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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篇一
论文题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研究
所研究问题的实践状况：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是刑法修正案新确立的一个罪名，也是实践中多发常见的一种犯罪。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市场经济越来越需要一只宏观的手来规范自由经济市场所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市场规范化的法律就呼之欲出。商业受hui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社会发展深受影响，为此立法机关对商业hui赂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调整。其中公司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就是商业受hui罪中一项强有力的定性针。
但是现实状况复杂多变，立法往往解决不了现实的一些状况，比如说过去的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主体过于狭窄，针对此《刑法修正案六》就将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改成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但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到底包括哪些人员，除了过去的公司企业人员，是否还包括非政府部门设立的民间团体、基金会等机构的员工。例如足协会长，裁判等工作人员收受红包，吹黑哨的行为;还有医生，教师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另外外国人在中国的受hui行为如何定性等等，这些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都亟待解决。
依照我国签署的《联合国反腐`公约》第15条规定，hui赂可以是任何不正当好处，其涵义明显宽于我国刑法中对hui赂范围的规定。中国现行刑法将“hui赂”的内容直接限定为“财物”，把财物之外的利益排除在hui赂内容之外。姜伟认为，像免费提供劳务、装修住房、提供住房使用权、出国出境旅游等财产性利益，只不过是金钱财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但是，到底扩大到多大的范围，各界还有争议。
按照《联合国反腐`公约》规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构成受hui犯罪。而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受hui罪有两种基本行为形式：一是索取hui赂，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二是收受hui赂，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对于后者，行为人必须同时具备“收受他人财物”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两方面的要件，才能构成受hui罪。在司法实践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要件为预防和打击许多腐`交易带来了不利影响，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多棘手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行为人逃脱法网。
这些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在具体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需要明确认定，以免给刑事审判带来诸多模糊不清的裁判。立法，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在完善以迎合新的情况发生，但是为保证法律的稳定性，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如何能解释法律，理解法律，而不是频繁的更正法律。
所研究问题的理论研究状况：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由它的前身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修改而来。对于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我国法学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刑法修正案(六)》对原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修改之后，学者们又对新的规定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关于该罪名，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谷福生、苏晓红编著的《商业hui赂犯罪案件——立案定罪量刑标准》，吕天奇著《hui赂罪的理论与实践》，陈炜、刘期湘发表于《法学评论》2005年第2期的论文《论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的若干问题》，刘宪权发表于《法学》2006年第2期的论文《刑法修正案(六)草案评析》等。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概念仍有争议，基本持五种观点，围绕索hui与受hui是否都要求为他人谋利益;是否要求数额较大;是否要求讲明收取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等几个问题展开。周道鸾认为数额较大是概念的一个构成要件;陈兴良认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关键;杨春洗认为除了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利之外还应包括违反国家规定收取各种名义回扣手续费，数额较大的行为;周其华认为该罪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高铭喧、马克昌认为概念应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主体范围的认定尚待完善。主体范围具体包括哪些，是否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主体都包括在内，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医生、教师等;是否还包括非政府部门设立的民间团体、基金会等机构的员工：足协会长、裁判等。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范评价：三种观点，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利只是行hui人与受hui人之间货币与权力互相交换达成的一种默契，只是受hui人的一种心理态度;旧客观要件说认为不论谋取的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或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都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新客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利虽然是本罪客观方面的必备条件，实际上，为他人谋利的内容是许诺为他人谋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是否应该取消。要求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的规定显然与《联合国反腐`公约》中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构成受hui犯罪的规定不符。