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能够更好地反思和总结自己的成长和收获。在过去的工作中，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这些都将对我的未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学习心得
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著名的飞机设计大师、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两院院士顾诵芬获得了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记者：但这个奖项是对您一生付出心血的肯定。
在35年的飞机设计生涯中，顾诵芬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1、初教6、歼8和歼8ⅱ等机型的设计研发，其中主持研制的歼8、歼8ⅱ超音速歼击机，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歼8系列飞机列装部队之后，成为我军20世纪核心主战装备。
说起顾诵芬对飞机的兴趣，和他的哥哥有关，也和他童年时代的家国命运分不开。顾诵芬1930年出生于江苏苏州，父亲顾廷龙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5岁那年，父亲顾廷龙应邀去燕京大学任职，全家迁居当时的北平。顾诵芬：当时我哥哥在北京市里上中学，那个学校是德国人办的，所以一些先进的东西他们都能感受到。当时他们已经玩航模，硬纸板做的滑翔机，回来他玩我也跟着玩，兴趣慢慢就起来了。
1937年七七事变，有天早上把我炸醒了，日本飞机排得很整齐往西边去，紧接着就是炸弹响。1939年我们到上海，二战快结束的时候上海(日军驻地)经受了美国飞机的轰炸，所以我知道二战美国人之所以占优势，就是他们的空军厉害，所以航空非常重要。兴趣由此成为了志向。高中毕业后，顾诵芬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志愿都是航空系，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
但是，他的哥哥在17岁时因伤寒去世，为了陪在母亲身边，顾诵芬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顾诵芬：交大正好有个航模俱乐部，有杂志有材料，还有人能互相交流，这样越搞越有兴趣，所以总想搞自己的飞机。参与研制歼教1成为周总理所说的“无名英雄”1951年，顾诵芬离开上海，来到北京加入到新中国刚刚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中。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飞机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的带领下，26岁的顾诵芬与其他100多名年轻人开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夜以继日工作，他们要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
1958年7月26日，历时近两年研制，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这也是顾诵芬首次参与设计的机型。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叶剑英元帅为首飞仪式剪彩。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顾诵芬自然是无名英雄之一。
瞒着家人亲自上天找出歼8问题症结。
一提起顾诵芬，人们就会想到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战斗机。起初，歼8总设计师由黄志千担任，顾诵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不幸的是，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顾诵芬：压力很大，歼8上天的前一天晚上，我做噩梦，惊醒了。担心，害怕摔了，我这责任太大了。1969年7月5日，歼8完成首飞，试飞员尹玉焕驾驶着歼8飞机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后安全降落。
顾诵芬：我跟飞行员说尽量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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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顾诵芬先进事迹心得
北京，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院内，一条500米的路，顾诵芬从60多岁走到了90多岁。
现在的顾老虽已92高龄，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仍然坚持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室。
500米，40分钟，顾诵芬始终不疾不徐、沉着平和。他记得，从前的自己经过这条路时，“走路都带风”。
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1964年，中国开始自行设计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清晨，在沈飞试机跑道的一端，歼-8英姿勃发地停在那里，等待着起飞的命令。上午9点半，试飞员尹玉焕驾驶歼-8飞机在跑道上疾速滑行，拉杆爬升，直冲蓝天，飞至3000米上空，做平稳欢快地盘旋，动作矫健而轻盈。“飞行正常”，塔台的话筒里传来尹玉焕的报告。飞机在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后，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歼-8首飞成功了!正式宣告终结了中国不能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202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此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91岁的顾诵芬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顾诵芬谈到这至高荣誉时这样说。
得知顾诵芬先生获此荣誉后，许多新一代的航空人对顾诵芬讲出深情祝愿。“顾总是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沈阳所总设计师孙智孝说。“顾院士是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沈阳所一代代航空人不负众望，注重创新，信念无比坚定，力量无比强劲。”沈阳所副所长左林玄说。“从老一辈的设计师身上，我看到了勤奋、钻研、严谨、忍辱负重、勇于担当的品质，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舍小家，为大家，远离名利，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个人最大的牺牲。”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说。
