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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国内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的论文
我国县域的内陆地国土面积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94.0％，县域内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9％，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忽视作用。一些县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由于研究的视角和需要不同，学者们概括了各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往往一个人总结出的几种模式之间内容交叉重叠，缺乏认识角度的一致性。为此，本文根据不同的视角对已有模式进行归类。当然，只是一种初步探讨，难以涵盖所有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一、县域主导产业视角的发展模式。
(一)农业主导模式。农业主导模式强调农业在县域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农业较强的前向产业关联效应，以带动县域整体经济发展。魏秀芬、于战平提出的“农业产业化带动模式”，赵伟()提出“农业驱动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何黎明()提出的“以农业产业化为主的专业化基地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都可归入此类。
(二)工业主导模式。一些县提出“工业立县”、“工业强县”的战略，强调工业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可称之为工业主导模式。姜保雨(2006)曾针对中部县域经济，认为“树立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理念，大力发展工业，培育支柱产业，加速实现工业化，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和主动力，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提升县域经济整体实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部县域经济长期所处的不利地位。”赵伟(2007)认为工业驱动型县域经济是指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无论从产值还是就业比重都已占主导地位，并将这种模式分为三种情况：大城市依托型工业化、内生型工业化及开放型工业化。类似的提法有“工业强县型发展模式”、“工业化带动发展模式”。
(三)服务业主导模式。突出服务产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的模式，可以称之为“服务业主导模式”。邹进泰、彭先镇(2005)提出，依靠第三产业(服务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批发市场带动模式。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在当地形成全省、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批发市场，由批发市场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引领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另一种是旅游资源开发模式。该模式主要针对第一、二产业相对薄弱，但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的县域，具有发展旅游业的巨大优势，以旅游业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空间地域视角的发展模式。
(一)产业空间布局发展模式。一是城镇化模式。诸多学者都赞同城镇化发展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一些县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王一鸣()认为城镇化有利于农村工业的产业集聚，有利于服务业的成长，城镇化进程的快慢，直接影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刘炜()认为，加快城镇化建设，壮大县域经济是一个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周定溶(2006)指出壮大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要以城镇化为支撑。二是园区化模式。工业园区已成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之举。一些县域经济的发展非常注重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工业园区为载体，以引进外资来推动园区的建设，把同类企业、产业链条关联密切的企业在园区聚集起来，吸引工业的空间聚集和产业提升，以园区建设来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园区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目前，一些县域正积极探索科技园区、农业园区以及生态园区等各类园区的建设。三是集群化模式。贺耀敏(2004)认为在县域经济发展中，集群经济特别是形成多种产业的集群成长和各种经济主体的集群成长是发展县域经济的新思路。并列举出江苏省的江阴市、浙江省的绍兴市、福建省的晋江市等，都是这种集群化的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地区。邹进泰，彭先镇(2005)总结过“小企业、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引领模式。即在县域内按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原则，将大量的生产同类产品或生产产品某个部件的同类型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在集群内运行实现规模经济，引领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如果从产业组织形式来看，大企业集团发展模式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应新杰，赵媛(2007)总结出企业带动型发展模式，该模式是指县域经济的发展是靠一个或几个大型企业带动的，这些企业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的，企业规模很大，一体化、集团化程度较高，而且能迅速消化吸收外界先进技术、现代经济运行模式和管理经验，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很好的带动全县的.发展。
(二)地域文化视角的发展模式。以地区命名的模式有很多，这里主要介绍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及珠江模式。温州模式实际上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得以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当然，温州模式的内容和内涵也在随着时间而演进。“苏南模式”是指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珠江模式”是指以中外合资、国内集资经营为发展起点，动员并聚合海外诸多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导向，实行进口替代，由生产“国产洋货”起步，进而以出口加工为主导，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区位视角的发展模式。区位视角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指根据县域的区位优势，确立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如靠近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或地区，就为大城市提供辅助配套支持，或从大城市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得到发展机遇，这就是城郊型经济发展模式。如果在多个区域的交叉地带，就发展跨区域的商贸业；如果具有陆路、水陆等交通优势，就发展物流、运输等。
三、生产要素及资产所有权视角的发展模式。
(一)生产要素视角。资源型模式比较常见，在学者们的模式分类中几乎都提到了资源型模式。笔者将“资源型模式”定义为发挥县域内的资源禀赋优势，包括生物资源、生态资源、矿产资源、能源等自然资源及人文资源的优势，带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的模式。
科技型发展模式是以科技为突破点，发展高技术产业，积极进行科技创新和改革，充分利用科技成果带动农业及其他各类型企业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的一种模式。劳务型模式是有劳务输出传统、本地资源匮乏的县域充分利用政府和民间力量加大培训投入，加大劳务推介力度，向外输出劳务，在异地打工挣钱，积累一定资金和技术，然后返乡创业，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资产所有权视角的发展模式。一是以公有经济为主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在一些县乡，主要是靠公有经济特别集体经济来发展壮大其经济实力的。苏南大部分乡镇企业的创业资本源自社区范围内的集体投入，其所有制的基本属性便是以社区政府为代表的集体经济。二是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民营经济是一种非国有国营的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包含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等，具有灵活、适应市场能力强的特点。一些县的经济搞得比较活，就在于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同时，在公有经济中通过全面引入民营机制，盘活存量资产，以民营化为主体形成块状经济，带活县域经济，促进县域经济全面发展。三是以外资经济为主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有的学者称这种模式为“以招商引资为主的外向商贸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这类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利用县域内便利的经济发展优势及地处沿海、沿江等区位优势及良好的对外交通运输条件，发展以流通组织系统为主导的商贸产业，以商招商，以“外”引外，形成以开放谋发展的模式。
四、经济运行机制视角的发展模式。
(一)政府推动型模式。这种模式是指一些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够成功是政府直接介入到社会经济领域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苏南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政府除了做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该做的事，比如除提供制度和政策环境外，还通过制订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来引导投资者进入，并积极参与到引导外部资源尤其是企业家资源的进入。
(二)市场推动型模式。有一些模式不是通过“官方”的渠道，而是通过民间的“非正式”渠道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和极其广泛的示范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能够比政府更好地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就是市场(民间)推动型发展模式的典型范式。还可根据产品市场的范围分为面向国内市场的县域经济模式和面向国际市场的县域经济模式。万军等(2006)所说的“外向型县域经济”即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此种模式指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或以利用外资为主要经济增长点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五、总结与建议。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动态性。随着时间的演进，原有的成功发展模式未必在以后各个不同的发展时期都能行得通。所以，对于已经成功的模式要不断探索创新，不断改进。借鉴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应考虑其适用性。每一种模式的形成和演进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借鉴时，必须注意其形成过程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分析其所需要的条件。不能简单地说一种模式优于另一种模式。评价不同的发展模式，应以是否最有利于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为标准，评判在不同区域不同阶段发展模式的优劣是没有意义的。
论述国内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的论文
自古以来，作为社会系统和政治经济体系最基础的单元，县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层，是城乡一体化的节点，是村镇的整合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县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日益加速，县域经济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地位越发突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在当今社会，县域经济发展蓬勃，具有高度集聚化、高度专业化、突出优势、彰显特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特点。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不但是扩大国内外需求、刺激消费的客观要求，而且对于统筹城乡区域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地解决中国长久以来的“三农”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选择适当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对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本文在对县域经济及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国内几种典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提出对双城市县域经济发展以及发展模式的建议；围绕双城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问题，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将双城市县域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对县域经济现有发展模式的运行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及优化对策进行了研究。
其次，通过对比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以及顺德模式。分析了四种成功模式的特点，苏南模式是以混合型经济为主体，以规模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支撑，以鲜明特色和优势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顺德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它是由集体经济转化而成的私营经济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则是这样一种私营经济，它以个体私营企业、家庭手工业为主的私营经济发展模式；而珠江模式是以市场为主导，以工业制造业为主要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本文综合分析国内这四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并从中吸取成功经验，总结出对双城市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有利的先进经验及启示。
最后，分析双城市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从而指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双城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目前存在的四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金城乡以旅游业带动的发展模式，朝阳乡以“区位招商+农业现代化”带动的发展模式，临江县以特色农业带动的.发展模式，双城县以食品、物流装备、三园区带动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评价。并通过分析双城市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及存在问题，提出了促进双城市县域经济发展发展模式优化的对策及建议。
目录。
摘要……i。
第1章绪论……3。
1.1选题背景及意义……3。
1.1.1选题背景……3。
1.1.2研究意义……4。
1.2研究内容和创新点……4。
1.2.1研究内容……4。
1.2.2研究的创新点……5。
1.3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5。
1.3.1国外研究现状综述……5。
1.3.2国内研究现状综述……6。
1.4研究方法……9。
第2章相关概念界定及基础理论……10。
2.1相关概念界定……10。
2.1.1县域经济……10。
2.2相关基础理论……16。
2.2.1增长极理论……16。
2.2.2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17。
2.2.3区域分工理论……18。
2.2.4产业生命周期与梯度推移理论……19。
3.1.1苏南模式……21。
3.1.2温州模式……22。
3.1.3珠江模式……23。
3.1.4顺德模式……25。
3.2.1政府调控为主导……26。
3.2.2发挥经济带头人作用……27。
3.2.3坚持自主创新和引进外来资源相结合……28。
3.2.4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28。
水利经济发展的创新思维研究论文
摘要：我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农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目前国家对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支持力度远远不足，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缓慢。
针对上述问题，国家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大力支持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利国利民。
关键词：现代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对策。
农业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在我国农业尤其重要，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持程度，我国政府对于农业发展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虽然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意识到如今形势的紧迫性，国家对于农业发展的经济支持更是少之又少。
如果我国目前的农业发展状况依然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将给我国发展带来难以预估的灾难，其他方面经济的发展一旦少了农业的支持，也必将出现大的问题。
所以，加强对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增加对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投入，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1.1农村市场信息闭塞，农产品增产不增收。
农产品也是一种商品，是商品就必然受到市场的影响，所以农业生产与经营也将受到市场活动的调配，方可以健康有序的发展。
农民到底应该种些什么、养些什么也必将由市场决定，绝不是农民与政府脑门一热就决定的。
但是，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的信息化建设相对迟缓，农民不能得到足够的有效信息的支持，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生产策略。
而且，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形象工程，完全不顾市场发展趋势，造成了粮食生产虽然产量上去了，但是农民却得不到十足的利益，给农业发展带来巨大负担。
1.2基础设施落后，农业投入严重不足。
目前，政府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并没有制定出一个稳定的投入计划，对于农业的支持力度有很大的随机性，影响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
地方政府对于农业发展支持不到位，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大部分还是上世纪修建完成的，这些基础建设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不能适应气候变化对于农业发展的影响。
