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越来越相信法律的社会中，合同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可以保护民事法律关系。那么合同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合同模板，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装修合同纠纷案由篇一
析一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黄奕新
一、案情
9月29日，a房地产公司与b房地产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合同》，约定联合开发某房地产项目，a公司提供土地使用权并负责办理工程前期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居民安置、清除地面地下障碍等，使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负责办理合作开发手续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b公司负责前期费用外的全部资金投入。合同约定利益分配方案：即部分住宅及全部店面归a公司支配享受，部分住宅归b公司享受。b公司享受的住宅按每平方米800元价格结算，b公司交纳税金后，余款作为投资利润归b公司所有，但若平均售价超过1000元时，超过部分双方各享一半。工程竣工后，a公司还应补贴b公司工程管理费用等各种税费及前期所受损失。合同还约定结算和担保条款：工程竣工验收后3个月内，a公司应付清b公司应收的结算款。a公司还将本归其享有的部分店面抵押给b公司（后有进行登记，但讼争店面不在抵押范围）。
合同签订后，合作开发项目没有办理合建审批，a公司仍以自己名义办理用地批复、项目立项批复、建设用地批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及预售许可等手续，土地使用权也仍在a公司名下。对外发包工程，有的以a公司单独名义、有的以b公司和a公司共同名义与施工单位签订工程施工合同。b公司有向其他部分购房户收取了水电增容费等费用。b公司还和a公司就安置补贴款共同向部分产权主发出通知书。因a公司缺乏资金，b公司为其垫付了部分本约由其出资的前期工程费等款项，a公司还挪用了由b公司支付给第三方的部分押金款。双方曾因“合作开发合同纠纷”诉至法院，后于8月28日调解结案，协议继续履行原合作开发合同。双方还多次因“投资款”或“垫付款”纠纷引发诉讼。
204月28日，a公司以自己名义与自然人甲签订《认购合同书》，约定预售本案讼争店面，价款34.7万元。签订后，甲交纳定金5万元、购房款5万元。房屋竣工验收后，a公司未依约交付店面。甲遂起诉，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a公司返还定金和购房款并赔偿损失，201月16日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
年3月5日，a、b两公司在代垫款纠纷案执行中达成协议，a公司同意将讼争房抵债给b公司。3月8日，b公司办理了预售合同登记备案。
甲以a公司隐瞒其与b公司合作开发及因双方合伙债务纠纷，讼争房已被法院查封的事实，甲是在不明真相下才同意调解为由，于1月7日对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原审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再审中，原告追加b公司为共同被告，请求二被告连带承担交付讼争房并赔偿迟延交房损失的责任。a公司同意甲的主张。
本案该如何处理？
二、问题
1、甲与a公司签约，而要求b公司承担责任，这与债之相对性原则有否冲突？
5、假设认定合伙关系不成立，a、b两公司将可能成立什么法律关系？
三、评析
（一）债之相对性原则及其例外
债之相对性原理，为学者和司法实践所公认并遵循。从债的定义看，债权人请求相对人（债务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从债的内容看，这一原则具体体现为合同相对性与侵权行为法上的“自己责任”。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其效力仅及于当事人，侵权责任如无法律特别规定，也只能由侵权行为人自己承担。这是传统民法固守的原则。
但是，事实上合同不仅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变动，而且客观上也会对其他人的利益间接产生影响，侵权行为不仅会对直接受害人而且客观上也会使其他人间接受到损害。随着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复杂化和社会关系的越来越相互依存，这种间接影响正在不断地被放大，进而危及到社会秩序和正义的实质分配。在此情况下，债之相对性例外理论不得不应运而生，集中体现在合同第三人效力理论和侵权行为法上“替代责任”理论上。前者通说如涉他合同、代位权和撤销权、第三人侵害债权，后者通说如雇主责任、法人侵权、产品责任等。如果拓宽视野，一些传统的民法制度甚至也可以纳入这个理论范畴来考察，如保证、合同转让、第三人履行等。债之相对性理论还在继续发展之中，更多的“例外”情形正被学术界和司法界所认同，我国新近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可资佐证。如19建筑法设定了建筑施工人转让、出借资质的对外连带责任，承包人转包、违法分包的对外连带责任，工程监理人的对外连带责任。20最高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设定了社会活动人安全保障责任，定作人责任，建设工程发包、分包人责任，构筑物设计、施工人责任。这些责任都可视为合同效力的扩张。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合伙关系，而合伙关系的效力包括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这其中就可能蕴含着债之相对性例外的精神，仅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就断言甲与b公司之间不具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恐怕过于简单化，因此有必要作具体分析。
（二）合伙特质及事实合伙