姜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要件为预防和打击许多腐`交易带来了不利影响，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多棘手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行为人逃脱法网。很多专家都主张取消这个要件，这不仅可与《联合国反腐`公约》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又可加大打击腐`的力度。陈国庆也认为，这个要件容易成为行为人逃避追究的借口，例如受hui人承认收钱的事实，但否认为他人谋利，或者故意把收受hui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形成权力“期权化”。但是熊选国对此有不同理解，他主张“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予保留，这有利于突出受hui罪的权钱交易特征，更好地区分现阶段受hui犯罪与违反纪律收受礼金等行为的界限。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既遂与未遂认定标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索取hui赂型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不以接受hui赂为必要条件,索取hui赂行为实施完毕,就是犯罪既遂。换言之,索取hui赂型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为举动犯,不存在未遂。第二种观点认为,索取hui赂型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存在犯罪未遂,并应以是否收受hui赂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总的来说，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罪名，各方观点较多，争议大，更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理解分析其犯罪构成和犯罪形态，界定与他罪的区别，更大程度的接近立法目的，正确理解罪名的立法价值，以应社会现象之常变。
选题的意义：
《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修正后的《刑法》第163条对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的主体范围作了重大修改，将由原来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一修改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对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索hui、受hui案件定罪难的问题。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的认定一直以来都存在问题，如主体问题，“为他人谋利益”的客观要件解释，和数额较大而未规定具体标准的模糊性问题，以及修正案对该罪名认定的促进和仍需要完善的地方。以解决市场经济社会的商业hui赂之风，防止不正当竞争，使市场经济规范化。
本人现有研究基础：
经过法律硕士研究生阶段一年半以来的理论课程学习，本人学习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等刑法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掌握刑法总论分论的理论知识。除了教材外，本人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张明楷的《刑法学》，马克昌主编的《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等刑法方面的书籍。渐渐的对公司企业人员受hui罪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六)》发布后对这一罪名的修改更引起了我的关注。
通过阅读专著和有关论文，本人已经掌握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基本的刑法理论。了解到业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概念所持的多种观点，及构成要件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客观要件的标准争议很大。还大概了解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认定问题，犯罪形态问题，共同犯罪问题等等。
本人在检察机关实习了一段时间，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司法适用问题具备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对该罪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思考。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兴良著：《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陈兴良著：《罪名指南》上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程宝库编：《商业hui赂——法律与典型案例解析》，法律出版社
4、高铭喧、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何升东著：《中国刑法发展面面观》，原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10期
7、吕天奇著：《hui赂罪的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出版社
8、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9、张明楷：《受hui罪的共犯》，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0、周道鸾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1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委员会：《中国案例指导》，法律出版社
论文中拟运用的案例或调研材料：
中房集团华东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受hui案：主体身份的认定，是属于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还是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蒋旭明原为“中房集团”的干部，被“中房集团”派往“华东公司”任副总经理，“华东公司”改制时吸收了非国有资本，并重新选举、聘任蒋旭明担任董事和副总经理。
大庆宏启抽油杆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行hui、受hui案。
尽量收集一些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立案、起诉、定罪的数据资料，必要时进行实际调查。
论文写作提纲：
引言
(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缘由)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立法背景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构成要件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概念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主体
(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主观方面