顾诵芬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一套木桌椅、两个旧沙发是这件屋子仅有的活动空间，剩下全被各式书籍和资料填满。在这片“书的海洋”里，顾诵芬仍然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其中不乏有他主编的丛书。
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心得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顾诵芬日前获评《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顾诵芬是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感动中国》节目在给他的颁奖辞中说到：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
北京，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院内，一条500米的路，顾诵芬从60多岁走到了90多岁。
现在的顾老虽已92高龄，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仍然坚持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室。
500米，40分钟，顾诵芬始终不疾不徐、沉着平和。他记得，从前的自己经过这条路时，“走路都带风”。
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1964年，中国开始自行设计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清晨，在沈飞试机跑道的一端，歼-8英姿勃发地停在那里，等待着起飞的命令。上午9点半，试飞员尹玉焕驾驶歼-8飞机在跑道上疾速滑行，拉杆爬升，直冲蓝天，飞至3000米上空，做平稳欢快地盘旋，动作矫健而轻盈。“飞行正常”，塔台的话筒里传来尹玉焕的报告。飞机在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后，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歼-8首飞成功了!正式宣告终结了中国不能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202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此次大会上，书记为91岁的顾诵芬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顾诵芬谈到这至高荣誉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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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感悟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研究我国航空工业建设问题时提出，国家准备5年内拿出60亿斤小米用来支援发展航空工业。60亿斤小米，按当时的物价算大约是5.35亿元人民币。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没有制空权的国家必然遭受侵略”，就算一穷二白，中国航空工业还是在抗美援朝的硝烟中艰难起步了。
1951年，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顾诵芬来到北京，加入刚刚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中。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继续北上。在沈阳，他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新征程。
对年轻的顾诵芬来说，离家北上建设航空工业，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在践行他从小的理想。多少年过去，“七七事变”爆发后频繁出现的飞机轰炸声，总是在他的耳边回荡。“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顾诵芬坚定地说。从此，他在高考志愿上填报3所大学的航空系，是因为这份初心;大学毕业后，投身航空工业一线，也是因为这份初心。
到沈阳后，顾诵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1。在这之前，中国航空曾迎来一批苏联“老师”。可他们的“课程”里，只有如何制造飞机，并不教我国如何设计飞机。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脉在人家手里，这怎么能行?但自行设计，就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
按照时任沈阳飞机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的方案，他们要设计的喷气式飞机需要从两侧进气，而不是用机头进气。这在国内根本没有先例。准确说，那时我国在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上完全空白。而作为气动组组长，顾诵芬在大学时就没接触过喷气式飞机。因此，在听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国外文献后，他立刻动身来到北京。为了不影响学生白天使用资料，他借了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跑北航查找抄录资料，整整跑了一个星期，自行车前叉在土路上都颠裂了。就这样，靠着硬“啃”国外资料，顾诵芬最终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
歼教-1首飞成功后，几乎是无缝衔接，顾诵芬又通过完成我国首型初级教练机——初教6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建立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随即又在国内首次建立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但在1978年之前，顾诵芬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虽然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早在1958年7月26日就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并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还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顾诵芬和他的同事们从不畏惧做无名英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到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他却总是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感悟