所谓合伙，《法国民法典》第1832条规定，“乃是两人或数人约定以其财产或技艺共集一处，以便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及自经营所得利益的`契约”。《英国合伙法》第1条规定，合伙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从事业务活动的个人之间的建立的关系”。我国民法通则区分个人合伙与企业合伙型联营，第30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52条则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从这些规定中，可以归纳出合伙的本质特征在于：1、合伙是“合同”关系。传统民法将法律关系区分为“契约”关系与“合同”关系，前者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的利益、意思表示、权利义务方向均相对，最典型的如买卖关系；后者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确定共同投资、经营共同事业并从中共同获利，双方的利益、意思表示、权利义务方向平行、一致，最典型地就是合伙关系。2、有相对独立的合伙财产，即如前述“以其财产或技艺共集一处”。合伙财产是合伙共有财产，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更是认为是公同共有。合伙人一旦出资，不得随意分析或抽逃，对外负债也先以合伙财产清偿，不足时才由合伙人负补充责任。3、具有团体性。我国民法通则将合伙作为民事主体制度看待而加以规定，台湾地区及其他一些国家民法典虽然将其作为特定之债规定，但法理上也承认其为非法人团体。4、具有事业性或营业性。合伙人之间的结合是出于共同的事业或营业，往往并非一时一事，具有相对稳定性。
本案b公司辩称，其与a公司不是“合伙”而是“协作”关系，并引用民法通则第53条关于合同型联营之规定。但是，本案b公司与a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方式是联合开发，a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出资并负责合作项目的前期投资、办理相关证件等，b公司负责其他全部资金投入。a公司因缺乏资金无力按合同约定支付前期费用，以借款的形式请求b公司垫付相关的前期投资款项，仍然是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属共同经营的表现形式，仅是在双方合作之外又以借款的形式在合作内部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影响共同经营的性质。b公司按合同约定负责合作项目除前期投资外的全部投资，实际上履行了合同义务，按合同约定进行了投资，完成了共同经营的行为。共同经营中各自履行合同义务体现了合作双方的分工，并非各自独立经营，合作双方分工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共同完成合作项目。该合作项目财产理应属双方共有，不因合作双方内部约定分割归属各自所有而改变其性质。综上，b、a两公司合作开发已经形成事实合伙关系。至于所谓“协作型”联营，并无法律上之特质，用合同法调整足矣，现行民法通则第53条之规定毫无必要，必为将来民法典所摒弃。
（三）合伙登记及合伙的法律认定
但是，本案有一特殊情节，即本案中房地产开发项目没有办理合建审批，项目立项、用地、规划、施工及预售等手续均还是由a公司以自己名义办理，土地使用权也仍在a公司名下。那么，对合建审批及立项审批、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的性质如何看待？首先，合建审批，根据最高法院的有关解释，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建房，签订的合建合同不过是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一种特殊形式。同理，这时的合建审批，也不过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许可的一种特殊形式。本案a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如果是划拨地使用权，未经审批依法不能用于合伙出资，则仅因出资瑕疵，而在合伙人内部产生相应的违约或缔约过失责任，不能对抗合伙外善意第三人。而至于项目立项等许可及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对合伙关系是否成立，倒颇具意义。
合伙在形式上可以区分为契约型和组织型。组织型合伙表现为组成新的实体，进行商业登记，取得独立字号，并对外公示。如我国经工商登记的个人合伙、合伙企业法中的合伙企业及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的合伙型合作企业、外资企业法中的合伙型外资企业等，这些合伙组织受相应的商业立法的规制，应当进行商业登记。这种登记，一则具有证明的效力，二则具有公示的效力，三则使合伙组织取得特别法上的主体资格，四则便于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而作为受民事普通法保护的“契约型”合伙，并不以登记为成立的形式要件，如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上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
契约型合伙是否成立，关键是考察其实质上是否具备合伙的特质，虽在形式上不以登记为要件，但如果未经登记可能否定其实质要件时，合伙关系倒有可能不予认定。比如，本案的合伙营业为特定的房地产开发，这种营业中的合伙财产必然表现为土地使用权及项目立项、规划、施工及预售许可等上的“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仍在a公司名下，项目立项、规划、施工及预售许可等手续只以a公司名义办理，则该项目上的所有财产在法律上仍属a公司单独所有，本案b公司甚至还以项目上的财产以a公司为所有人名义，为自己设定了抵押权。因此，如果事实上的财产共有关系不予认定，自无合伙可言。无独有偶，与房地产开发类似地，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矿业法均规定，共同矿业权设定呈请人得选用合伙组织，应拟定合伙契约并推定代表人由全体连署具呈。所以，我国现行法律对合作开发房地产中的合伙组织虽并无特别法上的规制，但项目立项、规划、施工、预售许可及土地使用权登记等可能被视为具有合伙登记之功效，未履行这些手续，事实关系将可能难以在法律上得以认定。这一问题，归结到理论上，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之争。由于实在的法律规范未予“盖棺定论”，司法实践中，各地各级法院对此也认识不一，裁判结果各异。
（四）合伙代表权及间接代理