(四)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客体
(五)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客观方面
1、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
2、事前事后受hui的认定
3、hui赂范围的认定
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认定的中的疑难问题
(一)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
(二)此罪与彼罪的区分
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与受hui罪的界限
2、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与挪用资金罪的界限
3、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4、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犯罪形态问题
1、收受hui赂的未遂问题
2、索hui未遂问题
3、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标准
(四)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共同犯罪
1、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hui的情况
2、单位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hui的情况
3、家属作为教唆犯或帮助犯的情况
四、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的刑罚适用
五、非国家工作人员受hui罪立法及司法解释的完善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篇二
法律毕业论文题目过大，操作起来内容面太宽而把握不住中心，论述深入不下去；法律毕业论文题目过小，又展不开论述，不成其为论文。对此：
第一，法律毕业论文选题时选择自己认为比较熟悉的部门法。几年来法律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各自在不同的部门法领域里肯定会各有千秋。有的同学民法部门的问题体会较深；有的同学程序法的学习、思考更为全面细致；还有的同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可能想法更多。那么法律毕业论文选题时就首先明确大方向，选择自己平时看书比较多的，手头资料比较充足，思考问题有一定深度的部门法，这样写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平时积攒的资料也派上了用场，常考虑的一些问题也容易深化一步了。法律毕业论文在很大程度上考查学生几年来法律课程学习的综合性、思考问题的逻辑思路。对一个问题，在写法律毕业论文时，能够综合考虑，从立法、执法的角度考虑，并把平时碰到的问题站在不同的方位深入进一步学习、探讨，也就达到我们完成毕业论文的目的了。
第二，选好部门法后，注意自己平时知识的积累，看看这一方面还有哪些欠缺的地方。几年的学习，某一部门法的所有问题不一定都能搞通，这个时候，需要回忆一下，看看所选部门法有些什么基本理论问题，与所选法律毕业论文题目相近相通的一些理论问题是不是还不太清楚，扫清动笔前的一些障碍，非常必要。对于自己运用起来还不太得心应手的一些知识，赶快抓紧时间去给予更多的关注。理清思路，多阅读一些课外的有关书籍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想写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弄清基本理论问题时，相关的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原则。我国新旧刑法关于此问题的观点，国际上各国的基本观点，法律规定，司法解释的基本资料是否齐全，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和老师、同学们再作进一步的探讨。这样，宏观上、微观上你都有了进一步的考虑、思索，拿起笔的时候不至于为一些基本的问题而再影响你写作时的思路了。
二、法律毕业论文应重视法律、法规的变化
几年法律课程的学习，学生们感到特别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人们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处在翻天覆地的变革之中。与此相应，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更是日新月异。法律条文的修改不断变化，给法律的学习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但同时给我们法律毕业论文的完成又提供了许多好的机会。新的、重新探索的问题层出不穷，法律中有许多的课题迫切需要去探讨。学员在完成法律毕业论文时，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样，在法律毕业论文选题时，就要注意适时、适度的去把握。切记知识的更新，关注国家法律的变化、发展。另外司法实践也会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法律毕业论文要注意把握法律发展变化的大方向，在平时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探讨。如果主题把握不好，就很容易使自己的论文偏离方向，导致前功尽弃，事倍功半。
三、把握理论研究动向是法律毕业论文的核心
众所周知我们处在一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在选好法律毕业论文题目后就要围绕题目广泛关注我国法学理论方面的动态，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有关问题，从而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查阅有关的学术期刊、报纸杂志、资料索引，了解理论界进展的程度，使自己的思路更开阔、更活跃。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来武装理清自己的思路，加深自己的理论功底。这样，论文会更上一层楼，写起来也会妙笔生花的。另外司法实践的关注必不可少。抽象的思维结合具体的实践，会更加清晰、流畅。
上面的工作完成以后，就会感觉到毕业论文的完成已经胸有成竹、稳操胜券了，不会再象刚开始那样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了。在此基础上理顺思路，资料准备充足，再动笔开始写就会水到渠成了。
四、法律毕业论文写作技巧
第一，拟好法律毕业论文提纲，明确自己的论点，再围绕自己的论点，把准备好的材料分门别类，从正反两方面、以不同的角度去选择有力的论据，用大量的材料去分析、论证自己的观点。论点、论据、论证是写作过程必不可少的环节，按照自己的思路，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去把自己的观点阐述清楚，达到自己的写作目的。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篇三
摘要：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相比，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对被害人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其特征，接着分析了国外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最后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措施，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问题保障
引言
