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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再审抗诉申请书范文
申诉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委托律师）。
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律师只需写明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如果申诉人正在服刑，还应当写明判刑情况和服刑的处所。如果申诉人是未成年人，应在其项后写明法定代理人的姓名、性别、职业、工作单位以及与申诉人的关系等。
申诉人因**一案，对**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刑事判决（或裁定）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应写明具体的请求事项，即请求人民法院如何处理该案。申请人的具体的请求事项应当根据具体的生效判决或裁定提出。如量刑过重或适用法律不当，可根据具体情况，提出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或者减轻处罚；如果对民事诉讼部分提出申诉，申诉人应就民事责任部分提出请求，并根据具体情况写明赔偿责任及其具体数额。
事实与理由：应简要写明基本的案情事实和审判结果，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点分析和阐述判决或裁定的错误，包括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以及程序错误等，阐述申诉请求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此致**人民法院
申诉人：
代书人：
1、原审判决书（或裁定书）复印件*份；
2、证据材料*份。
行政申诉状申诉人：申诉人为公民的，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住址；申诉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写明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申诉人是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应写明其法定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与申诉人的关系。委托律师的，应写明其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申诉人因**一案，对**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行政判决（或裁定或调解）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简明扼要地提出请求人民法院对本案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并依法变更或撤销原裁判。
**人民法院。
申诉人：
代书人：
1、原审判决书（或裁定书等）复印件*份；
2、证据名称、份数，证人姓名、住址。
再审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刘xx，女，1958年10月1日生，汉族，个体医师，住织xx，系xx人民法院（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中被告王x坤之妻。电话：180xxxx5320。
被申请人（原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张xx，男，1959年2月17日生，汉族，农民，住xxx。
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房屋确权、房屋典当纠纷一案，不服织金县人民法院（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不服织金县人民法院（20xx年）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不服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年）毕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于20xx年12月18日向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xx年12月5日，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年）黔毕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申请人刘x英的再审请求。申请人不服该判决，于20xx年3月向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提起再审抗诉申请，毕节地区检察分院交由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织金县人民检察院于20xx年3月30日作出了织检民行立字（20xx年）第1号《民事行政检察立案决定书》，至今未果。现依法向xx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抗诉申请，请求事项如下：
一、请求xx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贵x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二、此后，请求贵x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xx年）黔毕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20xx年）毕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织金县人民法院（20xx年）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提审或指定再审该案，支持申请人的申诉请求。
综上所述，由于一、二审、再审判决不论在认定事实上还是审判程序上均存在错误，且拒不纠正，申请人深感不公，于20xx年3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33条的有关规定，向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提出再审抗诉申请，毕节地区检察分院将此案交由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决定立案审查，至今未果，故特请求贵院对本案予以抗诉。
此致
xx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刘xx。
20xx年x月xx日。
文档为doc格式。
刑事再审抗诉申请书范文
申请人，xx，(又名高九斤、高九)，男，1962年9月21日，回族，高中文化，住县城小区1。原系ew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队长。申请人2009年12月26日被逮捕，2011年12月13日，ew县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故意伤害罪被ew县人民法院判处申请人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2012年3月1日刑满释放。
申诉请求：
撤销ew县人民法院(2011)西少刑初字第22号对申请人贪污罪、故意伤害罪的判决，对本案再审，改判申请人无罪。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故意伤害罪中，杨兵等人的证言不足采信，且故意伤害已经超过追诉时效，不应追究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
一关于贪污罪。
判决申请人贪污罪的基本情况是，2012年2月26日，申请人以单位欠发职工工资的名义，领取单位职工共22人的7个月工资97496元，后申请人用该款加上其他款项约13万余元购买桑塔纳轿车一辆，车辆登记在申请人个人名下。2013年4月该车以68000元的价格转卖给张继峰。后来，申请人又用该68000元款加上添加的钱购买桑塔纳3000轿车一辆，桑塔纳3000轿车登记在申请人的女婿王庆丰名下。扣除申请人购桑塔纳轿车时个人垫资28211元，认定申请人贪污39789元。申请人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客观、不全面，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而实际上，转卖桑塔纳轿车的收入68000元，一部分28211元用于偿还购买该车辆时的垫资，另一部分用已经办好所有购置手续的，价值约38000多元半截头车一辆豫p93851，交付城管大队方强中队，继续用于城管执法。庭审中，检察机关提供的调查材料足以证明豫p93851由城管大队方强中队占有使用的事实，辩护人出具了豫p93851购车时的发票等证明，足以认定申请人个人没有将卖车的款项39789元占为己有。申请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据为己有故意，客观上没有将公共财物占为己有的犯罪行为，其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不应认定为贪污。
二关于申请人故意伤害罪。
申请人所谓的故意伤害罪发生于2009年12月27日。申请人认为，杨兵等人2009年10月突然改变十年前的证言，指认申请人幕后指使，参与杨兵等故意伤害高海的犯罪行为，这些证言不应采信，申请人故意伤害罪不能成立。且即使是指控成立，本案也已经超过法定的追诉时效，国家丧失追诉权。2009年底2000年初，公安机关在对杨兵等人的犯罪侦查中，杨兵弟兄六人众口一词，多次调查均称申请人没有参与、幕后指使其殴打高海。事情过去十年之后，2009年10月，杨兵兄弟六人突然改口，称2009年12月发生的其兄弟六人伤害高海的犯罪行为是申请人幕后指使。更令人蹊跷的是，转往ew县公安局要求查处申请人，举报至河南省委政法委巡视组的0908号材料是杨兵兄弟六人与高海联名举报，原来互为仇敌的两方，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成了指控申请人参与犯罪的密友!
申请人没有指使杨兵兄弟六人殴打高海。对杨兵兄弟预谋殴打高海的情况，申请人事前确实知道。申请人不但没有幕后指使，而且极力劝阻，在劝告无效，制止不了的情况下，申请人在事发前就向派出所报案。城关派出所所长宋忠良、民警张登峰对此事能够证明，事发前申请人报案的事实。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假如申请人2009年确实参与指使他人殴打高海(这个真没有！)，也已经超过法定的追诉时效。理由是：(1)刑法规定致人轻伤的犯罪追诉时效是五年，本案发生于2009年12月27日，距本次2009年10月公安机关针对申请人追究责任已近十年。(2)本案不适用于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案件发生后，被害人高海于事发当日即2009年12月27日即向公安机关“控告”申请人幕后指使。公安机关虽然在2009年12月仅对被告人之一杨兵进行立案侦查，但由于该案系共同犯罪，公安机关立案之初囿于证据收集上的原因仅对其中一名被告人追究，应当视为对全案的立案侦查，至于2009年10月对被告人申请人的侦查，应当属于对共同犯罪的部分被告人在查证属实以后的补充性追诉活动，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原创性”立案侦查。被害人高海在五年的追诉期限内提出了控告，公安机关也进行了立案侦查。根据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由于本案已在2009年立案侦查，所以对被告人申请人不能适用《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第二种情形。对申请人的追诉已超过法定追诉时效。公安机关出具证明，说“2009年对高海轻伤害一案进行了立案，未对申请人个人立案”。这种说法有违刑诉法的明确规定，不应采信。《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之第一章关于《立案》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而公安机关与检察院的管辖范围的分工是依据案件性质进行的分工，不是依照犯罪嫌疑人个人的不同分工，可见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是对某一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不存在对个人是否立案问题。只要对某一案件立案，侦查机关就要对全案进行调查取证，在共同犯罪中，只要对其中一人立案，就应当视为公安机关对全案已经立案，所以派出所说是对高海受害一案进行的立案，没有对申请人个人立案，这句话前半句对，后半句错误，不符合立法精神，曲解法律。
4从高海被伤害一案的卷宗材料看，公安机关已经针对申请人涉嫌幕后指使犯罪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侦查。高海被伤害一案侦查中，杨国安、常胜利、高国文、高大刚等人作证说申请人参与此事，提供车辆、召集人员等，试问?如果没有针对申请人立案，公安机关调查这些材料干什么?2009年高海被伤害一案，之所以未对申请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不是未对申请人立案，而是证据不足。因为尽管杨国安、常胜利、高国文、高大刚等人作证说申请人参与此事，提供车辆、召集人员等，但是，真正直接动手殴打高海的杨兵六兄弟，众口一词，坚决否认申请人幕后指使参与犯罪，在此情况下，认定申请人参与犯罪的证据明显不足，针对申请人的刑事追究无法继续。假如当时即使是只有杨兵一人供述、指认高海幕后指使，杨兵的供述就可以与杨国安、常胜利、高国文、高大刚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认定申请人参与犯罪活动，就可以以共同犯罪对申请人采取强制措施。所以，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说2009年未对申请人个人立案于事实严重不符，明显是为达到在十年后继续追究申请人的刑事责任，违法适用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而曲解法律，公安机关的这个“情况说明”绝不应采信!
