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明日工作计划(实用5篇)

3月9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做到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的作风建设要求，在代表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作风建设是一项持久战，有他律，更要有自律；有制度导向，更要有价值指向。在过去两年中，中央在“他律”和“制度导向”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从点滴做起、由细节着手，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四风”的禁令，在常态工作中树立起规范；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公车制度改革、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将制度的笼子编织得更紧密，这些都使作风建设有了规则做载体，有了制度为依托，不但起到了端正党风的作用，也获得了淳化民风的效果。

作风建设的要求，不仅要落实为制度，更要升华为价值。成为准则，只意味着人人遵循；成为价值观，才意味着人人信守。关于“三严三实”的论述，正是从价值层面对作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谋事”“创业”“做人”囊括了今天领导干部工作生活的各个层面，“修身”“用权”“律己”里面有对古今修己正身之道的凝练和提升。

古人论为官，推崇“清、慎、勤”，常言“公生明、廉生威”。公与廉，是严于律己、严以修身的效果；慎与勤，则是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展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家严于律己的故事曾被口口相传，“老实人精神”和“实事求是精神”则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些经验和传统，都为今人留下了镜鉴。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提出“严”与“实”更有着时代性和针对性。“严”是慎独慎微的自律，是勤于自省的审慎，是严守纪律的敬畏，是坚持党性的觉悟；“实”是脚踏实地的干劲，敦本务实的精神，当官不避事的态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追求。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领导干部有“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态度，才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创造改革实绩；有“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警惕，才能经得起各种各样的冲击和诱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为官莫忘“严”与“实”。只有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只有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才能将他律变为自律，变外在的规则为内在的价值，真正将改进作风落到实处，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韩森寨派出所副所长、咸东-社区民警汪勇为社区百姓站岗巡逻、排忧解难，他自创的“万千百工作法”——“走万里路，进千户门，解百家难”，再现了鱼水情深一家亲的干群关系。担任片警8年来，汪勇清清正正律己用权，老老实实为民谋利，不愧为当代践行“三严三实”的时代楷模。

说汪勇是好楷模，不是因为楷模本身有多么高大上，而是说并不需要多高的天分，人人皆可以学习，每一位公务员都可以做到。然而，成为真正的楷模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彻底将管理者的旧思维转变成服务者的新观念，因为这需要事无巨细都必须放下身段勇于“贴上去”的耐心和无私，因为这需要一丝不苟、夜以继日乃至年复一年的坚持不懈。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汪勇这里，变成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行动，一个个暖人心房的故事，变成了“群众利益无小事”的信仰。汪勇在日记本里这么写道：“人民群众是最深厚的土壤和力量源泉。我们社区民警和群众水乳交融生活在一起，要把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来对待。”汪勇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也找到了自己的动力源泉，实现了服务群众和从人民中汲取力量的良性平衡。

我们有8700多万党员，面对群众的点滴而迫切的需求，我们能不能像汪勇一样，常怀一颗感激的心，常怀一种以人民为力量源泉的思想觉悟，在平凡的岗位上，在细小的事件中，做出为人民服务的“大事”，在为国为民中实现自我，这是汪勇给我们每一位党员的思考题。

正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严”字当头，“实”字托底，必将对干部队伍建设和政治生态净化产生深远影响。中央强调提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是一次活动，这为专题教育明确了方向、阐明了要义、提出了遵循，也让全党领导干部进一步意识到专题教育的特殊性与深刻性。

在4月21日召开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对此进行了清晰解答：“三严三实”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政治品格，明确了领导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开展专题教育，目的是推动领导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在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上见实效，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见实效，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见实效。

多次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政治品格，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明确了领导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为加强新形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推进作风建设，发现问题是最佳切入点，解决问题是最终落脚点。认真践行“三严三实”，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着力解决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漠视群众利益、党性修养缺失等问题；着力解决滥用权力、官-商-勾-结、得过且过、不敢担当等问题；着力解决对党不忠诚、阳奉阴违，心中无党纪、眼里无国法等问题。可以说，教育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最好的教育。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要把问题意识贯穿专题教育的全过程，聚焦问题查、对照问题改，使专题教育的过程成为校正“不严不实”问题的过程。