1.3城乡二元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依然劳动力过剩，城乡户籍差异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进入城市，破坏了正常的劳动力流动秩序。
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而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受制于户籍制度不同，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层出不穷，而且农村人口也很难享受与城市人口相同的权利，进一步影响了现代农业经济发展。
2.1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力度，发展高科技农业。
加快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就要加快农业创新体制的建设，设立国家级的农业创新基地以及地域性农业创新示范单位。
企业也要增大对于创新型农业发展的投入，国家要加大对于创新型农业生产单位的支持。
加大对于高科技农业的研发力度，实施现代农业高科技项目，争取尽快地获得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重大农业生产成果。
针对我国目前农业生产需求，加大对于优良农作物以及禽畜良种的推广，积极进行动植物疾病的防治，发展循环农业经济，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政府要加大对于农业科研的投入，提高对于农业科研的经济支持力度。
2.2发展特色农业项目，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调整目前我国的农业结构，要以优质高效、生态环保、安全高产以及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建设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大力推广绿色农业，打造农业知名品牌，加大农业主导产业比重。
增大对畜牧业的支持，增大对畜牧业的补贴力度，推广科学的生产方式，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优良畜牧业试点单位建设。
加大对动植物疫情的预防，增大基础建设，完善对突发疫情的应急机制，构建一批具有专业水准的兽医队伍。
积极发展水产养殖，推广优良品种的养殖力度，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保护生态环境。
扩大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支持农产品出口贸易，提高我国农业对于国际市场变化的调整能力。
2.3加大政策支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受国际经济发展缓慢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目前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发展现代农业经济困难重重。
按照国家相关文件对于我国农业发展的思路，积极调整农业生产规划，加大对农业发展支持力度，实行强农惠农政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落实相关文件要求，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第一，适当调整目前的粮食直补标准，增大对农资综合的补贴力度，实行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实行综合性补贴制度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调整农业生产，实行专业化、规模化、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模式，提高农民收入。
第二，调整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准则，通过建立现代化的农业金融体制，确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鼓励农民放弃地域思想，开展跨区域、多要素、多形式的资源共享，提高农业规模化程度。
2.4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大招商引资力度。
加快现代农业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
加快基础建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业基础建设相对落后，增大这些对于农业基础建设的投入，增加农业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
改善目前的农业生产条件，还要配备良好的交通条件以及通信水平，加强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构建一个机械化水平高、信息化范围广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同时，发展现代化农业也要加大对于环境保护的力度，发挥政府的引导职能，加大招商引资，引导国外投资商多关注我国农业发展，建立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坚决打击环境污染的行为，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
健全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促进我国现代农业的持续、高速、健康的发展。
3结语。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经济，对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大对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刘智卓.中国农业经济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村小康科技,(04)。
[2]纪礼陈.我国现代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分析[j].现代农业科技,2013(04)。
论述国内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的论文
长期以来，在黔地方高校英语教学水平相对滞后，落后的教学模式难以满足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地方高校的发展，特别是英语的教学承受着巨大压力，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英语教学服务区域经济的模式进行有效的探索，分析与研究地方高校英语教学的问题，寻找教学改革的途径，增加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式。
一、在黔地方高校英语教育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从全局来看，我国近几年逐步提高教育投资的力度，，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额是全国生产总值的3.59%，此金额增加到4%。高校学生消费、基地设施建设、教育投资有力的拉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高校科学能力与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也促进地方科技的持续发展，为社会提供多样的文化产品与物质产品。德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德国教育可以实现6%到10%的投资回报率，其利润额度超过金融市场利润率，可以有效提高教育投资在经济方面的意义。教育经济的投入和运行其实是一件回报高、风险低且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事。贵州省实现与全国同步小康的进程中，教育也得到政府的重视，高效英语教育对促进贵州省88个县(市、区)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融入“一带一路”经济圈等方面将注入新的活力。
首先，地方高校英语教育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具有国际视野、掌握外语及各项综合技能的人力支持。高校拥有完善的学科体系、精通中外文化的教授专家以及各方面丰富的人才资源，为发展地方经济提供必要的智力保障。高校培养出的半数毕业生，会选择在高校所在省工作，大学英语专业每年将大量精通翻译、教育、经贸的人才输送给社会，在地方国际交流、建立文化品牌、经济转型、招商引资等方面体现出特别重要的作用。[1](p175-176)其次，高校英语教育为地方政府的发展决策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每个地区的省管或州管专家团队里面，地方高校外语专家教授的比例不在少数。他们通过自己的对中外文化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为核心，运用不同方式，为地方政府宏观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与建议，科学推动社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最后，地方高校教育促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与转化。在黔地方高校在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根据贵州地区经济发展特点进行教学研究，帮助学生借鉴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管理及运用模式，注重将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增强成果的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进而促进产业化发展，建立起体现地方特点的产业，是贵州地方高新技术的辐射源与生长点。总之高等教学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宏观规划，地方高校的英语教育教学应符合地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在黔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学科建设、办学定位等方面要体现地方特色，以地方为着眼点，为发展县域经济提供应有服务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是高校教育是否成功的关键性标志。
二、在黔地方高校英语教育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贵州省地方高校经过多年的发展，英语教学水平逐步提高，培养了大量英语人才，为各地、州、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新时期、新理念的大环境下，各地方院校还存在教学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科学、师资力量较薄弱等问题，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的成效还不够明显。
(一)缺乏明确的教学目标。
难以满足县域经济发展要求应用是地方高校开展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各个专业的大学生要能在地区涉外交际的业务活动及日常活动中进行书面及口头交流，为县域经济发展与专业发展提供及时而必要的服务。但大部分在黔地方高校的英语教师中，很少有人存在为贵州地区经济发展服务的'主观意识，或者拥有此意识，却不了解怎样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2](p85-86)部分高校没有针对县域经济发展要求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特色与品牌，难以应对市场变化，也不能符合县域经纪发展提出的要求。
(二)课程设置科学性有待论证。
有效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成效欠佳。在设置课程方面要设置求职就业、专业英语模块、esp模块、egp模块等，以就业为着眼点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适应岗位能力要求，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但目前，大部分在黔地方高校依旧沿用传统的课程教学体系，课程设置没有有效地针对地方发展民族生态旅游和吸引投资等方面要求而设置相应的课程，只是机械的照搬外来模式，应付式地开展旅游或商务英语等笼统的课程，而且课时较少，针对性不强，难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学生对本土的特色民族资源了解程度及跨文化交际能力亟待提高。
(三)高校师资力量较差。
跟不上县域经济发展要求培养应用型人才必须有较高专业素质与综合素质的师资队伍。地方高校英语教师既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也要拥有较强的实践经验。在黔地方高校普遍存在英语教师学历较低的情况，博士以上学历的较少，正高级别、副高级别教师在教师群体中的比例较小，且教学任务重、工作量大，影响高校科研和教学工作进行。[3](p177-178)英语教学中，大部分教师选择传统教学方式，重视学生书面语言，忽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与提高他们的综合技能，造成学生喜欢分析书面语言的语法、词汇，而不重视培养自己的口语、听力等技能。很多学生上课不能开口、不敢开口，表达里经常词不达意，逐步削弱他们学习英语的积极性。这样的环境下培育出来的学生很难在地方经济走向世界的国际化进程中发挥英语的作用。
三、在黔地方高校英语教育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途径。
(一)建立优秀的外部环境。
首先要得到更多的制度与经费保障。在黔地方高校英语教育为县域经济提供服务需要政府提供大力支持，要通过政策、法律、法规为高校发展提供法律制度方面的支持与规范。政府要搭建起公共服务平台，为高校与企业合作提供技术与引导性支持，建立起优秀的合作条件，推动高校英语教育与县域经济的全面联合。可以建立起专项基金，鼓励与引导企业向地方高校英语教育进行投资。其次，增强社会各阶层对地方高校教育的认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县域经济结构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转变成技术密集型，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综合素质较强的应用型人才。地方高校要根据贵州地区经济发展特点，规划科学的办学方向，认识到培养应用型人才是高校英语教育的根本性任务。各个企业要重视高校英语专业学生，为学生提供更多就业与实习岗位，并逐步拓展他们的就业渠道。
(二)设置以提高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英语教学体系。
随着社会发展、经济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贵州省的独特的红色文化、原生态文化、自然旅游资源逐步被外界所了解，各界人士在黔旅游观光、投资经商，促进服务业、旅游业、工业的快速发展，也暴露出本地区在对外翻译、外贸、饭店、旅游等方面缺少实用人才的问题。[4](p24-25)所以在黔地方高校应该对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进行相应的调整，重视对外英语翻译及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基础阶段重视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设置英语技能单项训练与综合训练课程，重视培养学生听、读、说、写的能力；高级阶段增加高级英语和中外文学方面课程的课时，鼓励学生鉴赏与分析课文中的承载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培养学生理性思维与评判分析的能力。开设饭店英语、旅游英语、实用英语、外贸英语、翻译实践与理论等课程，强化学生翻译技巧，提高他们的口译能力，既增强贵州旅游服务水平，也推动县域商贸发展；重视英美文学史、英美文化、英语文体学、语言学理论等课程，同时，对于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资源等方面的内容纳入通识课程的教学大纲，提现地方高校英语教育的民族性和实用性。
(三)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及综合素质。
教师是改革高等教育的主要力量与动力，增强教师综合素质，推动教师专业化发展，选拔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是在黔地方高校与教育管理部门的核心任务。[5](p123-126)首先要调整高校教师职称、专业、学历、年龄等结构，让它符合县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的要求。构建起完善的教师培养制度，借助制度约束与教育激励的作用，引导教师主动增强自身学历水平、培养人才意识与为县域经济提供服务的能力。其次，增强教师科研的能力，帮助教师申报课题，为他们营造宽松、标准、科学的环境以及研究经费，将科研成果快速变化成生产力，让研究与教学妥善结合，增强教师专业素质与综合能力。最后，要求教师积极参与实践与培训。在黔地方高校要帮助英语教师提前学习旅游、会计等专业的课程，鼓励他们考取导游证、会计证、口译、笔译等证书，提高教学的生动性、准确性，进而有效增强教学职业性。
四、结束语。
在黔地方高校要建立优秀的外部环境、设置以提高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英语教学体系、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及综合素质，全面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理论基础，更好的为县域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
参考文献：
水利经济发展的创新思维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推进，甘肃省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也越来越突出。
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推动甘肃经济发展，保护农村金融生态，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甘肃省未来应把循环型农业、循环型工业、循环型服务业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要不断探索，积极寻求出路，着力提升甘肃省循环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关键词：生态环境;战略选择;循环经济产业链。
1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背景。
1.1循环经济是促进甘肃省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战略制定和实施，使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一定提高。
但由于西部地区土地相对贫瘠、劳动力素质较低、资金供需失衡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导致该地区经济增长较为缓慢，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依然很大，农村地区的差距更大。
甘肃省丘陵地带较多且地形地貌较复杂，自然环境及生态环境较脆弱，多民族聚居现象较普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这些因素都对该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极大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
在此背景下，必须引入一种比较经济、相对生态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者的平衡发展。
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不仅在于“循环”，而更重要的在于“经济”。
新型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需要农业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推广，这样才能提高农产品的经济效益，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形成较为完善的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
1.2循环经济是保护农村、农业生态环境的客观需要。
传统的线性经济增长模式使甘肃省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农药化肥污染、土壤沙化及水资源污染、水质恶化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对农村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要实现农村和农业的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摒弃这种破坏环境的粗放式开采利用模式，保护生态环境。
在这个大背景下，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摒弃高能耗、资源型、高排放的旧“两高一资”的发展模式，转而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资源永续利用的新“两高一资”模式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甘肃省经济可持续发展，才能建设甘肃的“两型社会”。
2甘肃省循环经济的发展概况。
甘肃省被确定为全国循环经济试点省。
自此开始，甘肃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及实际情况，探索出了一条企业、园区和社会三个层面全方位推进循环经济体系建设的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甘肃循环经济的发展处于试点阶段，最初每年投入1.1亿元用于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
早期的思路是选择各地区的主要工业城市、具有发展潜力的工业园区和在甘肃省具有影响力的重点企业开始进行试点，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循环企业内部小循环、经济园区内部中循环和试点区域内大循环的格局。