此致
xxx县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xx。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刑事再审抗诉申请书范文
申请人不服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6月2日作出的（2015）邵中刑监字第4号驳回申请通知书，现依刑诉法242条之规定，向省高法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事项：
1、撤销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邵中刑监字第4号驳回申请通知书。
2、对结案立案再审，并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事实和理由：
一、驳回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明知证据明显存在矛盾且真实性存在问题仍向法庭提交”。属证据不确定、不充分。
申请人受命办理公诉岳齐兵杀人案时依法调取两份材料，一份是公安机关抓捕岳齐兵的经过，由公安承办人书写，另一份是申请人依法向证人鲁赛芳调查取证在调查取证过程中，申请人本这客观公正的立场，没有对证人作任何的诱导和暗示，无论是对岳齐兵有利或不利的陈述，申请人都实事求是的记录，调查取证后，按照法律程序将调查笔录给证人阅读，并经其签字认可，当时调查取证的地点在邵阳市检察院公诉科办公室，并有同科室的同事李辉在场，这两份证据的证明点，是鲁赛芳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岳齐兵躲逃后的躲藏地点，公安人员根据鲁赛芳提供岳齐兵躲藏的具体地点，将其抓获。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于可能判处极刑的案子，作为公诉人有责任把案子的具体情况调查核实清楚，这是法律赋予申诉人的义务，最后这些证据是否被采信被认定是属于审判机关的事。
2、证人鲁赛芳给岳齐兵打电话的证言，是不确实，不充分，不能采信的。其理由是鲁赛芳打电话的时间没有查证，电话内容无法查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是一孤证，且存在矛盾，二、岳齐兵多次交代没有提起鲁赛芳给他打国电话，鲁赛芳的证言不能视为“自动投案情形”、因此申请人在岳案的审查报告、起诉书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始终坚持在亲友协助下，公安人员将岳抓捕，不能认定为投案自首（见审查报告、起诉书、法庭笔录）。故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明知证据”明显存在矛盾且真实性存在问题仍向法庭提交，实属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二、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没有适当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致使没有投案自首情形的被告人岳齐兵得到从轻处罚。实属认定事实有错误。
1、作为岳齐兵一案的公诉人，对岳齐兵案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伤害罪，引用《刑法》第232条，第263条，第234条，岳被公安人员抓获，不构成投案自首，请法庭依法惩处。向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庭审理却认定岳齐兵犯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引用《刑法》第234条，第263条有投案自首情节，判处岳齐兵无期徒刑，是法庭审判人员改变了起诉书的定性和事实情节。（见起诉书、判决书）。
2、在该案的庭审笔录中，明确记载着申诉人做为公诉人的答辩意见是：“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从后果看，应定故意杀人，关于岳齐兵是否投案自首问题，从其未婚妻的谈话笔录看中能说是在其亲友协助下，将其抓获，而投案自首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所以申请人意见只能客观、公正的认定为在亲友的协助下，公安将岳齐兵抓获，不能认定为投案自首，并且始终坚持岳齐兵杀人、抢劫、伤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法庭依法严惩。”这份庭审笔录，客观、公正地反映了申请人作为公诉人在岳齐兵一案中所代表的立场。（见庭审笔录）。
3、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岳齐兵一按的再审和省高法的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情节，通用的法律和公诉，机关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情节和通用的法律是完全一致的。
三、“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构成徇私枉法罪，属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徇私枉法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有罪的人儿故意包庇，使他不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出枉法裁判的行为，而申请人作为岳齐兵一案的公诉人，依法对岳齐兵进行了追诉而法院也对岳齐兵做出了有罪判决，故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徇私和枉法罪的构成要件，而“驳回申请通知书”认定申请人构成徇私枉法罪，原适用法律错误。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陈德权2015年6月18日。
附：起诉岳齐兵一案材料一册。
刑事再审抗诉申请书范文
案由：王某对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16日（1998）杭某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8日（1998）某法刑终字第318号刑事裁定书不服，提出申诉，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1、请求撤销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16日（1998）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8日（1998）浙法刑终字第318号刑事裁定书。
2、请求对王某一案立案再审，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事实及理由：
一、王某一案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第4页写道：“被告人王某在担任^v^某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帮助和解决某丝绸集团公司、某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借贷资金和某集团与某制药有限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分别收受某丝绸集团公司总经理高某、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夏某贿赂的钱财，共计现金人民币155000元，美金2000元及价值人民币7150元的松下彩电1台。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经庭审质证的有行贿人高某、夏某的供述及证人高某、严某、沈某、沈某某、胡某、张某、费某、蔡某的证言”。《判决书》第5页写道：“证人胡某、施某、吴某、缪某、钱某、鲍某的证言及某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县财政局、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某市分公司向某丝绸集团公司、某县某集团公司提供贷款的相关合同、支付凭证等书证，证实王某在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向上述证人打招呼，要求支持和亲自出面为某集团争取合资项目的事实。并有行贿人高某、夏某的供述相互印证”。
而实际上，庭审过程中上述证人根本无一人到庭，其证言大部分未出示，且这些人中更有一些王某根本就不认识，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因此判决书中所说“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已经庭审质证”根本就不是事实。王某一案系因高某检举而起，而高某检举的内容在案件进行过程中曾多次发生变化，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完全是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出具的，实属无中生有。并且，证人胡某、钱某等人关于王某在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向其打招呼的证言也并非判决书所述，与证人作证的初衷完全不相符。现经律师重新调查取证，取得上述相关证人的证言，均系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的有力证据。现分述如下：
（一）证人高某于2006年11月27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我叫高某，男，1951年5月23日生，家住某省某县城关镇西门河下1号，现在某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7年天气很热的时间纪委找到我，把我关到戴河口水库旁边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六天六夜不让我睡觉，只给吃的，在第六天的上午我实在熬不住了，不得不按照纪委给我提供的材料出具证言，他们写什么我就说什么，感觉很对不起王某，但我也没办法，只能按纪委的材料说。现就王某受贿罪的有关事实重新作证如下：
1、我所有给王某的钱都不是为自己办事，都是给他用于公务开支，他当时都给了我发票。
2、1993年三、四月份某市人代会期间我没有给王某1000元美金。
3、1993年四、五月份我没有在王某某县人武部宿舍给他30000元钱。
4、1993年11月我在某县人武部给王某10000元，当时他给了我发票。
5、1994年春节前，我开车送王某回某市过年时没有在车上给他20000元钱。
6、1994年春节我去王某家拜年，没有给他10000元钱，只给他女儿一、二百元压岁钱。
7、1994年三、四月份王某去南京出差前我没有给过他钱。
8、1994年湖州人代会期间我没有在王某住处给过他钱。
9、1994年12月王某担任省工商局副局长后我没有在他办公室给过他钱，更没有让他帮忙办理某集团公司商标。
10、1994年12月我曾给王某送过一台松下电视机用，当时，王某还没有汽车，生活用品不齐备，我就替他买了电视机，他搬家时打电话通知我让我把电视机拿回去，我让他把电视机留在某市，等我有空来拿。
11、1996年王某从某市搬家到某市时，我没有在某大酒店门口给过他10000元钱。
12、1997年年初，我在杭州某大酒店给王某一些礼物，里面夹了1000元美金，后来王某发现后打电话让我把1000元美金拿回去，但是后来我没机会去拿了。
以上证言全部是真实的，我愿作证，承担证言虚假的法律后果。”高某的上述证言还有证人戴某的证言对有关问题予以辅证。
（二）证人戴某于2006年11月15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戴某，原某县县委办公室驾驶员，作证如下：
1、我在某县委办时，给王某书记开车，我送王某书记在1994年春节前一天（小年夜）下午去某市过年，我记得到某市以后我们到煤气站换煤气，因煤气站停了王某的煤气，与煤气站的一位同志发生争执，后来为煤气的事找到市政府办公室，煤气的事落实了，我回某县了。
2、我记得1993年5月初（五一节以后）的一天，王某书记打电话给我。让我早晨早点到某市接他，他要到某市去会见一个外国人和他的老师。我记得那天我是早晨5点左右离开某县，开车到某市接王书记到某大厦吃早饭，吃过早饭后把外国人及王某的老师送到某县，后送回某市。第二天在某市陪外国人游玩。
3、王某在某县当委县委书记的两年里一直是我开车，那些年来某县的客人很多。从某县到外地去拜访的人也很多，特别是夏天，经常要上某地拜访客人，请客并赠送一些礼品。还有过年过节也经常要到各地拜访客人，有时也请他们吃饭，并赠送一些礼品。我记得平常赠送的礼品都是丝绸、毛笔、茶叶等。过年时还赠送香烟和酒等及补品。当时去拜访客人时，车后备箱经常放一些礼品和礼品袋（县政府制作的礼品袋）。我补充一件事，王某在某县当书记期间，都是我给他开车的，没有收礼品，也没有把礼品拿到某市家里，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印染厂开业送了一套罗蒙西服给王某，我拿到了车上他知道后一定要我退还给厂里，他没有收。”
（三）证人胡某原系某县工商银行行长，其于2006年11月17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关于王某在某县任县委书记期间要我行贷款同我本人联系的情况说明：根据本人回忆，王某要求工商银行贷款有来过一次电话（何年月记不清），要求县工行与县农行拼盘贷款解决邮电局程控电话项目的贷款，其他在他在任期间没有要求我为哪一个项目、哪一个企业贷过款（包括某集团公司）。关于某集团公司，本人回忆，有一次王某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行长在不在，我说在，他说到某集团公司去看一看，后我与工行副行长一起随王某去该企业，由厂长高某陪同，看了一下车间。已到中午十二点吃饭时候，我们工行3人与王某在一个小饭店里吃便饭，高某也在。饭费由我行支付。吃饭期间也没有谈企业贷款一事。饭后我回单位去。”
（四）证人钱某原系某县副县长，其于2006年11月16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钱某，原是某县副县长，与王某同事，现作证如下：
1、我和王某同去北京（大概是1994年左右），一是为组织同乡会，二是找有关部门想组织一点资金，支持某县经济建设。高某路上与我们一同去的，在北京各自办自己的事情。同乡会组织的很顺利，资金没有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看到王某与高某有什么经济往来。我们出去是为了工作，想给某县经济建设出点力。他这种行为是不可能的。
2、我同王某同去南京，为了投资方与某钢铁厂在钢材的营销上联营，解决某县经济的困难，双方达到很好意向。王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半点私利。
3、王某为解决某县重点企业的困难，需要协调资金，跟我通个气，要我搞调查，这种情况是有的，但都是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企业是否存在风险、而且银行是否有资金、操作是否有可能性、是否符合信贷政策这个原则办理的，王某不存在强硬办理的事情。某企业同样是按照这个原则办理的。”
上述证人证言内容均有证人高某、戴某、胡某、钱某的证言原件印证。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本案的关键证人高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前后存在重大矛盾，其中原因高某已在新的证人证言中予以说明，他是由于纪委办案人员采用非肉刑的刑讯逼供才违心检举王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所述事实，因为纪委的办案人员也是用同样方式取得王某的口供的。至于证人胡某、钱某，在律师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则表示自始至终没有出具过证明王某犯罪的证言，他们说不能想象原审法院判决书的内容是从何而来。
因此，鉴于王某一案取得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确有错误，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再审，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二、王某一案在纪委审查、侦查和起诉阶段，获取被告人口供程序严重违法。
（一）在纪委审查阶段，办案人员采取变相肉刑的方式逼取王某的口供。1997年5月9日下午，王某被某省纪委办案人员从某省委党校带走，秘密隔离审查。在纪委会议室，一名领导向其宣读了某省委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当时王某提出要求看省委的决定，但未让其看，并且这份决定自始至终未让王某见到。办案人员当时在询问王某的过程中，采取夜以继日的车轮战术，进行刑讯逼供和诱供。王某不承认他们所指控的问题，就加以训斥，更不准睡觉（从1997年5月9日下午至15日凌晨）。王某被身患的多种疾病折磨得痛苦万分（胆囊炎、胆结石、偏头痛交替发作），苦苦哀求要药，但因其不承认他们指控的问题而不给吃药。在经历了100多个小时的辩解之后，王某被迫违心地相继屈认了办案人员指控的全部问题。睡眠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有病要给予治疗这是最起码的人道，可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在那些日子里完全被剥夺了。看了1997年5月王某在经受刑讯逼供时的两份原始记录及物证；看了1997年6月王某在废旧报纸、杂志上所写的心声；看了王某在关押期间所写的几十万字的日记和竹席背面所写的文字；听了王某1998年3月和4月他在庭审中的辩解和抗争以及1998年6月王某在判决书宣读完后当庭的呐喊及写在庭审记录上的心声，足以说明王某最初的口供是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产物。后来王某的多份口供也系办案人员采用欺骗、威胁等非法的手段所逼取的。对这样采取违法方式所获得的口供，在法庭上翻供，是理所当然的，换了谁都会这样做。