20__年8月6日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意大利队获得冠军，英国队第2个冲过终点线。
由汤星强、谢震业、苏炳添、吴智强组成的中国队用时37秒79完赛，仅以0.09秒的微弱差距落后加拿大队，排名第四无缘领奖台。
不过比赛结束后数日，国际检测机构便宣布，作为英国接力队成员之一的乌贾，其a瓶尿样检测结果为阳性，而相关样本是在接力决赛后收集的。
之后乌贾申请了b瓶检测，但去年9月中旬公布的结果显示，他b瓶尿样仍为阳性。两次阳性的结果，意味着乌贾的兴奋剂检测样本中含有违禁成分。
国际检测机构随即将该事件转交至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反兴奋剂部门。该机构将裁定乌贾是否构成兴奋剂违规，以及英国队的接力银牌是否会被收回。
经过约5个月的等待，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终于公布了相关结果。如外界所料，乌贾被认定兴奋剂违规，英国队的成绩也被取消。
东京奥运会上，除了参加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外，苏炳添还在男子100米半决赛中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排名第一进入决赛，成为我国首位进入男子100米决赛的运动员，最终排名决赛第六。
感动中国顾诵芬事迹心得
顾诵芬是享有盛誉的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他组织攻克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核心技术，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主持研制的型号开创了我国歼击机从无到有的历史，牵引并推动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培养了大批院士、专家等领军人才，极大地支撑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型号研制。
顾诵芬是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他主持了歼教1、初教6、歼8、歼8ⅱ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奠定了我国亚音速飞机和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基石，推动了我国气动力研究、设计基础手段建设发展。
1930年2月4日，顾诵芬出生于江苏苏州。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那时的飞机轰炸声成了顾诵芬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日本飞机频繁在头顶上空盘旋，炸弹爆炸震得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经历过这样的日子，顾诵芬说:“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就这样，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埋下了。
顾诵芬10岁生日时，叔叔顾廷鹏买了架航模飞机送他，他视若珍宝。父亲见他这样喜欢航模，便也买了一架给他。最初的航空梦想，便从小小的航模上诞生。此后，他先后求学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航空武器装备是现代战争的首战装备、决胜装备。建立独立完整并能与西方列强比肩的航空工业，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1951年，顾诵芬毕业后分配到航空工业局。当年正值抗美援朝的困难时刻，党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国家拿出“60亿斤小米”建设航空工业，航空工业局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这一年，21岁的顾诵芬便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于1956年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感动中国吴天一事迹心得感悟
6月17日9时22分，他和战友聂海胜、刘伯明乘坐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火箭的托举下飞向太空。
这是汤洪波的首次太空飞行。
汤洪波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小乡村，从小听着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长大,心里早早种下一个英雄梦。
1995年秋，校园里的一纸招生通告让汤洪波心潮澎湃：空军招收飞行学员。
“我要守卫祖国的蓝天。”体检、考试、政审，一路“过关斩将”后，汤洪波顺利被录取。
可入学后，汤洪波遭遇了学业上的“拦路虎”——体能成绩班里垫底。如果体能通不过，就会被淘汰。怎么办?一个字，练!汤洪波每天风雨无阻，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一年后，他的体能成绩从垫底“跑”到了优秀。
“我一直加倍努力，争取实现更大进步。”汤洪波说。
空闲时，他总是拿着飞机模型一遍遍比划起飞降落;夜深人静时，他还在脑子里一次次“演练”操作飞行，琢磨眼手脚如何更好地协调。就这样，他的飞行成绩经常获得满分，战友们都评价他是“教科书式的飞行员”。
毕业时，队长跟他进行了这样一番对话。
“选择飞直升机还是战斗机?”
“战斗机!”
“你选择留在内地但飞行次数少的地方，还是偏远但飞行次数多的大西北?”
“飞行员生来就是要飞行的。”汤洪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北大漠。
20__年，我国开始选拔第二批航天员。此时已经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的汤洪波义无反顾报了名，并于20__年成功入选。
“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汤洪波说。
天空太空，一字之差，却是巨大的跨越——航天员要完成体质训练、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等8大类上百个课目的训练。这些训练既挑战学习能力，更挑战生理与心理极限。
20__年12月，汤洪波梦想成真，入选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乘组。
可模拟失重训练，一度是汤洪波“迈不过去的坎”。
“训练服加压后像一艘人形飞船，硬邦邦地套在身上，限制了四肢的活动。”汤洪波说，“刚开始，我一穿上训练服，心里就特别烦躁，恨不得马上出来。”