假设认定合伙关系成立，a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与甲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b公司是否也要承担责任？这关涉到合伙之事务执行。内部关系而言，合伙事务，除合伙合同特别约定外，由合伙人全体共同执行，也可以约定由合伙人中数人共同执行，而通常事务则可以由有执行权的各合伙人单独执行，内部关系准用委托合同关系。对外关系上，执行合伙人按照委托旨意，在受委托范围内，对外从事合伙事务，当然代表其他合伙人。执行合伙人从事合伙事务，准用代理规定。通常情况下，执行合伙人应当以合伙或全体合伙人的名义，对外与第三人进行交易。但如果执行合伙人以自己名义对外交易的，笔者认为，亦应当适用间接代理的理论。执行合伙人因其他合伙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发履行义务，执行合伙人应当向第三人表明自己是在执行合伙事务并披露其他合伙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执行合伙人或者全体合伙人主张权利。如福州某基础工程公司与某贸易公司签订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竣工后，贸易公司拖欠工程款，基础公司便起诉。法院判令贸易公司偿还工程款。但该贸易公司已停业多时，其法定代表人亦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基础公司经查证，发现该案所涉房地产项目系由贸易公司与另一家房地产公司合作开发，有相关机关合作建房、立项等审批为证。基础公司遂以该房地产公司与贸易公司合作建房为由，另行起诉该房地产公司，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中院一审予以支持，高院二审维持。
（五）隐名合伙
假设在法律上不予认定合伙关系，在此情形下，a、b两公司仍可成立隐名合伙关系。关于隐名合伙，按照台湾地区民法第700条的规定，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对于他方所经营之事业出资，而分享其营业所生之利益，及分担其所生损失之契约。”该法第702条规定，“隐名合伙人之出资，其财产权移属于出名营业人”对照b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及双方共同办理合建审批及立项等许可的实际情况，b公司完全符合隐名合伙人的特征。
在性质上，隐名合伙接近甚至等同于消费借贷（如借款）。惟消费借贷应返还同种同等同量之物，而隐名合伙以返还出资之价额为已足；消费借贷收取固定的利息，而隐名合伙参与利润与亏损分派。但在理论上，隐名合伙也可不以分担损失为必要（德日商法就采此说）；而消费借贷有时也可以约定，贷与人在确定利息之外参与利益分派或者以参与利益分派代替固定利息（这种消费借贷理论上称为“分配的消费借贷”）。所以，基于隐名合伙不同于合伙的这种性质，各国均规定，隐名合伙人一般情况下仅以出资之限承担责任，且因其出资已移属于出名营业人，就出名营业人之行为，其与第三人不生权利义务关系。
（六）隐名合伙之表见出名
隐名合伙人虽然一般不对外承担责任，但在特定情形下却要例外地承担出名合伙人的责任。台湾地区民法第705条就规定，“隐名合伙人如参与合伙事务之执行，或为参与执行之表示，或知他人表示其参与执行而不否认者，纵有反对之约定，对于第三人仍应负出名营业人之责任。”如隐名合伙人明示、默示地容许以自己的姓名或名称用于出名营业人之商号，或以其商号用为出名营业人之商号时，外观上即有被误认为共同之事业。又如实际参与全部或一部事务之执行，参与之原因、是否有参与权限，亦非所问，但如明确以代理人或受雇人名义，则与此无涉。
至于是否要以第三人善意为必要，则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之别。主观说，认为第三人在交易时必须有理由相信隐名合伙人是出名合伙人，并基于这种信赖才与出名合伙交易。如台湾学者史尚宽解释，“盖此时与出名营业人为交易者，误以为共同事务或误以隐名合伙人为出名营业人而为交易，为保护第三人之利益，而适用禁反言之原则。”客观说，则认为不问第三人是否善意，只要隐名合伙人客观上有使人误认之行为足矣。
本案合同签订后，在客观上，b公司有和a公司共同与施工单位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有向其他购房户收取了水电增容费等费用，有和a公司就安置补贴款共同向部分产权主发出通知书，还和a公司多次分别以“合作开发合同”、“投资款”、“垫资款”名义引发诉讼，为社会公众所知。在主观上，甲与a公司签约时显然并不认为b公司参与合伙（否则第一次起诉时就应当将b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直到后来才以a公司隐瞒“合作开发”等事实为由申请再审。因此，如依客观说，b公司显然已经构成表见出名。如依主观说，则难以认定，除非甲能证明，其与a公司签约时，已相信或有理由相信b公司与a公司是合伙关系，并基于对b公司的信赖才与a公司签约，或许能说服法官，认定b公司构成表见出名。这样，b公司则要与a公司对甲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内则仍以隐名合伙人资格保有对a公司的追偿权。只是此时的对外连带责任，在性质上不同于显名合伙的情形，而是属于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
附带一个问题，即使表见出名合伙关系也不成立，且讼争房已最终过户给b公司，()b公司还能主张善意取得？传统的善意取得理论只适用于动产，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法律依据何在？再有，预售登记是否具有物权变动效力？这些属于物权法上问题，受主旨所限，本文不作讨论。
回顾开篇问题，甲与a公司个别签约，无特别情形只能要求相对人a公司承担合同上责任，这是债之相对性原则的体现。但是，如能认定b公司与a公司系合伙关系，则依据合伙和间接代理的对外效力，b公司需承担连带责任，这体现了“例外”。如果合伙关系不成立，b公司作为隐名合伙人，只就其出资行为，与出名营业人产生合同关系，这又体现了债之相对性“原则”。即使只是隐名合伙，b公司还有可能因其表见出名而仍然对甲承担连带责任，这也体现了“例外”。但甲如不能证明其为善意，便又回到了债之相对性“原则”。因此，本案处处体现着“原则”与“例外”的辩证过程，简单地依据债之相对性原则，不足以解释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和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尤其是在房地产开发这类事关公共利益和广大消费者权益的事务。
最后，以本案的裁判结果作为结语：本案某中院一审支持甲的全部诉求。b公司不服上诉。高院认为a、b两公司虽然存在内部合作关系，但该合作未办理合建审批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合作项目所有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均在a公司名下，a公司有权以名义与甲签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甲与b公司之间不具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原调解书生效后，a公司以房抵债给b公司，b公司依约取得讼争房，并办理了预售登记备案，该权利足以对抗甲的债权，甲已在法律上不能取得讼争房。据此，高院二审改判a公司返还甲购房款并支付违约金，驳回甲对b公司的诉求。
于是，妹夫、弟媳，甚至远在农村的侄子的名字都被写进了集资建房的名单。
集资建房的名单上莫名其妙多出几个陌生的名字，办事处的干部职工不禁向吴润兰提出疑问，她解释道：“这些都是关系户，是必须优惠、怠慢不得的。”
虽然吴润兰暗地里为自己捞了不少好处，但表面上，她还是为干部职工解决了住房难的问题。为此，1995年底，中街办事处摘取了“全国街道之星”的桂冠。而吴润兰，也因此登上了“广西自治区劳动模范”的领奖台。
