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故事简短 《红军长征的故事》读后感优质

长征是一个奇迹，长征是一座丰碑，红军长征的故事是伟大的，长征的精神是永存的。下面就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红军长征小故事精选，希望大家喜欢。

(一)

1934年9月，红军为了做好战略转移准备，开始拟定随军行动人员名单。想要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必须先经过体检关。

和董必武结婚才两年的陈碧英，对丈夫的感情很深，压根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留下来，然而，由于她的身体条件不达标，且有孕在身，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

陈碧英如何舍得与丈夫分离，哭着央求董必武去帮她求情，让她一起参加长征。董必武没有答应陈碧英的请求，劝她接受组织的安排。

可在两人告别时，董必武又是那样依依不舍。陈碧英眼泪汪汪，手帕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董必武实在忍不住了，狠狠心坚决把她劝了回去。

陈碧英从此下落不明。对于董必武与陈碧英，这一别，就是一生。董必武把爱妻临别时送给他的手电筒视若珍宝，一直带着它走完长征。

不难想象，在董必武的心头，有多少对妻子的愧疚，有多少对妻子的思念。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他只有独自忍受思念的痛苦，在革命的路上奋勇前进。

(二)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中央决定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

吴仲廉随丈夫曾日三调入红9军，任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已经怀有8个月身孕的吴仲廉，不久后在张掖西北的临泽县生下了一个男孩。此时，曾日三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和虚弱的妻子根本无暇照顾。

1937年3月14日，在康龙寺南石窝附近，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被迫决定：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会合。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向西行进了几天后，为便于主力机动，决定成立一支干部支队，由毕战云任队长，曾日三任政委，与主力分开行动。吴仲廉也在这支队伍中。干部支队离开主力后，多次与敌人遭遇。一天傍晚，当他们到达北川门时，马家军骑兵像海啸一样汹涌袭来。为了掩护伤病员和妇女突围，政委曾日三亲自担任火力掩护。因寡不敌众，部队陷入敌人的紧密包围之中。

敌人凶狠地嚎叫着：“当官的出来，否则统统杀掉!”曾日三挺身而出，他一边高呼“红军万岁”,一边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

目睹丈夫壮烈牺牲,吴仲廉心如刀绞。被敌人俘虏后,她仍然坚持斗争。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从南京晓庄“反省院”营救出狱。

(一)

英国作家李爱德和马普安，曾专门去寻找贺子珍留在长征路上孩子的下落，并在《两个人的长征》中详细记下了找寻的全过程，但是最终只能写道：“这个谜至今仍未解开”。

(二)

在长征途中，曾玉是另一个在战火中生下孩子的女红军。

曾玉是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本来不在长征的名单中。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红军，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丈夫。竟然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了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编外成员。

因为是“编外”，曾玉没有口粮和装备，只能凭着一名战士坚强的毅力，和战友们对她的接济苦苦支撑。

部队在翻越老山界时，正遇追兵迫近，曾玉肚子疼得厉害，马上就要生了。董必武找来担架抬着她走，可没走多远，抬担架的民夫在遭到敌人袭击时放下担架跑了。曾玉只好骑上钱希均找来的马，颠簸中，鲜红的血顺着她的腿流下来，把马鞍上垫着的被子都湿透了。

追兵越来越近，女红军们只好把她从马上扶下来，搀着她走。可是经过一路颠簸和惊吓，曾玉怎么也走不动了。大家架着曾玉一步一个血印朝前走，想找一个稍微安静和安全点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但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几个女红军只好找来一把枯草，把曾玉围起来。孩子就出生在了这把枯草上。

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女红军们只能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人不仅是母亲，更是一位战士，纵然有千般不舍，也只能含泪前进!

(三)

1936年，红四方面军第3次过草地时，妇女干部李金莲就要生了，草地一望无垠，妇女部的工作人员只好在距离大部队行军道旁不远的地方围成一个圈，李金莲就在这个圈中生下了孩子。

孩子生下后，大家你扯一块衣襟、他凑一块布，勉强把孩子包裹起来，走出了草地。

李金莲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经过了多么大的痛苦，才生下孩子，面对自己的亲骨肉，她如何能舍得把他送人。

但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她别无选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只好含泪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把心头肉舍掉的那种痛，比流血割肉更要疼上百倍!

