝公之志，并非徒沿秦族，而恐是一洗前耻，复穆公霸业，因而商君说甘龙之言，世俗之言也，“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认为其论过于死板。商君之辞，重心在于“三代不同礼而王，王霸不同法而霸。”他不是为了说服、驳倒甘龙，而是令孝公不再犹疑不定，于是拿王霸之业而劝说，对于秦公来说，十分具有说服力。而杜挚“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之言，恰恰给商君一个表明变法之忧的契口。结果不言而喻，孝公说：“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乐之，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这便是变法的第一步。
有了痛下决心，变法之路任重道远。强秦变法的第一要务，便是农业。《商君书垦令第二》便列出了细致的强制务农政策。垦令，属法令，此篇却像呈予君上的谏书，晓以利害，层层推进，因果相连，虽然是强制法令，却极在说服力。其中一段最为有趣，可起到讽今之效，现录如下：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宿治”即官吏拖延政务。读到此突然联想到神秘的“有关部门”，不禁一笑——此是笑谈。此处若将“无”理解为“没有”，那么这一篇甚至这本书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无”应当是“不允许”，表禁止，这样法令才有了意义。然而官员拖延政务不办之事，从古到今，层出不穷，目的是“为私利于民”，问题就出在这个“无”字上，如无严法苛刑，则无“情不相稽”，则无上下一令。此是后话。接下来一句：
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
1、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
2、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
3、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
4、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
5、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
6、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用刑过度。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2、不听进谏。
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3、重刑罚、轻德政。
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4、监督缺位。
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5、自身腐败。
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1、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
2、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
3、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
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
商君书读后感作文
为什么封建专制一口气儿在中国大行其道2000多年？那是因为儒家"三纲五常"流毒让中国人中毒太深；为什么儒家能够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和灵魂？仅仅是因为儒家文化获得历代封建君主大力推广？难道中国老百姓都是喂什么吃什么的病人？现在有答案了，还有法家的幕后黑手在助推！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大概就是过去只有帝王才能看的书，咱们也能够看到了！最近就有这样一本j书现世，暴露了中国2000年封建专制的不传之秘。这本书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最初公开讲解这本书的人，我们也应当记住，他就是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主任鲍鹏山。《商君书》就是有名的天下第一j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北方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14年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会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
《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
《境内第十九》说，"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这句话意思是说，"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满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这句话意思是说，"军队围攻敌国的城邑，能够斩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能够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军官旧爵是公士的就升为上造；"（译文）。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官员一直身兼一方官吏和教父的双重责任？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人和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一直比西方人差得多得多？为什么历朝历代中国不允许老百姓拥有兵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没有财产给后人继承？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禁止民间习武？为什么中国功夫师徒传承要有严格的师徒关系（背叛师傅要清理门户）？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的传承在封建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得势的法家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家，而是法家的变种——为了一己私利挥刀自宫的奴才法家。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法家，就是变法儿整人的；中国的儒家，就是用臆造的"天理"愚人的。法家把中国人整傻了，儒家把中国人整愚了！两者没一个好东西！
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