（二）在侦查和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王某进行诱供、骗供，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由于办案人员对王某的辩解不信、不纳，因此王某针对纪委办案人员曾说的“高某对你的指控完全是有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和原始证人的，你的问题事实清楚，铁证如山。在铁证如山面前你还不承认，你这是不老实，是狡辩、抵赖。没有确凿的证据，省委也不会批准对你隔离审查。你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你要否认，你必须要拿出否认这些事实的确凿证据”，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与检举人高某及其证人对证、质证，以查清事实真相。1997年8月1日王某特向某省人民检察院呈递了关于要求鉴定和要求对证、质证的书面材料。8月15日上午，王某对原被迫违心承认过的问题进行辩解，办案人员大为不满。下午，在王某进行辩解时，办案人员说：“你的问题是有多方面证据支持的，你要否认已承认过的问题，你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你提出要鉴定，已经鉴定，证据确凿。你提出要对证、质证，我们到时会考虑的。在证据确凿面前你还要狡辩、抵赖、翻供，你这是不老实。你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看你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某放弃了辩解，只期盼能依法当着“三原始”和高某及其证人面对面的对证、质证来澄清事实真相了。可这办案人员所谓的司法鉴定在法庭审理中，经王某多次要求出示，却一直都没有出示。
1997年11月12日上午，某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提审了王某，在听取了王某的辩解后，办案人员让其写书面材料。而后，某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取走了王某所写的辩解材料。此后，王某一案退查。可我们在查阅王某案卷中却没有看到检察机关补充侦查后所形成的材料。《^v^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
（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
（三）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44条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然而，查阅了王某一案的卷宗可知，起诉书中指控的王某犯罪事实不仅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而且还存在着办案人员假造事实，并让检举人作伪证的事实。将未经调查核实和并非事实的东西写入起诉书，这严重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
1998年3月26日法庭调查中，审判长依法让公诉人出示证据，公诉人没有举证，而是说：“王某一案卷宗很多，一时难以找到，是否可以庭审后再提交法庭。”审判长再次提出了举证的要求，公诉人不仅没有出示任何证据，却说：“王某，你的问题都是你自己主动交代的，你对自己交代的问题一直供认不讳。为什么要当庭翻供？”在王某当庭陈述当初口供形成的情况时，公诉人说：“检察机关的办案与纪委的办案无关。”然而，从我们查阅王某案卷可知，王某一案的案卷并不多，公诉人当庭举不出确实、充分的证据确是事实；检察机关查办王某一案是在纪检机关办案基础上进行的，公诉人所说的检察机关的办案与纪委无关之说这是在隐瞒事实真相。因此，某省纪委与某市检察院在王某一案的办案过程中程序严重违法，存在诱供、骗供、非肉刑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上述办案人员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确实，根本不能作为证明王某有罪的证据使用。
三、王某一案法庭审理阶段，对案件证据质证、认证程序违法，所作出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
1998年3月26日的第一次开庭审理中，王某向法庭提出：
1、请求依法当庭出示指控王某犯罪的全部证据；
3、请求传检举人高某及其证人到庭对证、质证，查清事实真相。
但事实上，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王某的犯罪事实，法庭调查中并未就每一起分别进行调查，对王某所否认的指控，没有进行相关举证。对于《刑事判决书》第4页所列的全部证人证言并没有遵循一事一证一质的法庭调查原则，经过当庭举证——当庭对证——当庭质证——当庭查证属实的法庭调查程序进行查证。证人证言中除高桂芳其中一笔与事实相符外，其他的高某的检举都没有佐证，更证实不了所谓王某收受贿赂的时间、地点、数额、原因等事实。并且，大部分证言没有当庭出示；证人一个也没有出庭；所谓的检举人行贿王某的“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以及对这些原始材料所作的“司法鉴定”一件也未当庭出示。开庭审理中，由于公诉人未能按审判长的要求出示证据，又无一证人到庭的情况下，审判长依法当庭作出了：“由于主要证据有疑，法庭将调查核实。为澄清事实，将由被告人与证人当庭对证、质证“的决定。
1998年4月13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某一案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中，由于当庭宣读的检举人高某的最新供述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及反映出了他曾作过伪证，王某在当庭提出质疑的同时，请求法庭依法调查核实，查清事实真相。并请求法庭“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为维护法院所作决定的权威，为澄清事实，请求法庭维护3月26日所作的决定。”然法庭未准。且在王某作最后陈述过程中，审判长亦要求王某“鉴于时间关系，被告人可简单陈述，庭审后可写书面材料交给法院”。庭审结束后，王某根据审判长的要求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书面材料。在对王某一案的庭审过程中，法庭3月26日依法当庭所作出的这一决定而后未执行，不仅如此，在后来给王某看的庭审记录，并非是原始记录，而是重新誊写过的，有的内容与开庭的事实不符，隐去了当时开庭审理时的一些事实，修改了审判长当庭作出的决定的内容，将当庭宣布的“由于主要证据有疑，法庭将调查核实。为澄清事实将由被告人与证人当庭对证、质证。”改为了“将由本庭、公诉人、律师询问证人”。（1998年3月26日第一次庭审的记录和4月13日第二次庭审的记录都是于5月29日才交给王某看，且审判长是6月16日签的字）。
另外，根据法院对检举人高某的判决认定，高某所犯的是单位行贿罪。所有高某贿赂的钱都是企业支出的，大部分支出都是采用白条，在白条上签个字就做帐报销了。此外，高某自己也说，他所送的钱都是企业的。高某用企业的钱行贿，企业财务理当有帐册记载，钱的来源应有帐可查，情况应当很清楚。可在整个庭审中，虽王某一再要求，然有关钱的出处的证据，始终一份未出示。在给王某钱的出处都未查实的情况下就认定王某受贿的事实，与法不符。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11条：“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第42条：“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47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通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57条：“对未到庭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的相关规定，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没有经过当庭举证、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因此，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王某一案中用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应当对王某一案进行立案再审。
四、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某的上诉未加审理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违反法律规定。
1998年7月1日王某依法向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二审，开庭审理；请求对指控王某犯罪的所有证据与《判决书》中所列的全部证人当庭进行对证、质证，以查清事实真相；请求对王某口供的形成过程进行审查；请求对高某的历次供述的真实性及其曾作假证的情况进行审查。然上诉五个半月后得到的是：“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上诉理由不足，不予采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对王某一案上诉不开庭审理，与法不符。《^v^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第二审案件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和议庭，开庭审理。和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王某一案的审理中，对于《解释》第６１条所提到的这些事实根本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且大多问题没有查清，在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在此情况下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未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依法进一步查明上述事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未发挥二审法院的纠错功能，违背我国设立两审终审制的初衷。
（二）对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审判的情况，未加调查核实就判定“审判程序合法”，与法不符。
《^v^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撤消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某市人民法院在对王某一案的审理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事实上述已经证明，在此不再赘述。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某一案未加认真审查就认定某市人民法院“审判程序合法”是没有依据的。
五、将王某收受企业的钱用于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的行为判定为受贿，与法不符。
（一）王某在担任^v^某县委书记期间，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中的确收用了企业的钱，这是事实，但是，这些钱王某都已用于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中，自己并未占为己有，王某所请（送）的对象事先都是与时任县长侯某商定的，且都是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进行的。王某当时为减少麻烦、避免矛盾、有利日常对外交往工作的开展所采取的做法确有错误，但这实不能与罪相提并论。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过程中，当事人给钱——王某收钱后公务开支——将发票交给当事人——当事人再给钱——王某再收钱、开支、交发票，这诸环节亦是前后继起的，且王某开支后的发票都已交由给王某钱的当事人。在担任某县委书记的三年里，为了县城搬迁、招商引资、搞活经济、扩大对外交往，争取和感谢省内外有关部门、客商对某县经济的支持，王某曾数十次到省内外开展公务活动，然这些活动中所开支的费用王某从未在县政府财务科报销过。（可查帐证实）王某收受企业的钱用于公务开支的行为终究只是错不是罪。将王某的这一行为认定为犯罪，实在是于法无据，难以理解。
（二）对于王某当初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过程中的开支情况，在审查中，王某曾多次口头或书面向组织上交代，并多次要求组织上对王某所说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王某当时被关押，能去核实的只能是办案人员（王某对自己这方面问题的交代最早是在1997年5月，王某所交代的是否属实，当时只要调查理应能够搞清）。况且在审查中，办案人员对王某所交代的这方面的情况，不仅详问细算，而且为去调查核实，曾多次让王某详细交代每次请客送礼的时间、地点、原由、人员、数额、物品等详情，以及每次交发票的具体情况。若调查中有证据表明王某所说非实，办案人员亦要对王某进行反复追问并加以训斥。1998年3月庭审中，法庭曾让王某陈述当时因公开支的情况，对王某的陈述法官亦无异议。但1998年6月，法院将王某的这一行为判定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认定为受贿，认为王某实际收受了行贿人的钱财后，受贿行为已经既遂，对赃款的处置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实在没有事实依据。
（三）王某不存在收受企业的贿赂、为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根本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受贿罪。
根据《^v^刑法》的规定，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分为三类：一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三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索取或收受请托人的财物而为其谋求不正当的利益的。王某在将企业的钱用于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中，所请（送）的对象事先都是与时任县长侯某商定的，都是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进行的。且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过程中，当事人给钱——王某收钱后公务开支——将发票交给当事人——当事人再给钱——王某再收钱、开支、交发票，这诸环节亦是前后继起的。在高某新近出具的证人证言中亦证实了他所有给王某的钱并不是为自己办事，而都是给他用于公务开支，他当时都给了发票的。关于某集团公司印染设备改造项目的款额，是在省政府的直接关心下，由银行根据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而解决的，与王某无关。指控王某帮助某集团公司解决资金一事，与事实不符。由于王某在上述行为中自己并未将企业的钱占为己有，没有为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没有索贿行为，更没有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收受回扣，因此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受贿罪。
综上所述，王某没有受贿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原审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和适用证据方面存在错误。依照法律的规定，特申请再审，请求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王某。
辩护律师：武绍智。
赵春雨。
民事再审抗诉申请书范文
申请人因不服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__年1月11日(20__)南民一终字第801号民事判决，现依法申请再审。请求事项：
一、依法撤销内乡县人民法院(20__)内法民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和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__)南民一终字第801号民事判决，重新审理，公正判决。二、驳回被申请人原诉讼请求。
三、依法判决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原一、二审判决事实不清，所采信的证据自相矛盾。请注意原一、二审判决所认定的以下事件：
(一)__年3月11日刘金龙向周_出具收条一张：收条，今收到周_现金贰拾伍万元(250000元)。刘金龙，__年3月11日。
(三)__年9月12日原二审中，周_提交股份协议一份：股份协议，今收到周_现金叁拾伍万元，占豪门洗浴股份50%，刘金龙占50%，投资30万元?刘金龙，__年9月12日。
(四)__年11月份原一审中，刘_、尹_到庭证实：其同原告周_于__年11月份到郑州问被告刘金龙索要25万元借款。
从以上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和有违常理之处：如果认定第(一)项中，也即本案所争讼的25元为借款性质，那么第(二)项似乎也符合常理，但在第(一)、(二)项事件的背景下，又发生了第(三)项事件，也即在周_在明知刘金龙欠其25万元钱款，而且经其妻子张_多次索要未果的情况下，仍然向刘金龙支付35万元，作为合伙出资。这些违背常理之处不得不让人怀疑上述事件的真实性。另外，再加上第(四)项事件，周_于第(三)项事件之后继续向刘金龙索要本案争讼25万元借款!
