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金融读后感篇一
第一，军制
清军主力是淮军，各营人数不统一，训练不统一，号令方式不统一，怎么和别人比
第二，军官团
清军的提升途径主要是裙带，而且军官缺乏训练，不理解现代战争
第三，武器
第四，士兵训练
清军缺乏训练，往往一看到对方就开枪，结果是早早把子弹打光。而日军步炮协同更好
第五，情报
日军布设的有效的情报网，对清军分布、地形地貌了解深刻，而清军是两眼一抹黑
第六，将领素质
日本人远远领先，普遍具有国家观念，愿意为国献身，而清军将领一旦见识不好，马上就跑
日军参谋副长，川上操六还曾几次自费到中国侦察淮军状况，这边有几个了解日本人?
第七，最高指挥机关
金融读后感篇二
公共基础课全国都一样，不再赘述 专业基础课：
线性代数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货币银行学
财政学
会计学
宏、微观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专业课：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国际金融
保险学
证券投资学
中央银行学
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
专业选修课：
金融市场学
金融中介学
公司金融
金融工程
金融会计
信托与租赁
中国金融史
西方货币金融理论
国际结算
外汇经营管理
国际信贷
投资基金管理
风险投资
固定收益证券
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
证券投资分析
金融专业外语
金融法
金融理论前沿 财务报表分析 统计学
国际货币理论与实务 计量经济学 金融营销 税法
金融读后感篇三
最近读了一本名叫《诚信的背后》的财经类小说，这本书是曾经轰动华尔街的全美畅销书。此书是作者弗兰克·帕特诺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的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怎样把一个耶鲁法学院的高才生，培养成了一名商场上的佼佼者。
作者以自诉的形式，对自己在摩根斯坦利从事的金融衍生品工作的经历和事件，以及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种种现象进行了一次深刻揭露。并且将金融家们“精心包装的金融衍生品”的幕后故事告诉读者，使读者了解“利欲熏心的金融大鳄们是如何用复杂的金融品种、交易方式来隐匿或者说掩盖金融风险资产的真实情况，诱导客户进行风险投资的。”这本曾经引发了很大冲击的金融书籍，虽然曾经引起过金融市场的极大关注，但却没有引起人们对金融衍生产品高风险、破坏性持久的足够的警觉。
在本书中，作者指出，在华尔街，好人的同义词就是笨蛋，而想要赚钱就不能做好人。这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此书描述的故事中，一些华尔街大牌投资银行和分析师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处处给投资者们设置陷阱，处处损害投资者们的利益，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丑闻，在严重打击经济世界的同时，也使得美国经济陷入了泥潭。这种违背了诚信的金融经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美国神话的破灭。
金融行业是一个以诚为本，诚信为先的行业。如果作为国家和经济枢纽的金融行业失去了诚信，不仅企业自身会无法生存，而且，诚信危机的传导会进一步蔓延，甚至会危及社会其他机构的权威性，破坏力巨大。次贷危及、希腊债务危机等事件的发生，不但引发市场对于金融机构，特别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们失去了社会的诚信，使得金融衍生品落得“金融杀手”的骂名，也使得金融市场安全、国家经济结构等诸多社会问题得以暴露，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得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市场风险凸显。
读了这本书，我深刻体会到诚信对社交，对经济发展等等的重要性。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时代，诚信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立足之本，发展之源。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德行。
诚信就是要诚恳老实，有信无欺，是做人成事以及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基本道德规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经济秩序，社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离开了诚信，都无从谈起。市场经济、企业发展，如果没有诚信做基础，将会走入黑暗。因此，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诚信经济。然而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时代，诚信似乎被人们遗忘了，家伙盛行，信用缺失。人们只看到利益二字，而把诚信丢到了一边。利益取代了美德，诚信让位给欺诈，这也将严重损害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最终自取灭亡。
所以，不管是企业，还是我们自己，想要将自己的路走得更长远，就需将诚信永记心间，从而赢取社会的认可。这样，个人可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集团可以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金融读后感篇四
一是腐朽的政治体制。面对战争，首先是领导集团必须有坚强的抵抗意志与决心，然而当时的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腐朽不堪。慈禧太后为个人享乐，竟至国家于不顾，为生日庆典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皇家穷奢极侈，官员也是放胆胡来。受命购买军舰的李风苞竟敢以两成的回扣中饱私囊，本来可买4艘军舰的钱只买了3艘。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致使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少。
二是腐败的官僚体系。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有这样的背景，李鸿章不卖国就怪了。有一事实是最好的验证，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却说“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而这些煤炭，正好用作进攻中国的军舰燃料。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