d卸任在即，她拿公款行“善心”，实际为了自己狠捞一把。
尽管吴润兰自以为捞钱的手段很高明、很隐秘，但群众对她的所作所为仍然有所察觉，大家纷纷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为查清问题，海城区党委决定，将吴润兰调离中街办事处工作。
一听到这个消息，吴润兰可坐不住了。她没有深刻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马上想到，得想方设法，在离职前再狠狠地捞上一把。
吴润兰先是盯上了办事处的公款。她找到冯仁表和李振英，装出一副关心下属的样子，说：“我快要离开办事处了，现在财务上还有点儿钱，拿出来我们几个人分了吧，每人5000元。”
话是这么说，其实吴润兰心中另有打算。1998年8月8日，吴润兰叫会计、出纳提取公款6．6万元，三人平分，之后又将一万元分给了冯仁表、李振英二人。冯、李各领5000元后，心中还对吴润兰充满了感激之情。
私分完公款，吴润兰还想再捞一把。于是，她自然想到了多年的老朋友陈吕。此时，陈吕已有好长时间在外承包工程，可办事处与他还有好多工程款未结。吴润兰心想，何不趁给陈吕结算工程款之机，从中再捞一笔呢。
于是，吴润兰给陈吕打去电话，对他说：“我在离开办事处之前，一定想办法付清欠你的工程款。但我装修房子，急需钱用，你能不能先借给我3万元用用……”
明知吴润兰“借”字的含义，陈吕仍然无法推辞，只好一口答应下来。
1998年8月24日，陈吕到办事处来结工程款。按照吴润兰的指示，出纳钟某从给陈吕的工程款13．44万元中，直接扣下3万元交给了吴润兰。
正当吴润兰与她的同伙得意忘形地不断捞取钱财时，北海市海城区检察院反贪局接到举报，对吴润兰立案侦查，不久即查清了其涉嫌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2003年7月9日，吴润兰和她贪婪的伙伴，一起走上了法庭的被告席。
同年10月8日，广西北海市中级法院终审以吴润兰犯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以冯仁表犯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以李振英犯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以会计王大燕犯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装修合同纠纷案由篇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合同作为一种法律文件，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纠纷。为了能更好地处理和解决合同纠纷，我参加了一次“合同纠纷办案指引”相关培训，并从中获得了一些宝贵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认识到合同纠纷办案需要全面掌握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条款。在实践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合同的争议点不明确或者合同条款的解释模糊。因此，对合同法律制度有一个清楚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合同的成立、履行和变更等方面的规则，我们需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不断提高对合同法律制度的熟悉程度，以便更好地运用于实际工作中。
其次，我认为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当特别注意合同的明确性和完整性。合同作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应当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将其具体化为可执行的条款，以便在纠纷发生时能够有据可依。合同的完整性也非常重要，不能有任何遗漏或者模糊不清的条款。如果合同存在模糊不清或者争议点较多的条款，就会给纠纷的解决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在签订合同时要尽量避免合同条款的模糊性和缺漏，以免给纠纷解决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此外，我还意识到在合同纠纷解决过程中，相关证据的准备和保全十分重要。合同纠纷的解决，往往需要依赖于证据的提供和鉴定。如果双方当事人能够事先准备好并保存好相关证据，将会对纠纷的解决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另外，在合同纠纷的处理中，保全证据也显得尤为重要。合同纠纷的解决往往需要若干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证据很容易遗失或者毁灭，因此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我发现通过与当事人沟通，可以更好地解决合同纠纷。在合同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通过与当事人的交流和沟通，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诉求，并与他们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有效的沟通不仅能够缓解双方的紧张情绪，还能够帮助双方寻求到最具有实际意义的解决方案。因此，在合同纠纷办案中，与当事人的沟通和协商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合同纠纷办案指引让我受益匪浅。通过这次培训和实践，我对合同法律制度的理解更加深入，也对处理和解决合同纠纷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方法。合同纠纷的处理需要全面掌握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签订合同要注意明确性和完整性，准备和保全好相关证据，与当事人沟通和协商。我相信这些经验和体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并能够更好地为企业和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合同纠纷，实现合同的顺利履行。
装修合同纠纷案由篇三
随着经济的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成为了司法领域中常见的一种案件类型。作为一名专业律师，我一直致力于解决借款合同纠纷，为当事人提供最佳的法律服务。在多年的实践中，我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与体会，愿与读者分享并探讨。
第二段：借款合同的约定与履行