1934年，刘湘围攻川陕苏区。红军撤离时，红军战士李中权的9个家人，因恶霸的报复被迫全部跟着红军长征。

李中权虽然与母亲同在长征队伍中，但只有过3次短暂的相见。三别母亲，最终阴阳相隔，令李中权抱憾终生。

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春天，李中权在通江遇见母亲，当时两人都已经知道李中权父亲的死讯，但都在向对方隐瞒。由于身有任务，李中权匆匆离开了母亲。

第二次见面是在1936年3月，李中权在宝兴县意外遇到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高兴地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好像永远看不够似的。

李中权看着才40多岁就已生出许多白发的母亲，热泪盈眶，找来傅连暲医生给母亲看病。一家人彻夜长谈，为了牺牲的家人抱头痛哭。

第三次见面是在1936年5月，李中权当时任大金川独立第二师政委。他带一个排到东边红一团检查工作，路上，在丹巴东边遇见了母亲，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李中权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这时，通信员提醒我说：‘政委，我们的队伍已经走远了。’我看着已经远去的队伍，想到就要与母亲分别了，心如刀绞。我对母亲说：‘娘，你还是在这里养养身子再走吧。’母亲听后无力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这时，通信员看看我，说：‘政委，要不就把我留下来照顾大娘吧!’通信员的话真让我有些动心了。

红军长征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和奇迹,是中华儿女一部不朽的英雄史诗。下面是本站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红军长征故事精选，供大家鉴赏!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

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我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县城，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坐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次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疼。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犯人”，他被押解着走完长征路，虽然备受煎熬，但仍然乐观豁达，积极参加宣传工作，后经周恩来解救才重获自由。

他，就是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曾任全国人大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

失去自由

1933年8月，廖承志离开上海，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敌军密码破译法手册，化装成码头工人，从重庆转到成都，同四川省委罗世文一起，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经过一番周折，在3个星期后，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以“何柳华”的名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先后任川陕苏区省委、工会宣传部部长，1934年初，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那时的他年方26岁。

1931年起，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他以“肃反”为借口，采取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任意捕杀党和红军干部，给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设造成很大损失。年轻的廖承志勇敢地批评张国焘的错误，遭到张国焘的打压批判。本来张国焘对廖承志带着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来就心怀不满，因为中央在信中批评他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

1934年9月，张国焘等人在四川巴中县川陕省委驻地后的娘娘庙里，对廖承志进行审讯。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廖承志被强加上“特务”的罪名，开除党籍，囚禁起来内定“枪决”。从这之后，廖承志便失去了自由。

幸免于难

长征路上，作为“犯人”，被押着随军长征的廖承志的处境更是困难重重。他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折多山，又艰难地走过茫茫的藏族游牧区——甘孜。不仅饥饿、寒冷、劳累折磨着他，“戴枷”长征的痛苦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但他始终坚信党，坚信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坚信自己一定能获得自由，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精神。

廖承志多才多艺，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工作一丝不苟。在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工作时，廖承志被抽去搞新闻台工作。他懂英、日、法、德、俄等语言，每天负责把外电翻译成中文。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译6000多字的电文。

1935年，在四川境内，廖承志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偶遇周恩来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相继进入甘肃、宁夏。时任副主席的周恩来一直打听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的消息。一天，在去宁夏同心县预旺镇的路上，周恩来偶然碰到被保卫部门看押、随队行军的廖承志等人。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心情万分激动。周恩来是1920xx年认识廖承志的，那时他年仅16岁，还是个学生。与周恩来一别20xx年，如今他却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犯人”。在这种情况下，廖承志不知如何是好。

据廖承志回忆，当时他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我正在犹豫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到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

张国焘本来当晚想处决廖承志，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斗争艺术高超，才保护了革命烈士的后代，也为共和国保住了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经周恩来解救，廖承志重获自由，于1936年12月抵达陕北保安。

作为“犯人”参加长征这段特殊的经历没有使廖承志沉沦，他满腔热情地担负起外电翻译工作。1937年4月，他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参加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杂志，为办好党报、党刊和通讯社做了大量工作。

1920xx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万人。在世界政党史上，很难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