由于法制观念的演进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原来在刑事诉讼中居于客体地位的被告人一跃成为刑事司法的中心，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日益完备，这是刑事诉讼科学文明的表现。但是与此相反，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在有些时候，被害人只有告诉人的地位，甚至在诉讼程序中被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并要接受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问，这就存在使被害人再度受害的可能。如何保护被害人和重视被害人的权利问题，产生了重新探讨的必要。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为此，本文就有关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作一番探讨，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刑事被害人界定及其诉讼地位
犯罪被害人是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在历史上曾经是刑罚的发起者和实施者，直至后来成为犯罪的起诉者。被害人的态度直接决定着犯罪人的命运。
（一）刑事被害人界定
刑事被害人，亦称为刑事受害者或受害人，是与加害人相对应的称呼。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学界有不同的定义。
我国著名学者康树华认为，被害人即是指因犯罪行为而使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是相对于犯罪人而言的。
而学者汤啸天则认为，被害人是指正当权益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国家。
综上所述，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正确理解被害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3）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因一般民事侵权行为、自然灾害等造成损失的人，并不是刑事意义上的被害人。
从范围来看，刑事被害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被害人，还包括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法人、其他组织，即单位被害人。
（二）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
纵观世界各国，对被害人保护的思想和制度发展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私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与私力救助相结合阶段。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另一种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首先从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角度讲，当公诉无力或不能时，被害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追究犯罪的愿望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要求。其次，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利于让被害人通过亲眼目睹审判的公正，缓解被害人过激的报复心理，消解犯罪这一矛盾源所带来的冲突主体间的心理对抗及其对法制和司法过程的不信任感。最后，从被害人实质权利保护的角度讲，刑事司法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恢复被害人受损的权益，只有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被害人才能透过刑事程序的运作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有效避免当事人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最后执行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这是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应有之意。
[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论文]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篇四
1、毕业论文大纲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
2、论文摘要和关键词。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代写论文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
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
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代写论文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
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代写论文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
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篇五
关键词：城市房屋拆迁；被拆迁人；权益保护；行^v^力 毕业论文
一、绪论
房屋是普通公民终其一生努力奋斗而拥有的最重要的私有财产，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试设想，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人将会处于怎样的困境呢？基于房屋在公民财产权利中的重要性，国家也通过立法加以重点保护。但在近年来的城市房屋拆迁中，损害被拆迁人财产权利甚至侵犯被拆迁人人身权利的行为却频频发生：房地产开发商以断电、停水、恐吓等方式，甚至以殴打绑架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逼迫居民接受拆迁；地方政府退居幕后，坐视被拆迁人权益惨受践踏而少有作为，在不应干预的场合倒是积极有为地偏向拆迁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被拆迁人的权益遭受严重侵犯？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为何失灵？应如何完善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这些正是本文力图解决的，笔者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入论证来为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出谋划策，以尽绵薄之力。
二、被拆迁人权益保护现状堪忧
（一）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处于弱势地位，是利益受损者
一般而言，被拆迁人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由于自身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弱势，因而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下风，不具有响亮的话语权。近年来，城市房屋拆迁中侵犯被拆迁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野蛮拆迁等恶性事件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被拆迁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被拆迁人要么因缺乏保护自身权益的力量而选择以自杀等极端方式来表达对当下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抗议（如南京翁彪事件、北京朱正亮事件等）；要么选择以爆发群体性事件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发泄对拆迁人和地方政府的不满（如湖南嘉禾事件、河北定州事件等）。稍有良知的人对被拆迁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不平，也对翁彪式的悲剧抱以同情，更令他们愤慨的是拆迁人无视国法的肆意妄为和地方政府的违法行政。