在处理借款合同纠纷时，首先要审查合同的内容与条款。借款合同应包括借款金额、利息、还款期限等重要条款。当事人在签署合同时应尽职尽责，明确每一条款的含义与约定。而在履行过程中，双方务必遵守约定，确保按时足额还款。如遇到未履行或违约的情况，就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救济。
第三段：借款纠纷的解决方式
在借款合同纠纷中，解决方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尽量保持双方关系的和谐，减少纠纷对双方的伤害。也可以选择调解，在第三方律师或仲裁员的指导下找到中立的解决方案。当然，有时候无法解决纠纷，只能通过法院的诉讼程序解决。对于当事人，选择合适的解决方式是十分重要的，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第四段：借款纠纷案件中的法律风险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首先，合同条款的约定如果模糊不清或有歧义，可能导致争议的产生。另外，在借款人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可能会存在无法按时偿还的问题，从而引发纠纷。此外，借贷双方的诚信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综上所述，律师在处理借款合同纠纷时，要逐一分析相关风险，为当事人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第五段：律师在借款合同纠纷中的角色与职责
作为律师，在借款合同纠纷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首先，律师要与当事人建立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充分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其次，律师应指导当事人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提供相应的法律意见。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律师需要通过法律手段，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最后，律师还应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法律知识，为当事人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务。
结尾段：总结与展望
借款合同纠纷往往牵涉到高额资金，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财产安全与生活稳定。在解决这类纠纷时，律师的角色尤为重要。律师不仅需要有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借款合同纠纷将会继续增多，律师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保持专业的态度，并不断学习与提升自己，就能够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法律服务。
装修合同纠纷案由篇四
答辩人：济南某设备厂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庞海涛，山东齐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因原告江苏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诉答辩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答辩人答辩如下：
原告起诉所述事实及欠款金额与实际情况不符。
xxxx年9月29日，答辩人与原告签订一份《供应合同》，对供货条件及方式、交货地点等内容作了具体而明确的约定。其中，《供应合同》第一条对供货条件作出了明确约定：首先是答辩人根据实际需求编制《购物材料清单》，然后是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购物材料清单》进行报价，并确定供货期，最后是答辩人对原告的报价及供货期进行盖章确认。至此，原、被告双方之间就该部分《购物材料清单》中载明的货物的买卖关系方才成立，原告才可以按照《购物材料清单》组织发货。
原告庭前提供了12张收货单据，金额共计18868767.3元，经答辩人仔细核对，发现原告共提供的12张收货单分别存在下列情况：
第一、xxxx年1月18日收货单两张，货单编号、金额分别为：1401-0161号、703275元;1401-0162号、185550元;xxxx年3月12日收货单三张，货单编号、金额分别为：14030108号、111442.5元;1403010109号、11033.8元;14030110号、4644605元。上述五张收货单共计货款1475761.8元，均为答辩人提供了《供货材料清单》、原告进行了报价、答辩人签章认可后所发货物，并经答辩人的工作人员签收，原、被告对上述货物存在买卖关系。
第二、xxxx年3月收货单两张，货单编号为：14030241号和14030242号，上述收货单中载明的货物答辩人并未收到，收货方签字人员为闫文芝也不是答辩人的工作人员。答辩人对原告就上述货物提出的诉求不予认可。
第三、xxxx年3月收货单一份，货单编号为：14030120号;xxxx年4月22日收货单一份，货单编号为：14040258号;xxxx年4月收货单三份，货单分别编号为：14040324号、14040325号、14040326号，上述五份收货单所载明的货物已由答辩人单位的工作人员签收，但是上述货物答辩人从未编制《购物材料清单》，原告也没有报价，并经答辩人签章确认，故该部分货物并非答辩人购买，而是原告自行擅自发货，存放于答辩人处的代存货物，对于上述货物，答辩人无付款义务。
第四、原告供应的型号为：3*4+1*2.5的1926米电缆存在质量瑕
疵，不能使用，共计18489.6元，该部分货款应在欠款数额中予以扣除。
鉴于上述事实，答辩人购买原告的货物价值为1475761.8元，截止原告起诉之日起，答辩人已经分别于xxxx年12月9日、xxxx年3月12日各向原告支付10万元的承兑汇票，于xxxx年5月28日向原告支付20万元的承兑汇票，三张金额合计为50万元。因此答辩人实际欠原告货款957272.2元，而非1598209.8元。
综上所述，原告起诉所述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答辩人实际欠原告货款957272.2元，而非1598209.8元。望贵院查清上述事实，依法判决，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天桥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济南某设备厂有限公司
xxxx年10月16日
装修合同纠纷案由篇五
住址：_________________市天河东路__________号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