通过三大循环格局的构建，逐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生态型农业建设，资源再利用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并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在省内有一定影响力和创造力的战略新兴产业。
试点工作的成功实践，更加坚定了甘肃省以点带面，全面、稳步推进循环经济体系建设的信心与决心。
甘肃省政府编制了《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并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此《规划》也就成为了甘肃循环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在此规划中强调要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构建循环型农业、循环型工业、循环型社会三大体系，发展甘肃省循环经济产业。
就目前来看，总体规划的实施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效。
一是较好的完成了《规划》确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
据数据统计，6年来甘肃省无论是在资源产出率、能源产出率还是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等17项主要指标上均已达到年度发展目标，部分指标已经超过年度要求。
全省各项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大幅提升，节能减排效果十分明显，为甘肃省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是部分试点工作成绩突出，处于全国前列。
“十二五”期间，甘肃遵循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尽可能做到资源废弃物的充分利用，努力实现工业生产“零”排放，循环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并形成了具有一定推广效应的“七大特色模式”。
这七大模式是天水高新农业模式、金昌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白银有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张掖农业模式、定西节水型工农业复合模式、窑煤集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兰州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这“七大模式”涵盖了区域、行业和企业等不同层次，并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明显的示范作用。
示范试点工作有效开展，不仅拉动了甘肃省循环经济、循环产业的发展，也将成为未来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的宝贵经验。
三是关键支撑技术研发得到突破，产业化水平提升。
实现了废渣的综合利用;(2)金川公司新型选矿工艺的研发，可以将选矿的回收率提高到96%，此项技术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达到国际领先水平;(3)酒钢集团的高炉铬渣解毒处理技术的研发，能够做到铬渣100%的无害化处理。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智力支持。
3甘肃省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能性。
3.1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
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地区，向东毗邻陕西省，南与四川省、青海省接壤，北边与内蒙及蒙古国交界，西边与新疆相邻，东北连接宁夏回族自治州。
驰名中外的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新亚欧大陆桥横贯甘肃全境。
这些优越的地理条件使甘肃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与中部、东部地区相互连通的桥梁和纽带，也成了贯通东亚与亚洲中部、西亚与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通道。
甘肃省省会兰州市自古就是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的交通及通讯枢纽，全国重要的几条铁路干线(陇海线、包兰线、兰渝铁路、兰新线、兰青线)均在兰州交汇，使其成为了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输的中心，也是我国西北商业贸易中心。
甘肃省能源较丰富，种类较多，除了传统的石油资源、煤炭资源、天然气资源以外，还有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资源。
经过多年发展，甘肃已经形成了以有色冶金、石油化工冶炼、机械电子制造为主的重工业体系，也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原材料、能源基地。
3.2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甘肃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率逐年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十二五”期间，甘肃省经济年均增长10.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2.7个百分点。
经济总量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从4119.46亿元增加到6800亿元左右，连续跨越两个亿元大关。
自起，甘肃省每年在循环经济项目上的投资平均达到600亿元以上，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近40%。
据初步核算，甘肃gdp增速为8.1%，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为954.54亿元、2494.77亿元、3341.01亿元，增速分别为5.4%、7.4%、9.7%，第一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06%，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6.74%，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9.20%。
作为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821.6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2.1%。
3.3政府的政策支持。
6月1日颁布的《甘肃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简称《促进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该《条例》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甘肃省实际情况制定的。
《促进条例》以甘肃省实际情况为依据，是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法制化建设迈出的一大步。
《促进条例》从循环型农业、循环型工业、循环型社会三个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实现矿产等资源综合利用;在循环型农业方面，《促进条例》明确了要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了农业废弃物回收及综合利用方法等内容;在循环型社会建设方面，大力提倡和鼓励太阳能、生物能和风能等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激励措施方面，加大力度扶持资源枯竭型城市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带动其产业转型。
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争取国家关于循环经济的政策支持;构建并不断完善循环经济统计指标和考核体系;制定和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标准，加快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借以保障循环经济发展。
4甘肃省循环经济模式选择。
循环经济发展按照不同方面可以划分出不同类型：
(1)按照经济活动涉及规模不同，可以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分为：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
小循环主要是指企业内部废弃物和原料之间的循环。
中循环是指企业之间的循环，将一个企业不能再循环利用的废气物等供其他企业再利用，最终形成生态工业园区。
大循环是指涉及整个社会经济领域，最终形成资源节约型社会。
(2)按照循环经济设施层面，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分为：企业循环经济模式、工业园区经济模式、城市循环经济模式、区域循环经济模式、社会循环经济模式。
(3)按照产业结构层面，可以将循环经济模式分为：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工业循环经济模式和服务业循环经济模式。
首先，根据甘肃省经济及生态环境发展现状选择其具体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虽然甘肃省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其处在循环经济发展初期。
在循环经济发展初期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发展小循环经济模式，即关注企业内部废弃物原料循环利用率。
甘肃省长期以来的产业结构特性突出表现为重工业化以及资源过度依赖性，石油化工、钢铁冶炼、煤电开发、有色金属开采、建材生产等资源开采利用和原材料加工制造业比重过大。
这些产业对生态环境破坏性比较大，提高这些产业内部生产循环利用效率对于甘肃省发展循环经济尤为重要。
其次，工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关联较松散，尤其是纵向关联。
许多企业均处于整个生产链的最底端，不具备进行资源综合利用及深加工的能力，产业链条未拉伸，生产的产品种类及结构较为单一，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相对低下。
因此，发展中循环即发展企业之间原料和废弃物之间的循环对进一步甘肃省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更大空间。
最后，甘肃省经济主要是依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带动发展，因此，发展工业循环经济和服务业循环经济显得更为迫切。
总结以上，适合甘肃省发展循环经济模式：
(1)发展工业循环模式，政府引导工业企业内部积极发展小循环，政府在外部积极建立生态工业园区。
具体措施包括给能源利用率较高工业企业提供一定优惠政策。
另外，集聚一些企业产生废弃物能被另些企业原料利用的相关企业，形成生态工业园区。
(2)发展服务业循环模式，涉及的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
在这些行业中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最大产业是住宿和餐饮业，带动住宿和餐饮业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地区内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旅游业发展带动。
发展服务业循环经济模式具体体现在对餐饮住宿方面循环模式的建设与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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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国内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的论文
财务控制是财务管理的重要环节或基本职能，在企业财务管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根据企业集团的实际，围绕企业战略，确立一种适合的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模式，通过组织结构的设计、制度的制定、工作组织的规划、程序的编排以及恰当的措施，保证会计数据的完整可靠，保证国家财经政策和内部管理制度的贯彻执行，推动企业资源的整合优化，资源的高效利用，实现资本保值增值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是企业集团财务控制的最终目标。具体讲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模式包括以下三种：“集权型”财务控制模式、“分权型”财务控制模式和“集分结合型”财务控制模式。
一、“集权型”财务控制模式特征及其优缺点。
集权型财务控制模式是将子公司业务看作是母公司业务的扩大，所有战略的决策与经营控制权都集中在母公司，这种模式下的母公司拥有子公司的全部财务决策权，对子公司进行高度集权下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各级子公司没有财务决策权，只是负责具体实施母公司所计划的具体内容。其特点是：集团内部的各项决策均由母公司制定和部署，集团内部可充分展现其规模与效益，最大限度地降低资金成本，风险损失，同时可以充分利用母公司的人才、智力、信息资源，达到机构健全、内部目标控制制度完善，使决策统一化，制度化。
实施“集权型”财务控制的优点主要有：管理效率高，能全方位控制子公司的财务行为；能实现集团一致性战略的控制，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协调能力较强。把重大投资决策权集中在集团总部，母公司可以集中各成员企业的资金，调剂余缺，优化了资源的合理配置，确保集团总体目标的实现；有效的融资决策，集团可以凭借其资产和信誉优势，采取向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等多种融资方式，或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等，广泛筹集资金；统一纳税有利于企业集团的税务筹划，能最大限度降低税负。
实施“集权型”财务控制的缺点主要有：决策信息掌握不完整，可能造成决策低效率甚至失误；管理主体与管理权限界定不清，无法将所有权与经营权从真正意义上分开，财权与行政权混淆，导致无法按经济规则有效地进行管理，权利的过于集中易挫伤成员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制约了成员单位理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不利于成员企业灵活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应变能力差，由于决策集中、效率降低，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不足。
二、“分权型”财务控制模式的特征及其优缺点。
“分权型”财务控制模式是指决策权分散于各子公司，母公司起控股公司的作用。在这种模式下，子公司相对独立，母公司不干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活动。分权型的特征是：子公司具有相对独立性，在财权设置、资本融入及投出和运用，财务收支，费用开支等方而均有充分的决策权；母公司不采用指令性计划方式来干预子公司的经营活动，而是以间接管理为主。
实施“分权型”财务控制的'优点主要有：有利于调动各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财务决策周期短，决策针对性强，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强，决策失误的风险性降低；分散了母公司融资风险。各子公司自行筹措资金、自行承担融资成本，降低了母公司财务风险；有利于培养子公司的资金成本和风险意识，使之更加谨慎地分配和使用资金。
实施“分权型”财务控制的缺点主要有：企业集团内部财务目标的不协调。在分权情况下，各成员企业在具体行为过程中，很可能追求各自的财务目标，成员企业财务目标的不一致，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企业集团财务目标的实现；统筹使用企业集团资源受到一定限制。过度分权，增加了企业集团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矛盾和不协调性，影响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导致内部资源配置上的重复浪费，造成企业集团整体实力及市场竟争力的下降；不利于集团的纳税筹划，不能利用各种手段合理避税。
三、“集分结合型”财务控制模式的特征及其优缺点。
“集分结合型”财务控制旨在以集团营运目的为核心，将集团内重大决策权集中在母公司，而赋予子公司自主经营权和其他决策权，对某些子公司实行集权，对某些子公司实行分权。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有：在企业集团内部，同时实行集权与分权制度，不再是单一、纯粹的集权或分权；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工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具有效率；在制度上，集团内制订统一的内部管理制度，明确财务权限及收益分配办法，由各子公司遵照执行，并根据自身特点加以补充；在管理上，由母公司对部分权限实行集中管理；在经营上，充分调动各子公司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实施“集分结合型”财务控制的优点主要有：便于指挥和安排统一的管理以降低行政代理成本；有利于母公司发挥财务调控功能，促成企业集团整体财务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发挥母公司财务专家的作用，降低企业集团整体风险；有利于统一调剂集团资金，降低资金成本；有利于在发挥母公司统一协调的总体功能的基础上，调动子公司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整个企业集团的发展；有利于减少决策失误。实施“集分结合型”财务控制的不足，主要是不好把握集权与分权的“尺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名义上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实质上还是集权式财务控制，不利于发挥子公司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名义上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财务控制，本质上是彻底的分权，造成企业集团没有形成“合力”。
水利经济发展的创新思维研究论文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此相应的农村的经济发展还处于落后的地位，农民的负担过重，许多农村选择外出务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减负受到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农村减负问题的探究对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1农民减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农民减负是利国利民的重要事件，对农村经济建设有重要的积极影响，是农民和谐美好生活的开始，政府部门要充分重视并帮助农民减负，使得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提高，农民的生活将会更加有意义，促进农民积极参与农业生产，为农业经济做出贡献，进而实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健康、稳定发展。
只有真正做到农民减负，缓解农民的经济压力，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农民无需再担心吃不饱穿不暖，有更多的经历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1]。
2农民减负问题的现状。
2.1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我国农民负担过重的现象。
现阶段，我国农业经营结构不合理，农产品的质量较低，出现产品过剩的现象，造成了农民无法获得高的利润，农民的经济收入仍然较低，这是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同时，我国的农村管理体系不健全，领导的服务意识较差，税收政策不科学，无法带领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农民承担了过重的财政压力，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此外，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即使从事了一些其他行业，增加的收入也相对较差[2]。
2.2农民负担过重的不利影响。
农民负担过重不仅影响了农民自身生活水平的提升，还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对农村社会的稳定有很大的隐患，使得农民丧失了对农业经济的信任，降低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弱化了农民农业投资的能力，造成了农业投入的大幅度降低，形成了恶性循环[3]。
3加强农民减负力度加强农民减负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3.1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
推进农民基层民主建设，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不仅是为了保障农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还能够有效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农民减负的落实中有重要的作用。
现阶段，农民委员会及乡级政府中存在许多贪腐贿赂、违法乱纪的现象，造成了农村负担的过重，农民基层民主制度的完善显得为重要。