那段时间，汤洪波寝食难安。“训练都完成不了，还谈什么飞天呢?”他心里暗暗自责。
起初，汤洪波不敢把这种自责和痛苦告诉家人和同事，怕大家替他担心。后来，他请教执行过出舱任务的刘伯明，并且请工作人员把训练服的温度尽量调低，让心情冷静下来。经过多次训练后，他终于越过了这道难关。
“经历过这些极限考验，以后哪怕再难再苦，也都能扛过来。”汤洪波说。
对于这次飞行任务，汤洪波很有信心。他说：“首先，我一定要确保每个步骤都零失误。其次，保证每天身心健康，以免让地面的工作人员担心。”
一路走来，妻子夏宜一直给予汤洪波支持和鼓励。
来到航天员大队后，大量的学习训练使得汤洪波没空照顾家庭，夏宜独自一人边工作边带孩子，从不给他拖后腿。
夏宜在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服工程室工作，她参与了这次任务舱内工作服的研制过程。
“航天员在我心中，航天员的安全在我手中。这是航天员中心科研人员对航天员的庄严承诺，也是我最真挚的祝福。”夏宜说。
妻子爱写毛笔字。这次汤洪波上太空携带的个人物品中，有妻子贴心制作的小卡片，上面写满寄语。
儿子是名中学生，从小就崇拜爸爸，立志要当飞行员。这次出征前，儿子郑重地对汤洪波说：“爸爸，你要安全回来。”
感动中国人物事迹心得体会感悟
“共产党处处都是为人民办事的，为国家昌盛办事的。只有跟着共产党，进一步受党的教育，使自己为党、为人民做点工作。”
今年95岁的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张富清，这样讲述着自己的入党初心。
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张富清舍生忘死，只要部队一有突击任务，就报名参加。翻城墙、缴机枪、炸碉堡……越是艰险，越要向前。敌人的子弹和弹片，掀起过他的头皮，灼烧过他的腋下，撞碎过他的牙齿，但击不穿他为人民求解放的信念。
什么都不说，祖国知道我。
在看不见硝烟的建设和改革年代，张富清公忠体国，响应组织号召，脱下军装，收起奖章，直奔当时湖北最艰苦、最边远的恩施来凤，一干就是三十年。
时局艰难时，他以身垂范，动员妻子下岗;忠孝两难全时，他坚守岗位，没奔母丧成为毕生遗憾;改革开放时，他殚精竭虑，破除陈规桎梏……在同事眼里，他勤劳肯干，任劳任怨，不矜不伐。
或许在一般人看来，为国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老革命，忘我工作、公私分明的老干部，应该好好歇一歇。
工作上离休了的张富清，在思想政治上没有离休。他时刻铭记着自己老党员的身份。
当他认为自己不能再为国家贡献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少索取。88岁截肢的他，拒绝在轮椅上被照料，靠着一条腿和假肢、支架重新站了起来;白内障手术期间，明明可以给自己安一个好的晶体，他却选了最便宜的一款;明明没人会动他的药，但他每次都将药瓶锁上，生怕别人挪用他全额报销的一粒药。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张富清的伟岸，不止在少年从戎时屡立战功，也在中年转业后恪尽职守，还在晚年离休间奋进不息。
张富清曾说，战场上决定胜败的关键是信仰和意志。
的确，在人生的征途上，因为信仰，他也一往无前。
感动中国吴天一事迹心得感悟
1958年，年仅23岁的吴天一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高原建设青海。当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来到青海，吴天一发现这些建设者都不同程度有心慌、头疼、胸闷等高原反应，有的甚至因此献出了生命。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迫切地想要医治好这些身体有病痛的高原建设者。
然而，高原病当时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还尚属空白，吴天一摸着石头过河，经过长期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但是具体的发病原因以及相关应对之策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一研究，就是60多年。
“守护好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健康是吴天一的初心，也是他一生的价值追求，正如他所言：‘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高原医学研究。’”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晓东在宣讲会上说。
据李晓东介绍，在超过半个世纪的高原医学研究生涯中，吴天一院士常年与高山、冰川、雪地、草地为伴。“60多年来，他不仅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安第斯山、落基山、天山、帕米尔和喜马拉雅等地进行了长期的综合考察和探索”。
1979年至1992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10余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村。每到一个地方，吴天一就问哪里的海拔最高。在他看来，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去高、偏、远的地方，不落下一户一人，才能准确掌握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
1982年，吴天一在进行高原病大调查时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当时他乘坐的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因山体陡峻、路面湿滑，吉普车发生侧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机血流满面，幸而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事后吴天一回忆说。
在开创和发展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过程中，吴天一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全身14处骨折，40多岁双眼患上严重的白内障，耳朵鼓膜被击穿，年事渐高后，心脏还装了起搏器。
60多年来，吴天一院士及其科研团队推动我国高原医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所创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作为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于20__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为高原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也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
今年已经86岁的吴天一坦言：“现在我年纪大了，主要责任是带好我的团队，培养好年轻的接班人”。
王晋说，吴天一院士常常勉励他们——“时代在召唤、祖国在召唤、青海人民正展开双臂欢迎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走进大地，走进生活，你就一定会成功”。
