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人的存在的自由与必然的矛盾是什么 以矛盾的观点处理人际关系的论文汇总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以矛盾的观点处理人际关系的论文篇一

[摘要]校园人际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这个特殊的群体里，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每天都在相互进行着交流和交往活动，处理好这三种人际关系，不仅会给教师和学生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感，更会激发教师工作和学生学习的活力和创造力。师生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心理相容;同学间真诚友爱、宽容信任、互帮互助;教师间坦诚和善、支持配合、团结协作，不仅是构建和谐校园的要求，更是时代对人才素质的要求。

[关键词]和谐 校园人际关系 构建

人生没有单行道，人生活在社会环境中，必然要与周围人形成这样或那样的人际关系，校园中也不例外。在校园中，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这三种人际关系中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如：学生罢课、顶撞、谩骂教师的;同学间言语侮辱、同伴间的暴力欺负行为，还有因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排解不了产生自杀倾向和自杀行为等。校园中的这些不和谐音符极大地影响了整个校园的安宁与稳定。作为教育工作者，育人是天职，面对校园中这些不安定因素，我们要教育学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认识，调节自己，达到自我和谐，从而实现校园和谐，社会安定。

“人”字是相互支撑构成的，没有支撑关系，人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从思想意识中应该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必须要建立一种相互支撑、配合得当、互帮互助的一种人际关系。在学校中，有的学生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过高，盲目自大，自尊意识特强，过分敏感，易受伤害，常常在心灵深处产生不良的情感体验，从而导致学习、工作、交往上的失败。有的学生自我否定，缺乏自信，不能充分肯定自身的价值，处处与己为敌，自卑、自责，甚至自我毁灭，走上绝路。这些不良的心理现象都是由于缺乏正确的自我意识造成的。面对上述现象，我们开展了“学生角色教育”活动，从唤醒学生的“角色意识”入手，实现“问题学生”的角色复位和回归，从而减少或杜绝“学生问题”，使我们的校园环境更加安宁和谐和美好。

师生之间产生矛盾，常常是由于学生对教师的过分苛求造成的，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个别教师的师德问题。在学生眼里，教师从事的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由于职业的神圣，从事这项职业的教师也被神化了，被神化了的教师永远不能有错误。其实，教师也是人，也有常人的喜怒哀乐，时常也要表露出一些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再加上双方在年龄、地位、知识水平、理解能力上的差异，师生间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这时我们要学会理解和尊重，不能用指责和批评的口气对待教师，要尊重教师。还要学会沟通。沟通是交往的基本方式，当你与教师意见发生分歧时，不要与教师面对面冲突，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跟老师讲清楚，及时沟通交流彼此的想法，主动化解矛盾。这样才能增进情感，促使师生关系和谐发展。

同伴之间的交往是学校中最常见也是最多的交往形式，同时也是矛盾的病原体。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打架、斗殴事件多数与不能很好地处理同学间的关系有关。尤其是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问题最多。进入青春期以后，随着性意识的萌芽和发展，异性同学之间开始有了相互了解、相互认识和相互交往的需求，这是正常的心理表现。然而，同学们尝试异性交往，我们的家庭和学校缺少这方面的指导，在交往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不尽人意的地方，因此，正确认识和学会处理与异性同学的交往就非常重要了。在同异性交往时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自然、大方、得体;二是适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同性之间的交往要注意宽容忍让、诚信谦虚、友好互助。

人生活在社会中，不仅要与周围人打交道，还要与集体、组织发生联系，个人与集体在利益上既有共同性，同时又存在差异性，也会发生个人与集体间的冲突，因而必须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做到个人与集体的和谐一致。因此，我们要大力提倡集体主义精神，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学校的规章制度是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解决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也是学校生存和稳定发展的基础。现在校园内发生的许多违纪行为，多数与学生不知法、不懂法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按规则办事，以法律为依据，以规章制度为准绳，加强学生的法制观念教育，提高守法意识，依法行事。

总之，构建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是维护教师、学生、集体利益的需要，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要从自我和谐做起，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合理而有效地调整自己，达到身心愉悦。还要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提高合作意识，增强团队精神。更要服从社会、集体的要求，做到自由是在纪律约束下的自由，知法懂法守法，依法行事，做一个健康的、拥有美好和谐人际关系的人。

以矛盾的观点处理人际关系的论文篇二

;   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是当前维系农民与集体、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的最重要的纽带，是政府能够藉以影响和控制农村，确保其政策被执行的工具，是农民就业、生存的保障体制，也是当前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这些作用都是由承包土地的各种功能所决定的。本文拟通过分析土地的功能及功能之间的矛盾，来探读讨承包土地各种功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并提出协调各种功能的政策思考。
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其主要功能是为社会提供食物，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就要获取要素报酬，这是土地的自然特性和经济特性。对国家而言，土地是一种社会稳定的工具；如果在土地前再加上一个定语“承包”，又赋与了其特有的功能，即为承包主体提供就业和生存保障，可见，土地本身有三种功能，即为社会提供食物社会功能，确保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和实现要素报酬的经济功能，承包土地则在上述三功能的基础上延伸出了就业、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功能。
1、承包土地的首要功能：为社会提供食物供给。这种功能由来已久。一是从历史上看，土地就承担着维持人类生存的重任，古时“攻城掠地”的战争，近现代的局部战争，无不是为土地而战，究其原因是土地的首要功能 —— 能为社会稳定的提供食物供给。我国早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威廉.配第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斯密甚至把土地作为产生价值的唯一源泉，这都是因为土地能够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保障。但是工业革命后，人们的生产不再以农业为主，生产要素也就由土地为主导转向以资本、技术和土地共同主导，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土地在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小，特别是土地生产的替代物或人工合成食物的出现，有些人误认为土地为社会提供食物的首要功能将会淡化。其实这这种怀疑是没有道理的。无论社会如何进步，人类如何进化，技术如何先进，都不可能取代土地成为社会提供食物的功能。二是对我国来讲，人地矛盾比较尖锐。1952年我国人口总数为5.75亿人，到 1997年底，我国实际人口达12.36亿，45年间增加了6.61人。另一方面，从建国到1995年，城市化水平仅由10.6%提高到29.04%，46年间提高不到19个百分点，远远低于80年代初世界平均40%的水平。据估计，农村富裕劳动力高达1.2亿。与此相反，我国的耕地却日渐减少。随着我国人口进一步增多和耕地进一步减少，人口与耕地的逆向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粮食供给压力增大，从而促使政府必须把保证粮食供给作为首选目标。因此，我国在1978年，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迫于食物短缺的压力，1995年和1998年再次强调家庭承包经营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也是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提高土地产出率，确保承包土地能为社会稳定提供食物。
2、家庭承包土地可以为农民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净剩余就有1.2亿人，而且许多有承包地的农民，也处在“吃不饱”的状态，另一方面，城市工商业无法承纳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人只能通过细化土地，即所谓三个人种一个人的地，来保证就业。这种“超小化”的承包地，成为了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与农民一结合，便构成了一个微观市场经济主体，从而演变成了农民的就业岗位。承包土地的这一功能，在城市工商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前，不会自动消失。
3、承包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与城市有所不同，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土地，而城市居民在改革前，则是通过对国家作贡献，国家承诺其社会保障，改革后则通过个人与国家、企业共同出资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来保障，从而使职工逐步走出了是“国家人”的国家保障体系。农民则正与此相反，一直没有明确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建国初期，实行土地个人所有制，农民就以土地为社会保障；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以劳动报酬和土地股权的分红为生存保障；人民公社时期，其保障体系是公社这个大集体，农民对公社的依附，其实就是对生存保障体系的一种依赖，与改革前城市居民以国家为保障体系一样；分田到户以后，农民对承包土地没有所有权，但是有经营使用权和剩余产品的索要权，承包土地维持了农民生老病残的保障需要，从而农民的生存保障从公社又转向了土地，承包土地从而既是生产手段，又是农民的生存保障工具，具有不可替代的保障功能。
4、承包土地的经济功能。承包土地如果剥出其社会各方面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是一种生产要素而已，和资本、技术、劳动力一样，是进行生产活动的基本资料。作为生产要素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进行生产，必然要取得相应的经济报酬。对承包土地的农户而言，其经济意义在于利用土地生产更多的有效益的产品。特别是现阶段，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粮食供求基本平衡时，承包土地的经济功能突显，目前是大多数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
5、承包土地的政治稳定功能。一是对于国家来说，必须要求土地为全国提供稳定的食品供给。二是必须保证承包土地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用行政力量维持土地均分格局。三是国家利用对承包土地的所有权利保证其产业政策能顺利被承包主体执行。四是国家通过拥有的所有权利控制土地的规模不致于过小，而扼杀规模效益，也可以通过拥有的所有权利限制土地的规模超出经济规模，出现大土地所有者，导致规模不经济而损害公平，在“大”与“小”规模的搏弈中，保持适度，既不会出现大规模聚集损害“公平”，也不至因规模长期维持在“超小”状态而损害效益。