通过实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加大了广大农民的力量，使得农民团结起来，农民能够实行自己的权利，监督领导的工作，公开政府财务信息，减少了乱收费的`现象。
3.2制定农村减负政策。
税收给农民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制定有力于农村减负的政策，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收入主要就是来源于农业税收，减免农业税，农民的经济收入将随之提高，进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实现了农民的减负。
4结语。
建设现代新农村，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我国农民经济负担过重，导致农民的收入增产缓慢，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通过加强农村减负力度，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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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湘约世界问“计”无限广阔的未来。
金秋长沙，举世瞩目。11月3日至4日，2020世界计算机大会在湘江之滨、岳麓山下隆重举行。
等待不负期待，此刻光芒凝汇。作为湖南省产业领域首个经国务院批准、规格最高的国际性行业盛会，本届大会汇聚了1位图灵奖获得者、15位院士、百余位政企高层，将围绕5g、计算芯片、网络安全、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等热点话题，分享成果经验，共谋计算机行业发展之“计”。大会各类论坛、讲堂形式多样，采取现场论道+云直播的方式举行，新增“云上”体验，打破地域限制，通过创新化、智能化、数字化线上展厅和5g、超高清视频等技术，为观众展现精彩纷呈的新体验、新应用。大会还将开辟分会场，与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联动，通过知名学者院士与学生的互动分享，诠释计算技术为产业跨界赋能路径。
因势而动，顺势而为。计算力就是生产力，计算机产业是智能社会的发展引擎、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石，对产业优化、经济增长、科技跨越、民生改善有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湖南乘势而上，提出产业链思维，将计算机产业列入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意见》，以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计算机产业发展“三个坚定不移”为抓手，连点成链逐步构建起产业生态，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构建“两个芯片、一个生态”产业体系打造重要研发高地，加快发展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不断推动智能制造向“湖南模式”“长沙现象”转变。同时，湖南积极拓展机器人自动抓取和焊接零件、3d视觉识别、实时翻译等计算机应用开发场景，不仅赋能工业制造，更“飞入寻常百姓家”。此外，湖南持续加快产业升级，将世界计算机大会、长沙·中国1024程序员节、互联网岳麓峰会等产业盛会“有机”衔接，配合湖南“软件业再出发”战略打出组合拳，为计算机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营造出活力充沛、前景广阔的计算机产业发展氛围。
大道之行，光荣与共。经过不懈奋斗，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湖南迅速崛起。目前全省已培育出千亿级智能终端及配套产业集群，新型显示器件、信息安全、集成电路、基础电子元器件等具备特色优势的产业。20zz年湖南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突破2920亿元，近5年来持续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面对疫情冲击，今年1至8月现营业收入1822.5亿元，实现同比逆势增长12.7%。不难看出，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蕴含支撑工业经济复苏的强大动能，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压舱石”，这也印证了本次世界计算机大会“计算万物·湘约未来——计算产业新动能”的时代主题。
潇湘论道，共谋新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新征程新要求，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走好计算机产业自立自强的发展道路，成为本届大会的讨论热点。永久落户湖南的世界计算机大会，“湘约未来”的盛大开幕，既缘于湖南信息技术产业高歌猛进的发展，也源于外界对“湖南模式”越来越多的认同和赞许。接下来，湖南将秉承“合作共赢、创新发展”理念，注重基础领域，瞄准计算机领域前沿，激励企业进一步做好“四基”攻关，突破核心技术，把湖南的科技研发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助力全球计算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计算万物，湘约未来”，湖南正在数字新经济的道路上加速奋进、阔步向前。湖南愿在世界范围内凝聚更多共识，激发信息技术产业的更强动能。
经济新常态下绿色服务业发展模式研究论文
1、外向型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标杆。外向型农业以市场为导向，实现了产品外向化、基地规模化、技术标准化、管理规范化，并主动融入了国际健全的农产品进出口法制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向型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标杆。
2、外向型农业是现代农业示范区的高地。《南通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发展规划》要求建成江苏沿海农产品加工和出口集聚区，南通市因滨江临海的区位优势和优质资源禀赋，外向型农业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且多年保持全省领先，理应成为南通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的高地。
3、外向型农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载体。敢为人先的南通市农业企业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迈开了农业走出去的坚实步伐，已占据全省农业对外投资的重要份额，必将通过建立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及农业贸易和资本的交流互通机制，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开发。
二、新常态下外向型农业的特点。
1、农业利用外资减速将成新常态。南通市农产品出口企业中45%为三资企业，56%的农产品出口是通过三资企业出口的。但世界经济的震荡，使跨国公司投融资能力下降，外商对投资预期降低，投资下行态势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南通市作为开放型经济大市，一方面土地资源供应更紧、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更明显，吸引外资难度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招引项目单体规模大、附加价值高、外资集聚的态势日益显现。
2、劳动力成本提高将成新常态。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成本不断攀升，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的外向型农业企业发展难以持续，依靠劳动力成本低的低端农产品加工品国际竞争力趋于下降。少数企业将外流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但更多企业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
3、传统产业扩张减慢将成新常态。蔬菜、肠衣、海水产品及茧丝产品是南通市传统的出口农产品。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和国内生产过剩，供求矛盾突出，量的扩张不再是提高出口额的唯一选择，需要进一步改进生产加工工艺，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只有技术上领先，才能占领市场。同时品牌和销售网络也是农产品出口的要件。
4、环境保护约束强化将成新常态。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国家铁腕治污力度的加强，从短期看，环境保护约束强化会带来出口农产品成本增加、出口量减少和企业利润降低；但从长远看，环境保护约束强化带来的绿色效益、创新效益和形象效益会对农产品出口价格竞争力、绿色竞争力和竞争潜力带来正面效应。如皋市多年前将数百家分散的肠衣加工作坊进行集中，按照欧盟标准设计建造绿色环保的中国肠衣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去年肠衣城直接出口肠衣超亿美元。
5、农业对外投资加速将成新常态。农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农业，对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保证国家外汇的保值增值具有重要意义。截至去年底，南通市5家企业累计对外投入达1.25亿美元，占全省农业对外投资总额的67.4%，保证了企业原料供应，传播了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增进了与投资国人民的友谊，树立了南通市走出去企业的良好形象。
1、加大出口基地建设力度，夯实农产品出口第一车间。新常态下外向型农业企业应主动出击，在政府引导下与农民合作组织、家庭农场、乡镇等组织和机构合作、对接，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南通市丰富的农业资源，形成合力，按照日本、美国和欧盟等主要目标市场质量标准加大出口基地建设，建立健全全程质量控制体系、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技术标准化体系等，全面提升出口农产品原料基地技术与管理水平。
2、加大出口市场开拓力度，拓展农产品出口后备空间。新常态下外向型农业企业应有所作为，强力推进农产品境内外促销，拓展农产品出口市场空间。每年要组织人员参加国际知名农交会、农洽会、展览会和广交会。在稳定日本、欧美、东盟等传统出口市场的基础上，加大开拓新兴市场的力度，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避免出口市场过分集中带来的风险。
3、加大产品转型升级力度，提升农产品出口附加值。新常态下外向型农业企业要结合技术创新与结构升级，学习、引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优良品种、食品加工技术、营销模式、国际经营的先进经验，实现出口产品从初级产品和初级加工品向精深加工、附加值高的产品转型；外向型农业企业从分散的小规模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转型；出口能力从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技改驱动和品牌驱动转型。
4、加大服务体系建设力度，建立农产品出口行业组织。新常态下外向型农业企业要选择一批优势农产品、优势行业，如紫菜、蔬菜、肠衣等优势行业，抱团取暖，建立出口农产品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组织，充分发挥农产品行业协会的信息引导、科技服务、市场开拓、价格协调、行业自律等作用，推动农产品生产与出口。加强建立农产品出口保护和救助机制，帮助农产品出口企业积极应对技术壁垒、贸易磨擦等国际贸易争端，维护出口企业公平竞争地位，增强对外销售的`话语权。
5、加大企业对外投资力度，拓展农产品后备发展空间。新常态下有实力的企业要策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加大农业走出去步伐。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把产品、资源层面的合作与资本、服务、技术、劳务等层面合作紧密结合；在防范自然、政治和市场的三个风险的基础上，实现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农业产业和农产品市场的三个转移；在与国家对外农业合作战略、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对象国迫切需求三个结合的基础上，将农产品生产与市场纳入全球产业链中，进一步拓展农产品后备发展空间。
1、营造外向型农业发展环境。外向型农业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的部门多、范围广，需要各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协调工作。要通过做好“大服务”，营造管理有序、服务周到的大环境。要协调农业、商务、海洋渔业、财政、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建立健全外向型农业联席会议制度，因地制宜确定外向型农业的发展思路、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找准特色优势产业和市场定位，培育外向型农业龙头企业，要帮助企业协调土地流转，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出口基地建设。要着力在科技、信息、金融等方面加强服务，帮助农产品出口企业在新常态下争取新的发展。
2、搭建农业招商引资平台。发展外向型农业，项目是抓手、园区是载体。尽管新常态下农业利用外资趋缓，但各级政府部门要组织力量认真调查研究和进行充分论证，明确农业利用外资的政策导向。利用外资要与当地的特色农业和区位优势相结合，注重把资金引向最能发挥资源优势、能较好较大面积地带动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产业，引向各地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同时，要加强招商引资的基础工作，编制好招商引资项目，改善招商方式，开展网上招商、代理招商、“以外引外”、走出去、引进来等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招商引资活动。
3、打造外向型农业新载体。要以南通市创建国家陆海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按照产品外向化、基地规模化、技术标准化、管理规范化的要求，引导相关产业关联度大、国际竞争力强、出口规模大、带动农民就业增收明显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和基地进行整合，积极申报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打造南通市外向型农业新的品牌。
4、培养外向型农业人才。一是加强外向型农业队伍建设。培养一批精通世贸组织规则和相关法规，熟悉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人才队伍，进一步提升农业外事外经队伍整体素质。二是加强对各级农业管理人员及农业出口企业负责人的培训，提高其政策业务水平，建立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既懂外语，又熟悉国际农产品经济技术信息，并懂得经营和技术，具有外经外贸、国际合作方面知识和经验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三是强化对出口基地农民的培训，增强其农产品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和品牌意识，通过培训，为南通市加快外向型农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作者:钱进凡小忠邱聪单位:江苏省南通市农业科技与对外经济合作交流中心。
创新驱动引领合肥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立党建工作站，融入区、镇、村三级网络体系，全面覆盖基层组织，提升党建工作的渗透力……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当地党建工作一直以“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为主线，聚焦中心工作，着力打造党建品牌，从而引领了向上向善的乡村文化，以高质量的基层党建助推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和精神动力。
近年来，吴江区深入实施“融入式党建”创新工程，以“四个融入”，即党建融入发展、融入民生、融入区域、融入群众为核心理念，着力提升全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据了解，“融入式党建”成为指导和推动吴江区各乡镇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总纲”，并获评第四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优秀案例。
吴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春良认为，党建引领发展，党建的成效要体现在发展的成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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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国内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的论文
中图分类号：f2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02-0118-03县域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点，也是区域经济中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核心部分，更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载体。中央明确提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为推动产城融合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对县域经济的现实意义。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要素的集聚，县域园区发展才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目前，许多国家级高新区都进行了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尝试，成效显著。四是有利于规避县域经济发展风险。在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忽视产城融合，造成了产业和城镇相互脱节、空间和功能分离。只发展产业，缺乏基础设施配套，难以留住人，形成“鬼城”。或者过度进行房地产开发，缺乏产业支撑，形成“睡城”，即城市没有工作岗位和娱乐设施，只是提供市民居住。据统计，我国又出现了12座新“鬼城”，包括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河南郑州郑东新区、辽宁营口等。因此，推进产城融合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可协调好产业功能与城镇功能之间的关系，构建与城镇发展相适应和匹配的产业体系，修补产城分离导致的功能断裂，最终达到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共建的产城融合发展。
目前，我国各地都将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作为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抓手，不断强化产业和城镇的融合互动。产城融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产业园区牵动型。主要特点是以园区或新区的建设为牵动，通过发展产业项目，实现人口集聚，推进产城融合。自以来，县域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到园区时代，县域发展就是看产业，产业发展首先看园区。特别是近两年，园区建设与城市新区发展相得益彰，城市居民生活服务配套设施更加完善，形成产城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以黑龙江省肇州工业园为例，10月整合组建，3年里先后晋升为省级工业园区、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截至月底，已有59个企业入驻，项目投资总额近100亿元，全部投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300亿元，实现税收12亿元，吸纳就业2100人，从事与园区相关产业人员1.1万人。
二是配套承接拉动型。主要特点是在大中城市“退二进三”战略实施过程中，交通区位优越、人力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良好的县（市）主动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县（市）建立更加稳固的工业基础。如黑龙江省五常市提出了“依托哈尔滨、打造新五常”发展战略，充分依托哈尔滨在资金、技术、人才、项目、文化等经济社会综合优势，积极打造配套产业和承接产业转移，从一个农业县发展成一个新型工业县市。年，落户该市产业项目119个，投资额达186亿元。
三是特色产业突破型。主要特点是围绕资源禀赋和产业项目基础优势，结合农业产业化、县域城镇化等实际，明确发展不同的`主导产业。例如，河北生蔚县的剪纸，一年“剪”出两亿多元；福建崇武被称为中国石雕之乡。它们都把特色文化做成了大产业。黑龙江省宝清县依托煤炭资源和农畜产品优势，加快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逐步形成了煤电化和绿色食品等主导产业项目优势明显的现代产业体系新格局。2013年，全县实现工业增加值63.2亿元，财政总收入26亿元，是20的4.7倍。
3000多公里的边境线，25个开放口岸，其中15个口岸分布在各县（市）。穆棱市依托周边绥芬河、东宁、密山、虎林、牡丹江航空港、珲春6个口岸和丰富的资源优势，走出了一条“借口岸光，打俄罗斯牌”的国际化发展之路。2013年，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2.5亿美元，地区生产总值165.4亿元。