照片上的这两位年轻人，是来自英国的李爱德和马普安。他们是重走长征路的众多中外长征爱好者中的两位。20xx年7月，他们决定效仿一下当年红一方面军红四团从安顺场奔袭泸定桥的速度，因为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疑惑：一昼夜240里!24小时之内，一支队伍怎么能够长途奔袭这么长的距离呢?结果，他们晚到了13个小时。李爱德解释说，“实在是太困了，我们在中途的磨西镇休息了一个晚上。”他们不知道，且不说这晚到的13个小时，即便是他们真的在一昼夜内赶到了泸定桥，和当年的红军奔袭也依然没有多少可比性。红军当年走的崎岖山路现在已经变成了平坦的公路。红军还沿途作战两次，消灭了一个营的川军，而现在自然也不会有人来阻挡他们的赶路。

1934年11月26日，一个年仅14岁的红军小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冒死写下了这句标语，当时他还不知道，为实现这句誓言，他的战友们将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湘江战役，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战役，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牺牲者中，就有红34师师长。

湘江边7天的恶战，使红34师从8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虽然完成了掩护主力渡湘江的任务，但红34师也被敌人阻截在湘江南岸，陈树湘向全师发布了最后的命令：寻找敌兵薄弱的地方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最终，在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红34师全师尽没，陈树湘也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被敌人搜获。

石马神村，位于通往道县县城的官道旁。当年，国民党民团士兵就是经过这里，抬着受伤被俘的陈树湘去邀功请赏。这座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小庙就是陈树湘牺牲的地方。

断肠，通常作为一种形象的说法，被人们用来形容极度痛苦。然而，对于陈树湘来说，这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是一种崇高的选择，他选择用这样悲壮的方式实践自己的诺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晚年的张学良曾经回忆，当年和红军作战失败后，他曾经同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问自己的将领，谁能在缺衣少食、围追堵截中把这样的队伍带出来，而且依旧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强悍的战斗力?还不早把人带跑光了?红军为什么打不散，散了还会回来，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每一个兵，都信仰他们的主义。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求生存谋解放的一部最威武雄壮的英雄史诗。有不少人喜欢收集在红军长征这段时期发生的故事，下面就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收集的红军长征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在与敌人的一次激烈战斗后，周天浩突然得了伤寒，发起高烧。因为部队马上要投入新的战斗，周天浩被送到15公里外的临时后方治疗。由于缺少药品和足够的休息，他的病情很快就加重了。那几天周天浩一直高烧不退，大部分时间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

等周天浩清醒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大娘家的炕上。周天浩一脸茫然，以为自己在做梦呢，忙问大娘怎么回事。原来，当天夜里后方部队紧急转移，把他就地安置在大娘家里，他已经在这里昏睡5天了。大娘对周天浩说：昨晚给你喂了辣椒汤，后半夜出了一身大汗，看来是挺过来了。周天浩心里明白，大娘照顾自己担着很大的风险，敌军随时会来，如果被发现，她会受到连累。看着大娘熬红的眼睛，周天浩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心想这条命是大娘给他拣回来的。

周天浩当时身体还非常虚弱，但心里牵挂着队伍，就决定到外面看看情况。大娘不肯让他出去，说怕他暴露，而且他的病刚刚好，怕再着凉。周天浩再三恳求，大娘才同意陪他一起出去探探风。临近中午时，有老乡跑过来，说有队伍过来了。由于不知是什么队伍，他们都很紧张，大娘劝周天浩躲一躲，他们就藏在老乡家向外张望。远远有3个人过来，看样子不像敌人，待走近一看，正是周天浩他们连的战士，其中一个还是他们班的。战友相见，说不出的激动。原来他们连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正在执行牵制敌人的任务，马上就要过来。不到一个钟头，连队果然上来了，连长和指导员也到了。虽然当时情况比较危急，但看到部队回来，周天浩和大娘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次要长途转移，战友们坚决要带周天浩一起走。周天浩也早想归队了，可身体太弱了，一动就浑身冒虚汗，根本跟不上队伍。他怕拖累大家，就表示先留下，待好了以后再追队伍。连长和指导员坚决不同意落下他，他们商量后，决定派人去找毛驴驮着周天浩走。

当地老乡养毛驴的很多，他们想雇用，老乡听说是红军，坚决不要报酬，路上还给他们引路。第二天，又换了一个老乡牵着毛驴来驮周天浩。这样，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有老乡用毛驴驮着他送一程。那些天，部队边行军、边作战，地面上有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围堵，天上有敌机扫射轰炸，但战友们从没有嫌周天浩是累赘，是包袱，老乡们也没有丢下他不管。周天浩连续骑了五天的毛驴，才能下地与战友们一起行军。

小董是个红军女战士，1935年随红军长征来到金沙江的时候，她才13岁。在金沙江畔，就远远地能看到一座很白很白的山。有人说这是棉花山，有人说是雪山，也有人说是白糖山。走近了一看，原来是一座好高好高的大雪山!