这四项事件之间相互矛盾，违背常理，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基于此，我们不难认定，将本案所争讼25万元认定为借款，于事实严重不符。
二、本案应为合伙纠纷性质，申请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事实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__年合伙经营豪门洗浴人家，本案所争讼25万元，正是被申请人的合伙出资款。关于该事实，申请人在(20__)南民一终字第801号民事判决作出后，有证人段芳明、赵利刚的证言证实。
同时，被申请人在原二审中提交的__年9月12日的股份协议，其内容进一步印证了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合伙关系存续的事实。
唯有如此，整个案件才能自圆其说，也即将前述中的第(一)项事件中，即本案争讼的25万元认定为被申请人的合伙出资而非借款，才会合情合理地发生第(三)项当中，被申请人后续为合伙增加出资35万元的事实。而对第(二)项和第(四)项事件，鉴于其与第(一)、(三)项事件的相互矛盾，申请人也就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张_、刘天柱以及尹建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三、原审判决判令申请人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其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借款纠纷，支付利息一说更无从谈起。
其二、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综上所述，原一、二审法院仅依据本属于为合伙出资的收条和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证据，便草率地判决申请人承担并不存在的借款债务，实在难以令申请人服判。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恳请省高院依法再审，予以改判。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_。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刑事再审抗诉申请书范文
案由：王某对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16日（1998）杭某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8日（1998）某法刑终字第318号刑事裁定书不服，提出申诉，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1、请求撤销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16日（1998）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8日（1998）浙法刑终字第318号刑事裁定书。
2、请求对王某一案立案再审，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
事实及理由：
一、王某一案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第4页写道：“被告人王某在担任^v^某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帮助和解决某丝绸集团公司、某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借贷资金和某集团与某制药有限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分别收受某丝绸集团公司总经理高某、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夏某贿赂的钱财，共计现金人民币155000元，美金2000元及价值人民币7150元的松下彩电1台。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经庭审质证的有行贿人高某、夏某的供述及证人高某、严某、沈某、沈某某、胡某、张某、费某、蔡某的证言”。《判决书》第5页写道：“证人胡某、施某、吴某、缪某、钱某、鲍某的证言及某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县财政局、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某市分公司向某丝绸集团公司、某县某集团公司提供贷款的相关合同、支付凭证等书证，证实王某在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向上述证人打招呼，要求支持和亲自出面为某集团争取合资项目的事实。并有行贿人高某、夏某的供述相互印证”。
而实际上，庭审过程中上述证人根本无一人到庭，其证言大部分未出示，且这些人中更有一些王某根本就不认识，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因此判决书中所说“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已经庭审质证”根本就不是事实。王某一案系因高某检举而起，而高某检举的内容在案件进行过程中曾多次发生变化，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完全是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出具的，实属无中生有。并且，证人胡某、钱某等人关于王某在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向其打招呼的证言也并非判决书所述，与证人作证的初衷完全不相符。现经律师重新调查取证，取得上述相关证人的证言，均系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的有力证据。现分述如下：
（一）证人高某于2006年11月27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我叫高某，男，1951年5月23日生，家住某省某县城关镇西门河下1号，现在某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7年天气很热的时间纪委找到我，把我关到戴河口水库旁边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六天六夜不让我睡觉，只给吃的，在第六天的上午我实在熬不住了，不得不按照纪委给我提供的材料出具证言，他们写什么我就说什么，感觉很对不起王某，但我也没办法，只能按纪委的材料说。现就王某受贿罪的有关事实重新作证如下：
1、我所有给王某的钱都不是为自己办事，都是给他用于公务开支，他当时都给了我发票。
2、1993年三、四月份某市人代会期间我没有给王某1000元美金。3、1993年四、五月份我没有在王某某县人武部宿舍给他30000元钱。4、1993年11月我在某县人武部给王某10000元，当时他给了我发票。5、1994年春节前，我开车送王某回某市过年时没有在车上给他20000元钱。6、1994年春节我去王某家拜年，没有给他10000元钱，只给他女儿一、二百元压岁钱。
7、1994年三、四月份王某去南京出差前我没有给过他钱。8、1994年湖州人代会期间我没有在王某住处给过他钱。
9、1994年12月王某担任省工商局副局长后我没有在他办公室给过他钱，更没有让他帮忙办理某集团公司商标。
10、1994年12月我曾给王某送过一台松下电视机用，当时，王某还没有汽车，生活用品不齐备，我就替他买了电视机，他搬家时打电话通知我让我把电视机拿回去，我让他把电视机留在某市，等我有空来拿。
11、1996年王某从某市搬家到某市时，我没有在某大酒店门口给过他10000元钱。12、1997年年初，我在杭州某大酒店给王某一些礼物，里面夹了1000元美金，后来王某发现后打电话让我把1000元美金拿回去，但是后来我没机会去拿了。
以上证言全部是真实的，我愿作证，承担证言虚假的法律后果。”
高某的上述证言还有证人戴某的证言对有关问题予以辅证。
（二）证人戴某于2006年11月15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戴某，原某县县委办公室驾驶员，作证如下：
1、我在某县委办时，给王某书记开车，我送王某书记在1994年春节前一天（小年夜）下午去某市过年，我记得到某市以后我们到煤气站换煤气，因煤气站停了王某的煤气，与煤气站的一位同志发生争执，后来为煤气的事找到市政府办公室，煤气的事落实了，我回某县了。
2、我记得1993年5月初（五一节以后）的一天，王某书记打电话给我。让我早晨早点到某市接他，他要到某市去会见一个外国人和他的老师。我记得那天我是早晨5点左右离开某县，开车到某市接王书记到某大厦吃早饭，吃过早饭后把外国人及王某的老师送到某县，后送回某市。第二天在某市陪外国人游玩。
开业送了一套罗蒙西服给王某，我拿到了车上他知道后一定要我退还给厂里，他没有收。”
（三）证人胡某原系某县工商银行行长，其于2006年11月17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关于王某在某县任县委书记期间要我行贷款同我本人联系的情况说明：根据本人回忆，王某要求工商银行贷款有来过一次电话（何年月记不清），要求县工行与县农行拼盘贷款解决邮电局程控电话项目的贷款，其他在他在任期间没有要求我为哪一个项目、哪一个企业贷过款（包括某集团公司）。关于某集团公司，本人回忆，有一次王某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行长在不在，我说在，他说到某集团公司去看一看，后我与工行副行长一起随王某去该企业，由厂长高某陪同，看了一下车间。已到中午十二点吃饭时候，我们工行3人与王某在一个小饭店里吃便饭，高某也在。饭费由我行支付。吃饭期间也没有谈企业贷款一事。饭后我回单位去。”
（四）证人钱某原系某县副县长，其于2006年11月16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钱某，原是某县副县长，与王某同事，现作证如下：
1、我和王某同去北京（大概是1994年左右），一是为组织同乡会，二是找有关部门想组织一点资金，支持某县经济建设。高某路上与我们一同去的，在北京各自办自己的事情。同乡会组织的很顺利，资金没有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看到王某与高某有什么经济往来。我们出去是为了工作，想给某县经济建设出点力。他这种行为是不可能的。
2、我同王某同去南京，为了投资方与某钢铁厂在钢材的营销上联营，解决某县经济的困难，双方达到很好意向。王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半点私利。
3、王某为解决某县重点企业的困难，需要协调资金，跟我通个气，要我搞调查，这种情况是有的，但都是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企业是否存在风险、而且银行是否有资金、操作是否有可能性、是否符合信贷政策这个原则办理的，王某不存在强硬办理的事情。某企业同样是按照这个原则办理的。”
上述证人证言内容均有证人高某、戴某、胡某、钱某的证言原件印证。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本案的关键证人高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前后存在重大矛盾，其中原因高某已在新的证人证言中予以说明，他是由于纪委办案人员采用非肉刑的刑讯逼供才违心检举王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所述事实，因为纪委的办案人员也是用同样方式取得王某的口供的。至于证人胡某、钱某，在律师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则表示自始至终没有出具过证明王某犯罪的证言，他们说不能想象原审法院判决书的内容是从何而来。
因此，鉴于王某一案取得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确有错误，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再审，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二、王某一案在纪委审查、侦查和起诉阶段，获取被告人口供程序严重违法。
（一）在纪委审查阶段，办案人员采取变相肉刑的方式逼取王某的口供。
1997年5月9日下午，王某被某省纪委办案人员从某省委党校带走，秘密隔离审查。在纪委会议室，一名领导向其宣读了某省委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当时王某提出要求看省委的决定，但未让其看，并且这份决定自始至终未让王某见到。办案人员当时在询问王某的过程中，采取夜以继日的车轮战术，进行刑讯逼供和诱供。王某不承认他们所指控的问题，就加以训斥，更不准睡觉（从1997年5月9日下午至15日凌晨）。王某被身患的多种疾病折磨得痛苦万分（胆囊炎、胆结石、偏头痛交替发作），苦苦哀求要药，但因其不承认他们指控的问题而不给吃药。在经历了100多个小时的辩解之后，王某被迫违心地相继屈认了办案人员指控的全部问题。睡眠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有病要给予治疗这是最起码的人道，可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在那些日子里完全被剥夺了。看了1997年5月王某在经受刑讯逼供时的两份原始记录及物证；看了1997年6月王某在废旧报纸、杂志上所写的心声；看了王某在关押期间所写的几十万字的日记和竹席背面所写的文字；听了王某1998年3月和4月他在庭审中的辩解和抗争以及1998年6月王某在判决书宣读完后当庭的呐喊及写在庭审记录上的心声，足以说明王某最初的口供是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产物。后来王某的多份口供也系办案人员采用欺骗、威胁等非法的手段所逼取的。对这样采取违法方式所获得的口供，在法庭上翻供，是理所当然的，换了谁都会这样做。
（二）在侦查和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王某进行诱供、骗供，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由于办案人员对王某的辩解不信、不纳，因此王某针对纪委办案人员曾说的“高某对你的指控完全是有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和原始证人的，你的问题事实清楚，铁证如山。在铁证如山面前你还不承认，你这是不老实，是狡辩、抵赖。没有确凿的证据，省委也不会批准对你隔离审查。你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你要否认，你必须要拿出否认这些事实的确凿证据”，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与检举人高某及其证人对证、质证，以查清事实真相。1997年8月1日王某特向某省人民检察院呈递了关于要求鉴定和要求对证、质证的书面材料。8月15日上午，王某对原被迫违心承认过的问题进行辩解，办案人员大为不满。下午，在王某进行辩解时，办案人员说：“你的问题是有多方面证据支持的，你要否认已承认过的问题，你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你提出要鉴定，已经鉴定，证据确凿。你提出要对证、质证，我们到时会考虑的。在证据确凿面前你还要狡辩、抵赖、翻供，你这是不老实。你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看你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某放弃了辩解，只期盼能依法当着“三原始”和高某及其证人面对面的对证、质证来澄清事实真相了。可这办案人员所谓的司法鉴定在法庭审理中，经王某多次要求出示，却一直都没有出示。
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然而，查阅了王某一案的卷宗可知，起诉书中指控的王某犯罪事实不仅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而且还存在着办案人员假造事实，并让检举人作伪证的事实。将未经调查核实和并非事实的东西写入起诉书，这严重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