五是产城融合共建型。主要特点是以人为核心，空间上产城一体、布局上功能融合、时间上同步演进，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地处“一轴三带”京津发展轴轴心区的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从就开始探索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产业发展模式，逐渐探索出具有地方特色、强调产城融合共建的城镇化模式，这种模式不仅破解了园区起步阶段的资金瓶颈，而且利用华夏幸福基金专业的规划统筹能力，实现了全球引智，高端规划定位。2013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5.1亿元，同比增长9.4%；财政收入完成29.1亿元，同比增长50.3%。
三、推广产城融合发展模式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各地产城融合探索与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受地理环境、县域旧有模式和产业固化等的约束，县域产城融合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革层面的任务还很重，在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必须重视。一是产城融合发展理念认识不到位的问题。我们对产城融合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缺乏权威、清晰、统一的认识，在推进产城融合的系统规划、运作方式、实施意见等方面缺乏系统的思考和探索，存在就工业发展工业、就城镇建设谈城镇建设的“两张皮”情况，缺乏系统性较强的顶层规划和指向性较强的发展标准及评价体系，难以找到工业的着力点。二是推进产城融合基础不牢的问题。以黑龙江省为例，首先是经济总量不大，2013年全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为6725.4亿元，还不及江苏省昆山、张家港、江阴三个县经济总量大，比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吉林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少922.5亿元；其次是人均水平不高2013年全省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97万元，比吉林省县域人均水平低1.1万元；再次是产业结构不优，2013年县域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70%，比吉林省低12.3个百分点，比全省和全国分别低12.5和20个百分点。三是工业化城镇化不够协调的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合理的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范围在1.4―2.5之间，以2013年黑龙江省为例，县域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按户籍人口计算为0.93，按常住人口计算约为1.16，明显处在不合理发展区间，城镇化明显滞后工业化。四是产业园区规划不够科学的问题。部分县（市）由于过分的强调园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使得园区生活功能滞后于生产功能，城市功能滞后于生产功能，缺乏对居住、公共服务等配套设施的考虑，成为单一的生产型经济园区，甚至出现招商引资利益绑架园区规划的现象。一些县（市）园区都因居住、公共服务等配套设施不足问题出现过大规模招工难的情况。五是产业选择盲目随意的问题。对国家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缺乏深入细致研究，导致产业项目引进、资源配置等重大决策产生失误，甚至有些项目开工之时就是亏损之日。一些农业县重工轻农，没有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做文章，没有大力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推广绿色食品产业，没有形成支撑农业生产的产业集群，没有形成多种名牌农业产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六是城市建设特色不够突出的问题。对本地农业、旅游、文化、生态、人力、矿产等方面蕴藏的宝贵发展资源认识还浮于表面、开发还比较肤浅。尤其是文化底蕴没有深度挖掘，城镇建设和发展缺少文化传承、缺乏文化元素、缺失文化内涵，城市文化没有达到应有的品位和风格。
推进县域产业与城镇融合发展必须要在产城融合理念指导下，在县域产业选择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从规划、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快产业培育步伐，并与完善城镇功能与提升承载力相结合，使县域经济成为产城融合发展联结点。
第一，必须坚持把科学规划作为重要抓手。各县（市）要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厘清县域发展在区域发展中的定位，在区域发展大局中谋划县域发展。县域发展定位的确定，既要跳出“一县一地”的局限，注重从区域发展的整体布局和要求中来考虑，又要立足自身实际，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总体定位后，要注重工业、城市、交通等各类专项规划和控规、详规的编制，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努力实现规划全覆盖，力求使规划涵盖城乡建设、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各个方面。把科学规划贯穿重大决策各环节、贯穿重大项目论证、设计、实施及验收全过程，做到大事有谋划、工作有规划、落实有计划。
第二，必须坚持把科学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坚持集约发展理念，走低消耗、高效率的紧凑型城镇化道路，要把土地等自然资源的集约利用落实到城镇规划建设的全过程，增强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坚持集群发展理念，围绕一两个主导产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着力构建规模大、竞争力强、成长性好、关联度高的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努力培育县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探索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城镇发展模式，搞好城镇规划与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和节水型城市建设规划的衔接，确保城市建设和发展规划充分体现节水、节能、节地、节材、清洁、环保、循环利用的要求。坚持特色发展理念，避免“千城一面”。特别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县（市），更要把城市建设规划与保护开发重点文物、历史遗存、古建筑及地名、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规划建设一批融入地方文化并具有时代特色的城市街道、公园和地标性建筑，传承城市文脉，提升城市品位。
第三，必须坚持把园区建设作为重要支撑。县（市）主城区总体上规模偏小、经济实力不强，难以发挥集聚产业、吸纳人口的中坚作用，产城融合程度相对较低，客观上要求各类产业园区要承担起重任。产业园区不仅要重视产业功能，充分考虑生产环节需求，布局主导产业、基础设施及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使之具备产业支撑以聚集产业，还要更注重与之配套的居住和服务功能，特别是学校、医疗点、住宅、服务网点等社会服务配套体系和公共服务管理体系的建设，具备生活功能以聚集人气。对产城融合发展程度较高的产业园区在政策上予以突破，出台鼓励产业向产业园区聚集发展、农村人口向园区集聚的户籍、就业、社保、土地等政策措施。
与产业集聚区、产业园区的空间布局，配套发展第三产业，促使县域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第五，必须坚持把市场运作作为重要方式。要实施产城融合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要素保障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开展要素资源市场化的探索与实践。采取多种方式开辟城市建设资金源，确立“借力发展理念”，要采取向上争取投资资金及项目，向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向内激活民间资本，采取bot（建设-移交）模式先建设后还账等多种方式，解决资金困难问题。特别是要主动吸引一些经济实力强、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型房地产集团参与旧城改造、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旅游景观等重大产城融合建设项目的投资，引入民间资本进行产业新城运营，通过市场化手段降低政府资金压力，逐步建立起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使产业依托城镇而发展，城镇依托产业而兴起，产城一体、融合互动。
[责任编辑王莉]。
经济新常态下绿色服务业发展模式研究论文
摘要：认为要纵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必须做好五点工作，即保持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平衡、简政放权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加快农业发展夯实农业基础、优化经济发展空间平衡区域发展、完善体制加强保障以改善民生。
关键词：新常态;深化改革;结构调整;市场活力;平衡区域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数越来越大，中国已经无法承受之前高速发展的负担，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已成必然。从劳动投入看，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出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渐放缓。同时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我国较大一部分储蓄将被用作养老，这促使我国投资的资本增长将放缓。可以预见，我国未来经济将进入新常态，增长速率将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并且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就中国经济未来所面临的问题，为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解析了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布置了今年经济工作，确定了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更加详细地总结了经济新常态的新特征，为我国未来经济中长期增长奠定了理论分析基础。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为克服困难，必须从八个方面入手，即注重满足人们需求、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我国在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同时也为我国20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提出了方向和目标。结合以上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为年深化改革的工作应该从五个方面入手。
一、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平衡。
2015年经济工作的任务，首先应是努力保持经济增长，“要求保持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拖地的总体思路”。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顶层设计经济政策时，应权衡二者关系，协调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和谐发展，避免因一味依赖扩大投资拉动经济，而错过转型最佳时期，进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稳步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也是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初步核算如下图，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现比重约为10。2：42。8：46。0，第三产业比重近年来虽得以明显提升，但与国际比较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转变结构必须以平衡三大产业发展为目标，以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促进结构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为经济长久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永久动力。对于第一产业而言，必须以第二、三产业发展为基础，以生产资料资源流转为纽带，带动第一产业的发展，实现第一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专业化。第二产业则必须实现包容性、可持续性发展，其重在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着重发挥人力资源与软科学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迎接新技工时代的来临。而第三产业则需协调高低端行业的发展，利用中低端服务业吸收就业人口，解决就业难题，并以高端服务产业发展为重点，辅助其他产业转型，改变消费结构，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的有序、有效的改革。在促进产业转型、平衡三产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可以在每一行业中设立技术龙头企业，给予一定的技术、资金支持，力求以示范企业带动产业革新与转型。当然各级政府在注重平衡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关系的同时，应该着力发展科学技术这一“第四产业”的发展，力图通过科技带动其他三大产业的革新升级。
二、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再造市场经济活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5年第二点工作任务是积极发现培育增长点，“要求各级政府在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是必须依照‘市场要活、创新要实、政策要宽’的原则，激发我国的巨大经济增长潜力”。为此各级政府需优化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构建市场平台、实践人才强国。政府需通过简政放权，减少经济增长对政策刺激的依赖，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杠杆，以增加民间投资效率、刺激大众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减少对市场经营主体的干预，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增强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独立经营能力，同时引导国企提升管理能力，加快国际化进程，以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在此基础之上，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手段，构建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平台。平等保护各类资本，发挥民企反应快速的有点，以加强民营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升民营资本投资效率。并且利用倒逼手段，迫使国有企业实行市场化改革，打破垄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当然在给予民营企业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各地区可因地制宜，发挥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各自比较优势，利用国有企业的实力与民营企业的活力激发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进而促进我国企业的战略调整与全面升级。人才强国的实践也是不可或缺，而本次经济会议也明确了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地位。目前，中央及各级政府虽然已制定了中长期的人才发展规划，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与综合国力的根本保障，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未能得到有效利用，未能深层次的挖掘人力资本的潜力，其发展严重滞后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还有一定差距。为深入践行人才强国的发展战略，应以调整与优化人才结构为目标，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发挥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构建科学、合理的招人、留人、用人体制机制，并辅以资金项目等政策制度上的支持，构建国家级、区域性的专业化人才交流中心，以增强对人才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解决农村“三农”问题。
2015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的第三点是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继续夯实农业稳定发展基础、稳住农村持续向好的局势，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为此各级政府需夯实基础，加快农村改革”。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关键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夯实农村已有改革成果，大力调动民间积极性，让农民参与到改革中、参与到分配中、参与到经济发展中，以进一步加快农村体制改革，以最高效的方式解决“三农”问题。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土地确权与农村房产“三权三证”的.颁发，即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农民在宅基地上所盖的房屋的房产权，以及与三权对应的三证，以此确保农民能够真正在土地市场中获得议价权，享受改革所带来的红利。当然在夯实农业改革基础之上，各地区仍需积极探索农业用地经营权流转模式创新，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探索联合社的发展，以市场化手段吸引工商资本，实现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经营。从下图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主要作物的单位年产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逐年得以提高，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进一步改善空间。当然，各地区可以利用此次取消城乡、农村户籍制度的契机，多地区联合构建农村跨地区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农民医疗的互联、互网、互治。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则需政府、市场、个人三方面合作，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因地制宜探索小城镇模式，并且在区域内平衡教育资源，建设小城镇中心教育机构，以增加农民获取优良教育资源的能力。
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development,20april,1998.）。
westviewpress,.）。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
经济体”(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asian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forward,andp.366.）。不久，在对世界银行报告书《东亚奇迹》的论点进行各种批评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理论――市场增进论（注：该理论认为，东亚政府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加强。参见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版，第2～10页。）。
asianstudie,1998；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
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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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创新探索论文
湖南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工作,尤其是中央明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措施后,我省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利用工作,并在编制“十一五”规划过程中紧扣了这一主题.