（二）行^v^力行使不当，政府公信力缺失
目前在城市房屋拆迁领域是行政主导拆迁，不管被拆迁人是否愿意，他都只能接受政府作出的拆迁决定并负有配合拆迁进行的义务，行^v^力对于被拆迁人而言具有支配性。根据行政法原理，“行^v^与公民权具有不对等性，行^v^具有优益性或支配性。行^v^可以设定、变更或消灭公民的权利义务，而公民却不具有同样的权利。”正是因为行^v^的这一特性，使得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分配活动中受制于政府，而政府一旦不依法行政就将严重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违法进行强制拆迁对被拆迁人权益的巨大危害即是明证）；又由于政府未能遵循法律优位原则，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来调整城市房屋拆迁中形成的利益关系，致使拆迁许可、裁决等制度几乎丧失了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价值。“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建设规划出尔反尔，造成居民不能回迁”的情形则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使公民对政府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
（三）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来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
前已述及，拆迁许可、裁决等制度因行^v^力行使不当已然难以发挥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作用。行政诉讼又因为“面临诸多法律困扰以及受到现实环境制约”而在解决城市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不能充分地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如丰台区法院行政庭20xx年以来共受理因拆迁裁决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23件，判决维持的11件，裁定驳回的2件，原告撤诉的7件，判决撤消结案的仅3件。”此例说明被拆迁人要想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权决非易事，因为他们很难胜诉。这反过来就要求能为被拆迁人先提供切实有效的行政救济制度。
毕业论文
三、被拆迁人权益难获有效保护的原因
（一）立法方面的混乱和空白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继续存在缺乏法理基础。^v^于20xx年新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目前调整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领域的主要依据，但由行政法规来规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明显违反了《宪法》修正案（四）第二十条和《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需要澄清的是：《宪法》修正案（四）第二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只能制定法律，这里的“法律”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义的法律，而是狭义的法律（即由^v^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行政主体对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没有被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而是遵从低位阶的行政法规（况且这一法规也缺乏合宪性），严重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和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的原则，所以立法上的僭越是导致政府机关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违法行政的根源。
3、立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晰，未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在我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对于“公共利益”的规定仅是宣示性的，过于原则和概括，不利于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区分城市房屋拆迁的目的：即是基于公益，还是出于商业目的。而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在法律规范的适用、法律关系的性质、拆迁补偿安置费用的标准、权利救济的途径方面是不相同的。所以，立法未明确“公共利益”的界限“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使“各级政府和房屋拆迁行政部门动辄以公共利益为由剥夺被拆迁人的权益，造成被拆迁人与行政机关权利与权力的对峙。
4、立法中两权分离的规定。我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始终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至今仍不承认私人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仅允许私人享有房屋所占土地上的使用权。尽管有论者认为，“政府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人的代表，不能基于其享有的土地所有权限制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处分其权利，也不能在无明确法律根据的情形下介入、干预这种行为，而应尊重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处分其权利的行为。”但是，由于“城市房屋拆迁是征地，是城市房屋所有人（国家作为所有人除外）依法享有的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灭失。所有城市房屋拆迁，实质就是对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争夺。”所以，国家是不可能不限制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权利的，而且国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正是导致“目前拆迁中双方缺少对等的谈判机制、补偿标准偏低、拆迁程序不公正、被拆迁人的权利被漠视和被侵害、拆迁矛盾扩大和激化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说，两权分离的规定也是被拆迁人权益难获有效保护的立法之源。
毕业论文