1998年3月26日法庭调查中，审判长依法让公诉人出示证据，公诉人没有举证，而是说：“王某一案卷宗很多，一时难以找到，是否可以庭审后再提交法庭。”审判长再次提出了举证的要求，公诉人不仅没有出示任何证据，却说：“王某，你的问题都是你自己主动交代的，你对自己交代的问题一直供认不讳。为什么要当庭翻供？”在王某当庭陈述当初口供形成的情况时，公诉人说：“检察机关的办案与纪委的办案无关。”然而，从我们查阅王某案卷可知，王某一案的案卷并不多，公诉人当庭举不出确实、充分的证据确是事实；检察机关查办王某一案是在纪检机关办案基础上进行的，公诉人所说的检察机关的办案与纪委无关之说这是在隐瞒事实真相。因此，某省纪委与某市检察院在王某一案的办案过程中程序严重违法，存在诱供、骗供、非肉刑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v^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上述办案人员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确实，根本不能作为证明王某有罪的证据使用。
三、王某一案法庭审理阶段，对案件证据质证、认证程序违法，所作出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
1998年3月26日的第一次开庭审理中，王某向法庭提出：1、请求依法当庭出示指控王某犯罪的全部证据；2、请求依法当庭出示检举人高某给王某钱所具有的：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以及检察机关对这些原始书证所作的“司法鉴定”；3、请求传检举人高某及其证人到庭对证、质证，查清事实真相。
但事实上，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王某的犯罪事实，法庭调查中并未就每一起分别进行调查，对王某所否认的指控，没有进行相关举证。对于《刑事判决书》第4页所列的全部证人证言并没有遵循一事一证一质的法庭调查原则，经过当庭举证——当庭对证——当庭质证——当庭查证属实的法庭调查程序进行查证。证人证言中除高桂芳其中一笔与事实相符外，其他的高某的检举都没有佐证，更证实不了所谓王某收受贿赂的时间、地点、数额、原因等事实。并且，大部分证言没有当庭出示；证人一个也没有出庭；所谓的检举人行贿王某的“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以及对这些原始材料所作的“司法鉴定”一件也未当庭出示。开庭审理中，由于公诉人未能按审判长的要求出示证据，又无一证人到庭的情况下，审判长依法当庭作出了：“由于主要证据有疑，法庭将调查核实。为澄清事实，将由被告人与证人当庭对证、质证“的决定。
再审代理人：迟夙生女黑龙江省夙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亚童男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xxxx（系申请人之子）。
申请人因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9日作出的(2010)渝一中法刑终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现依刑诉法203条之规定，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事项：
1、撤销重庆市渝一中法刑终字(2010)第13号刑事判决书。2、对该案立案再审，并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
3、如不予立案，或受理后驳回申请，望法定期限内出具相关手续。
事实与理由：
序言。
2009年12月12日晚，重庆公安在北京将申请人秘密抓捕，并连夜押往重庆，制造了一场荒诞离奇，令人瞠目结舌的司法闹剧。重庆相关人员蔑视法律尊严，践踏司法程序，肆无忌惮地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给中国的司法带来了严重伤害，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2011年6月11日，申请人刑满出狱，开始践行当年“藏头诗”中立下的誓言——“础去间决神诉”。
人带来更大的灾难。但，“依法治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一个律师的崇高信仰，也是驱使着一代又一代法律人向前、再向前的终极理想。
李庄事件不仅仅浪费了纳税人的巨额钱财，而且摧残了中国的法治文明。原判的黑幕，纵使再用一万个谎言去描，也描不圆；再用一万个假话去撑，也撑不住。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终究要大白于天下！这场冒天下之大不韪，且有违法治、人伦底线的徇私枉法闹剧，到了该谢幕的时候了！
今天，不去揭露、戳穿黑幕，怎能对得起神圣的法律，对得起人性的良知，对得起所有关注该事件的民众！
下面，从十个方面分述再审理由：
第一部分一季一审一、以“速度”掩盖一审真相。
自2009年12月12日至30日开庭，仅18天，“李庄案”就完成了侦查、起诉、审判的全过程。创造了中国法制史上的新纪录。被海内外称为“重庆速度”的背后，掩护着一个漏洞百出、手段拙劣的诉讼过程。
第一，“李庄案”是“龚刚模案”的衍生案，是否够“罪”，应以龚是否受到刑讯逼供为要件。而在龚案尚未开庭，一切尚未明了的情况下，一审提前判定申请人有罪，无异于宣告了龚案中没有刑讯逼供情节。前案之车，必然导致后案之辙，对申请人的有罪判决，使得龚案在开庭前页已盖棺定论。换言之，也只有使申请人“被有罪”，才能搞定龚案。这正是“李庄案”公诉人，同时兼任“龚案”公诉人的诡异所在，此荒唐做法，赤裸裸地显现出了制造“李庄案”的真正动机。
针对上述枉法现象，律师界、法学界发出了呐喊。2011年8月、12月，^v^连续两次对刑诉法草案进行审议，专门对此罪名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既，先审本案（龚刚模案）再审衍生案（李庄案）。其立法目的，就是将该罪的诉讼逻辑加以法制化。以杜绝今后类似重庆式的司法程序混乱。
第二，申请人被控“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除主体要件外，其余要件均不具备。首先，伪证在哪儿？哪个证人受到“妨害”？又受到了怎样的“妨害”？对此，控方自始至终支支吾吾不能举证。正如申请人当庭陈辞：你们哪怕找出烟头大小的一片证据，判我100年，我也认！”
第三，检法两院2009年12月4日联合对龚刚模查体，龚刚模自述左肩痛，双手感麻木，法医鉴定龚刚模手腕部色素沉着留有疤痕，一审法院不但未查明成因，亦未将司法鉴定依法送达申请人，这不仅协助隐瞒了刑讯逼供的黑幕，还无端的剥夺了申请人的异议权。
事实上，在申请人介入龚案之前的2009年夏天，龚刚模因刑讯逼供，就已经不能正常行走，（详见申请人再审提交录像）。
第五，龚案侦查半年之久，形成109本卷宗，2200套证据，而龚案中每位辩护人看到、拿到的，甚至不足全部案卷的1%。为什么绝大部分资料对辩护人保密，有哪些怕见阳光的东西（对申请人有利）？强大的司法，看似无情剥夺的是律师的阅卷权和辩护权，实际撕毁的是法律的底线。
第六、第七、第八……诸如开庭传票的送达时间迟延、审讯笔录没有两名侦查员签字、所有勘验鉴定报告均未送达申请人、会见受阻、被监视监听等程序瑕疵，不再一一列举。
以上这些，都被一个“快”字所遮掩。
二、全部用“言词”堆砌的证据链。
现代刑法体系，一切犯罪均以证据证明为定罪根据，是证明之罪原则，试看公诉人指控证据。
其一，委托协议、律师证、身份证、律师费发票、委托书、律师所函、机票……这些证据，除证明辩护人身份之外，与指控犯罪无任何关系。
其二，八名证人书面证言。
其三，申请人供述辩解。除“藏头诗”外，没有任何“供认价值”。
对申请人定罪的所有依据，都赖于八份书面证言。“证言指罪”须经法庭公开质证，这是常识，亦是铁律，因它关乎一个人罪与非罪，甚至生与死。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质证的唯一方法就是证人出庭，然而，警方为将申请人定罪，竟然将全部证人抓捕，关进看守所迫其出证，并阻挠出庭。这不仅严重违背了刑诉法基本原则和立法本意，甚至是犯罪。也是本案证据体系的一大污点，为世人诟病。
刑诉法97条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到证人所在单位或住处进行，必要时，也可通知证人到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除此之外，没有一条法律授权：抓捕证人取证。
马晓军律师夫妇，最近同时对重庆市公安局提起的行政诉讼，完全揭开了证人“不愿出庭”的冰山一角（详见公诸于世的行政起诉状），这也是申请人再审过程中新的证据。
三、“为判而审”的庭审过程。
李庄案一审持续了16小时，司法程序乌龙百出，世人瞩目，其审判的单一目的非常明确：为治罪而开庭。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刑诉法30条第1款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而李庄案一审中，审判长未经批准，当庭擅自驳回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申请，已经令人瞠目。之后，又未经公诉方检察长批准，（江北检察长也无权决定上级检察院的全国十佳公诉人回避）屁股不离坐位，当庭驳回了对公诉人提出的回避申请，更是令人咋舌。全然无视回避制度的明确规定。再一次引起法律界的猛烈抨击。无怪乎申请人当庭斥责：你们哪怕是去一趟卫生间，装装样子，回来再驳回也行啊。
第二，庭审前，公诉人未依法“提前5日”将证据提交法庭，搞当庭突袭式举证，宣读了多份辩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证人证言，申请人多次要求查验质证，竟遭公诉人躲躲闪闪的无端拒绝。使得一审质证程序有名无实。然而，就是这样一些没有进行质证、怕见阳光的东西，仍然被一审判决作为判决根据。
第三，为充分揭露指控虚假，辩方多次申请调取江北看守所申请人三次会见时的监控录像，甚至，还提供了当年为看守所安装录音录像监控的生产厂家招投标证明，但合议庭视而不见，以不能调取为由，放任控方拒绝提供视听资料。无奈，辩方又向法庭申请调取曾用来向北京举报申请人使用，用以“固定证据”的专案组偷拍录像，亦遭非法拒绝。
第四，大量矛盾证据，充斥着整个控方证据体系：
1、如刑讯逼供是申请人编造，为何申请人再三要求，对龚刚模双手腕部“色素沉着”的伤痕进行成因鉴定，难道是自揭谎言？一名外地律师，一次会见就能“编造”出完全吻合龚案中的审讯者姓名、刑讯时间、地点、方式、看伤医生姓名等详细信息，这可能吗？用这些指控，明显荒唐，认定这些指控，则彻底丧失了可信度和公信力。2、龚刚模案开庭时，几十名被告人对遭刑讯逼供的事实，异口同声进行了描述，这些与申请人素未谋面的人，是谁“教唆”的呢！
3、申请人执业多年，明知审判阶段，已不允许侦查人员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龚刚模公司的员工遣散，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此证言与吴家友、龚刚模完全相反且有违常理，事实上，申请人自始至终也未与龚刚华所称的员工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他们之间所谓的证据链，根本没有申请人这一环。
4、控方提供的四位警察证言显示：“被告都是白天受审，夜间睡觉……一般都是六、七个小时”。但从申请人及龚刚模供述中可明显看出，很多笔录都在连续审讯数十个小时以上完成，期间，不让睡眠，限制吃、喝，申请人亲身体验了连续几十个小时，被固定在一把专用椅上受审，岂是几个警察可以自证推翻的？通过再审，看看有多少笔录形成的时间是在半夜、凌晨，看看有多少笔录是在连续审讯几十个小时以上完成，相信，这些龌龊，定将曝光于世。
5、申请人依据《律师法》33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与警方的据理力争，成了被追究犯罪的把柄。三次会见，三次阻挠、三次监视、三次争吵，谁之过错？龚案34名被告人，几十名律师，哪一名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会见过被告人？哪一名律师在不受监视的状态下会见过自己的当事人？哪怕只有一名！
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委托律师）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律师只需写明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如果申诉人正在服刑，还应当写明判刑情况和服刑的处所。如果申诉人是未成年人，应在其项后写明法定代理人的姓名、性别、职业、工作单位以及与申诉人的关系等。
申诉人因**一案，对**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刑事判决（或裁定）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应写明具体的请求事项，即请求人民法院如何处理该案。申请人的具体的请求事项应当根据具体的生效判决或裁定提出。如量刑过重或适用法律不当，可根据具体情况，提出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或者减轻处罚；如果对民事诉讼部分提出申诉，申诉人应就民事责任部分提出请求，并根据具体情况写明赔偿责任及其具体数额。
事实与理由：应简要写明基本的案情事实和审判结果，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点分析和阐述判决或裁定的错误，包括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以及程序错误等，阐述申诉请求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人民法院。
申诉人：代书人：
年月日附：1、原审判决书（或裁定书）复印件*份；2、证据材料*份。
行政申诉状申诉人：申诉人为公民的，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住址；申诉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写明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申诉人是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应写明其法定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与申诉人的关系。委托律师的，应写明其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
申诉人因**一案，对**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行政判决（或裁定或调解）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简明扼要地提出请求人民法院对本案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并依法变更或撤销原裁判。
事实与理由：首先陈述案件事实，并以相关确凿的证据加以证实。在此基础上，可从以下方面阐述生效裁判的错误。通过提供新的证据，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事实基础，揭示原裁判所存在的证据矛盾或证据不足、原判决或裁定适用法律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判决、裁定。归纳原裁判所存在的错误，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提出申请再审的具体请求。
**人民法院。
申诉人：代书人：
年月日附：1、原审判决书（或裁定书等）复印件*份；2、证据名称、份数，证人姓名、住址。
抗诉申请书