对照“严”和“实”的标准，一些地方在干部管理与作风建设中还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虚的现象；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在修身做人上对于如何确保手中权力不偏向、不越轨、不出格，如何干事创业，怎样求真务实，在思想和实践上都存在偏差。中央在部署专题教育时，用“三个着力解决”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高度概括，提出的一系列推进措施紧紧围绕着领导干部修身用权、干事创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践行“三严三实”，无论是专题党课、专题学习研讨、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还是整改落实，都要用解决问题的效果来检验专题教育的成效。只有结合本单位实际，逐条梳理“不严不实”的问题和具体表现，探究问题找根源，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专题教育才能取得良好成效。

在专题教育活动中，不能把“严”的要求只放在“言”上，把规定制定和纪律要求当成“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严”中求实，不但要看言，更要看行。我们不仅要看领导干部在学习活动中开展自我学习、自我剖析、自我反思，更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要看老百姓是如何进行评价的。要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抓严、抓实、抓细，坚持“严”字当头、“实”处着力，做到与当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与完成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重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同时，还应该有更多的配套措施，来引导和督促领导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做到“三严三实”，例如完善权力清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领导干部明晰权力边界，完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

通过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使“三严三实”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造就“三严三实”的干部队伍，我们就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近日，海南以书记罗保铭讲专题党课的形式拉开了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序幕。

罗保铭在专题党课上直斥海南当前“不严不实”八大现象，并以生动的语言、鲜活的案例，把这八大“病症”的表现一一具体化。在谈到不重学习时，罗保铭说，有的领导干部不学理论、不读经典，却热衷研究风水学、厚黑学、“关系学”;有的热衷于迎来送往，心浮气躁，静不下心来学习;有的以干代学，凭经验办事，用时临阵擦枪。他痛惜地指出，不重学习导致不少干部“坐岛观天”，特别是在执行中央和省里决策部署时眼高手低，拿不出管用的招数，做不成事，上级给的优惠政策也用不足、用不好，错失发展机遇。

罗保铭指出，要从根上解决“不严不实”的问题，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切实把自己摆进去，勇于揪出自己“皮袍下藏着的小”，用“三严三实”的戒尺规范自己的言行，真正“严”字当头、落到“实”处，进一步严纪律、强约束、敢担当、务实干，形成风清气正、团结拼搏、廉洁实干的良好政治生态。

“三严三实”专题党课召开后，海南省政府党组、办公厅、省直宣传系统、海口市、三亚市等相继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动员大会，紧扣中央和要求，结合各自实际，突出问题导向，认真谋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呈现良好开局。

据介绍，这次专题教育海南将不分批次、不设环节，而是融入领导干部经常性的学习教育中。在动员部署工作中，海南各有关部门和市县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和书记罗保铭在专题党课上的讲话精神，强调要迅速行动，加强学习，深刻认识“三严三实”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同时结合各自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切实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抓出成效。

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29日在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谓新常态，其最核心的特征是经济增速长期性趋缓，未来难以恢复到9%～10%的高增长轨道。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始于2015年。当时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速只是短期性放缓，“四万亿”刺激政策下经济增速的明显反弹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这一判断，他们相信中国能够像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一样，重新回到高增长轨道。然而，由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做大gdp的激励、人口红利、体制改革红利、“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长过程”中的追赶效应等支撑中国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几大动力源泉均不同程度地减弱，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2012年和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均下滑到了7.7%，2015年上半年降至7.4%，笔者的预测结果表明“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降至6.5%。可见，中国经济增速的长期性趋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正如所言，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新常态”，不要总是期望回到以往的超高速增长轨道，因为理论和国际经验都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以超高的经济速度永远持续下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速趋缓将不可避免。理论上，当一个国家工业占gdp的比重达到峰值之后，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发展服务业来拉动，而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则相对缓慢；此外，当一个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峰值之后，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消费来拉动，而依靠消费是无法实现超高速经济增长的，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都是高消费国家，但它们的增长率不过是2%～3%。国际经验也符合上述论断，二战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均实现了连续30年左右7%以上的高增长，但是它们的增长速度在第4个十年几乎无一例外地大幅下跌了。