过去，由于文化差异，牧民们忌讳抽血化验，吴天一穿戴上毡帽、皮袄、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牧民就亲热地拉他坐进了帐篷。
“吴天一院士正是以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职业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年轻一辈。就像院士所说，年轻一辈生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度，拥有伟大的使命和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更应该珍惜这些机会，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中。”王晋说。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顾诵芬事迹
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
昨晚8时，《感动中国20__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盛典以“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为核心主题。彭士禄、杨振宁、顾诵芬、吴天一、朱彦夫、中国航天人、苏炳添、陈贝儿、张顺东李国秀夫妇、江梦南当选为《感动中国》20__年度人物。
苏州籍两院院士顾诵芬名列其中，在他的颁奖辞中这样说道：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
顾诵芬是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航空战略科学家。他建立了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体系，开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持续开展航空战略研究，为我国航空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去年11月3日，20__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召开，顾诵芬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30年，顾诵芬出生于苏州的一户书香世家，祖上系有着“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美誉的苏州名门唯亭顾氏。他的父亲顾廷龙是我国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5岁那年，父亲顾廷龙应邀到燕京大学任职，顾诵芬全家迁居北京。顾诵芬少时便立志航空报国，高中毕业后，他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攻读航空工程系。1951年大学毕业后，顾诵芬毅然投身新中国刚刚起步的航空事业，此后的30多年间，在基础全无、经验空白、人力缺乏、设备掣肘的境况下，顾诵芬先后参与或主导设计研发了“歼教1”“歼8”和“歼8ⅱ”等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机型。
多年来，顾诵芬院士始终关心、关注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20__年5月，市科协专程拜访看望顾诵芬院士，他亲笔寄语苏州：“科技创新，引领苏州高质量发展。”去年10月，市科协、姑苏区科协等共同为远在北京的顾诵芬院士寄去了精心准备的重阳礼物。顾诵芬院士亲笔致信表示感谢：“家乡如需我做什么，我当尽力为之。”寥寥数语间，尽是心系桑梓的拳拳深情。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顾诵芬事迹【】
我出生在祖国饱受凌辱的上世纪30年代，“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不到三个星期，我第一次经历了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那时候日本飞机列队地往西飞，炸弹爆炸不仅是声音大，而且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也没有防空知识，所以赶紧从屋子里出来往院子里跑。幸好我们的邻居，他刚从德国回来，他在德国经过了防空训练，他就立刻喊“别往外跑，赶紧在屋里，躲在桌子底下”。所以经历了这一场以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边就埋下了，没有防空力量将来受尽人家欺负，所以暗暗地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一个堂叔叔，为了祝贺我十岁生日，送了一架橡筋动力的杆身航空模型小飞机，但是这个飞机不是很结实，飞几次就坏了，我父亲看我这么喜欢飞机，他带着我到上海，那时候解放前的上海，一家航模商店。那个商店是香港人开的，所以那个航空模型跟它的材料都是进口的，当时那个店主拿出一架一米翼展的橡筋动力的航模，就从柜台上起飞，撞到天花板下来还能继续飞，我看了非常热爱。我父亲看到我这样的情况，就咬咬牙给我买了一架，那时候好多块钱，回家以后我们的亲戚都议论，说我父亲对我太惯了。
这个飞机拿回来以后，天好的时候，就在外面飞，下雨就在屋子里飞。当然飞飞撞撞的，飞机就坏了，坏了就自己修。但是有一些问题不好解决，它的机身结构是用轻木条粘起来的，那轻木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的，都是进口，那怎么办，我就只能用火柴杆来替代粘起来。胶水那时候也没去买，但是知道是用胶片在丙酮里边化开以后，凝固了就可以当胶水用，而且干得很快，这样我就用这东西补飞机。飞机的蒙皮又要薄，而且很结实、韧，那么这纸我们家有，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看古书，有的重要的他要用这种纸描下来，所以这样粘下来，我慢慢就能自己修理那个航空模型。再加上我父亲给了我一套不全的《小学生文库》，那里有一本，那是三十年代专门讲航模的书，我看了很感兴趣，反复地读，所以这样我对航模慢慢就钻进去了。每年的寒暑假，我的时间大部分消磨在做航模上。
到高中毕业，那时候是要上大学了，我考大学呢，选了三个学校，都有航空系，一个是浙大、一个是清华、一个是交大，很有幸都考上了，但是我母亲怕我远离上海的家，因为我们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孩子，所以不赞成我去浙大、清华，最后就是进了上海交大。
到我要毕业的时候，1951年初，那个时候我们正碰上抗美援朝，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所以国家决定要建航空工业。那么我在1951年初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系主任跟我说过是不是你就留在交大吧。我跟母亲一说，母亲当然高兴，但是当时国家的形势建设是急需的，是放在首位。所以当时把上海的大专毕业生都集中在交大学习了一个多月，学习的主要题目呢，就是怎么样为人民服务，怎么能毕业以后服从分配，参加国家的建设。