由于承包土地对不同的主体（国家、集体、农民）有各自的利益和不同的要求，这就造成了各功能之间的矛盾，归纳起来主要就是经济功能与其他功能的矛盾，其实质是公平与效益的矛盾。
1、承包土地的经济功能与要求承包土地稳定提供食物的社会功能的矛盾。当前，由于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高，农业比较效益低，按照“资本追逐利润”的经济功能要求，承包土地就会流向非粮食产业或非农产业，但是，受社会功能的约束，承包土地既使利润极低，甚至亏损也不能转产，甚至抛茺都不允许，这就经济功能服从社会功能，从而束缚了土地经济功能的发挥。
2、承包土地经济功能与承包土地的就业、生存保障功能的矛盾。按照经济规律，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土地应该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效率才最高，如果按照经济功能的要求适度规模经营，就会许多人失出土地，从而失出就业、生存保障的基础。承包土地的就业和生存保障功能发挥，即承包土地规模经营的约束机制使承包土地的经济功能与就业和生存保障功能发生冲突，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承包土地经济功能的发挥。
3、经济功能要求效率最大化与政府要求承包土地具有相对公平性的矛盾，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一是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来看，总是向利润最高的方向流动，必然会形成规模经营。二是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农民总是想多经营土地，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或者想通过多种地、多增加收入。三是从一般所有者来看，土地作为一种资本，所有权主体总想把土地交给最会经营的经营者。因此，发挥承包土地的经济功能，自然会有很多人没有土地，一部分人有比较多土地，这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土地配置方式。但是土地的政治稳定功能要求土地的配置体现公平，从而赋与承包土地的政治稳定功能，这就使承包土地均分的公平功能与经济功能要求土地规模经营产生矛盾。

承包土地经济功能与其他功能的矛盾对农村市场体系的完善和推进农村各项 改革都有很大的影响。
1、承包土地功能多元化导致土地市场发育不良，市场体系被扭曲。由于土地社会政治功能的硬约束，承包土地呈现“凝滞化”，一是土地均分是一种利益的均分，有土地就有利益，失去了承包土地，利益自然失去。农民为了维持既得的均分利益格局，自然不肯轻易放弃承包土地。既使抛茺或从事自然经济也在所不惜，因此，承包土地就固化了本已“细碎化”的土地。土地市场的发育缺乏基础。二是土地市场发育滞后导致农村整个市场体系发育滞后。三是土地生产要素性质被淡化，从而导致土地本身的规律被扭曲。四是承包土地的就业功能、生存保障功能、提供粮食的功能决定了土地不能向效益较高的非农产业流动，无法按市场规律配置，即生产要素向利润最大化方向流动受到约束。
2、承包土地功能多元化加重了土地社会成本。承包土地的每一种功能其实就是给生产要素的“自由因子”套上了一道枷锁。加重了土地作为经济功能的负担。如土地就业和生存保障功能就使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进成本增大，土地的政治稳定功能就使土地本应具有的效率大打折扣，土地保障食物供给的社会功能就使土地追逐利润的成本高昂，也就是说土地从粮食产业准入其他产业的，门槛高，成本高。因此，承包土地功能的多元化使其社会成本巨大。
3、承包土地功能多元化固化了土地的分散经营。由于土地有多种功能，每一种功能都要通过土地这一载体体现，一是土地的就业功能就制约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因为要规模经营必然有一部分农民要失去土地；二是生存保障功能是目前农村唯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离开了这一体系许多农民就无法生存，在新的保障体系建立前，土地分散经营的格局难以扭转，可见，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也有固化土地分散经营的因素。
4、承包土地功能多元化掣肘了土地经营效率的提高。由于承包土地具有为社会提供稳定的食物供给的功能，这就要求大部分的土地必须种植粮食，既使粮食供大于求，承包经营主体农民也无法自己作主调整种植结构，从而使土地束缚在低效益的粮食作物上，降低了土地生产经营的效率。