5、立法弱化了司法权，使司法机关在处理城市房屋拆迁案件时难有作为。特别是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无法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被拆迁人不能提起民事诉讼，要寻求司法解决必须先经过行政裁决，并且如果被拆迁人对行政裁决的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而“即使法院认定行政裁决行为不合法，也只能判决撤消并判令由原处理机关重新裁决。拆迁双方的权益纠纷并不能在法院得到最终解决。” 这样一来，被拆迁人便无法绕开行^v^力的干预，其权益也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二）行^v^力的异化
行^v^之所以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不应有为时越位，应有所为时缺位，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
2、地方政府官员追求仕途升迁所形成的好大喜功的政绩观。要想真真正正、踏踏实实地搞好一个地方的经济建设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缺乏耐心，他们希望自己在仕途上能迅速地飞黄腾达，所以用短平快的方式建立政绩是他们实现个人升迁的最优选择。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大搞旧城改造正好可以达到他们追求立杆见影的效果的目的：房地产开发等固定资产投资能在短期内迅速拉动gdp的增长，而gdp的增长速度又是衡量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改头换面后的城市建筑尽显富丽堂皇，一派繁华景象，外界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这座城市取得了巨大进步，当地官员为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在行政长官急功近利的思想的影响下，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以快速发展社会经济为名只求短期经济效益，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忽视了对被拆迁人的权益的保护。
3、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腐化行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推波助澜也是行^v^力异化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种原因并非孤立地存在于城市房屋拆迁中，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异化行^v^的合力并对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产生负面影响。
四、现行的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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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拆迁许可制度亟待完善
1、正当性的缺失。自20xx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并发生效力的《行政许可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施行前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止执行。”这意味着《条例》中关于拆迁许可证的规定已经丧失了正当性，但是^v^至今为止并未根据《行政许可法》对《条例》中不符合上位法的拆迁许可进行清理和停止执行。《行政许可法》继《行政处罚法》、《价格法》、《立法法》在相关领域规定听证制度后也在行政许可领域确立了听证制度。而《条例》中却并没有关于拆迁许可听证的规定，这明显有违上位法。并且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发放事关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有关政府部门在未告知作为利害关系人的被拆迁人可以申请听证的情形下就擅自向申请城市房屋拆迁许可的拆迁人发放，违反了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参与原则，非法剥夺了被拆迁人的知情权、陈述和申辩权、申请听证权。这种违法行政的行为放纵了拆迁人，使其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自恃持有拆迁许可证而肆意妄为，导致野蛮拆迁等违法拆迁的行为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被拆迁人的权益。
2、审核失察和疏于监管。在目前的拆迁许可证的发放过程中，行政机关往往在对申请拆迁人的资质和实施拆迁的必要条件没有经过严格审查的情形下就轻易地发放拆迁许可证，使很多不具备法定许可条件的房地产开发商或其他组织获得了进行拆迁的资格。而由于“持有拆迁许可证就表示行政机关已经审查并认可拆迁人达到拆迁资格，并向公众证明了这种资格，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并且“政府事先的行政许可，事实上使双方当事人失去了平等对话的平台，从而使被拆迁人的权利极易受侵害。”所以许可机关未尽严格审核的职责使得拆迁人在拆迁活动中有恃无恐，屡屡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自我国实行行政许可制度以来，长期存在着重许可轻监管、只许可不监管、重许可的权力不负许可的的责任、重许可中的收费不解决许可后出现的问题的现象。”拆迁许可机关在赋予申请人拆迁资格后就不闻不问，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对拆迁人进行监督和管理以保证拆迁活动的依法进行；对于拆迁人在拆迁活动中侵犯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违法拆迁行为也没有及时纠正；更有甚者，纵容姑息拆迁人，没有严格执法和严肃处理有关违法拆迁行为的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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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有必要以《行政许可法》为基础调整现行的拆迁许可制度，规范拆迁许可证的发放，加强对拆迁人在实施拆迁活动中的监督和检查，把好城市房屋拆迁的第一关，切实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
（二）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制度已刻不容缓
1、拆迁补偿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条例》将拆迁补偿范围界定为：被拆除的房屋及其附属物、被拆除的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物、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但是，“拆迁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取得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土地使用权，并非房屋本身。”而且，“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当属于公民的财产权并受到相应的保护。”基于对这种认识的赞同，笔者认为当前的拆迁补偿范围涵盖面过窄，没有充分反映出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所受的财产损失。实际上，公民在购买城市房屋时本就支付了房屋所占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被拆迁人的房屋的价值并不仅仅包括其房屋所有权所体现的价值，还包括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所以拆迁补偿范围排除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损失是极不合理的。另外，拆迁补偿范围没有包括被拆迁人因房屋拆迁而遭受的其它损失（如被拆迁人的可期待利益）也不利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