当时就也不管我原来答应留在上海，叫我立刻上北京，所有交大航空系毕业生三天之内离开上海到北京报到。我是愿意出去走走，我不愿意在学校教书，但是对我母亲刺激太大。三天以后，按规定坐了火车去北京，当时我父亲跟母亲都送我上车站。可是回来以后，后来我父亲写信告诉我的，我母亲晚上基本上睡不着觉，经常是坐起来拉开窗帘看看外面，想我是不是有能突然回来的这个机会。由于她不断地在想我，引起了很大的思想负担，我父亲想了个办法，给她安排在图书馆里做抄写工作，希望能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是最终也没有办法，最后就转入了抑郁症，后来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抑郁症，1967年去世了。所以对这个事儿我是感到很后悔，我为了搞航空把我母亲给牺牲了。
到1956年的时候，国家的号召向科学进军，那么航空工业也考虑到要搞飞机设计。当时我的领导一个是徐舜寿同志，还有一位黄志千同志，他们俩当然是积极支持，积极地建议国家要赶紧建自己的飞机设计室。因为我们当时跟苏联的关系，苏联只是保证我们能制造出飞机来，而不告诉你怎么去设计飞机。他给我们制造的飞机呢，基本上是他要退役的飞机，没有新的东西。另外一点他们比较霸道，就是给我们制造的飞机，我们觉得不合适的要改，他也不同意。那么受到这些影响以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自己干自己的飞机，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不能听从国外的。当时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你们建立设计室是可以，必须跟飞机工厂、制造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那个设计室必须建在沈阳，我当时也很愿意搞设计的，所以我没有任何负担地就从北京到了沈阳。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顾诵芬事迹
他的故事远不止一架飞机，他用一生的时间见证和书写了航空救国、航空报国、航空强国。中科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空气动力学家顾诵芬今天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
顾诵芬和飞机的缘分始于青春。小时候去燕京大学工作的父亲搬到了当时的北平。日军轰炸中国29军北平营地的记忆至今清晰——满天压得人睁不开眼睛的轰炸机从头顶飞过，投下的炸弹看得一清二楚，玻璃窗被冲击波震碎。那时，顾诵芬便立志要保卫中国的蓝天，将来不再受外国侵略，早早地把航空报国的梦想埋在心里。
小学毕业后，顾诵芬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就读。他一直对飞机模型感兴趣，父亲也从上海开明书店买了一批关于航模制作的书。梦想和兴趣坚定了他的方向。高中毕业时，顾诵芬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都被录取了。最后，他选择上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大学四年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养成了严谨的科研习惯，学会了探究方法。大二时，顾诵芬修读了航空工程系教授季文美先生开设的两门基础课。在课堂上，季先生只突出基本概念，联系工程实际，用实际问题引导学生探究、运算、寻找解决方案。这些训练为顾诵芬将来成为工程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国防建设急需理工见长的大学生，不少优秀的交大学生投身于国家工业建设，顾诵芬也登上北上火车投身航空事业。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使用的飞机几乎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制造的，只能原样复制，对设计原理一无所知。那时顾诵芬已经意识到，模仿而不是自己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中，我们没有任何主动权。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成立。首要任务是设计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教练机歼1，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没有任何指导和参考文献，经验、技术和设备材料极其匮乏，但他展示了交通大学的技能，一点一点地解决了问题。
当时没有复印机，就买了描绘纸，三角板，曲线板描绘，花了一个星期基本解决原理问题;后来医务所废针管的不锈钢细头焊接在铜管上，然后用薄铁皮做整流罩做风洞实验...在这样一个贫穷的环境下，经过两年的发展，歼1首飞成功。
从那以后，他先后参与了歼教-1.初教-6.歼8和歼8ⅱ等机型的设计研发，并肩负起歼8和歼8ⅱ总设计师的重任，在那些特殊的岁月里，顾诵芬和同事们克服了巨大的压力，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歼8战斗机首飞，但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振动强烈。为了找出问题，作为一名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非专业人士，顾诵芬不顾危险和他人劝阻，三次乘坐歼教六，跟随歼8飞行，直接跟随试验飞机观察气流。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过载，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抖震的问题。1985年7月，歼8全天候设计定型，同年10月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别奖。
1986年后，离开飞机设计岗位的顾诵芬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飞机主动控制技术的研究上，促进了国产大型飞机的发展。他努力推动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的建立。顾诵芬在参加运-20试飞评审时，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直肠癌的症状，身体极其虚弱。但在后来的手术住院期间，他还叮嘱资料室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重要资料甚至翻译好，供学生和年轻技术人员阅读。
多年来，他仍然关心母校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时，作为特班班主任，为首届36名硕士生开设了第一课。他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航天科技战略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型飞机出版工程》主编...此外，顾诵芬还积极参与思源校友年度捐赠项目，为校园建设和帮助学生慷慨解囊。
如今，这位风华正茂的航空英雄经常出现在办公室或会议室。他仍然活跃在第一线，关心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