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承包土地功能多元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为了便于分析，下面把经济功能以外的功能统称为社会政治稳定功能）：
第一阶段：社会政治稳定功能占统治地位，经济功能基本无法体现（大约是在1978年以前）。这一阶段主要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国家比较严格的控制土地的使用。可以说土地的社会稳定功能、政治功能和生存保障功能极大的排斥土地的经济功能。
第二阶段：社会政治稳定功能为主导，经济功能为辅（1978---1984）。这一阶段，由于制度的变迁，制度释放的效率极大地促进了粮食的生产，粮食供求矛盾有所缓解，但是粮食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需求缺口依然比较大，因此，粮食的社会稳定功能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市场的引进，农民市场微观主体地位的初步确立，土地的经济功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尽力提高农产品的生产量而获得较多的收益，土地的要素作用没有完全体现。
第三阶段：经济功能为主，社会政治稳定功能为辅（1984年至今，可能还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一阶段粮食的供求矛盾进一步缓解，特别是最近三年粮食大丰收，粮食基本实现了供求均衡，有些品种还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土地的社会稳定功能进一步弱化，农民的增收问题日趋尖锐，因此，当前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前提下，如何发挥土地的经济功能成为主要问题，土地经济功能的发挥不是再以尽可能多的生产粮食来提高收入，而是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来获得全方位的收入。。
第四阶段：追求经济功能的最大化实现，社会稳定功能只是潜在的。这一阶段应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土地能够为社会提供稳定的、足够的食物供给，而且土地调整结构非常迅速，也就是可以随时从其他产业转向粮食生产，有了这两个条件，土地就可以从社会稳定功能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尽可能的发挥经济功能。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还处在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要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增加土地的生产潜力，进一步弱化土地的社会政治稳定功能；尽最大的可能多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淡化土地就业保障功能，同时，积极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1、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确保土地生产经营效率最大化，满足承包土地经济功能最大程度发挥的要求。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规模不经济将从两个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其一，在接受新技术方面，小规模生产起阻碍作用。其二，生产规模过小会直接影响农业效率和农民的收益。邓小平同志也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生产社会化的需要适度规模经营”。所谓适度规模经营是指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将零散的生产要素适当集中，采用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其规模、投入的产出量和商品率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一是必须坚持引导和自愿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宣传，向农民讲道理。告诉农民同一块田常常由若干家庭耕作，耕作时间、管理时间不一，种植品种不同，不利于科学种田，也不利于农民之间的合理分工、浪费了劳动力。通过适时引导农民向城乡二、三产业转换，促进土地等生产要素向种养能手集中。二是坚持稳定、长期的观点，凡是通过土地市场购买的土地使用权，100年不变。这有利于家庭承包经营的稳定、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利于规模经营的农户有一个比较长的经营时间，使经营者放手对他们所经营的土地和项目进行长期投入或扩大再生产。三是保护土地使用者的利益，除农业税与生产共同费外，再不能按土地面积增加任何经济负担。四是建立土地流转市场。使不愿种地的农民和愿意种地的农民能够通过市场中介各取所需。第五规模经济的最佳量值点是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点。超过了这一点将会出现报酬递减，违背了扩大经济规模初衷，达不到这一点，则表明规模的程度不够。
2、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种植作物的增产潜力。在承包土地功能多元化的第三阶段，要尽力拓展土地的经济功能，使土地的经济功能得最大程度的发挥，必须保证土地能够稳定的提供食物供给，这种食物供给不是每年要生产多少实物产品，而是指要有保证供给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只有科学技术才能保证，因此，必须通过研究粮食增产的科学技术，而且这种种植作物的技术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3、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果农民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从事土地经营也许是最保险的就业方式，但是这又使承包土地承载了更多的社会稳定功能，压抑了经济功能的发挥。因此，当前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的就业门路，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一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性的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农民从事工业生产的机会。面对农村劳动力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状况，农村工业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大量吸纳过剩劳动力，以当地的自然资源为主要的加工对象；大力发展深加工、精加工，积极参与城乡经济分工协作，在推动、促进大工业发展的协作中，求得自身长期稳定的发展。二是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专门从事农业产供销各个环节的服务。三是发展小城镇。上述劳动力的转移还仅仅是低水平上的转移，只有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农村人均国民收入增加，从而人们对小城镇的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商品的需求增加，消费结构高级化后，才能推进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使城乡，特别是小城镇的第三产业最终成为吸纳大部分劳动力的产业部门，实现劳动力的高水平转移。四是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4、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为农民提供培养较高的就业和生存保障能力。农民素质较高，其就业机会自然较多，谋生能力也相对较强，农民就不会以土地作为唯一的就业手段，也不会将土地作为唯一的社会保障手段，从而就弱化了土地的就业、生存保障功能。提高农民素质，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落实。由于九所制义务教育在农村是农民自己负担，因此，许多农民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当前虽然统计报表上，上学率很高，其实水份很大，因此，九年制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应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二是经常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其生产经营能力，增长各方面的知识，开阔眼界。三是保证农家子弟有能力有机会读大学的机会。当前高等教育市场化，对农家子弟读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虽然教育改革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国家必须建立相应的救助体制，确保农家子弟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
5、建立稳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承包土地的经济功能无法最大程度发挥作用的关键，就是土地依然是大部分农民就业、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唯一依靠。因此，要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将农村的社会保障由依靠承包地转变为依靠社会和制度。采取“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形式多样，农民自愿”的原则，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地兴办养老、医疗、生育、伤残等保险。途径是先通过建立“承包地+个人帐户”的双重社会保障制度，积累社会保障基金，在积累一定的资金后，承包地的保障功能逐步退出，即将“承包地+个人帐户”的双重保障体制向单纯的“个人帐户”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化，还土地以正常的生产要素性质，尽可能的发挥土地的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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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矛盾的观点处理人际关系的论文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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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由”是存在的，然而却无处追寻，“自由”是虚无的然而却令人无限向往，这一“二律背反”现象在扎西达娃《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自由”来自于孤独体验，然而传统和现代观念的冲突，模糊不清的生存理想，让无限制的“自由”变成了不自由，同时也注定了塔贝和婛所踏上的“自由”路是一场无果的旅程。

关键词：扎西达娃；自由；二律背反

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被评论界提到较多的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拉丁美洲兴起的魔幻现实主义，八十年代被引进中国，其魔幻、新颖的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文学创作理念，给中国新时期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成功博得学界的广泛关注，引起了魔幻现实主义研究热潮，在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发现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子，从魔幻现实主义角度研究文学作品的成果已颇丰。因此，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运用“二律背反”理论分析扎西达娃《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自由”的问题。

“二律背反”是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提出的一个术语，可将其简单归纳为四个问题，即：时间和空间是否有限的问题，物质是单一还是复合的问题，自由的存在与否问题，世界是否有最初原因的问题。这一概念旨在说明两个正反相互独立的命题，虽然两者的论点虽相互排斥但都能得到有效的论证，两者之间虽自相矛盾，但其存在却又合情合理。“自由”的存在与“自由”的无处可寻这一“二律背反”现象，在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通过“塔贝”和“婛”崎岖的“自由”探索路展开，并以塔贝的意外死亡和婛走向回头路结束。

一、渴望“自由”来自于孤独体验

孤独是一种情感体验，存在主义哲学对孤独的理解是“没有上帝的照顾，没有规律依循，没有价值对参考，更谈不上对行动后果的前识；没有我来自何处之根，也没有我去向何处之轨”。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塔贝和婛生来就是孤独的，但两者的孤独体验却有所不同。塔贝的孤独来自于生无居所、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他对婛挂在腰间用来计算离家天数的皮绳，很不以为然的说：“五天算什么，我生来没有家。”而对于婛来说，枯燥乏味、日复一日的放羊生活，是她孤寂的源头，虽然有家、有父亲，但“琼从小就在马蹄和铜铃单调的节奏声中长大，每当放羊坐在石头上，在孤寂中冥思时，那声音就变成一支从遥远的山谷中飘过无字的歌，歌中蕴含着荒野不息的生命和寂寞中透出一丝苍凉的渴望，”住在少有人烟且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岗，婛只有一个邻居而且还是一个年迈的哑女人，她的生活似乎是无声的，与人鲜有沟通，情感无法与人交流，像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让她对外面世界充满渴望。