被申诉人：_________________
申请要求：_________________
1.裁决被申诉人支付申诉人培训费___万元。
2.被申诉人承担仲裁费用。
理由与事实：_________________
_____年_____月，申诉人与被申诉人签订一份《员工培训协议书》，合同约定由申诉人联系美国__________大学房地产开发学院，选送被申诉人前往进修学习并支付一切费用，学成必须为公司服务8年。_____年_____月被申诉人学成回国后，未到本公司就业，而是到香港驻内地某公司工作，现根据合同要求被申诉人赔偿___万元的损失。
此致
_____________仲裁委员会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签名)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装修合同纠纷案由篇六
合同是现代社会经济交往的基石，然而合同纠纷也成为了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有效解决合同纠纷，保障经济秩序，我参与了一次有关合同纠纷办案指引的研究工作，并从中获得了诸多收获和体会。
第二段：理论指导的重要性
在合同纠纷办案中，理论指导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是司法实践的科学基础，有助于司法工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合同的处理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指导性的理论可以帮助法官更好地理解案件的本质和相关法律规定。在研究中，我了解到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例如，在解读合同条款时，我会参考合同法的相关解释和法规，以确保根据最新的法律规定作出判断和决策。
第三段：案例分析的价值
案例分析在办案指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研究和分析以往的类似案例，可以为法官提供有力的参考和借鉴。在研究中，我参与了大量的案例分析工作，并从中获益匪浅。案例分析不仅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法律规定的应用，还使我能够深入了解各种合同纠纷的类型和特点，为办案提供更加准确和全面的评判。
第四段：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合同纠纷办案通常需要多个部门和人员的协同合作。在我参与的研究中，我们组成了一个高效的团队，通过密切合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形成互补，提高研究和办案的质量。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体现在了研究初期共同制定工作计划和分工，中期的案例讨论和思维碰撞，以及研究结果的总结和归纳等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团队合作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激发集体的创造力和智慧，为办案提供更加全面和多角度的思考。
第五段：个人的成长与反思
通过参与合同纠纷办案指引的研究，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在工作中有所成长。首先，我对法律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得到了提高。通过理论指导和案例分析，我更加明确了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和处理原则。其次，我在团队合作中培养了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我懂得了倾听他人的观点，并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促进团队合作的顺利进行。同时，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在沟通中可能会表达不清或者未能准确理解他人的观点，这使我意识到自身需要继续提高的地方。
总结：
参与合同纠纷办案指引的研究过程，不仅让我对合同纠纷办案流程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也让我更加明确了合同纠纷办案中理论指导、案例分析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同时，通过这次工作，我也不断反思自身的不足，并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素质。我相信，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我将在合同纠纷办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做出更多的贡献。
装修合同纠纷案由篇七
律师合同是当事人依法签订的，规定律师代为处理与法律有关的事务的文件。但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纠纷。本文将就律师合同纠纷心得体会进行总结与探讨，以便更好地为当事人解决相关问题。
第二段：律师合同纠纷种类
律师合同纠纷主要包括支付纠纷、委托事项不符、未履行职责、律师泄露商业机密、未能达成协议等情况。在处理律师合同纠纷时，应该对症下药，有效解决问题。
第三段：预防律师合同纠纷
预防律师合同纠纷是最好的方法。当当事人委托律师代理相关事宜时，应该完整地阐述需求和委托要求，以免在后期出现纠纷。同时，签订的合同应当具有法律效力，明确责任和义务。另外，可事先了解律师的资质等情况，选择业内有口碑、经验丰富的律师团队，减少合同纠纷的发生。
第四段：解决律师合同纠纷
律师合同纠纷需要通过合法手段解决。首先，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让双方协商一致，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其次，如果协商无法达成对结果满意协议，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人民法院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内容进行判断，给出法律裁决。
第五段：结语
律师合同纠纷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不仅会浪费双方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会影响双方的信誉和声誉。因此，在签订律师合同时，需要认真考虑自己需要，并且认真选择合适的律师。当然，如果出现了纠纷，也需要及时采取解决方法，维护自己的利益。
装修合同纠纷案由篇八