作者：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者单位：刊名：中国科技投资英文刊名：venturecapital年，卷(期)：“”(3)分类号：f1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下绿色服务业发展模式研究论文
煤炭物流经营理念有待提高:煤炭企业作为基础能源生产企业，在煤炭行业“黄金10年”有煤不愁卖，企业发展重心是获取优质煤炭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安全生产等，作为“第三利润源”的物流管理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投入不大，效果不明显。在煤炭行业步入“寒冰期”的当下，由于前期物流投入少，效能难以发挥，煤炭企业对通过物流管理降低成本、前移市场，进行产业链延伸和产品保值增值的物流管理理念认识不足，依然将煤炭物流理解为运输、仓储管理等业务，仍采用传统的营销手段，即通过产品“价格战”扩大销售市场，虽在暂时扩大了单个企业销售量，却使煤炭行业陷入了恶性竞争。煤炭物流项目重复建设严重:在2009年国家出台《物流产业振兴规划》后，煤炭销售企业纷纷开始煤炭物流实践，作为基础设施的物流园区、交易中心等同质化项目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煤炭物流园区仅江苏沿江地区，有据可查的就规划建设有靖江、江阴、镇江、泰州、南通、扬州等多个煤炭物流园区，重复建设严重。同时，作为煤炭产业创新发展的电子交易平台，也出现了井喷式发展，到2013年底，全国各地已先后建立起太原、大连、西安等30多家煤炭交易中心(或市场)，功能单一，交易模式重复。
1.2信息集成化程度及服务功能。
信息集成化程度低:物流信息是企业物流系统高效运转的神经中枢，煤炭企业对此投入较多，纷纷成立了煤炭调运信息系统、销售信息系统等物流信息化平台，由于物流信息涉及面广、量大、来源分散，加之煤炭企业组织架构制约，内外部物流信息互动不畅、整合难度大，物流信息难以实现1+1＞2的聚合效果，严重制约了物流环节高效运转，物流系统整体效能难以发挥。服务功能单一:煤炭物流虽已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但大多数煤炭物流企业仅提供单项物流服务，主要停留在公路运输组织、铁路运输计划申报落实、储存、装卸等方面，物流业务功能单一，产品分级、掺配、多式联运等个性化增值服务不多，无法形成坑口到炉口的定制化物流服务链，难以满足当下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拉式”服务链管理要求。
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期，东亚十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进程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悬殊。目前情况大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最大的。
从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亚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1)“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中国和越南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注：根据发展经济学与开发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指标应包括：(1)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长源要素。(2)经济部门结构变化与产业部门结构变动指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工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及发展情况。(3)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程度与经济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标，包括一国gdp中的外贸依存度、主导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外部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等。(4)能显示经济发展实绩的社会经济的指标，如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情况、就业比例、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程度等。）。从特性的角度考察，东亚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点。统计数据表明，属于同一类型的经济体中，其人均gnp与经济增长率要素组合、经济结构变动情况、外部平衡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np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与地区。(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具有较强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韩国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均为顺差，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无外债负担。(4)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普遍得到明显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press,1989.）。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不同的特点。韩国和台湾表现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向高新技术制造业部门转换的特点。香港和新加坡则从服务业部门低生产率活动（如仓储贸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现代金融部门、现代商业贸易、运输与通讯等部门迅速转移，工业化发展进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韩、台的工业化进程虽然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但是，阶段的划分、产业扶持重点并非一致。新、港、台的外部平衡要比韩国强势，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长期以来都呈盈余，外汇储备额充裕，大大超出3个月进口贸易总额的国际标准，均无外债负担。韩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呈长期赤字，债务负担沉重。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因各自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标被认为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高的，有的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韩国和台湾较为逊色，但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对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数衡量，台湾为0.299（1987年），韩国为0.316（1993年），香港为0.453（1981年），新加坡为0.474（1984年）。）。
东盟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凸现出以下特点：(1)经济增长与贸易。
出口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呈良性互动增长状态，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马来西亚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泰国和印尼则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注重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农业部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显著下降。工业增长很快，资源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非传统制造业发展很快，服务业也得到较快发展。(3)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这主要是外资的赢利汇出、债务偿还、外贸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4)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数大有改善。绝对贫困指数随着经济增长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源也不尽相同。8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资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国储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资方式向外借贷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泰国则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贸易出口和技术进步、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等成为马、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结构变动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同步性。马来西亚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泰国则为三个阶段。印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较模糊的特点，表现为从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经常账户赤字以泰国为甚，贸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对外负债数额最大。三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差距甚大：马来西亚的各项指标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泰国的大部分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印尼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仅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国严重不平衡，马来西亚次之，印尼较为均衡（注：泰国的吉尼系数在1992、1994和分别为0.5313、0.5179、0.5114；马来西亚的吉尼系数在1989、1995和19分别为0.484、0.462、0.467；印尼19的吉尼系数为0.365。）。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点：(1)国内低投资率。这是因为国内储蓄率和生产率都比较低。菲律宾经济年均增长率较低并伴随着“高涨―崩溃”反复循环经济发展周期的特点。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下等收入国家。(2)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极其不公致使农业发展滞缓。工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尤以制造业为甚。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明显滞后。(3)贸易与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与赤字状态。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劳务收入和外国贷款弥补。(4)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其贫困。
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1)经济增长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建立在工农业快速稳步发展、投资与出口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上。人均gnp水平虽然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2)部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改变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畸形经济结构，建立了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部门经济结构。越南则逐渐地发展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3)贸易和资本的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2%，1990年至1995年为12.8%。同期，越南为7.1%和8.3%。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两倍。例如19中国的人均gdp为780美元，越南仅为370美元。部门经济结构变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越南在革新开放以前长期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个农业国。两国的对外平衡能力大相径庭。中国的贸易往来栏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则长年赢余，国际储备长年保持充裕。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通常赤字，经济的外部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从人均预期寿命、医疗卫生与营养、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等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明显高于越南。中国的收入分配指标低于越南。例如19的吉尼系数中国为0.403，越南为0.361（注：世界银行年统计数据。）。
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菲律宾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和低质量。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菲律宾政府与美国垄断资本代表勾结在一起，支配着菲律宾的政治与经济。从50年代至今，菲律宾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和政策，最后都因权贵们的抵制而被篡改或抛弃。直到90年代初，菲律宾仍然未能实现工业发展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
中国和越南政府在转型经济的过渡时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发挥了主导作用。两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在政府的统一部署之下，由政府制定方针政策、实施和管理，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强制性与诱导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两国都在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市场机制的改革，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创新驱动引领合肥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立党建工作站，融入区、镇、村三级网络体系，全面覆盖基层组织，提升党建工作的渗透力……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当地党建工作一直以“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为主线，聚焦中心工作，着力打造党建品牌，从而引领了向上向善的乡村文化，以高质量的基层党建助推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和精神动力。
近年来，吴江区深入实施“融入式党建”创新工程，以“四个融入”，即党建融入发展、融入民生、融入区域、融入群众为核心理念，着力提升全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据了解，“融入式党建”成为指导和推动吴江区各乡镇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总纲”，并获评第四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优秀案例。
吴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春良认为，党建引领发展，党建的成效要体现在发展的成果上。
【党委党建范文】二。
近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主办的曜阳“智慧党建”启动仪式在杭州富春江曜阳国际老年公寓举行。活动现场，老年公寓的党员以一首《再唱山歌给党听》的合唱，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的新风貌。
近年来，我国民营养老机构迅猛发展。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我国已经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达2.8万余家，民营养老机构1.25万余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江丹认为，加强党建工作是引领民营养老机构稳步发展的重要保证，开展智慧党建工作，不只是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更是从实际出发，解决百姓生活中切实存在的问题。
“智慧党建即结合传统党建工作和互联网理念，采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将党建管理、组织生活、学习教育、互动交流等元素整合的信息管理平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吴昂坪介绍，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党建学习培训理念和管理方式，主要体现在：通过统一规范的数据采集标准，建立对区域资源发挥引导、整合作用的党建大数据;集“信息发布、理论宣传、在线学习、交流互动、党务活动”五大类功能，“移动党校、智能党务、组织管理”三大类业务服务于一体的手机党建移动社区;构建自上而下网络学习体系的移动党校，以及智能党务和组织管理。
在如何实现、落实养老机构党建工作上，发展中心不断探索，创建了“曜阳联盟党建”品牌，并联合湖南省红十字会在湖南做好以长沙青松老年公寓为示范的“曜阳养老联盟”党建试点工作，推广和完善曜阳党建“5+x”标准化工作模式。“5”即班子建设好、党员队伍好、基础保障好、作用发挥好、综合评价好，“x”即基层的特色工作，为推动社会养老组织党的建设探索新的实施路径，形成基层党建工作先进典型和特色品牌。
为落实“5+x”标准化工作模式，发展中心采取了四步走措施。第一步是摸清底数情况，按照属地管辖原则，湖南省各级红十字会联合辖区街道(乡镇)，全面摸清红十字会重点支持和加入“曜阳养老联盟”的279家养老机构名称、地址、负责人、职工人数等基本情况，以及党组织和党员信息等党建工作基本情况，建立工作台账。第二步是根据养老机构基本情况，对照“5+x”的建设标准，逐一形成党建工作指导方案。第三步是开展入住老党员、员工党员、志愿者党员的分类管理，促进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最后一步是将示范点建设推进中形成的经验做法及时总结梳理，形成标准化的党建工作模式，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直属实体单位和全国的红十字养老联盟成员单位推广。
同时，发展中心设立了“五个一工程”的工作目标——建1个曜阳联盟党建信息网，每年新增10个基层党支部，实现100家养老机构党组织和党员网上工作互动，推选1000名优秀党员，为所辖养老机构及老人做10000件好事。目前，已有500家养老机构可通过由事业发展中心根据“两新”组织的党建特点搭建的曜阳联盟党建信息网实现信息互通。
事业发展中心党建专干汪亮说，事业发展中心正在按照“党建工作引领养老服务”的工作思路，把党在新社会组织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通过思想认识、组织保障、制度措施和工作融合“四到位”，确保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两个覆盖”。
为尽快实现“两个覆盖”目标，推动党组织建设和党建工作落地生根，事业发展中心成立了专门机构，明确专职党务工作者，指导建立合作关系的养老机构开展党建工作。把党建工作纳入业务申报和工作考核之中，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失能老人养老服务项目”的评审过程中，将党建工作作为评审的重要指标。提出“规定动作做到位，特色工作出特色”的工作要求，明确“支部党建抓品质，曜阳党建抓品牌”的工作任务，制定《事业发展中心党建工作三十条》。目前，全国有近4000家养老机构与曜阳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养老从业人员总数达10万人。其中，员工党员和入住养老机构老人中的党员总数达1万余人。
【党委党建范文】三。
“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不断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前不久，恒威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宋宝书在讲党课时说。
恒威律师事务所党支部是河北文安县社会组织中较早单独组建成立的党支部之一。近年来，该律所坚持强主体、抓队伍、谋服务，用心向社会传递党的“好声音”。
书记“带好头”党员“跟好队”
宋宝书，一位入职35年的资深律师，也是一位拥有43年党龄的老党员，自担任律所党支部书记起，便时常提醒自己，“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履行好党建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他主张设立“制度+学习+实践效果”的党建工作平台，按照有场所、有设施、有标志、有党旗、有书报、有制度、有记录、有党员活动与实践结果的“八个有”标准，打造活动阵地，强化制度规范，组织学习教育，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是党员就对群众有着天然的深厚感情，凡事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宋宝书说。代理进城务工农民杜某追索劳动报酬案件时，得知农民工交不出诉讼担保金，宋宝书瞒着家人将私人房产抵押，替农民工做了诉讼保全担保。
邹一硕是该律所新入党的律师。在谈到入党动机时，她颇为感慨：“是宋老师坚定了我的入党决心，当我看到年过花甲的他，依然不忘初心，竭尽所能为群众争取应得利益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像宋老师一样的共产党员。”
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无疑是检验一个党员党性的“试金石”。为农民工讨回薪酬、为企业投资人追回欠款、为伤残军人追享工伤保险，近两年来，律所受理了40余起急难案件。苏桥镇善来营村伤残军人王某说：“他们都是好样儿的，为我的案子没少费心，哪怕得知县法院审理后‘未确认劳动关系’这个结果，依然不放弃，想尽法子调取证据为我上诉。如今我能享受到工伤保险，多亏了这些大恩人，他们不愧是好党员。”
活动日中“服好务”
走进恒威律师事务所党员活动室，一块块图文并茂的红色展牌夺人眼球。宋宝书介绍，这是律所组织党员活动的缩影。