孤独感让她们共同踏上了追寻“自由”的旅程，对塔贝和婛来说，“自由”是个体的一种精神寄托，且与他人无关，属于意识范畴并与政治权利无关。说到政治权利上的自由，我们知道中外近代史是一部民族战争史和自由争夺史，不被奴役获得平等的生存权利是战争的终极诉求，战争让一部分人的心愿得以实现，摆脱受压迫和剥削的状态，成为“自由人”，拥有社会身份和地位，得到社会尊重。显然塔贝和婛追寻的“自由”并不属于这个范畴，他们的出走并不是由于身份和地位受到威胁，生来无家的塔贝和住在空旷小山岗的婛，从来都是无拘无束的，然而平静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们感到自由和快乐，反而让他们内心充满焦虑和无尽的孤寂，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并非来自于政治权利遭受压迫而是来自于个体孤独的体验。 这种孤独体验证明了人是作为“自为的存在”而非“自在的存在”，是一种自我意识，“意识的根本特征是否定性和虚无性，因此，只要人活着，就必然是自由的，而自由就是“无”，是人的否定性的存在状态。”孤独让塔贝和婛开始反思自身，并试图通过行走让自己得以解脱，他们否定了本身的生存状态，不满于现实的孤寂，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让他们对自由充满了向往，促发了追寻“自由路”的形成。

二、“自由”的内在冲突及其虚无的追寻

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法规、条例、习俗，规约着每个人的言行举止，使“自由”成为有限度的自由，任何“自由”的举止不仅要合情还要合法。“自由既与个体活动的意志特征相联系，又不能脱离个体生存于其间的现实关系的限制和制约，脱离这两个方面谈论所谓的自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根的漂泊，封闭落后的环境，蒙昧的传统观念，让塔贝和婛陷入精神上的不自由。想要获得自由也许只能通过抛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且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的洗礼才能达成。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塔贝和婛一方面渴望精神上“自由”，另一方面却固守着旧的传统观念无法自拔。一方面将希望寄托于宗教信仰，将虚幻的人间净土“香巴拉”作为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又自欺欺人并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加以排斥，两者之间的冲突让“自由”路变得模糊不清，“自由”变成虚幻的影子，活在想象中，让人无法追寻。

遵循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追求“自由”的前提条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是社会发展理想状态，两者发展的不协调往往会产生孤独、焦虑等种种的不自由感受。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所描述的生存环境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文明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的现状，“不管现代的物质文明怎样迫使人们从传统的观念的意识中解放出来，帕布乃冈山区的人们，自身总残留着某种古老的表达方式”，“虽然多年前国家早已统一了计量法，这里的人们表示长度时还是伸直一条胳膊，另一只手掌横砍在胳膊的手腕、小臂、肘部直到肩膀，”先进的物质文明的并没有让住在帕布乃岗的人们抛下传统的思维方式，旧的传统观念成了塔贝和婛追寻“自由”路上的一堵厚厚的墙壁，塔贝和婛行走的目的是为了冲破这座障碍，然而自身又被这破旧不堪的“墙垣”牢牢套住无法逃脱，两者的冲突构成了“自由”探索路的失败。身处在现代社会，保留着旧社会传统的思维方式，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在一个叫“甲”的村庄，塔贝和婛收到了村民的热情接待，并被村民荒谬的认为是降雨的好兆头，婛更被认为是转世下凡“白度母”的化身，相信除了“甲”村之外，还有不少类似的“乙”村、“丁”村的存在。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艺术等共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宗教信仰是对某种理论、学说和他人的一种寄托、崇拜和服从，宗教信仰的有很多缘由，但让此在的人生免受苦难的折磨，寄托来世的人生更加幸福无疑是其原因之一，宗教信仰是一种精神需要，在于追求精神解脱。《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种的塔贝和婛正是在这样的一份信仰中踏上了追寻“自由”路，然而这份信仰没有让他们获得精神解脱，反而让他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和绝望。帕布乃冈山区的人们虔诚的信仰，为的是实现思想自由，然而信仰又让人们精神受缚，两者之间的“二律背反”冲突让塔贝和婛“自由”路的追寻变得毫无希望。

当然，梦想一开始都是美好的，塔贝“手中提着一串檀香木佛珠，他昂首阔步，似乎对前方的漫漫的旅途充满了信心”，他们“每进一个寺庙，他俩便逐一在每个菩萨像的坐台前伸出额头触碰几下，膜拜顶礼，”“额头上磕起了一个鸡蛋大的肉瘤，血和土粘在一起”，然而信仰没能给他们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当甲村酒店的老头问塔贝去哪时，“塔贝第一次对前方的目标感到迷惘，他不知道该继续朝前面什么地方去。”没有方向和目标的行走让婛越来越疲倦，“每次在途中小憩时，她躺下就不想继续往前走，”“婛在一个她认为适当的机会时逃跑了。他俩睡在山洞里，半夜时她爬起身，没忘记背上她的小黑锅，借着星光和月光朝山下往回跑。她觉得自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自由，”从塔贝的迷茫和婛的逃跑可以看出，信仰没能给他们带来精神解脱。

“当世界被本体化为存在的根本困境——荒诞的生存时，人失去了外在的根本依靠只能孤独在世。当人或人的意识是虚无的时候，人的内在也变得无所依托了。人真的自由了，但这是一种处境尴尬的自由，是一种不得不自由的自由，自由成了人对世界的一种无法摆脱的定数。”④换句话来说，这种“自由”的冲突来自意识的虚无，而固守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信仰所指的方向具有不明确性的特征让个体意识无法摆脱“虚无”的状态，没有方向、无所依托的“自由”其实并不自由。

三、没有制约的“自由”并不“自由”

“我们不断地选择，不断地行动，但都是没有任何理由地行动着。这种行动既然不受任何制约，因此是孤零零的，每个人都由自己的绝对自由而成为一个孤独者。”⑤没有限制的绝对自由让人陷入了不自由之中，并使人感到孤独和迷茫。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人，其行动必然受到各种客观或主观条件限制，是这些条件限制让人的生活变得更加有序，也让人能够正确的认识自身，我们的任何选择和行动也会因为受到制约而更加谨慎，使个人生活的理想也更加明确，知道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的塔贝和婛是“自由”的，因为他们的出走没有受到外在条件的限制，没人阻拦他们去任何地方，也没有人规定什么地方不能去，然而正是这种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让他们迷失了方向，作为理想之国的“香巴拉”似乎是他们行走的终点，而“香巴拉”作为意识形态的存在，是无形的，只存在于人们的虚幻的想象中，把一个不存在的对象作为个人的精神信仰和人生理想，就像走进一条死胡同，不仅无法获得“自由”而且将被囚禁在死胡同中无法脱身。