抗诉申请书是指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当事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家属或者其他公民，不服尚未生效或者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或裁定，或者不服已经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或裁定，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使该案进入二审或审判监督程序，通过人民法院审理纠正该案错误的法律文书。
申请人：甲，男，
被申请人：丁，女，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因相邻权通行权纠纷经阜南县人民法院审理并于2011年10月10日作出(2010)南民一初字第01301号《民事判决书》，1.判令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宅基上有通行权;2、判令申请人十日内申请人清除上述范围内的障碍物;3.并判令被申请人支付三万元补偿款给申请人。申请人不服此判决，依法向阜阳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阜阳中院审理后在2011年12月15作出(2011)阜民一终字第0128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第1项、第2项、第4项。撤销了一审判决第3项。
申请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办案法官存在人情关系办案，判决结果对申请人极为不公，故此依法申请贵院对本案提起抗诉。
一.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房屋东侧宅基地为“公共通道”属认定事实错误，被申请人对此不享有通行权。
1.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是关口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意见书和关口乡小河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而事实上，关口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意见书》是在没有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意见书，根本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原审法院采信该调解意见书的认定事项，并作为判决依据，显然错误。至于小河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因争议宅基地属于淮河河道管理局所有和管理范围，不是村民集体所有土地，村委会出具的该份证明同样不具有法律效力。
2.上述关于“公共通道”的认定，与当庭被申请人承认的事实相矛盾。
在庭审中，被申请人丁承认自家的宅基在最先分配时东西长只有两间房屋，其房屋东侧为台坡，之后经过拉土填平台坡，才增加了宅基。而申请人家房屋东侧同样是台坡，经过多年的填土新增的宅基地，之后因为邻居王洪向申请人索要宅基，申请人向王洪支付了3600元转让费，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了买卖协议。上述事实表明，本案当事人房屋东侧的空地均系自己填土新增的土地，并非在分配宅基时预留的公共通道。对上述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但原审法院却未予采信，明显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客观裁判原则。
3.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宅基地属于南北分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房屋东侧的宅基地不享有通行权。
该处宅基系申请人建房时预留的厨房用地，并非自然形成的南北通道，被申请人在拆旧建新之前始终未在此处通行。被申请人此前一直都是自右侧向西经过公用南北通道通行，现因西侧邻居建新房时做东向西建房，造成被申请人西侧通道被堵，另外，原告北侧居民从建房到现在一直都是向西经公用南北巷道通行。被申请人完全可以在自家房屋北面开门，然后向西经公共道路通行。
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办案，明显偏袒被申请人一方。
原审判决第4页载明“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包括：1.申请人的户籍证明;2.关口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意见书;3吴明才、郭国强的证言;4.现场勘验笔录及勘验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第十六条除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上诉证据材料不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范围，原审法院违反了最高院的上述规定，帮助被申请人搜集证据，明显偏袒被申请人，导致判决明显不公。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主审法官违法办案，判决不公，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之规定，呈请贵院对本案依法抗诉。
此呈。
xxx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日期：
抗诉申请书
住址________________。(如系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提出请求的，还应写明申请人与被害人的身份关系)。
理由如下：
(写清请求抗诉的具体理由，如在认定事实方面是否准确、实体量刑方面是否恰当、程序运用方面是否合法等等)
此致
_________________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附：1、物证______份
2、书证______份
3、证人证言______份
4、证人姓名、工作单位、住址
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
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
申请人不服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xx中法民一终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该判决完全错误，特请求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申请人仇xx原系xx市xx区xx国康堂保洁员，20xx年9月22日因视物重影模糊及头痛前往被申请人处就诊，被申请人医师诊断为“鞍区占位：垂体瘤”，遂于9月23日将申请人收入住院治疗。10月9日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行开颅肿瘤切除术，术后第6天（10月15日）申请人出现左侧肢体乏力、说话含糊、精神差，经诊断为血栓性脑梗塞。11月2日申请人因无力支付医疗费而被迫出院。20xx年4月28日申请人又因颅脑手术后继发性癫痫在被申请人处住院治疗，后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医疗费而次日再度被迫出院。现申请人左侧肢体完全偏瘫，长期卧床需要专人护理。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侵害了申请人知情选择权，没有采取最大限度加强脑保护、减少对脑组织牵拉、减少功能缺失的“微创肿瘤切除术”而是采取风险较大的“开颅手术切除术”。此外，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手术中麻醉不到位导致申请人身心严重受创。而且，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手术后没有进行有效护理和相应注意义务，加上疏忽了申请人存在高血压、糖尿病，从而没有采取措施来有效预防脑梗塞。
20xx年5月16日申请人将被申请人起诉至xx市xx区人民法院要求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20xx年4月1日因xx市医学会与广东省医学会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申请人被迫撤诉。20xx年6月30日被申请人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同意对申请人的丈夫张xx补偿68000元，并约定“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及任何方式对对方有任何主张，该医疗争议经双方签字后宣告终结，双方永不追诉”。20xx年申请人以医疗过错为由向xx市xx区人民法院重新起诉，要求被申请人承担医疗过错责任。xx市xx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医疗过错鉴定，20xx年8月18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做出法大（20xx）医鉴第xx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被申请人存在医疗过错，与申请人不良后果之间的参与度为b级（理论系数为10%），申请人肢体偏瘫构成二级伤残，癫痫发作伤残四级，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为大部分护理依赖程度。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赔偿总损失1843767.08元。20xx年1月5日xx市xx区人民法院做出（20xx）xx法民一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一次性支付医疗损害赔偿金350753.42元。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都不服，上诉至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年5月25日xx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原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
20xx年9月28日xx市xx区人民法院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做出（20xx）xx法民一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依旧支持申请人向申请人一次性支付医疗损害赔偿金350753.42元。此前，被申请人以申请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将申请人仇xx、申请人的丈夫张xx诉至xx市xx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丈夫签署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两被告承担所谓违约金444240元，被xx市xx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做出（20xx）xx法民一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都不服（20xx）xx法民一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被申请人对（20xx）xx法民一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xx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做出（20xx）某中法民一终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支持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丈夫张xx签署的《协议书》有效，做出（20xx）某中法民一终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撤销（20xx）xx法民一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申请人诉讼请求。
申请人不服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某中法民一终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xx）粤高法民一申字第xxx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申请人丈夫与被申请人签署放弃诉讼权利的人道主义救助《协议书》合法有效，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焦点是申请人仇xx的丈夫张xx越过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的《协议书》是否有效，申请人的丈夫张xx是否可以与被申请人约定剥夺申请人的诉讼权利。
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丈夫张xx事先没有得到申请人明确授权，事后也没有得到申请人明确追认，显然对申请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张xx与被申请人私下里签署的人道主义救助《协议书》只要没有得到申请人的确认，就对申请人没有任何约束力。我国夫妻人格独立，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显然仅仅出于夫妻身份就认为构成便见代理，是对夫妻地位平等的否定，更是对表见代理权的滥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财产作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这说明夫妻之间构成便见代理仅限于所处理的标的物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实施表见代理行为仅限于“满足日常生活需要”。本案中张xx是处理申请人的医疗损害赔偿款，该赔偿款具有直接的人身属性，显然只有申请人本人才可以做出处理，或者明确授权他人处理。而且，本赔偿款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不属于“满足日常生活需要”，xx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表见代理认定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2、申请人丈夫张xx无权与被申请人通过《协议书》方式剥夺申请人诉讼权利。
诉讼权利，是指民事主体向人民法院起诉和应诉，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益的权利。诉权不能任由当事人自由处分，否则程序的安定性和严肃性将得不到保障。因此，这种约定放弃诉讼和仲裁权利的条款是无效的。诉权以宪法上的起诉权为直接依据，内含着起诉权公法性请求权的属性。作为公法请求权的起诉权是不可转让、不能抛弃的，即使当事人之间签订了抛弃起诉权的协议，当事人的起诉权也不丧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可知，当事人不能违反法律规定而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即使是诉讼时效的诉讼权利都不可以由当事人擅自约定，显然比起诉讼时效更加重要的诉讼权利更加不得擅自约定。
本案中申请人的丈夫张xx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擅自与被申请人通过《协议书》的形式剥夺宪法赋予申请人的诉讼权利，显然是一种无效行为，它直接损害了申请人的法定诉讼利益。