三是堕落的军队。军队腐败导致军队训练荒废、纪律败坏，毫无战斗精神，即使再好的武器也无法发挥应有作用。1886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致数十人伤亡。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开脱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如此治军，北洋水师的军纪松弛也就有了源头。水师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任职十多年，既不懂海军也不去学习海军知识，甚至在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开设鸦片烟馆、妓院，出租给下级敛财，还时常因此与部下发生龃龉，生活更是骄奢淫逸。这样腐朽的朝廷，这样腐败的官僚，这样堕落的军队，失败便是不可避免的。
甲午战争历史影响
中国
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华大规模输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远东
日本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另外，日本为了对抗俄国，湔雪三国干涉之耻，一方面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重新开启十年扩军计划;另一方面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形成，开始了东亚地区新一轮的争霸。
甲午战争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朝鲜名义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却被日本控制。之后俄国势力进入朝鲜，日本和俄国在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最终引发了19日俄战争。
对远东局势来说，《马关条约》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
甲午战争起源
日本方面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1]，国力日渐强盛。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本身就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因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
为此，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由于其自身实力资源都不具备相应条件，所以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来达到目标的实现。
清朝方面
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晚期，正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朝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即使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但清朝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所谓的“中兴”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
19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战。
金融读后感篇五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金融读后感篇六
每天抽一点时间，花了接近十天左右的时间把这本书看完了，面对这么一本只有280页不到的书籍，而且是通俗化语言的书籍，本应该可以更快看完的，但是中间被经常性打断，无奈，最终却花了这么多天才把这本书看完。
这本书确实值得一读，看到这本书的名字，总会让我想起很久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做个一个辩论赛，辩论的题目是：到底是金融立国还是实业（制造业）立国，前者以美国为例进行了全方面的阐述，后者以德国为例从各个角度进行剖析。他们慷慨激昂，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为自己的立场各抒己见，争取这次辩论赛的胜利。
看完之后，我觉得都很有道理，而我这么一个门外汉，显然没有反驳任何一方的根据。最后只能恨自己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无奈，并以无论是金融立国还是实业立国，我觉得能够让社会进步，让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并竭尽所能的为每一个人提供最好的保障，这是我等平民所深切关心的事情。
这两个国家都是我非常钦佩的国家，一个是制造强国，一个以严谨为傲的民族，百年企业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种文化，在这个国家前进路上的同时深深的影响着他们；一个是金融帝国，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一个金融思想前沿，科技发达的帝国，虽然它会发生金融危机的事件，但是仍旧影响不了它在世界之巅的位置。
看完这一本书让我感觉到一个制度法律和金融方式的变革有多么的了不起。
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会让他们无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还是虚无缥缈深不可测的金融发展更进一步，而它们的发展又可以进一步促使法律制度的进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不断出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这个货币出现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这对当时以物易物的交易环境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变革，让交易变的不再那么的麻烦，不用考虑用自己的牛换成养，再换成猪，最后换成自己想要的衣服。
在英国夺得世界霸权之前，由于金融的发达，让他们可以以更低的利率获得更多的贷款，赢得战争，最终称霸全球几个世纪，成为日不落帝国。而其最为成功的东印度公司更是为以后的股份制公司埋下了铺垫，促进了今后的商业的发展。股份制的发明无疑是历史上伟大的发明，并不亚于我国的四大发明。
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公有制，再到后来的部落再到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并传到现代。这是社会的进步，是我们生产力提升的结果。而家也成为我们温馨的港湾，成为世间最美好的地方之一，然而，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家庭反目成仇的例子，甚至反目成仇，究其原因，大部分是因为利益的原因。我也同意作者个观点，那就是家庭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不应该是一个有商业气息的战场。而“养儿防老”虽说是我们一直所倡导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却成为更多问题的起点。一方面，孩子只能是百善孝为先，言听计从，活不出自己的自由，没有追求自己理想的权利；而另一方面，父母亲到老了，也不一定能够百分百得到可靠的保障，有的甚至被遗弃。当然，孝顺是我们的美德之一，是我们应该倡导的，更是在他们老年的时候。但是，这也反映出父母害怕自己老无所依状态的出现，所以，不仅要给他们灌输这个道理，还要多子多福。