自成立党组织以来，恒威律师事务所坚持以过好“党员活动日”为纽带和桥梁，在搭建平台、参与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工作覆盖落实，同时带动引导全所党员律师积极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履行好担负的社会责任。
自20至今，律所党支部带领全体党员律师分别到文安镇、滩里镇、德归镇、大柳河镇、新镇镇组织开展“为乡村、民营企业、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送法下乡”等公益活动12次。活动现场，他们身穿律师袍，佩戴党徽，细致耐心地为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并为有需要的群众免费代写法律文书。一位81岁的老太太询问了女儿去世后的继承问题，在听过律师们的一一解答后，她激动地说：“我女儿走了7年了，今天才明白怎么维护我和外孙子的合法权益，感谢这些党员律师。”
【党委党建范文】四。
新疆塔城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从严加强干部监督管理要求，从强化思想教育、健全制度机制、从严选任监督、深化日常监管等四方面入手，构建起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干部管理体系。
强化思想教育，拧紧“总开关”。坚持把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依托地县党校主阵地，全覆盖式举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创新开展“思想政治建设年”“突出政治纪律、强化核心意识”等主题活动，教育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提高党性修养，切实管好“关键少数”。通过派发廉政宣传海报、开展“廉洁齐家树清风”活动、开设“廉政教育大讲堂”等，组织党员干部到反腐倡廉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观看警示教育片。
健全制度机制，织密“监督网”。制定地县党委(党组)会议议事决策规则、改进廉政监审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加强干部日常管理监督、因私出国(境)审批管理等制度措施，织密扎紧制度笼子，实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编制《干部监督政策文件选编》和《干部监督工作规范手册》，形成配套完备、规范有序、有效管用的制度规范体系。建立落实基层党建任务定期培训、阶段性工作督导提示单、县(市)委书记基层党建要情“直通车”、定期蹲点调研“四项制度”，实行全面从严治党“七个一”任务清单，坚决避免出现“肠梗阻”等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
从严选任监督，树立“风向标”。从严落实“凡提四必”，创新政治表现“必考”和小金库问题“必清”，实行“六个凡提必”考察审核机制，多角度、全方面考实考准干部，有效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完善组织部门与执纪执法部门定期沟通联系制度，建立干部基础信息台账，及时了解掌握干部举报、查核情况和处理结果，为选准用好干部提供依据。对选人用人工作经常性督导检查，结合巡察开展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和违规选人用人问题专项检查，发现问题，提出整改建议，抓好问责整改，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得到有力整治。
深化日常监管，打好“预防针”。针对干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加大函询、提醒、诫勉力度，防微杜渐，纠偏纠错。坚持谈心谈话经常化，地县组织部门部务会成员分片分口联系县市、乡镇和单位，创新调研式访谈、“双向约谈”等多种方式，听取和收集意见建议，及时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加强纪律规矩教育。建立建议、审批、实施、问效“四步”规程，拓宽问题信息“扫描面”，对信访举报反映、干部考核考察、个人有关事项查核、经济责任审计、干部档案审核等多点位信息综合研判。
【党委党建范文】五。
如何确保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等“小个专”党建无盲点?如何解决离退休党员单位管不好、社区管不了的问题?如何破解城市各领域党组织条块分割、互不隶属、各行其是的难题?今年以来，运城市盐湖区在“三基建设”中，积极开展社区“大党委”试点，通过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整合各领域党组织和党员，实现党组织全覆盖，让党的建设迸发活力。
盐湖区地处运城市中心城区，共有112个社区。多年来，各领域党组织联而不动，党建工作与服务群众无法形成合力。为此，盐湖区主动在学苑社区、潞村社区、广场社区、解放路社区试点“大党委”建设，通过构建“党建联创、公益联办、服务联做、成果联享”的“四联”机制，构建区域化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
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是“大党委”的基础。盐湖区委首先从垂直管理单位、市直机关、区直机关党组织中选拔了23名熟悉法律法规、善做群众工作的业务骨干充实到“大党委”班子，使社区党组织班子由3人增加到8-9人，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力量。还在社区“大党委”下辖设置了社区居民党支部、离退休干部党支部、驻区单位党组织、非公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在职党员小组。其中，社区居民党支部对“小个专”党员进行兜底，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接收机关企业退休党员，在职党员小组将辖区内所有党员纳入社区“大党委”管理，增强党员的属地归属感，提高共同服务社区居民的主动意识和行动自觉。目前，4个试点社区“大党委”的居民党支部已把164名“流动”党员纳入管理;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把79名离退休党员纳入管理;垂直管理单位、市直机关、区直机关49个党组织名党员，非公企业20个党组织158名党员，660名在职党员到社区“大党委”报到。
社区“大党委”让辖区各党组织成为离群众最近的“贴心人”。在环境卫生整治、矛盾调处化解、安全隐患排查等众多工作中，“大党委”用高效的作风、精细化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党员群众的信任。如今，各社区“小个专”中的“流动党员”纷纷亮身份，37名党员主动报到。有23名“小个专”优秀人员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学苑社区个体户党员周鹏程在日常经营中时时戴党徽，处处亮身份，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辖区345家经营户诚信经营、照章纳税，被推选为社区“大党委”委员。解放路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每月11日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57名党员主动参与社区活动，真正做到了退而不休为民服务的激情。
盐湖区社区“大党委”的建设试点，为创新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盐湖区委书记王吉敏说，在“三基建设”中，我们要当好改革“先锋”，积极创新体制机制，全力构建以社区“大党委”为核心，辖区内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党建新格局，为加强城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民营经济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本文欲对其作一番比较。
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五种模式，即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和三城（海城、兴城、诸城）模式。在发展过程中，这五种模式呈现出不同的形成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模式形成的时间的不同。
从五种模式的形成时间看，苏南模式的形成时间最早，苏南模式的雏形产生在计划经济时代，从1953年-1978年，苏南农村工业就有了一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到8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是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改革开放后，温州农民在缺乏国家投资、没有城市辐射、集体经济薄弱的条件下，以农村家庭企业的发展和扩张，一举打破了“政府本位”的经济格局，率先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推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形成了以个私经济为基础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珠江模式的形成得益于国家的开放政策，8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以东莞、宝安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东部地区成了香港加工业的外迁地，“三来一补”成为其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凭借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及国家优惠政策倾斜的优势，很快就形成了举世瞩目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模式”（简称为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则是在80年代中期以电子一条街出现为特征的，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就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随着四通公司、联想公司等公司的相继成立，中关村已经形成了我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群体。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标志着“以中关村模式”为代表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这五种模式中，三城模式的形成可谓最晚，三城模式是山东的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和兴城模式的总称，是我国90年代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革改制的典型模式，三城模式中最早出现的以股份合作制改造为特征的诸城模式也是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到来的1992年至1994年中形成的，而以私营独资企业为主要改制方向的海城模式和以私营合伙企业为主要改制方向的兴城模式则相继形成于1993-间和-间。
2、民营经济形成基础的不同。
乡镇企业能首先在苏南地区异军突起，从而形成“苏南模式”，是因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区位环境和历史传统。苏南农村紧靠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同时，因为距市场中心较近，运输成本较低，产业和产品选择范围较大。这为苏南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而温州的区位条件是远逊于苏南地区。位于浙江东南山区的温州地区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和全国性市场中心，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较高；人多地少，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温州农村的社队工业也有所发展，但它最终不能走上苏南那样以发展农村集体工业为主的道路。但温州有从事家庭手工业历史传统，温州人在计划经济时期处于生活的压力而形成了走南闯北寻找生机的习俗，使得温州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走上了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的道路。由于外部环境的限制，温州乡镇企业在发展非农产业中，选择了较早放开并实行市场调节的日用小商品为主导产业，小商品的产值大约占了乡镇企业产值的七成左右，从而形成别具特色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
“珠江模式”的形成，其社会条件与苏南和温州又不同。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境内铁路、公路、水路交通非常方便。全区有华侨250多万人，港澳同胞278万人，这些独特的优势，为吸收外来信息、技术、资金、设备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乡镇企业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企业来看，港澳地区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在引进外资构成中，港澳资本占绝大部分，小部分是华侨和国际资本。珠江三角洲了解国外信息，引进各种技术设备等也主要通过港澳地区。通过大量的经济往来，联办企业等为三角洲地区的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引进新技术设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苏南、温州和珠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都是脱胎于农村乡镇企业，走的是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它们的差异在于工业化的方式不同。而中关村模式则是依靠中国科研的最高殿堂――中科院及著名高等学府的雄厚的研究力量，以中关村的核心――电子一条街为例，全长不过几公里的一条街，沿途却聚集着30多所大学、80多所研究院所，荟萃着45000多名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其智力密集度之高可想而知。80年代初，中关村的一批科技人员通过“下海”创办科技企业的方式，以经营贸易和计算机应用开发与集成服务起步，带动研究与开发，实现了技术、管理和市场三大要素的有机结合，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到1987年，中关村具有法人资格的民营科技企业148家，其中从业人员3800多名，工业产值2.2亿元，营业额超过9亿元。
作为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民营化改制的三城模式，产生在改革开放的90年代。90年代正是中国深化改革时期，一方面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日益恶化，企业机制不活、效益低下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改制在所必然，尤其是国有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对其改制改革，不仅仅是国有中小企业的自身问题，而且为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进行试验、创造条件。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抓大放小”战略，使得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进入了一个全面展开的阶段。根据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指示，各地对国有小企业的改革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20几种形式，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三城模式。
3、企业制度特征的不同。
苏南模式是典型的乡镇集体企业发展模式，苏南的大部分乡镇企业的创业资本源自农村社区范围内的集体投入，其所有制的基础属性便是以农村社区政府为代表的集体经济。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当时的中小企业相当部分是村办企业，因此，与城镇集体企业不同的是，苏南很多镇村两级党政组织及其代理人，既是乡镇企业的行政领导，又是集体资产的代表，其结果往往导致出现产权不明、政企不分、“内部人控制”等一系列问题。
而温州的民营企业是从个私经济发展起来的，私人独资企业是主要的制度形式，不仅个体企业、私营企业是独资企业，很多股份合作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实质上也是私人或家庭独资的，另外一部分企业则为私人共同出资的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有限责任公司。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产权清晰、机制灵活。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镇企业是通过对外开放而获得迅速发展的，因此，“珠三角”的乡镇企业的外向度很高，从最初的“三来一补”企业到大规。
模利用港澳资本建立“三资”企业，使得乡镇企业在引进外部资本的同时，也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因此，80年代的“珠三角”乡镇企业的企业管理制度建设要比苏南乡镇企业和温州个私企业规范得多。到了80年代中后期，“珠三角”的许多乡镇企业已通过内外开放，大量吸收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以组建企业集团的方式，走规模经济的道路。而温州民营企业大规模的集团化直到90年代中期才掀起高潮。
中关村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在成立之初，往往挂靠在某些政府机构的名下（俗称“红帽子”），或以官办的面孔出现，但无论是靠商业贷款，还是由上级单位提供创办启动资金，经营若干年后，企业的产权已面目全非，无法搞清资产的归属，企业发展越快，产权问题越突出，产权问题最终成了制约高新技术企业“难长大”的根本性原因。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企业的特点，智力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几个人在一起就能举办一个公司，往往凭一时之激情办的公司，由于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和规范的管理制度的制约，企业创业时尚能志同道合，但稍有起色便分家，甚至于公堂相见。
三城模式是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的典型模式，因而所形成的民营企业具有鲜明的改制企业的特征，即企业制度仍然带有原有的企业制度的`烙印，换句话说，三城模式的民营企业的民营化是不彻底的。虽然表面上看，企业的产权已经清晰到了个人（如诸城大部分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为全员持股的股份合作制形式，海城则出售给了个人，兴城出售给少数几个人），但是企业制度并不完善。
4、政府作用的不同。
从这五种模式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来看，都与地方政府有着一定的关系。从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密切程度来看，温州模式是最弱的，这是因为：温州的经济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温州的民营企业都是由个私经济发展起来的，从属于私有制范畴。温州模式不但不能得到首肯，政府开始基本以“无为”管理的方式对待这一经济形态，政府早期的“无为”管理主要是既缺乏扶植能力、又无市场经济经验导致，而后来的“无为”则是温州市政府自觉形成的无为状态，尽量少干预经济。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无为”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为“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形成发展，进而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先驱，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缓冲和保护作用，降低了民营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风险。
苏南模式发展初期的大部分乡镇企业是由乡镇政府，或者利用原有的集体积累，或者利用政府的动员力量，或者由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兴办的。因此，经济学家把苏南模式看成是“政府推动”的模式。虽然政府的干预使得苏南乡镇企业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策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买方市场的出现）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人们对苏南模式开始提出了疑问。
珠三角的乡镇企业从一开始也是由乡镇政府参与或支持创办的，但也苏南的乡镇企业不同的是，珠三角的乡镇政府在乡镇企业起步后，就开始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利润承包责任制”等，尽量弱化对乡镇企业的直接干预，而将主要的财力用于发展交通、能源、通讯、教育等基础产业上，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因此，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和作用来看，苏南模式是“强政府”，而温州模式是“弱政府”，珠江模式则介于两者之间。
中关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虽然大部分都存在着产权不清的问题，与国家及地方政府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科技园区中均设有管委会，且管委会中行政部门林立，使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趋向于准行政区域式的管理。但中关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基本上是自发的，在经营机制上仍然是比较灵活的，并没有受到政府的很大的干预。
三城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模式，从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到股份合作制、合伙制和个人业主制的民营企业制度形式的转变，时间之短（每个城市都只有2-3年时间）、改制面之广（几乎90%以上的国有集体中小企业及部分乡镇集体企业），没有政府的强制型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在企业改制以后，原来的政府主管部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产生干预和影响。从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最强的是三城模式，苏南模式次之，其余依次是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最弱的则是温州模式。
1、自我终结的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作为有中国特色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所产生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苏南模式的局限性，实质上就是集体经济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企业产权不明、政企不分、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随着社会大背景的改变，苏南模式的内在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实践证明，苏南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到90年代中后期，苏南地区已“痛失全国领先地位”。从19开始，苏南各地相继二次进行了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的改革工作，改制的核心是产权的集中化，将所有制权集中于经营者个人或少数经营层，最终彻底地明晰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基本上把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从企业撤出来，这样就从而意味着苏南模式自然而然走到了“终结”。