本文系真实案例，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唐延明先生为本刊特别提供一、基本案情
4月28日，贾某委托被上诉人某营业部作为有价证券买卖的受托人在某营业部提供的委托买卖有价证券承诺书上签字。该承诺书载明：本人自愿接受《业务条款》的全部内容，且将该条款归入并成为本承诺书的一部分。《业务条款》载明：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一切交易均是有效委托，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客户自负。同日某营业部为贾某开立了委托买卖证券资金专用帐户，贾某遂开始委托其丈夫杜某在某营业部为大、中专户提供的交易场所里下达委托交易指令，买卖股票。9月18日杜某查询得知209月12日，有人从某营业部提供的专户室两台电脑自助委托终端下达委托交易指令，将股东姓名为贾某的12000股爱建股份（600643）和10000股华东医药（0963），并于当日分两次买入17000股银广夏（0557）。贾某以某营业部对其股票被盗卖盗买及不能使其及时减少损失负有责任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某营业部返还12000股爱建股份和10000股华东医药及自被倒卖之日起至返还之日期间发生的红利和送股；赔偿资金45231.72元及其被盗卖之日起至返还之日期间发生的利息；赔偿手续费2532.29元、印花税2894.03元及过户费12元；支付精神赔偿金80000元。
二、判决要旨
原审法院认为，证券公司接受投资者及客户的申请，为客户开立委托买卖证券资金帐户，就与客户之间建立了行纪合同关系。在此关系中证券公司的主要义务是为客户提供行纪服务。行纪服务是证券公司接受客户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为客户在证券交易市场进行有价证券的买卖并为客户提供相关的服务。证券公司与客户建立行纪合同关系后，客户的每一笔交易都是经过客户自己下达委托交易指令，证券公司接受委托并验明身份、验证资金和证券后，使用自己的交易席位，将客户委托的内容传达至交易所，经集合竞价完成。这一程序的启动，是客户的委托交易指令。本案所涉股票买卖的委托交易指令下达形式是驻留委托。贾某为排除本案所涉以驻留委托形式下达委托交易指令进行买卖股票的自为行为，提交、出示了她自己与其丈夫单位的证明，这一证据不能采信，理由是这一证据的内容忽略了细节，用书面形式表达言词内容证据的细节往往是此类证据的核心。
由于我国目前尚无能从事软件安全鉴定的部门，在这种状态下，仅凭客户的怀疑，没有科学的结论为基础支持就推定计算机网络系统不安全是不当的，这种推断，既不令人信服，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因此，对贾某要求某营业部电脑网络系统不安全应承担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贾某主张的是盗卖盗买，因其不能排除自身因密码失窃发生的盗卖盗买股票的可能，又不能进一步提出证据，不予支持。贾某主张的某营业部未尽到管理职责导致股票被盗买盗卖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不予支持。同时，对于贾的交易情况，某营业部也没有通知的义务。贾某关于《业务条款》?quot;凡使用密码交易产生的一切损失由客户自负“是加重客户责任的格式条款应无效的主张也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贾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双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在股票交易过程中，股票委托交易指令均由客户下达，而客户自行设置的密码是客户进入网络系统从事股票委托交易指令下达的身份证明，也是电脑自动识别客户的依据。使用该密码交易所产生的后果由客户承担，妥善保管密码、防止密码失密是客户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因此，贾某与某营业部之间签订的委托买卖有价证券承诺书中约定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一切交易均是有效委托，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客户自负的有关条款并未加重或扩大客户责任。虽然某营业部认可贾某和其丈夫杜某当天未在某营业部专户室现场，也认可下达委托交易指令的电脑自助委托终端不是贾某通常使用的电脑终端，但仅能证明贾某和其丈夫杜某没有亲自操作下达委托指令，不能排除贾某委托其他代理人进行操作或因贾某自身原因导致密码失密的可能，现贾某无证据证明本案股票交易的委托指令是某营业部窃取其密码或利用自身技术服务优势所为，也不能向法庭提供因某营业部电脑交易系统不安全或管理不善致使他人侵入系统或破解其交易密码进行涉案股票买卖的相应证据。因此，贾某要求某营业部承担其股票被盗卖盗买的民事赔偿责任，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贾某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原审判决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本案审判中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1、贾某与某营业部之间的主要权利义务关系是什么？
2、《业务条款》的规定是否系扩大贾责任的格式条款，是否有效？
3、本案的举证责任如何分担？
4、贾是否完成了举证责任？
四、法理评析
（一）贾某与某营业部之间的主要权利义务关系
贾某签订的作为承诺书组成部分的《业务条款》载明：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一切交易均是有效委托，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客户自负。贾某认为该条款是某营业部加重客户责任的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属于无效条款。判断该条款是否有效的关键是看该条款的规定是否加重了客户的责任。加重客户责任是不应由客户承担的义务强加在客户身上或将客户的义务扩大化。证券公司与客户建立行纪合同关系后，客户的每一笔交易都是经过客户自己下达委托交易指令，证券公司接受委托并验明身份、验证资金和证券后，使用自己的交易席位，将客户委托的内容传达至交易所，经集合竞价完成。这一程序的启动，是客户的委托交易指令。目前我国委托交易指令下达的形式有当面委托、电话委托、传真委托、函电委托、自助委托等多种。本案所涉股票买卖的委托交易指令下达形式是驻留委托。驻留委托是客户或客户的委托代理人，在证券公司提供的交易场所或专户室设置的电脑自助委托终端，用客户本人资金帐号和客户自己设定的交易密码下达委托交易指令的一种自助委托形式。证券公司对于以自助委托方式下达委托交易指令的报盘、交易采用无形交易席位进行。无形交易席位是证券公司的电脑系统与证券交易