塔贝和婛又是不自由的，因为除了寻找“香巴拉”他们别无选择，这种寻找是没有理由的，虽然行动不受任何制约，但枯燥无味，没有意义的旅途，让他们感到更加孤单。塔贝至死也没有找到人间的理想国“香巴拉”，甚至在临终前把第二十三界奥运会的开幕式合唱误认为是神在说话，这场“自由”路的探索以失败拉下帷幕，理想的落空意味着“不自由”依旧存在。婛不止一次对塔贝表示不愿再走下去，并试图用逃跑结束这场荒诞的旅行，然而她的魂被系在皮绳扣上又能逃去哪里。在小说的结尾，作者“我”代替了塔贝，“婛跟在我后面，我们一起往回走。时间又从头算起。”这场旅行对婛来说变得毫无意义，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原状。

“二律背反”揭示了事物矛盾存在的客观性，任何事物都是在对立统一的发展中不断前进。“二律背反”现象的存在，使人们认识的到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局限性，让认识得以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不断超越旧识，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契机。《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自由”的存在与无望的“追寻”，是一对“二律背反”现象，让我们得以认识到现实矛盾的存在，然而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发现矛盾存在的事实，而是需要寻找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让生活变得真正“自由”起来。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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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矛盾的观点处理人际关系的论文篇四

以矛盾的观点处理人际关系的论文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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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夏天的鞋子》是川端康成一系列掌上小说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短篇。本文试着结合新感觉派、达达主义等背景和川端康成的作品精神，理解小说所要传达的思想。试着通过“主题化”与“非主题化”的手法分析出小说的主体，通过意识流手法解答小说中的时间矛盾。在明确以少女为小说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少女所象征的自由意义，从而理解川端康成笔下所描绘的自由世界。

关键词：主题化;非主题化;少女;意识流;自由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通过“主题化”与“非主题化”解读人物关系

本节将基于泉子·kメイナード的舞台操作理论（ステージング操作）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分析。

在泉子·kメイナード的著作《谈话言语学》（直译）中提到，根据longacre的理论，小说中通常存在两个关系轴，一个相对重要，可以说是小说的主线。另一个相对次要，为主线服务或交待故事的场景、时间背景等。根据泉子的理论，在小说中判断主线的关键线索之一就是日语的助词。因为日语的助词“は”具有提示主题的作用，在人物后使用该助词，则起到将其主题化的作用，也就是使其成为舞台上的主角。而在人物后使用“が”及其他格助词时，该人物则被非主题化，成为当时场景下的次要角色。

根据以上观点，可以统计出全文四个人物主题化和非主题化的概率。从而以客观的数据找出小说的主题，分析文章的脉络，同时也能从中感受到作者的写作意图。在四个人物中（老太太们和孩子们分别算一个人物），老太太和孩子分别出场1次和3次，主题化的比率分别是0和33.33%，而非主题化的比率分别是100%和66.67%;勘三和少女分别出场17次和14次，主题化的比率分别是70.59%和71.43%，非主题化的比率分别是29.41%和28.5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本文的情节主要以车夫勘三和少女为主进行展开，老太太们和孩子们是文章的次要人物。

在明晰小说的两个重要人物以后，判断谁为主体的问题更加关键，主体牵系着小说的主旨以及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单从数据来看，两者主题化和非主题化的比率相当。如果从勘三与少女同时出现的场景来分析，就可以发现，二者同时出现时，通常以一个人主题化、另一个人非主题化的形式推进故事的发展。也就是说二者互为主角和配角。在小说的伊始，勘三始终被主题化，后面接续助词“は”。随后少女以非主题化的形式出场，接续助词“が”。日语的“が”原本具有客观描述事实的作用，然而其中两个句子却分别使用了主观的“どこからともなく”（总觉得）“らしい”（好像）的表达。所以这里的描述其实并非客观的描写，而是透过当时作为主角的勘三的视角所传递出的描写。从少女刚出场的几个句子也能看出勘三的视角。“少女脸颊红润、急急忙忙地走着”、“眼神明亮”、“穿着桃红色的衣服”、“袜子落在脚脖子附近”“没有穿鞋”。这种描写就像一个镜头聚焦在少女身上，从上到下将少女打量个遍。与其说是客观的描述，更像是当时的主角勘三的眼光。在勘三的视角下，少女体现出“高贵”、“美丽”、“刚强”等形象，而这种形象同时也带入给了读者。在以少女为主角的场景中，则着意刻画了少女的一系列动作。对于勘三的描写则分别使用了几个表示“看”的动词——“見る”（看）、“振り向いて見る”（回头看）、“振り返る”（回头看）、“睨みつける”（盯着）。少女从出场开始，每个动作都牵系着情节的发展，吸引着勘三的注意。而当少女消失在勘三的视野中时，整个小说也随之结束。少女虽然不是最开始出场的人物，却是最后出场的人物，在她退场以后，对其他人物没有任何描写。可以看出，在这两个主题化比率最高的人物当中，少女才是整篇文章的主体，而勘三则主要作为观察少女的一个视角，起到衬托少女的作用，间接地去表现少女的形象和动作。

在選取勘三这个视角的安排上，也能侧面看出作者的意图。选取不同的视角，对于少女形象的描述也是大不相同的。总的来说，勘三这个视角具备几个独特的优点。首先，相对于车外的孩童而言，马车上的勘三便于以移动的视角追踪少女的足迹，从而使少女一直以灵动的姿态出现在舞台的中央，成为全文的焦点。其次，始终想要追上马车搭边的少女与始终要逮住蹭车少女的勘三之间，形成了小说的主要矛盾，推动情节的发展。另外，相对于车上的老太太而言，勘三更能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少女。因为一向以敏捷的身手洋洋得意，每次都能准确地逮住蹭车小孩的勘三，比其他人更能发现少女的优点。赤脚奔跑的少女灵动而自由，任勘三怎么努力，就是抓不到她，气得他拼命把鞭子抽在自己的爱马上。少女“猴子般”敏捷的身手胜过了勘三，在她身上仿佛有一种野性的自由，即使技高如勘三，也无法掌控这个自由的精灵。而当勘三看到少女双脚出血扔执拗地追着他的马车时，又不忍为之动容，感受到小姑娘的刚强和倔强。这些都是其他人体会不到的。唯有透过勘三的视角才能准确地捕捉到少女的这些特征。而从勘三的眼里流露出的赞赏之情也正是作者想要传达的。在其它人的眼里，少女很可能只是一个赤脚追着车跑的怪人。而在勘三的眼里，一开始他就看到了少女“高贵而美丽”的一面。小说最后，当少女穿回鞋子重归感化院的时候，她自由美丽的身影也随之消失。或许暗示着在要求少年们遵守规范的感化院里，在被常识、常规及各种秩序束缚的社会里，这样自由的少女可能很难存在，即使存在也是常人眼中的怪异。可正因少女与现实中普通的小孩格格不入，自由、不受拘束的她才能超越勘三，并让勘三看到她超凡脱俗的美。