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崛起以及港澳的回归，珠江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一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外资比重偏高，在出口结构上，一般贸易出口额比重偏低，而加工贸易出口额比重偏高，出口贸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原材料，为外方加工成产品，再出口到海外，而广东的民营中小企业从中赚取较少的加工费。虽然加工贸易对于珠江三角洲经济贡献突出，但从长期的发展角度来看，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企业资本多元化的今天，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正是通过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的品牌，而实实在在地扩大了出口额，与珠三角民营企业形成鲜明的对比。二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外向程度很高，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如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对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影响不能低估。三是大量的在加工制造末端的民营企业拥挤在一个狭小的行业中，在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就进入了恶性的循环之中。
3、寻求变革的中关村模式。
在经济过热的1992-1993年两年外，企业“死亡率”和“出生率”都维持较低水平。换言之，中关村大多数企业处于既“长”不大也“死”不了的维持状态。1994年我国《公司法》颁布时，中关村已有4229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发展越快，产权问题越突出，产权问题最终成了制约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难长大”的根本性原因。
4、困惑中探索的三城模式。
“三城模式”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改制后的企业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时间吸引了全国众多国有集体中小企业学习推广。但不久，由于“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诸城模式――企业资产以基本均等的方式卖给企业的所有职工，但导致了“小锅饭”，在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以后，职工失去了企业改制初期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现象开始出现；海城模式――企业资产整个卖给个别经营者，企业制度改变了，但职工的观念没有及时转变，尤其是当企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时，经营者作为企业的所有者的财富骤然膨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使企业职工大为不满，原来作为国有集体职工的那种优越感使得他们对企业经营者产生了抵触情绪，劳资对立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行效率；兴城模式――企业资产卖给了少数几个经营者实行合伙经营，但由于合伙企业的局限性，企业规模往往难以做大。为了解决改革前未曾料到的矛盾，三城最后都放弃了自己的模式，向其他模式转变：诸城向海城转轨，想把分散在职工手中的资本集中给个别经营者，以期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推动企业的成长壮大；海城向兴城转轨，为了克服单个资本的种种弊端，在职工还没有购股热情的情况下，把“兴城模式”作为过渡选择；兴城向诸城转轨，因为职工意识到造成自己与经营者财富悬殊的原因是由于自己没有股权，要求拥有股份的愿望强烈。这就是被理论界称为“三城模式转磨之迷”。
5、走出温州的温州模式。
温州的民营经济经历了从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农村家庭工业，到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股份合作制经济，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长期困扰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姓资姓社”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温州的民营企业得到了正名，民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的轨道。在产权制度上，单元化的资本结构开始走向多元化；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始大量向股份制企业转变，并形成了上百个以专业化分工为主线的民营企业集团；在企业的经营模式上，逐渐摆脱传统的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的小商品发展模式，走上了品牌化经营和资本经营的综合发展道路；以农村经济能人为主体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普通提高了素质，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温州民营企业发展的这些新特征，被理论界称之为“新温州模式”。事实上，“新温州模式”的提出，并不是对温州模式的否定，而是对温州模式的发展趋势的展望。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民营经济的各种发展模式相继陷入困境或出现裂变的同时，温州经济强大的活力依旧，温州模式已再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无论是温州模式，还是“新温州模式”，都表明了在这个远离大都市的沿海中等城市，确确实实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不仅如此，温州模式还出于不断的扩展之中。温州模式已出于一种发射的状态，从温州向浙南地区，向浙江全省以及全国扩散。“温台模式”、“浙江模式”都是从温州模式中演绎出来的。
三、民营企业发展模式变化的启示。
1、产权制度创新是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
从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模式来看，凡是产权明晰的，如温州模式，发展就充满活力；而产权结构存在着不清晰或不完全清晰的，如苏南模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困惑而停滞不前，甚至于出现衰落，最终到了“终结”的地步；同样，中关村民营高科技企业的长不大，也是产权制度的制约所致。因此，发展民营经济，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民营经济，这个问题模糊有的话，就容易搞出些似是而非的类型来。近年来，随着我国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已逐渐受到动摇，这使得很多人感到了疑惑，说发展民营经济有问题，但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确实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凡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国民经济就发展得好，老百姓生活就富裕，国有集体企业下岗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当前，理论界对“民营经济”一种比较普遍的理解，认为“民营经济”是相对于“官营经济”而言的，按照这个理解，民营经济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在内，这样，似乎提“发展民营经济”就不会与传统的所有制观念相抵触了。可惜的是，从各地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实践来看，凡是产权不清晰的所谓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最终都陷入了困境，无论是乡镇集体企业、城乡股份合作制企业，还是承包、租赁等国有民营的经营方式，以及以人力资本为主的民营科技企业，虽然在创立或改制后一段时间内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其产权不清，归属不明，无法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因此，从我国的现实出发，发展民营经济，必须首先要解决产权制度问题，对于改制的民营企业，其产权必须明晰到个人，以充分发挥个人对其财产看护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进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在此基础上，国家或集体可以在发展潜力良好的民营企业中适当参股（但不控股），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2、大力培植民间经济的基础是实施民营化的根本保证。
和发展，不仅使温州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使得温州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得以顺利进行，近几年，温州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相当顺利，得益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当前，民营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投向就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参与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出资进行兼并、收购，将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民营化的进程。
3、民营企业应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随着时代的变迁，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短缺经济已经过去，遍地是机会、到处是商机，依靠胆子大就能获取暴利的民营企业最好的资本积累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市场竞争开始加剧，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微利时期。在这个阶段，民营企业不再是简单地有了资金和设备，有了场地和人员，就能在市场上取得立足之地，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表现为企业综合素质的竞争。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民营企业还将面临着与国际大公司大集团的国际化竞争。从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来看，民营企业的发展战略上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即大量的企业拥挤在一个狭小的行业中，在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就进入了恶性的循环之中。珠江模式面临的发展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因此，民营企业必须摆脱产业发展路径依赖的局限性，及时从传统的产业领域转移出来，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于继续留在传统领域的企业，也必须改变原来的以加工为主的经营模式，加大研究开发投入，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努力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从根本上改变低层次的竞争格局。这对于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启示。
从温州的民营企业发展来看，同样存在着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从知识化和全球化的程度看，温州远不如珠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温州的优势在于体制创新。但由于温州的民营企业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其技术化程度的要求要低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因此，在这些行业中，温州产品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市场竞争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温州模式”也进入制度、技术、市场和产品的全面创新阶段，民营企业开始向规模化、公司制和品牌经营迈进，逐渐使企业摆脱原来的家庭作坊式的低、小、散状态，“新温州模式”的提出，正是这种变化过程中的一个描绘，它是温州民营企业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一个过程。从温州模式到“新温州模式”，表明了民营企业的发展除了要做好制度的文章外，还要重视企业内在的素质，也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企业的素质提高了，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的要求。
作者：谢健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经济新常态下绿色服务业发展模式研究论文
摘要：在我国酒店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为了培养适合现代酒店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中职学校要不断探索既能满足中职学校教育培养目标，又能符合学生自身发展的要求，并且能够满足酒店管理的市场需求，最终形成学校、酒店和学生三位一体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笔者通过市场调研等形式，收集到第一手资料，并以此来分析政策背景下中职酒店管理专业未来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中职;酒店管理;发展思考。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型活动在我国举行，我国酒店业发展迅速。截止到，全国共有旅游星级饭店13000多家，其中五星级酒店800多家，可以看出酒店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同时，酒店业也是一个受各种因素影响大，具有不可捉摸性的特殊行业。在中央“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的“威慑”下，多地高星级酒店出现人气急剧缩水的现象。肩负着为酒店培养中高级技能人才的中职学校酒店管理专业将何去何从？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进行了市场走访和调研。
1专业发展面临的现状和机遇。
1.1国内情况。
随着公款消费的日渐减少“，大众消费”成为许多星级酒店争取的目标。降价促销一系列“接地气”的活动推陈出新，此起彼伏。降低消费门槛，调整销售方向，改变营销模式，这也意味着让更多消费者可以用相对低廉的价格去体验真正的高端服务，这是酒店业真正“接了地气”，为专业发展培植出真正可靠的土壤。
1.2区域情况。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表达了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杭州这座美丽城市的由衷赞美；她以“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自然风光吸引天下众生，是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杭州启动实施了“旅游国际化”发展战略，加快了从国内旅游“一条腿走路”向国内和入境旅游“双拐齐下”的转变，打造具有独树一帜的“国际范儿”；打造“东方休闲之都”、建设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也是杭州旅游发展的终极目标。作为旅游的'三大支柱产业，酒店业也同样面临着更多的发展机遇。
1.3世赛机遇。
208月，当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的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在巴西圣保罗举行。中国代表团第一次派选手参加餐厅服务项目的角逐。这个项目注重对比赛选手在服务意识的主动性、服务技巧的灵活性、菜肴的现场装饰能力、审美能力以及英语交流的流畅性等的综合考核，需要选手不光只是“服务员”，还得是“品酒师”“调酒师”甚至是“厨师”，体现了餐饮专业的多面性。
2酒店管理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市场环境影响。
酒店业的生意受政策的影响虽然有所缩水，但就业形势依然火爆。就拿各类中职学校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实习情况看，从启动实习工作开始一个月内，所有的实习生几乎都被哄抢一空，更多的酒店还源源不断地抛出橄榄枝，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供求矛盾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1)受吃“青春饭”等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从业人员的从业持久性不够；(2)独生子女富养导致不愿从事伺候人的工作；(3)酒店从业人员的职业预期和现实之间存在矛盾；(4)酒店收入预期和现实之间存在矛盾；(5)专业技能含金量缺乏从业吸引力。
2.2中职教学内部因素。
(1)学生专业学习愿望不强。中职学校的生源素质总体不是很高。很多学生只是服从家长的意愿而被动地选择酒店管理专业，专业学习的愿望不强，盲目性比较明显。(2)学生对专业认知有偏差。当前很多开设酒店管理专业的中职学校存在专业投入较“吝啬”，实训场地简陋，实训设施设备陈旧，这无形中使专业“含金量”比较低，从而造成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和实际专业定位之间有较大偏差。(3)学生对就业期望值过高。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只看重“管理”而忽略了以“服务”为前提，造成对专业期望值过高，未能清晰地进行职业定位。
3酒店管理专业发展的途径。
职业教育正从专业定向教育向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转变。作为国家旅游城市的酒店专业该如何发展？答案是要始终围绕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坚持高端酒店服务人才的培养，同时拓宽专业建设新内容，加强例如文化创意、会展服务、旅游从业和休闲产业等专业的内涵比重，做到固本扩面，扩大优势，最终实现让每个学生有技能、就好业、能担当，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结合目前酒店业发展的现状，我们在巩固现有专业的基础上，通过专业改造的办法进行专业拓展和层次的提升。专业改造分为嫁接与提升。
3.1嫁接。
我们逐步调整和完善酒店管理专业教学计划，保留酒店管理方向主干课程，整合服务、管理的课程，增设适合酒店管理就业方向的西餐管理、营销、会展等，拓展调酒、品酒、茶艺等技能的培养力度，以达到宽基础、活模块，使学生具有更宽的知识与技能面。
3.2提升。
就业并非是学生学习的终点，而是学生后续学习的一个起点。在巩固已有的酒店管理中、高级工班的基础上，在职业能力水平上提升至技师层面，增加旅游创意和会展的研修方向。既达到专业层次提升的目的，同时培养学生具有更多把握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引导学生走创业化道路。
4专业建设建议。
4.1师资队伍建设。
充分考虑专业群的布局，以完成教师能力建设为目标、以师德师风建设、专业梯队建设、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为主要内容，以专业带头人为核心，以动态组合、校企合作为组织模式，形成一支以专业带头人及学术骨干为首，专业教师为主、行业专家为支撑的年龄、职称、能力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两条腿走路“。请进来”，是采用引进院校毕业生、聘请行业、借用本校其他专业有余师资相结合的方式补充教师队伍“；走出去”是采用外送培训的方式，提高现有教师在新拓专业方向上的能力。
4.2建立专业群。
保留酒店管理专业开设的礼节礼貌、前厅、客房、餐饮等传统专业课程以不变应万变；整合服务类和管理类课程，拓宽旅游英语口语、调酒、品酒、茶艺等的培养力度，在技师段增设中西餐管理、导游、会展等方向的研修路径。另外，为培养学生自主创业的能力，考虑增设就业和创业教育课程，向学生传授创业知识，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创业心理素质和创业能力，逐步完成知识型到技能型，再到创业型的培养方向。
4.3实习场地建设。
在已有的酒店管理专业的实训场地的基础上，考虑扩大西餐实训场地和设备投入，增设文化创意、会展服务、导游等方向的技能研修场地；可以通过对现有实训室的升级改造完善，还可以借力校外实训基地的合作条件，最终拥有具有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研发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实训基地，使学生在专业学习时就可以接触行业领先、国际一流的工作模式，真正实现产教融合。
4.4校企合作。
本着专业衔接的原则，学校可以积极拓展本地乃至全国高星级酒店建立校外实习基地，注重合作内容的拓展和延伸，并根据合作关系的紧密度有针对性地开展实训合作。在进一步完善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的同时，增加高档西餐厅、旅行社、会展甚至个性化民宿等实训单位并逐步建立实训基地；探索境外高层次校外实习单位，将境外实习、境外就业逐步培育成为本专业办学的亮点。
4.5人才培养模式。
坚持以生为本、教师为体的原则，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在校内学习阶段构建四段式交互成长型人才培养模式。即通过入学第一学期的职业认知阶段了解自己将来从事的酒店职业，通过基本技能训练阶段(主要是中级工段)掌握从事酒店服务工作的技能技巧，通过管理训练阶段(主要是高级工段)掌握酒店相关部门运行管理程序以及旅行社业务、会展设计、电子商务运营等模块，通过职业发展阶段(主要是技师段)使学生能具备把握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能力，提升中西餐管理、导游、会展、文化创意等，培养学生自主创业的能力。通过借助校内外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展实训活动贯穿始终，实现人才的交互成长，充分体现专业与产业相结合，学院与企业相结合，使学生做到“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达到学习即工作，工作即学习”的效果。最后一年通过企业顶岗实习及毕业就业检验人才培养效果。
5结语。
改革和创新中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迫在眉睫。我们应该不断创新与开拓，在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上既注重酒店管理理论的学习，又要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中职院校的酒店管理专业教育方面形成一定的特色与规模，以满足酒店业对人才的需求。
作者:高静单位: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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