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基本公平。二审法院以所谓“表见代理”为由将申请人丈夫张xx与被申请人签署的《协议书》强行认定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并要求申请人放弃诉权，显然是对夫妻平等关系的错误理解与对表见代理权的滥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为维护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特申请xx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抗诉申请书
综上所述，申请人依据新证据提请__________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__________人民法院（20__________）__________初字_______________号民事判决书提起抗诉。
此致
__________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抗诉申请书
xx市司法局，地址。
申请人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xx）下行初字第27号、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杭行终字第190号行政裁定，特申请xx市检察院依法监督，提出抗诉。
申请人向xx市司法局投诉律师xx违法违纪行为，在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损害我的合法权益。要求xx市司法局调查处理xx，并依法赔偿损失。
xx市司法局接收投诉材料后，没有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履行法定职责。20xx年7月21日，申请人在xx市xx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作出处罚xx的决定。
本案通过立案审查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1、被告《行政答辩状》上称：接到投诉后，我局律师管理处即开展了调查工作，调取了五联所得有关案件材料。但在被告所提供证据清单及相应证据上，并没有关于被告依法调取五联所有关材料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2、被告所提供“证据”违法。
被告所提供“证据”1、4、5、6、7、8都是从xx市律师协会中获取，系违法。申请人先向律师协会投诉，由于律师协会的不负责任失去了申请人的信任，继而向被告投诉xx的违法违纪行为。因此被告不存在法律上所规定的委托律师协会调查行为，因为有利害关系，律师协会还应该予以回避。但是本案被告提交的大部分证据，都是xx市律师协会的杰作。这些所谓“证据”，除了证明被告行为违法外，可以确切地证明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3、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
申请人向被告提供了《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投诉xx了违法违纪行为。但在本案中，被告除了提供《非诉讼事务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之外，并没有提供《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被告隐匿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法庭开庭审理后没有依法对证据进行认定，法庭对事实的判断显然有了错误。
4、被投诉人人xx违法违纪事实清楚。
1）违法违规律师xx提供无法履行“非诉事务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事项，欺诈申请人交付律师代理费。
2）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没有依法调查收集证据；封存住院病历材料。
3）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缩减申请人受损害事实。
4）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不依法计算赔偿标的，故意损害申请人的合法利益（依法计算标的60多万，被缩减成5万多）
5）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隐匿申请人提供的重要原始证据。
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第九项规定：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第十二项规定：接受委托后，故意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属于《律师法》（原律师法）第四十四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应当给予处罚的其他行为”，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律师法》以及本办法给予相应的处罚。
被告xx市司法局《答辩状》与其所提供证据不符，所提供的大部分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在公开开庭审理后，居然不对证据作出认定。
原审法院裁定及庭审笔录证明原审法院没有对证据作出认定
被告即没有提供投诉后的登记证据，也没有依据《xx市律师、律师事务所投诉档案和不良行为档案管理办法》提供被投诉人xx投诉档案以及根据以上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所相应法律、程序规定应履行职责的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被告没有提供对被投诉人xx依法受理立案调查并作出具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处理意见。原审法院应根据事实认定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本案已经通过立案合议庭审查，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原审法院不审查xx市司法局的违法行为，反而以“超过诉讼时效”剥夺申请人的合法诉权。
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就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法律上对不履行法定职责作出了60日后就可以起诉的起算时间，但没有作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限制时效。
这项立法的用意就是维护公民的监督权、控告权、申请权、诉讼权等公民权利。
本案原告是投诉人，被投诉人xx.司法行政机关为监管机关，所行使职权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是xx及律师事务所。被告是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经法定程序向xx所在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取证，都跟xx及xx五联律师所相关。原审法院追加第三人，才能更清楚地查明案件事实，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程序公正，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判。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说明原审法院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非常清楚。
此呈
vv人民检察院
抗诉申请人：
申请日期：
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因不服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2）武刑初字第1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特申请贵院提出诉讼。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一审法院夜查明：“潘信与表哥卢仪发因琐事发生激烈争吵，当走到新世纪商务酒店门口时，被告人阳涛出面劝阻，卢仪发不听劝阻并与被告人阳涛发生争吵和大都，在大都过程中被告人阳涛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把折叠式跳刀将被害人卢仪发刺倒在地。”这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被害人卢仪发虽与潘信潘信发生争吵，但没有证据证明争吵“激烈”。其次，被告人阳涛并不是出面劝阻，而是帮潘信与被害人卢仪发争吵并持刀杀人，虽经旁人拉劝，但其挣脱后，连续捅刺被害人的胸腹部，最后致卢仪发不治死亡。被告人阳涛在侦查、审查去苏及庭审中一直强调是由于被害人卢仪发“挤我的脖子”，而庭审中所有证据都没能证实这一情节。所以，被告人卢仪发阳涛虽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但没能如实交待自己的福安最事实，不应认定为自首。
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当。
三、一审法院对被告人阳涛量刑畸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被告人阳涛在与被害人卢仪发毫无纠纷的情况下，为帮助与被害人卢仪发发生争吵的朋友潘信，即持刀连续捅刺被害人的胸腹部，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恶劣实属罕见。刺伤被害人后不实施救助，逃之夭夭。为逃避打击到公安机关投案却不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
四、被告人阳涛拒不赔偿经济损失，应予严惩。
截止到一审宣判，被告人及其家属并没有丝毫的悔意，在被害人被抢救的过程中，不仅没出一分钱的抢救费用，就是在法庭主持的调节过程中，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诚意。未向申请人支付过分文赔偿。被告的犯罪行为给申请人及申请人的家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痛苦。这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但是被告及其家属置申请人痛苦于不顾，不仅不予赔偿，反而千方百计钻法律孔子。如果这样的认罪态度都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那真是法律的耻辱，社会的闹剧，受害人的悲哀了！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特申请贵院提起诉讼。
此致
武陵区检察院。
申请人：
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因不服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xx）武刑初字第1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特申请贵院提出诉讼。理由如下：
一、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一审法院夜查明：“潘信与表哥卢仪发因琐事发生激烈争吵，当走到新世纪商务酒店门口时，被告人阳涛出面劝阻，卢仪发不听劝阻并与被告人阳涛发生争吵和大都，在大都过程中被告人阳涛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把折叠式跳刀将被害人卢仪发刺倒在地。”这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被害人卢仪发虽与潘信潘信发生争吵，但没有证据证明争吵“激烈”。其次，被告人阳涛并不是出面劝阻，而是帮潘信与被害人卢仪发争吵并持刀杀人，虽经旁人拉劝，但其挣脱后，连续捅刺被害人的胸腹部，最后致卢仪发不治死亡。 被告人阳涛在侦查、审查去苏及庭审中一直强调是由于被害人卢仪发“挤我的脖子”，而庭审中所有证据都没能证实这一情节。所以，被告人卢仪发阳涛虽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但没能如实交待自己的福安最事实，不应认定为自首。
三、 一审法院对被告人阳涛量刑畸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被告人阳涛在与被害人卢仪发毫无纠纷的情况下，为帮助与被害人卢仪发发生争吵的朋友潘信，即持刀连续捅刺被害人的胸腹部，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恶劣实属罕见。刺伤被害人后不实施救助，逃之夭夭。为逃避打击到公安机关投案却不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
四、 被告人阳涛拒不赔偿经济损失，应予严惩。 截止到一审宣判，被告人及其家属并没有丝毫的悔意，在被害人被抢救的过程中，不仅没出一分钱的抢救费用，就是在法庭主持的调节过程中，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诚意。未向申请人支付过分文赔偿。被告的犯罪行为给申请人及申请人的家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痛苦。这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但是被告及其家属置申请人痛苦于不顾，不仅不予赔偿，反而千方百计钻法律孔子。如果这样的认罪态度都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那真是法律的耻辱，社会的闹剧，受害人的悲哀了！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特申请贵院提起诉讼。
此致
武陵区检察院
申请人：
抗诉申请书
抗诉恳求：
2、恳求对被告人阮振兵判处刑马上执行
3、申请人情愿就附带民事赔偿放弃一切赔偿
申请抗诉的理由：
一审法院判决死刑，可不马上执行，缓期二年执行的理由不成立。其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判决死刑马上的宗旨是：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愤。我恳求全部人包括一审法官以及高院法官看一看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被告人所犯罪行以及其手段与情节，哪一点不符合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
其次，看其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依据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概括如下几个关键词，因口角怀恨在心、报复、跟踪、进屋、拳打受害者脸部、受害者挣扎、拿钳子超受害者脸部、头部砸之后受害者不怎么动了、拿笤帚朝受害者下面（即阴道）捅了过去，捅了两下、可怕不死又又蹲过去在地上双手掐脖子，掐了一会确信其死亡，又接着销毁罪证。 由此可见，被告人的目的就是受害者不但是必需死，而且还要受害者在死亡的过程中患病比死亡还苦痛的熬煎，其主观恶性何其狠毒和恶毒，这样的犯罪分子不判处刑马上执行，和刑法不判处刑的立法宗旨相符吗确定是不相符！
第四，犯罪分子的家属以主动赔偿3万元想换取从轻减轻的情节；可是受害人如此惨死，家人如此苦痛，这么可能要犯罪分子的3万元呢？申请人确定不要，只求良心，亲情，公正与正义的存在以劝慰在天之灵，以劝慰父母之心，基于此，我们放弃犯罪分子以及其家属的任何赔偿，不要其一分钱，必需判处其死刑马上执行！