所相联网而无须驻场交易员，客户委托交易指令下达后的身份确认、验审资金、证券、报盘都是由电脑完成。电脑对客户身份确认的依据是客户交易的密码和资金帐号，客户下达的委托交易指令在电脑审查确认后，由前置终端处理机和通信网络自动传送到交易所主机进行集合竞价。驻留委托的交易指令下达形式决定了客户自行设置的密码是客户进入网络系统从事股票委托交易指令下达的身份证明，也是电脑自动识别客户的依据。使用该密码交易所产生的后果由客户承担是这一交易指令下达方式的基本要求。众所周知，客户自行设置的密码是客户进入网络系统从事委托交易指令下达的身份证明，也是电脑自动识别客户的根据。正因如此，使用密码交易的后果由客户承担是客户不容置疑的最基本的义务。这一义务既无强加也无扩大。履行这一义务，不仅是客户进入证券交易市场，使用计算机系统下达委托交易指令从事委托交易的前提，也是证券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更是科技高度发展，计算机网络普遍应用时代证券市场安全运行的保障。因此，贾某与某营业部之间签订的委托买卖有价证券承诺书中约定的.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一切交易均是有效委托，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客户自负的有关条款并未加重客户的责任，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因此，贾某的主张该条款无效不能成立。驻留委托的方式决定了贾某提出?quot;某营业部未经其指令卖出其帐户上的股票属无权代理行为，违反了保护其帐户资金及证券安全的法定义务”的上诉理由难以成立。
（三）本案的举证责任分担问题
贾某认为本案所涉交易是在被上诉人某营业部提供的场地、并利用被上诉人提供的交易系统和交易方式进行的，被上诉人作为服务提供者，应拥有完整和准确的服务记录。法院应当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证明本案交易是否是上诉人所为的举证责任。在通常情况下，我国民事诉讼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规定的情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的情形下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由于本案情形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情形，因此，关于举证责任的分担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故贾某和某营业部必须就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本案贾某试图追究某营业部的侵权责任，根据我国民法理论，承担侵权责任的条件是：侵权行为的存在、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损害事实的存在、侵权行为与损害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这四个要件可谓却一不可。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贾某必须就以上四方面提供充分的证据，才能使自己的主张获得法院的支持。在本案中，贾某提交的证据包括股东帐户卡、与某营业部签订的指定交易协议书、9月18日打印的历史委托明细查询表、交割单、资金对帐单、单位出具的贾某夫妇年9月12日上班的证明以及裴泰宏和初状的证人证言。贾某单位出具的证明可以表明其夫妇二人在发生银广夏盗买盗卖的当天均不在现场，但是，这个证据的证明力非常有限，它只能证明贾某夫妇没有亲自操作下达委托指令，单凭股票查询单、交割单、资金对帐单只能证明股票买卖的事实，只能证明贾某财产受到损失，只能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有多种，一是贾某夫妇委托其他代理人进行操作；二是贾某因自身原因导致密码失密；三是某营业部违规操作，盗买盗卖股票；四是其他投资者利用交易软件存在的问题破译密码进行操作。由于贾某提供的证据职能证明没有亲自进行涉案股票的买卖，但是，无法排除其委托他人进行操作或因其自身原因导致密码失密的可能，同时，也无证据证明本案股票交易的委托指令是某营业部窃取其密码或利用自身技术服务优势所为，也不能提供因某营业部电脑交易系统不安全或管理不善使他人侵入系统或破解其密码进行涉案股票买卖的相应证据。因此，贾某尽管蒙受了损失，却不能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由于难以完成证明侵权行为存在的举证责任，贾某追究某营业部侵权责任已经失去了基础；关于某营业部存在主观过错一项，贾某指出“因某营业部作为证券公司管理混乱，不仅未履行保证投资者帐户内资金、股票安全，提供投资者一个安全防范严密、管理措施完善的金融交易场所的义务，未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配备管理人员，对内部局域网信息点无安全防护措施，给内部或外部人员进行恶意交易提供条件”。但是其并未就其主张提供某营业部没有尽到应尽的管理义务，提供正常的交易环境的证据，所以，很难认定某营业部主观上存在过错；至于侵权行为与损害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贾某强调某营业部管理混乱以及没有在事后尽到通知的义务。这种说法难以成立。再次，管理责任与贾某的股票在采取驻留委托方式买卖而发生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交易密码通过软件系统是不能取得的。因为，管理人员不足并不必然导致专户室以外的人进入专户室进行交易。更重要是，即使外人进入专户室，使用电脑自助委托终端下达委托交易指令，也需知道客户的资金帐号和交易密码，客户的交易密码和资金帐号没有失密，外人即使进入专户室也无法下达委托交易指令。上述两点足以说明，贾某主张某营业部管理混乱与其受到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证据不充分。关于某营业部未尽通知义务导致损失扩大一说，而证券公司在客户股票交易发生异常没有约定和法定的通知义务，因此，不必为此承担责任。而且，事实上，银广夏在复牌后连续跌停，该股票的持有者根本无法卖出，即使某营业部通知了贾某，也难以减少损失。可以说，承担侵权责任的四个要件中贾某仅仅证明了损害事实的存在，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下，这样的举证是远远达不到胜诉要求的。贾某只是对本案的发生作出一番推测，提出了种种可能性，但是，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因此，贾某没有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只能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作者：唐延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同达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