2、拆迁补偿仅是适当补偿，补偿费用和标准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条例》确立的拆迁补偿原则是适当补偿，但是在实践中却不断出现“变适当补偿为象征性补偿的作法。”这不禁让人警觉：有人在借适当补偿之名行损害被拆迁人利益之实！行政法理论上有两种补偿学说，适当补偿说认为“法律并不一定要求全额补偿，只要参照补偿时的社会观念，按照客观、公正、妥当的补偿计算标准予以补偿，就足够了。”完全补偿说认为，“应按作为征用对象的财产的客观价值予以全额补偿。”基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笔者主张对被拆迁人进行充分补偿。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所受的利益损失是为了满足能够房地产开发的需要或者是为了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无论是出于公益目的还是商业目的，拆迁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更大的利益：政府不仅改善了城市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还获取了大量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房地产开发商赚取了巨额利润；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享受了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多方及被拆迁人除外的整个社会都通过拆迁而受益，完全没有理由仅仅对被拆迁人进行适当补偿，使被拆迁人成为拆迁活动的利益受损者。在补偿费用和标准方面，由于“政府采用土地基准价格加房屋重置价格确定的补偿标准，而政府是在上一年度的基础上制定的基准价格和重置价格。”所以导致对被拆迁人补偿的费用普遍偏低。
3、拆迁补偿不及时。“房屋拆迁补偿不及时的情况在我国非常严重。拆迁人往往在还不具有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的资力时，就开始拆迁行为，导致被拆迁人长期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对被拆迁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严重侵害了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
4、拆迁安置不到位。主要表现在：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面积较大足够家庭正常的居住和生活，而安置的房屋面积较小不能满足家庭成员起居的需要；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户型结构较优，而安置的房屋户型结构不合理影响被拆迁人的使用；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是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而安置的房屋质量低劣对被拆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隐患；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位于较好的地段，工作、子女教育、就诊、营业等更为方便和有利，而安置的房屋所处的区位差影响了被拆迁人的正常的生产生活。
（三）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评估制度形同虚设
《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虽然其后^v^于20xx年12月出台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对 《条例》中确立的价格评估制度作了细化，各地方政府也先后制定了相应的办法。但是从实践反映的情况来看，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评估制度形同虚设。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的定位本来应当是有独立意志的社会中介组织，在20xx年以后房屋价格评估机构也完成了与政府部门的脱钩改制，但由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绝大多数由政府职能部门的下级部门发展而来，虽然形式上实现了与政府脱钩，但在人事、财物等方面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在对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进行评估时难免会受行政意志的影响，不能做到独立、客观的评估。第二，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在经济利益上受制于拆迁人，作出的价格评估往往有利于拆迁人。“评估机构为了迎合拆迁人的要求，往往故意压低被拆迁人房屋的评估价格，做出不利于被拆迁人的评估结果，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这种违背市场公正性要求的行为使得价格评估制度被拆迁人所操纵，而被拆迁人的利益却难以通过价格评估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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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拆迁裁决制度的异化
尽管^v^希望通过《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来规范拆迁裁决，保证行^v^力的正确行使，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目前的拆迁裁决制度不仅为被拆迁人所诟病，也被学界广泛质疑。究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行政机关在拆迁裁决中没有保持中立，而是偏袒拆迁人，所作出的裁决结果往往对拆迁人有利。（至于行政机关为何会在裁决中总是偏向拆迁人，笔者在前面已经详述。）第二，裁决前置使被拆迁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变窄。在被拆迁人和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形下，行政裁决成为唯一的争议解决方式。因为被拆迁人不能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被拆迁人对裁决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话，司法机关也并不会处理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之间无法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争议而只审查行政机关作出的拆迁裁决是否具有合法性。
（五）强制拆迁制度为害尤甚
五、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的重构
法律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由于被拆迁人在社会经济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其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更易受到侵犯并且在权利救济途径上遇到重重障碍。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实现法治的基本精神：公平、正义，国家有必要在立法上倾向于被拆迁人，对他们的权益进行特别的保护以提升被拆迁人的法律地位，从而消减因被拆迁人自身的弱势地位而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所遭受的利益损失，达到以权利平衡权利、以利益制约利益的目的。另外，在立法上还要限制和规范行^v^力的运用，使其真正体现出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宗旨。