不过，还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与社会仍然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自1998年中央提出“保8”以来，“保8”“保9”“保7.5”等保增长目标频频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什么对欧美国家而言，2%～3%就已经算是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了，当经济增速达到2%～3%时他们甚至可能需要考虑出台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而中国需要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就连从7.5%到7.4%这样小幅度的增速下滑都难以容忍，更别说降到6.5%甚至更低。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拥有较为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和社会保障网络，社会架构比较稳定、社会弹性比较大，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滞后，社会架构较为脆弱、社会弹性较小，就业压力大，哪怕是小幅度的增速下滑都是社会难以容忍的，因此经济和社会患有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具体而言，“高增长依赖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和新增高校毕业生的不断增加使得就业形势持续严峻，因此需要高增长来保就业。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从2012年开始下降，2012年和2015年分别减少了345万人和244万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就业压力开始减轻。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得每年都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据预测，2011～2015年平均每年有653万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2016～2030年平均每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依旧多达540万。另一方面，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人数年年创新高，2015年毕业生人数已经达到722万，“十三五”期间每年仍将有7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踏入社会，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相比之下，2000～2015年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只有30万左右，而日本就业人口每年减少9万人，它们无需中国这样的高增长来保就业。因此，中国需要保持高增长来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

第二，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依赖于高增长。居民是劳动力、资金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这些要素收入，2015年城镇居民要素收入占比为76%，农村居民要素收入占比更是高达91%。但是，地方政府却持续严重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导致居民收入大幅萎缩。比如，2015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小时工资只有美国的5.7%和oecd国家的7%。再比如，调查显示2011年被征地农民得到的补偿款仅为1.7万元/亩，而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收益却高达77.8万元/亩。由于转变发展模式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任务，因此“分好蛋糕”是在长期里才能实现的目标，中短期里“做大蛋糕”仍然非常重要，所以依旧需要高增长。

第三，高增长才能为民生支出提供充裕的财政收入。中国政府目前尚属于增长主义政府，将很大一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经济建设，因此投入到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明显不足。不仅如此，民生财政支出在城乡和地区之间严重不平等，农村地区和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民生财政支出更是匮乏。以社会保障为例，2012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6.7%，而oecd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22%，法国更是超过30%，即便是墨西哥（7%左右）和智利（10%左右）等发展中国家也明显高于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在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还存在严重的不平等：2011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补助标准为936元/年，而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则只有130元/年，前者是后者的7倍；2012年北京和上海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分别为2051元和1861元，而河北和贵州分别只有645元和676元，仅为北京和上海的1/3左右。短期内，政府财政支出构成难以发生大的变动，因此政府要想继续增加民生财政支出，必须要建立在财政收入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之上，而经济增长则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源泉。

经济与社会所表现出的“高增长依赖症”和长期增速趋缓为核心特征的新常态之间存在强烈冲突，而且由于“高增长依赖症”会长期存在，因此二者之间的冲突也会长期存在。我们要面对“高增长依赖症”和新常态之间的冲突，更要想办法去解决冲突。解决冲突的办法无非有两种，一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二是降低经济与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程度。中国的确可以继续实施以高投资为支撑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重新回到8%以上的高增长轨道，但是高污染、高能耗、贫富差距拉大、产能过剩加剧、经济结构失衡、流动性泛滥和腐败盛行等老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因此单纯追求这样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笔者认为，以平常心适应新常态的根本之道在于，着力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全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程度。

第一，积极推进社会改革，加强社会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重视并加强社会建设。加强社会建设有助于稳定社会架构、增加社会弹性，从而降低经济与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程度。在推进社会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重点需要完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扩大就业并促进再就业。

第二，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政府职能从“做大蛋糕”转变为“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并重”。虽然以高投资为支撑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实现了“做大蛋糕”的目标，但是却没有较好地“分好蛋糕”。未来需要在适度“做大蛋糕”的同时努力“分好蛋糕”，为此需要着重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要素市场改革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有助于“做大蛋糕”。而且，要素市场改革之后，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的价格会有所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有助于扭转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从而有助于“分好蛋糕”。二是，实施总量减税。总量减税可以同时刺激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使总供给和总需求同时扩张，从而实现“做大蛋糕”的目的。而且，以往的高税收体制不但没有在二次分配环节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导致了逆向调节，而总量减税则可以扭转二次分配环节的逆向调节问题，从而实现“分好蛋糕”的目的。总量减税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也是可行的。2011年，欧盟国家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83%，美国和日本更是分别高达99%和223%，尽管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但是中国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53%，因此目前中国仍有较大的减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