二、通过意识流手法解读小说中的时间矛盾

小说中除了少女奇特的行为以外，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前后矛盾的时间。文章伊始就以几位老太太的聊天交代了小说的时间背景—冬天。而文章标题则以“夏天的鞋子”命名，同时文中又多处暗示了少女不合时宜的服装，最后少女的回答“我是夏天来到这儿的”则彻底明确了时间上的矛盾。

从常理出发自然不能解释少女如何能以一身夏天的装束赤着脚在外生活那么久。而如果从意识流的手法去思考，或许就会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答案。川端康成在许多小说中都使用过这一手法。在意识流的世界里，人的主观精神和感受往往才是衡量时空的标准，它的时间线架构在人的意识之上，持续、不可计量，往往超越现实时空的束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人在快乐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而痛苦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十分缓慢。这说明在客观的时间线以外，还藏着一种主观的时间线。二者分别对应着理性的世界与感性的世界。

在少女的精神世界里，她关注更多的是山川大海等美景。她不在乎周围的人和事，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美与自由的乐趣之中。比如文章提到，她一边追着勘三的马车，一边向旁边望着大海。精神世界里的她是自由的，正因如此，她才能展现出高贵美丽的形象。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对于少女来说，由夏到冬也许只是精神世界里的一瞬。这种时间上的矛盾正暗示了少女主观精神世界的存在。对少女来说，她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快乐，只有在离开现实社会里的感化院以后，她才能沉浸在大自然的美中，沉浸在她快乐的精神世界中。时间上的矛盾不仅是少女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从勘三的角度来讲，也是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单纯从理性的角度去看，少女的一切行为都显得那么怪异而格格不入，用常理也不能解释她的很多表现。如果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了解到感化院在当时的日本是收养有不良行为的少年（日语：非行少年）、没有监护人的少年等，并对其保护、教育的机构。随着1997年6月儿童福祉法的修正，1998年4月起它也正式改名为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可以看出，从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在儿童福祉法修正以前，感化院内部对于少年们的管教并不是那么合理的。少女的诸多行为更像是一个叛逆的、行为不正常的小孩。如果小说一开始就给出结尾少女属于感化院的答案，相信我们也不会对少女有那么好的印象了，包括车夫勘三。然而从感性的角度去看，小说一开始就给了少女一个神秘的出场，车夫感受到的少女也是美丽而高贵的，人们很难把这样一个自由灵动、天真浪漫的少女与最后感化院的归属联系在一起。对少女以感性或理性两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得到的印象也截然不同。这种矛盾是否也说明自由与美丽在现实社会里既是那么弥足珍贵又不易被世俗所接纳的本质。

作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川端康成深受当时欧洲兴起的达达主义的影响。达达主义否定崇尚理性的一切传统价值观念，以采取反理性主义、反道德的态度为特色。在此影响下，新感觉派创立了杂志《文艺时代》。川端康成在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掌上小说，其中不乏突破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追求自由精神的作品。

由此，我们不难小说中存在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如果说海边追逐马车的少女美得像一幅画、一首诗，她的动作就像一首富有节奏感的歌，这种艺术本身必然为周围理性的社会规范所排斥。或者说在理性的社会规范下也无法诞生这样自由的美。

三、对小说主题——“自由”的分析

少女是整篇小说的灵魂人物，她象征着自由和美丽。她的外表，她的天真，以及作为唯一一个没被勘三抓住的小孩，都让她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好像她并不属于勘三所在的平凡世界。少女来自于哪里，我们始終不得而知，直到最后她穿上感化院的白鞋子那一刻，她的归属才终于明晰，而与此同时这个自由的精灵也随之消失。重新回想一下，少女的行踪大概如下：在一个美丽的夏天，少女穿着白鞋子从现实世界中的感化院出逃，随即脱下这标志般的白鞋子，脱离人们常规观念的束缚，赤脚奔跑在美丽的大自然中，在她的精神世界里畅游，享受自由的乐趣。几个季节转瞬而过，最终少女不得不穿上她的鞋子再次回到那个现实中的所在，回到束缚着她的现实世界。鞋子既是感化院的象征，也是社会观念的象征。赤脚奔跑的少女虽然显得行为怪异，却天真浪漫，自由洒脱。赤着脚的她来去无踪，无法被勘三掌控。而当她穿回那双白鞋子，她的自由也随之结束。说明与此同时她不得不回到束缚着她的感化院，回到遵守秩序的社会之中。

文中还有一处明显的暗示，就是在少女从车外转入车内的时候。这个空间转换使得少女的神态和性格都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在车外的她天真活泼自由自在，即使赤脚奔跑到流血，也依然顽强勇敢地奔跑着，好像无所畏惧，甚至显得有些任性，对什么都不在乎。而当少女坐进勘三的车里，她却突然显得那样拘束而不知所措。“安静地、害羞地低着头”。或许是密闭的空间让她感到紧张，或许让她联想起在感化院的束缚。她对车夫勘三说，“大叔，我讨厌坐到里面去。”“大叔，让我在这里下车吧”于是，她即便双脚出血，也坚持着跳出车外，重新回到自由的世界之中。川端康成的作品中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对于纯洁的生命的赞美。然而到此可以看出，少女的天真浪漫仅仅存在于自由的世界之中。

透过这些情节，多少可以感受到其中所影射的“自由”的意义。它不存在于这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之中，不存在于人们的常识与规矩之中，它存在于美好的精神世界里，存在于大自然里。而自由难求，正如少女在小说的最后如同幻影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自由的美却是永恒的，虽然少女消失，小说戛然而止，但少女的形象却让人难以忘怀。结尾余韵悠长。美的事物不会真正地消逝，正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才久久地留存在人们心里，值得人们一生追寻。

四、结论

综上，本文通过泉子·kメイナード的舞台操作理论、“主题化”与“非主题化”的手法分析出小说以少女为主体、勘三为观察少女视角的结构;通过意识流的手法分析出小说中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的矛盾，结合新感觉派的时代背景，分析出小说突破既有社会道德规范和观念等，追求自由精神的本质;通过分析少女的形象、神态与行为，以及随着空间变化产生的变化，分析出她所象征的自由与美的意义，以及在现实社会里的种种束缚。小说传达了作家对于自由和纯洁的生命的赞美，巧妙的结构也传达出这种自由背后的种种束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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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矛盾的观点处理人际关系的论文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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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多刚（1967- ），男，安徽定远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贾锡萍（1964- ），女，天津市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党建教学和研究工作。