（一）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领域
（二）完善拆迁许可制度
1、严格设定发放拆迁许可的条件。目前发放拆迁许可的条件较为宽松，导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居高不下和拆迁活动的不断增多，不利于调节宏观经济和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因此有必要严格设定发放拆迁许可的条件以抑制房地产业的投资过热从而使拆迁许可起到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作用。有论者提出，应“将拆迁当事人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且拆迁人已履行协议作为拆迁许可证的法定条件。”笔者认为，这一主张一旦在今后的立法中得以确立将对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起到重大作用。
2、改现有的拆迁许可审查方式为实质性审查并严格审核拆迁申请。许可机关对于拆迁申请不仅要看申请人所提交的书面材料是否齐备，还应对相关文件、手续、证明、方案等进行实质性审查，根据《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依照法定权限、条件、程序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拆迁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查，以验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另外，许可机关还应加强内部监督，保证工作人员能遵纪守法、恪尽职守，做到对拆迁许可的严格审核，防止将拆迁许可证发放给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拆迁申请人。
（三）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制度
拆迁补偿安置事关被拆迁人利益的实现，是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中的核心问题，针对当前的拆迁补偿安置制度的缺陷，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制度：
1、由政府先行补偿安置。即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经过协商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由政府负责先行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安置。政府根据拆迁当事人达成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向被拆迁人拨付补偿安置费用，其后政府再要求拆迁人在领取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向其支付因补偿安置而开支的费用，否则不予发放拆迁许可证。
2、确立充分补偿的原则。建议将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损失也纳入拆迁补偿范围之中以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
3、提高拆迁补偿安置的标准。当前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较低，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只有通过提高拆迁补偿安置的标准才能填补被拆迁人因拆迁而受的利益损失。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补偿标准应该是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再加10％。”他的主张值得在确定新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时参考。
（四）价格评估应充分市场化
1、评估主体的市场化。政府不能介入到价格评估之中，应尊重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的独立性，明确价格评估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行为，允许房屋价格评估机构自主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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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估价标准和方法应市场化和科学化。政府不应在行政规范中制定补偿安置的标准，而应由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综合考虑各种影响房屋价格的因素并根据现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3、改变价格评估的出资方式。应当允许被拆迁人也可以选择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并自付价格评估费用，从而避免因由拆迁人支付评估费用出现的操纵评估价格的现象。
现在在价格评估领域的情况是被拆迁人无法通过提出自己的价格主张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有论者建议，“成立一个由政府拆迁办、被拆迁居民代表、房地产开发商等各方组成的补偿价格协商小组，由各方在参考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制定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价格。”这种方法颇具可行性并能通过多方协商而实现利益均衡，如能实行应当可以使被拆迁人的利益得到充分反映。
（五）取消拆迁裁决前置程序，赋予被拆迁人选择权
裁决正好满足了被拆迁人迫切期待争议得到解决的需要，因此其存在是必要的。
2、拆迁活动与行政管理的关联性。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在短期内行^v^力仍将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今后即使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得到调整，可以预见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仍将会起关键性作用，所以废除行政裁决缺乏可行性。况且，“当今行政机关处理裁决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这样一种重要的行政作用方式，已被人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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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未能严格遵循依法行政和合理行政的原则导致了拆迁裁决偏离其保护平等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目的。行政机关对拆迁人的袒护使裁决结果往往有利于维护拆迁人的利益，但这还不能成为行政裁决被废除的充分理由。毕竟，裁决前置才是拆迁裁决被歪曲的制度原因。因此，应当加强行政法制监督，改进行政裁决工作，规范行^v^力在裁决中的运用，做到依法裁决和公平裁决，以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为整个行政裁决制度的中心。
（六）取消行政机关的强制拆迁权
鉴于行^v^力的不当行使对被拆迁人财产权利的巨大危害，有必要让行^v^力退出强制拆迁这一将会对被拆迁人产生侵益性后果的领域，而仅保留司法机关的强制拆迁权。毕竟，司法机关较行政机关而言具有中立性，强制拆迁本就是其分内之事，并且司法机关进行强制拆迁也符合权力制衡的原则，既有利于保护被拆迁人权益又符合法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