申请人：
20xx年12月20日
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山东和平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山大路56号。
法定代表人李伟，董事长。
被申请人：贾庆，男，196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济南市旅游路37号2-203。
被申请人：牛丽，女197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市中区和平路22号。
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提起抗诉，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xx)历民初字第768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
事实与理由
该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原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传票未实际送达申请人，剥夺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在本案中，申请人作为企业法人，原审法院既未直接送达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代收人，又未通过其他合法途径送达当事人，程序违法，剥夺了申请人参与诉讼的权利。
就算能适用“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理由也不能成立。李**提供的工资条及没有印章，也没有明确日期，如何能证明工资是谁发放的呢?更不能证实本案立案时李**在申请人处上班。一张名片，只能证明其原先在昌平物流待过，而不是在申请人的山东和平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原审法院案卷材料中，李**提供的一份证据(岗位责任书)恰能证实其离职时间，并且此诉讼立案时间为20xx年5月，李**又有何资格作为申请人的代收人呢?如此漏洞明显，证据不足的材料，原审法院竟能认可李**为申请人的员工，实在匪夷所思。故原审法院的送达是错误的，是有过错的，实为未送达申请人，应撤销此案，重新再审。
3、传票签收人李**原为是被申请人贾庆营的和平饭店的员工。后来贾庆将房产转租给牛丽等四人经营昌平物流，李**留在昌平物流继续上班。昌平物流20xx年 4月13日夜间已被牛丽三人以股东纠纷的名义抢占，雇佣所谓的”保安公司控制“，”任何人未经他们许可不能进出“。所有员工均已离职，20xx年5月的法院送达是如何进行的?离职的员工还能冒充申请人的员工签收传票，实在蹊跷，他又是如何得知此有此诉讼的并签收的呢?对于诉讼正常人的思维是逃避，而不是提交工资条、名片、岗位责任书等一系列的证据去主动要求参加诉讼。
为此，希望贵院着重调查李**，查清真相，有违法犯罪者交有关机关处理!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者不是被申请人贾庆，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在原审诉讼中，被申请人贾庆提供了20xx年4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用来证明其与被申请人牛丽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被申请人牛丽又提供一份“合作协议”，用来证明其仅仅是履行职务行为，合同的实际履行者为昌平物流。但是被申请人贾庆与牛丽之间的“协议书”是虚假的，是为了启动本案的诉讼伪造的，它的形成时间应该是两年后的20xx年4月份后。可通过司法鉴定做出结论。
即便是存在贾庆和牛丽之间的房屋转租合同，实际上双方当初签署的转租合同只是转移的是贾庆在原酒店的装修120万，已经履行完毕。后来房屋的实际承租人昌平物流还是牛丽并没有向贾庆支付租金，而是贾庆同意后,越过贾庆直接向房主支付的租金，房主也接受了昌平物流的租金，说明昌平和房主形成了新的租赁合同。这一点诉讼中牛丽提供的房租收据，水电费收据等，也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为房主与昌平物流，房东与昌平物流才是合同的实际履行者，才是合同的主体，合同的权利义务只赋予合同的履行者。贾庆和牛丽之前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履行完毕的合同对合同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故被申请人贾庆主张合同违约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存在严重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做出判决，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理应得到纠正。
特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xxx，性别，地址被申请机关：xx市司法局，地址。
申请事项：申请人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xx）下行初字第xx号、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杭行终字第xx号行政裁定，特申请xx市检察院依法监督，提出抗诉。
事实与理由：申请人向xx市司法局投诉律师xx违法违纪行为，在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损害我的合法权益。要求xx市司法局调查处理xx，并依法赔偿损失。xx市司法局接收投诉材料后，没有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履行法定职责。20xx年7月21日，申请人在xx市xx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作出处罚xx的决定。本案通过立案审查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一、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1、被告《行政答辩状》上称：接到投诉后，我局律师管理处即开展了调查工作，调取了五联所得有关案件材料。但在被告所提供证据清单及相应证据上，并没有关于被告依法调取五联所有关材料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2、被告所提供“证据”违法。被告所提供“证据”1、4、5、6、7、8都是从xx市律师协会中获取，系违法。申请人先向律师协会投诉，由于律师协会的不负责任失去了申请人的信任，继而向被告投诉xx的违法违纪行为。因此被告不存在法律上所规定的委托律师协会调查行为，因为有利害关系，律师协会还应该予以回避。但是本案被告提交的大部分证据，都是xx市律师协会的杰作。这些所谓“证据”，除了证明被告行为违法外，可以确切地证明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3、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申请人向被告提供了《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投诉xx了违法违纪行为。但在本案中，被告除了提供《非诉讼事务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之外，并没有提供《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被告隐匿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法庭开庭审理后没有依法对证据进行认定，法庭对事实的判断显然有了错误。
4、被投诉人人xx违法违纪事实清楚。
1）违法违规律师xx提供无法履行“非诉事务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事项，欺诈申请人交付律师代理费。
2）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没有依法调查收集证据；封存住院病历材料。
3）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缩减申请人受损害事实。
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不作出事实认定。
三、原审法院违反程序，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作出认定。
四、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
五、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本案原告是投诉人，被投诉人xx司法行政机关为监管机关，所行使职权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是xx及律师事务所。被告是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经法定程序向xx所在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取证，都跟xx及xx五联律师所相关。原审法院追加第三人，才能更清楚地查明案件事实，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程序公正，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判。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说明原审法院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非常清楚。
此呈。
xx人民检察院。
申请日期：
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xx，女，1968年2月15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四平市铁东区黄土坑街平林委4组。
被申请人：华子，男，1960年8月18日生，汉族，住四平市铁东区黄土坑街平林委4组。
请求依法提起抗诉，撤销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四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
该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原二审审判决程序违法。
原二审法院在财产分割过程中，将案外人小彤所有的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依法办理产权登记是房产部门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权，本案不是行政案件，民事审判庭无权作出申请人将房屋转让并过户的行为认定无效。也就是说本案作为离婚之诉人民法院不应该对登记在小彤名下的房屋进行审理。更不能错误的认定转让无效，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另外登记在小彤名下的房屋最初是申请人xx单位的福利房，当时单位照顾职工由单位拿15000元，职工拿22300元，产权就归为私有。尽管22300元钱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婚后交的房款，但这个房子不应都算做夫妻共同财产，最起码单位拿的15000元是xx自己的。
二、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二审庭审时，被申请人将其父亲的房产证(正房，63多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证书向法庭出示，其认为添附的房屋都应该归其父亲所有，一审法院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判给其父亲的。但事实是，1997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结婚在被上诉人其父亲的正房内居住，1998年申请人[xx娘家出钱并找人在被申请人其父亲的土地上建了两间小房(10多平方米和20多平方米)，一直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居住至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原一、二审两级法院没有认真核查事实，仅以此两间小房在其父亲的土地上建筑就认定是其父亲的财产，显然是不对的。两间小房虽然依附于被申请人其父亲使用的土地上，但不能证明这个房子就是其父亲盖的，更不能证明就归其父亲所有。这两间小房应评估作价，评估的价款作为夫妻共同所有来进行分割。
三、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财产分割不仅违反法律且显失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的原则判决。”而原一、二审判决完全是倾向男方而没有照顾女方。
首先，二审判决处分给被申请人(男方)的位于铁东区三马路凯盛小区2号楼4单元1楼右门62.29平方米房屋的价值要远高于终审判决分给申请人(女方)的位于铁西区北沟街铁桥委6组北河小区2号楼5单元7楼(顶层)，建筑面积62.20平方米房屋的价值。而且此房屋所有权归小彤所有。
其次，双方位于铁东区一马路圆梦小区6号楼5单元1楼左门46.72平方米，于20xx年购买算装修共花费5200元的房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的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二)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三)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房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一审法院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来判决该房屋，而是直接把该房屋分给原告(男方)，原告给被告(女方)该房屋的一半房价款及装修款即26000元，原二审法院竟然维持了该判决，此判决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试想若法院能这样判决的话，那第一处房产单位的福利房归申请人xx所有，由xx支付被申请人22300元的一半款也是可以的。
第三，原二审判决违背了婚姻法中照顾生活困难一方的规定。被申请人有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导致申请人精神分裂住院42天，住院期间被申请人不闻不问，住院治疗费用都是从申请人亲属手中借的，共花费7000多元。在庭审时申请人已拿出住院病志，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的债务应是共同债务，但二审法院都没有对共同债务进行分割也是错误的，如果按终审维持一审判决处理财产，会导致申请人离婚后将无房可住，无法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当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护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综上所述，特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四平市人民检察院。
20xx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