摘 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处理阶层矛盾是执政党面临的严峻课题。列宁思考解决俄国国内各阶层存在的一系列现实矛盾问题，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如关于处理工农阶层之间的矛盾；关于处理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关于克服官僚主义，正确处理执政党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矛盾；关于解决人民内部阶层矛盾的主要途径等。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处理阶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列宁；阶层矛盾；启示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的阶层矛盾便大量地普遍地表现出来。如何处理阶层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面临的严峻课题。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仅仅在世7年，但他以很大的精力思考解决俄国国内各阶层存在的一系列现实矛盾问题，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如关于处理工农阶层之间的矛盾；关于处理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关于克服官僚主义，正确处理执政党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矛盾；关于解决人民内部阶层矛盾的主要途径等。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处理阶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关于工农阶层之间的矛盾

列宁主张在解决工农阶层之间的矛盾时应当抓住关键的东西，这就是工农联盟问题。他指出：“从我国整个革命和未来一切社会主义革命（即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来看，……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3］333列宁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解决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工农矛盾的重要举措。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为了最终解决工农矛盾问题，列宁提出要通过合作制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能改造农业的大机械工业，实现电气化，把俄国从小生产占优势的农民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二、关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矛盾

在工人阶级执掌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正确处理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发挥好知识分子的智慧和作用，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了处理好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列宁把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认为“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这种劳动是大规模的，是建立在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因而也是建立在造就出大批科学上有造诣的专家的基础上的。我们知道，不实现这个任务，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5］当时，有些资产阶级专家学者不相信苏维埃政权，甚至反对苏维埃政权，出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尖锐矛盾和对立的情况。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也没有因此而否认所有专家、学者的重大作用，甚至认为，只要有可能还需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某些知识和特长。他说：“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发展阶段以前，专家始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我们应该使专家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不仅在物质上和权利上如此，而且在同工农的同志合作方面以及在思想方面也如此。”^[1］628列宁还强调，要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认为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的工作，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1］764总之，列宁在处理工人阶级与以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矛盾时，并没有采取简单化的做法，动用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力量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而是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的高度，强调要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就必须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为此，列宁提出要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各方面待遇，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国家政权当中的作用。列宁的这一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三、关于克服官僚主义，正确处理

执政党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矛盾

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开始国内经济建设时期，随着国内形势趋于和缓，以及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主导地位的日益增强，在党和苏维埃国家机关内，复活和增长起一种可怕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容易造成执政党与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矛盾。因此，如何克服官僚主义造成的执政党与各阶层人民之间的矛盾，便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严峻课题。列宁敏锐地觉察到了由于共产党地位的变化、官僚主义的滋生而带来的党群关系、政府与人民关系的突出问题。为此，列宁与党内的官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第一，坚决揭露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官僚主义。党内种种官僚主义现象都严重影响到党与人民群众在过去生死与共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对此，列宁深刻指出：“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3］372“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6］也就是说，共产党员一旦染上官僚主义恶习，就会在行动上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而使整个无产阶级政党丧失自身的先进性，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最终因失掉民心而惨遭失败。

第二，积极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对国家管理者进行监督，发挥人民群众国家主人的作用。官僚主义发展的后果必然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以及对各阶层人民利益的侵害。为此，列宁对人民群众参与生产和国家机关的监督管理工作寄以厚望。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多次提出了国家监察工作“全盘工农化”的原则。为了使监督有法可依，他还制定和起草了第一个有关群众监督的法令即《工人监督条例》。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和地方工人监督委员会就是根据这一条例建立起来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列宁从新的高度提出了使人民群众成为权力监督主体的问题。首先在改组中央委员会时，针对以往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都由清一色的革命家组成，没有任何群众代表的现状，列宁提出要“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他建议：“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7］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普通群众检查和监督国家机关工作，才能避免官僚主义继续蔓延，从而真正达到革新和改善国家机关的目的。对于实际执行监督职能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列宁主张要把二者合并，以扩大监督权限，提高监督水平。1923年，列宁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说：“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结合起来，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一方面，工农检查院因此能获得很高的、至少不亚于我们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威信。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最终走上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已经走上这条道路，而为了在以下两方面正确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它应当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一方面，使它的组织和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1］780这表明，列宁的想法是既可以把监督、检查机关合并组成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又可以使广大的群众通过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实现对国家机关和党员干部的监督，从而畅通人民群众监督党员干部的政治通道。

列宁关于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权力监督，处理执政党与各阶层人民群众矛盾的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内，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党的作风方面的最突出的问题，成为严重损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影响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当前，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和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倾向。比如高高在上、不深入基层、盛气凌人、摆架子、耍威风等。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党的队伍的主流，但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影响党群关系。因此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同时强化人民群众监督，使人民群众成为权力制约、监督的主体，从根本上促进党群关系的和谐融洽。

列宁之所以把经济建设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的、首要的任务，是因为：第一，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创造出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1］16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1］17第二，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从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武装暴乱，当时苏联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极为困难。战争结束后，如何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的生活，已成为能否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大的问题。列宁尖锐地指出：“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只有完全恢复运输业和大工业，使无产阶级能够拿出为农民日常生活和改进经济所必需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粮食，小农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完全正常和巩固。”^[1］540正是在列宁的正确思想指导下，社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各阶层矛盾趋于缓和，从而为后来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集体化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三，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有可能逐步创造条件，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364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包括它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而“电气化”是指发达的生产力。从今天来看，电气化决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顶点。这个口号的基本思想是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物质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共产主义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和目标，列宁提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队，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1］670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合资经营、租让制等。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下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几乎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租让制“并不取消国有化，只是把一些矿产、林区、油田等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额外获得一些设备和机器来加速恢复苏维埃大工业”。^[1］541列宁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比资本主义经济、小生产私有经济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条可靠的道路。事实证明，当时苏联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医治战争创伤、消除混乱状态、振兴经济都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境内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而且对后来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阶层分化重组，这其中各阶层之间由于贫富差距、城乡二元结构、腐败问题等引发的阶层对立与矛盾日益显现。因此，借鉴列宁的晚年思想，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化解当前的人民内部阶层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彭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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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矛盾的观点处理人际关系的论文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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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雷雨》是一部希腊式悲剧，然而因此便用传统希腊悲剧中“宿命论”等观点来解释悲剧的发生，笔者则难以苟同。《雷雨》是一部存在主义式的悲剧，可以用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悲剧的形成。本文将运用存在主义“人即自由”“他人即地狱”的观点来分析产生《雷雨》悲剧的原因，分析悲剧形成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雷雨;存在主义;悲剧根源;悲剧之美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一个伟大的戏剧家，往往也是思想家，或者说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关怀人的命运，关怀人类的命运。莎士比亚是这样，曹禺也是这样。在曹禺先生看来，人的悲剧境遇，人类的悲剧，几乎带有一种不可逃脱的性质。《雷雨》即是这样，一个类似“俄狄浦斯王”的希腊式悲剧，一个关于“宿命论”的终极思考。但如果我们仅仅从命运的不可把握和人生的荒诞来解读作品悲剧的根源似乎又太过苍白和无力，所以用存在主义的视角进行解读更有助于挖掘《雷雨》的悲剧深意。