这个也从侧面反映出，金融等手段的不发达而出现的问题，如果有发达的保险业和金融保障体系，他们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因为没有他们的话，他们即使到了老年，经济生活也不要有任何的担忧。
于此，他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去爱这个小孩，如何让家庭充满爱。而我们社会中的市场也是如此，正如作者所说：当一种经济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和亲戚——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的经验看，经济交易留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
现在我也就明白我们公司旁边的一个几十亿的企业，老板为什么情愿给他亲戚一些钱，也不让他们去他公司上班的原因。
简而言之，没有金融，我们能够生活下去，但是有了金融，但是会让我们生活的更好。
金融读后感篇七
正如城区联社领导在推荐这本书时所说的一样，《金融道》它确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金融业员工读本，在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后，仍在为书中所阐述的那些独特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风格所感到激动和振奋。杭州广发dd一家弱势银行在短短近十年时间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造就出一连串骄人业绩的背后，所发生的让人不敢想象的事实，反映出来的许多让人信服的道理，对于我们信合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服务有着深深的启发。
员工第一
在金海滕行长的建行核心观念中，我读到这样一句话：“员工第一”。这句话在我看来有些震惊，多少有些别出心裁，这和一直众多银行提倡的“顾客就是上帝”的行为标准有些背道而驰。但他是这样理解的：“所有服务工作，都是需要员工去做的。顾客就是上帝，这就意味着员工必须去把顾客当朋友，最终去实现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而员工，是我们事业的基础，就必须放在第一位。”这句话一直也是杭州广发管-理-员工的理念，我想这正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关键，也是对“以人为本”企业理念最实际的诠释。杭州广发倡导的是真正的关爱员工，充份发挥出每一个员工自己的潜能，让朴实枯燥繁重的工作变成员工乐意的“快乐劳动”，这种快乐是发自每个员工内心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和赞许，有时一个微笑，一声赞许，可能就是别人的一支强心针。工作固然是为了生计，但比生计更可贵的，就是在工作中充分挖掘出自己的潜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得到一种成就感和乐趣，这样的成就感和乐趣就是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一部分;工作岗位所给予我们的，要比我们为它所付出的更多。如果我们将工作视为一种积极的学习经验，那么，每一项工作中都包含着许多个人成长的机会。“员工第一”推崇的是积极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做事的积极性、主动性，开拓做事业的创业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他们的事业充满勃勃生机的力量源泉。
以一颗感恩的心对待顾客
这句话也是我们张湾信用社彭刚主任经常教诲我们的一句话，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接待客户。是的，只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服务，客户才能满意接受，客户才能被感动，这种感恩是相互的，你对客户的感恩的服务最终才能换来感恩的回报。中秋前夕，一个大伯手持一张存单，到杭州广发要求办理存单质押贷款，这张存单的金额只有500元，而且他要贷的也是500元，贷款期限也仅有一个月。如果按照收入成本计算，利息收入微乎其微，银行还要付出人力成本和资料的工本费。但是杭州广发却认为这正是老百姓对银行的信赖和支持，通过做这笔业务杭州广发迅速在市民心目中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以至于后来杭州广发的人出门打的连的哥都感激不收打的费。以一滴感恩之水换来了涌泉的回报，对客户的感恩是尊重自己，也是尊重别人，这样客户才能带着美好的心情离开，而我们的工作才能更上层楼，我们的事业才能进步。什么叫优质?用心是关键，如果干什么事情不用心，那就一定是在应付。不是发自内心的工作，一定很累。我牢牢的记住了金海滕行长的一句话：一个人的价值就是感动别人，一个人的享受就是被别人感动。
细节决定成败
金融是需求的产物，它不是账面游戏。我们信用社在网点覆盖上与国有银行相比有巨大的优势，把金融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把贴切的服务和居民要求一致，顺应客户的要求，就要从一切细节做起。有时候，细节就决定了一切。
的春节，许多市民都希望兑换一些新钞做新年的“压岁钱”用，但遭到了许多银行的拒绝，只有杭州广发在接到媒体的咨询电话之后，立即成立了专项应急小组，两个小时内，一个特别的服务方案开始实施，市民不仅可以到杭州广发各个支行的柜台兑换新钞，而且还可以通过自动柜员机取到一定数量的新钞，尽最大可能的满足了市民们过节的需要，当地的媒体和老百姓无不对此事赞不绝口。为了市民们这样一个非常细小的要求，在这两个小时的背后，杭州广发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接到咨询电话15分钟后，各个部门齐聚行长室开始研究可行的服务方案，第一时间做出服务安排和承诺，第一时间从萧山、余杭紧急调用数百万元的新钞以满足供应量，第一时间解决了自动柜员机新钞不吐钞的技术问题。如果杭州广发接到这个电话也借故推托，也没什么大错，只不过也杭州广发也从此将混同于“其他的银行”，正是由于在这样的一个细节上的重视，以小事为突破口，主动跟进，才凸显了杭州广发的服务理念。这个“新钞事件”只是他们一个服务案例，优质服务只是做为他们所有员工最基本的要求，而不是最终的要求。他们把优质服务做为他们服务的底线，要求每一个员工，在对待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将服务做到优质。这就是他们注重的细节，是服务到家，而不是服务到位。
金融之道，常常在金融之外。我们信用社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金融业确实属于“弱势群体”，杭州广发金海滕行长却说：我们的起点不高，我们总行的牌子不够好，我们什么都可以选择，但唯一不能选择的就是出身。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起点是弱势而把我们的服务也变成了弱势。我想，只有树立学习增长能力的观念，在学习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同时，主动研究先进单位的经验成果，解放了思想，看到了差距，更新了观念，理清了思路，创新观念有了转变，那工作能力才能提高、服务质量才能提升、我们的事业才能进步，我想我们每个信合人也能和杭州广发他们一样，越来越好，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