小董她们这些小兵可高兴啦，当时正是阴历四、五月份穿单衣都热，看到山上全是雪，心想到了山上去凉快凉快，那多舒服呀!

第二天，部队向雪山出发了。到了雪山底下，有一条小河。因为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泡着很厚的树叶和杂草，所以水是黄的。当地人说这是“仙人茶”，可是，喝下去却是又苦又臭。

上山了。向导让每个人用毛巾把头包起来，只留下眼睛看路。开始，天气还很热，大家的兴致很高，都想早一点爬到山顶，看看是什么样子。走到半山腰，开始起风了，冷风瑟瑟，草枝枯干，像秋天一样;再往上走，太阳就没了，雪花飘飘，满山银白，积雪不知有多厚，就像进入了冬天一样。山上高低不平，雪洞很多，一不小心，掉到雪洞里，就很难救出来。不知是哪个连队的一个男同志摔到雪洞里去，大家费很大力气，才把他拉出来，他的手脚和脸都被冰块扎得血淋淋了。

下到半山腰，头才慢慢地轻松了些，呼吸也渐渐地均匀起来。

1934年10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进入贵州的石阡境内，受到国民党湘、桂、黔军的重重包围。10月16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为掩护军团主力转移，主动暴露自己，把敌人引向困牛山。由于敌众我寡，弹尽无援，被逼绝境，为不当俘虏，百余红军战士飞身跳下70多米高的山崖——虎井沟，绝大多数壮烈牺牲。(作者/赵幼立)

(一)

1934年4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的广昌地区大举进攻，拉开了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役。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红军战斗连连失利，先后失去了广昌和广昌以南的高虎脑、万年亭等。眼看根据地面积越来越小，当时的中央在7月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寻淮洲、粟裕领导的红七军团)后不久，又于8月派红六军团从湘赣、湘鄂赣根据地向西突围，先期转移，并要他们到黔东来联系夏曦、贺龙、关向应带领的红三军及其创建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0月，中央红军在失去宁都、兴国之后，也撤出中央苏区，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向西转移。

红六军团的领导由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和参谋长李达等组成。军团下辖十七师三个团(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团)和十八师三个团(第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团)，共9700多人。红六军团在到达贵州瓮安、余庆时，因五十四团团长赵雄牺牲，未重新任命，其时实际仅五个团。10月4日，军团部到达瓮安的猴场后，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改变原向西、向北的进军路线，改向东，朝着石阡、江口方向挺进。

此时，蒋介石已调集湘军李觉、桂军廖磊和黔军王天锡率领的24个团进驻镇远、黄平、施秉、石阡等县，对红六军团进行围、追、堵、截，妄图将红六军团挤压在乌江以南的狭长地带加以歼灭。乌江自古为天险，对岸又还有万式炯、侯之担的四个团把守，数千红军要想北渡乌江几乎没有可能。另外，中革军委也电令六军团不得北过乌江，只能往东向江口方向运动。这一运动方向完全在国民党湘、桂、黔军的预料之中，红六军团实际上是在往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中钻。

当时，中革军委对湘、桂、黔军的布置并不清楚，还接二连三电令红六军团向东。六军团也对敌情不甚了解，毫无戒备地向东推进。十七师前部进至石阡县甘溪时，还十分从容地布置宿营。当发现敌情后又未及时向军团部报告，军团部未下达命令作战斗准备。当桂军廖磊部发起进攻时，红军毫无准备，很快被敌截为数段。面对后有追兵、前有阻敌的情况，各部队仓促应战，向北转移。由于红军人生地不熟，向北进入了十分危险的地势。此间地形复杂，山高坡陡，沟深崖绝，加上国民党军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一无所知，甚至轻信敌人的话，见红军来就躲避。