一、人即自由

《雷雨》讲述的是一个家庭的毁灭，这样的毁灭是通过人的毁灭体现，人的活动注定是作品的焦点。这种视角恰恰符合存在主义的根本观点。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存在主义认为，个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个人为世界赋予意义，因此原本的世界与自己理解的世界存在偏差，人的思想难以理解形成世界的荒诞性。现代社会人被‘异化和‘物化，人被难以名状的孤独所包围，人与人难以相互理解甚至互相倾轧，表现出人在社会中的悲剧性。”[1]存在主义将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

因此，个体的活动在整个社会中必然备受关注，追求自由也势必成为人生的重要目标。对自由的追求，有身体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两个层面。身体的自由会被束缚，但思想不会。有时对思想自由的追求反而因为身体的自由未得到满足而显得尤为强烈。在《雷雨》中，这种对思想自由的追求更多表现为自由的求爱过程和对情爱的热切渴望。周冲勇敢地对四凤表露爱意，四凤对自己与周萍的爱情充满期待，蘩漪不顾伦理秩序强迫周萍接受自己的爱。所有人都在挣扎，在超常态的压抑下追求着自由，试图满足自己对爱的欲望。

但是，悲剧的是自由往往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自由来自个体的思想体验，是个人的，所以他人的思想也是只属于他自己的，令人难以捉摸。思想的绝对自由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也很难真正地互相了解。《雷雨》中的每个人物之间都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他们却未曾真正了解过彼此，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张错综复杂的“锁闭式的网”。戏剧中，周萍抓住四凤，蘩漪抓住周萍，侍萍抓住四凤，周冲也抓住四凤，周朴园抓住侍萍……一个抓一个，揪成一团，“正如跌在泥沼里的羸马，愈挣扎，与深沉地陷在死亡的泥沼里”[2]他们被两种关系折磨。一个是周鲁两家的血缘秘密，一个周朴园、鲁侍萍、周萍、四凤、周冲、蘩漪的多重三角恋爱关系。深陷其中的人热切地追求着自己的爱人。但他们的真正所爱却是自己理想中的人，与现实中的人并不相符。

剧中的人虽然相爱，但却各不了解。在存在主义的视角下，世界内的一切形象与观念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人的主观的加工。爱的或者恨的都是那个人在自己心中的形象，而不是他/她切实的存在。例如，周朴园对家中的陈设不做任何改变，连鲁侍萍产后不能开窗一件小事都当做自己习惯多年保持，但是与鲁侍萍再度相逢时却显得冷酷和疑心重重。他爱的是他臆想出的鲁侍萍，知书达理，不会老去，不会成为下人的妻子。又比如，蘩漪對周萍的痴缠，其实是一种苦闷压抑生活中的指望。她爱的绝对不是现实中那个怯懦和只会逃避的周萍，在她的心里，周萍是一个理解她、会带她离开周公馆的人。同样的，周冲爱着的不是那个勤劳善良的特别的四凤，他爱的是他构想的爱情，是幻想中的那一种青春的生命力。所以在他得知哥哥和四凤的关系时，他才会有自己并不是真爱四凤，以前大概是胡闹的这种想法。

在这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中，每个人之间虽然存在联系但却始终“孤立”。人是自由的，难以干涉，自己眼中的他人与他人本身总是存在差异。爱情与期望的错位与偏差引发了不解与冲突，矛盾不断升级，每个人都在一意孤行。人即自由，当一味追求自己的自由而使他人的自由受损时，人也要走向毁灭。这就是导致《雷雨》悲剧的原因之一。

二、他人即地狱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的自由，同样对于选择后的结果，每个人也同样有着无法逃避的责任。我在选择，他人也在选择。在无秩序的选择中，每个人的自由都有可能影响他人的自由，他人有时就是地狱。

海德格尔认为，一个人在世界上必须同其他人交往，我们的关系简单看来就是合谋、赞成、反对，但实则却产生了无限麻烦。人与人相处的症结在于，在他的视角中，我可能会变成物。为了从他人的地狱中解脱，我只能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物或去操纵别人，使他人为物。

在《雷雨》中，这种“他人即地狱”的痛苦就在于人对人的掌控和施压。周朴园对蘩漪的压迫是封建大家长对女性的蔑视和控制，在他眼中蘩漪绝不是他的灵魂伴侣，也不像他的妻子，她更像是自己的一件所有物。周朴园逼迫蘩漪喝药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这样的痛苦没有让蘩漪顺从，她反而在周朴园营造的“地狱”中变得更加扭曲，她也成了压迫别人的魔鬼。她将周朴园给予自己的折磨完全施加在了周萍身上。面对这份违背常理的爱，周萍像逃瘟疫一样，从她的生命里仓惶的逃走，她再一次被逼向绝地，“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撇得我枯死，慢慢地渴死”[3]。她被折磨地死去活来，她选择了报复，她要向这命报复，她要向所有向她伸出毒手的人报复，“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着你们。”[4]绝望的她在做着最后的拼尽全力的挣扎。她要清除四凤这个剥夺了她的一切的障碍，她要竭尽全力地挽留周萍。她一面残忍地伤害着劣势的四凤，一面不惜一切地挽留周萍。蘩漪追求她的自由、情爱、人性，可是她所有的做法都是违犯了人性的本质，这种互相矛盾的追求最后导致每个人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每个人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他人即是地狱。因为我们的自由会因为关系的扭曲而相互冲击，碰撞，抵牾。这样的不被理解和相互伤害最终酿成了《雷雨》这个属于特定时代的悲剧。面对“人”的“存在”困境，人物往往在“走”与“留”的艰难抉择中将戏剧推向矛盾的高潮，终于在焦灼状态中企图以自杀来完成自我救赎，随之全剧在悲剧性的结局中落下帷幕。

三、悲剧之美

《雷雨》向我们展现的是生活在一个与自己对立的世界中的人们所面对的悲剧人生。人虽然有选择，但他面对的未来却是混沌且没有目标的，盲目地走向未来，盲目地迎接死亡的终结。

我想，这种宇宙间未知的力量就是存在主义对人的存在和价值的思考。用存在主义的视角去看《雷雨》的悲剧根源，我们看到了人本身切实的存在和执念无法达成的虚无。这种因为追求情爱自由失败而导致的人的毁灭触发了人的怜悯和恐惧，从而使人得到了净化，《雷雨》的结局虽然是一种灾难和痛苦，却仍是一种“调和”或“永恒正义”的胜利。这就是一种悲剧之美。《雷雨》的悲剧力量是无穷的，“它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6]。

参考文献：

[3]曹禺：《雷雨》，第8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2.

[4]曹禺：《雷雨》，第9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2.

[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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