红军在甘溪一役损失1000人以上。进入大山，粮食、弹药都发生困难，加之水土不服，又误食桐油，自然减员也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领导曾向中革军委请示，拟抛弃辎重，分两路突围。中革军委复电，不同意分兵，军团领导只好带着部队左冲右突。往北有乌江天险，往西有黔军把守，往南有桂军阻击，往东又有湘军截拦，军团领导只好决定再走甘溪，向南突围。

为掩护军团主力南突，红十八师的龙云师长和田海清团长率五十二团断后，先在板桥阻击追敌，后南撤追赶主力。他们未到达龙塘，发现南撤之路被敌截断，只好果断绕十二里山梁往西去川岩坝，后向北去困牛山，希望抛掉敌人后再向南追赶主力。

由于连续数天在十二里山梁子转，湘、桂、黔敌以及民团相继占领了川岩坝及附近制高点和重要村寨，红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敌军及民团的截击。困牛山的战斗，是最为悲壮、最为惨烈的。

困牛山，实为困牛山，因形如一头疲倦而困卧之牛得名。其东南有十二里山梁，西北有老君山，西南有谭家湾大山，北面是万丈深渊的黑滩河。困牛山山脊平缓，蜿蜓10余里。红五十二团为掩护军团主力，在南撤道路被切断之后，就主动登上十二里山梁，以吸引龙塘方向的敌军，再向西直奔川岩坝。与驻敌交火后，再走困牛山山梁，主动暴露自己，吸引敌人。

此时，五十二团800多人已严重减员，余下的绝大多数战士又因进食桐油食品，拉肚子十分严重。该地属敌军占领区，百姓也不敢做饭给红军吃，多数战士泻、饿、困交加，枪拿不动，路走不动。由于严格的群众纪律，就是看见地里的红苕、萝卜，红军战士也不敢拔。不少红军是边走边拉，一路臭气熏天。尽管这样，红军对敌军和民团的重重包围也毫不畏惧，团结战斗，边打边退，牢牢拖住敌人。

百余红军“飞”崖，这何等的悲壮，何等的惨烈啊!

敌人见那么多红军“飞”崖，他们也惊呆了，退缩了，以后也没有人敢下沟搜杀“飞”崖的人，当天就撤回了川岩坝。

战斗在左边的200多名红军战士凭借着草丛和土坎的掩护，在龙云师长的带领下顺着营盘脑的小路下到沟底，再爬上对面的蒙人弯，翻老君山撤出了战斗。

肯定当时是有红军战士未牺牲的。当地百姓回忆说，一场(5天)后还听见有人呻吟，一个月了，还看见红军的尸体挂在树桩上。当然也有未掉下去被树桠挂住得救的。团司号员陈世荣就是其中之一，第二天他才从刺丛中爬出来，得到当地百姓救助而生存下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他还去将他的军号找回来吹奏，作为生产大队修水库上工的信号。

龙云师长突围出去，也未赶上军团主力，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后来被国民党军杀害于长沙。

困牛山战斗，红五十二团以多数牺牲的代价，拖住了敌人，为军团主力的转移赢得了时间。特别是百余红军，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百姓，最后砸坏枪支，集体飞身跳下70多米高的山崖，壮烈牺牲，留下红军史上举世无双、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

(二)

百余红军在石阡县的困牛山集体飞身跳崖的英雄壮举，在当时的两军电报中都有反映，国民党军的战报中则说有千余人被打散、跳河。解放后，许多红军将领都有回忆，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红六军团战史》《红六军团征战记》《黔山红遍》《红军在黔东》以及《黔东革命根据地》等书中都有记载，解放军也曾三次派人到石阡县进行寻访。可由于种种原因，红军飞身跳崖这个地点未被找到，百余红军几十年孤魂野鬼，难以安息。

到了20xx年，石阡县党史办的杨又铸主任，凭着对党史事业的忠诚，对革命烈士的敬仰，在县里领导的支持下，爬山涉水，深入石阡县境和思南县部分乡镇红军走过的地方，一口气走访了三四十名散失红军及八九十岁的知情老人，搜集到不少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得到省、地党史部门的重视与支持，得到肖克将军和张銍秀、李真等将军及其后人的支持，终于在20xx年9月，才在困牛山为百余跳崖红军修起了独具特色的纪念碑。

烈士们啊，你们等了整整75年!

你们那些突围出去的战友也找你们75年!

以后，将不断有人来报告新中国的捷报!

你们的英雄事迹将代代相传!

你们敢于牺牲的精神将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